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四年的惨烈杀戮和破坏，终於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以签署"凡尔赛和约"而结束。战胜一方的协约国在和约中表现的态度是报复的心态浓於修和的精神，所以，"凡尔赛和约"非但没有解决和消除战争的仇恨，反而为日後一场更可怕的灾祸埋下了火种。

意大利虽然是战胜国之一，但是战争的结束没有给它带来它所期望的，而且战後经济萧条，社会动乱不安，共产主义有乘虚而入之势，於是法西斯主义应运而生，给未来的世界埋下了祸源。

即使战胜的意大利都无法平安地过战後重建的日子，更何况战败和负债累累的德国。於是一种反抗的强烈民族意识逐渐在德国人民中形成共识，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千千万万被失业和贫穷所困的人是不难结成一股洪流，矢志为打破困境而效命的。

一九二Ｏ年一位原籍奥地利的德国年青军官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加入了德国极右派的"德国工人党"。因着他的加入，这个政党便改名为"德国工人国家社会党"，简称为"国社党"（PARTITO NAZISTA），也就是通称的纳粹党（PARTITO NAZISTA）。这个政党一直都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之所以战败归咎於外在因素，这些因素就是犹太人，社会党人，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

一九二五年，希特勒写了一本书，名叫"我的奋斗"（MEIN KAMPH），他以这本书作为纳粹党的思想和行动纲领。书中大肆宣传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基督信仰的思想。这种思想一传开，便受到德国主教们广泛的谴责，他们声明说：「一位基督信徒不能是个纳粹党人」。但是处在经济危机中的德国对天主教主教们的警诫能听入几分是很有疑问的，何况天主教徒在德国必竟不是大多数，也因此，希特勒对主教们的谴责不太在意。

一九叁叁年一月希特勒被德国总统兴登堡（HINDENBURG）任命为总理，次年，兴登堡去世，希特勒进一步接掌国家元首职务，集党、政、军大权於一身，俨然以日耳曼民族救星的姿态出现在国人眼前。面对这样的时代强人和时代局势，德国天主教徒实在不愿意因为反对希特勒的政治思想，而被其他占多数的非天主教徒视为不好的国民。另一方面，当时的天主教徒也实在没有选择，因为他们更害怕共产党，权衡之下，可能纳粹党的害处比较小，而且纳粹党的产生也在某种目的上是为打击共产党的。於是，天主教徒中的保守份子都开始接受希特勒。

至於希特勒，他之所以能够在选举中得胜，掌握政权，是得力於"天主教中间党"选票的支持，因为单靠纳粹党他无法获得超过半数的国会席位。为了酬谢和安抚天主教人士，希特勒找了天主教中间党一位保守人士冯巴本（FRANZ VON PAPEN, 1879-1969）担任副总理，并在掌握政权後不久，便与梵蒂冈展开商谈，终於在一九叁叁年七月二十日签署德国与梵蒂冈协定。

其实，梵蒂冈对希特勒并不存有幻想，但是签署协定总比拒人千里之外更好，而且德国天主教会面对纳粹政府总有些法律条约上的依赖。果不出所料，协定签署不久，希特勒便取消国内一切政党和工会组织。几个星期後，天主教中间党也勉为其难地结束活动，主教们也废除了先前对纳粹党的禁令。

从表面看，德国与梵蒂冈签署的协定对天主教似乎很有利，事实上协定的内容非常模棱两可。德国天主教以为有了协定，便可高枕无忧，即使出了问题，也有协定可凭。然而，协定对天主教所产生的却是一种催眠作用，让天主教徒的良知失去作用。难怪後来有些天主教徒埋怨说：「这项协定把我们给腰斩了」。的确，天主教的各种组织运动接二连叁地被解散了，对神职界造谣诽谤的话也此起彼落了，种族歧视的行动开始扩散。我们也不能否认，德国某些天主教徒是反对犹太人的。不过，一般而论，自从纳粹主义诞生之际，德国的基督信徒，不论是天主教徒或誓反教徒，都抱着不闻不问，不知可否的消极态度，等到灾难临头才恍然大悟。

一九叁四年，在瑞士誓反教神学家卡尔．巴尔特（KARL BARTH, 1886-1968）和德国牧师神学家马丁．尼默勒（MARTIN NIEMOLLER, 1892-1984）的启发之下，德国一些誓反教徒秘密地在伍珀塔尔（WUPPERTAL）成立一个名叫"忏悔的教会"（CHIESA CONFESSANTE），发表一篇反抗纳粹主义的"信经"。这个团体的人数不多，但其中有很多人成了纳粹党的牺牲者，最有名的便是神学家迪特里希．朋谔斐尔（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他在一九四五年被纳粹党绞死。他的着作在死後出版，对後人有重大影响，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狱中书简"（LETTERS FROM PRISON）。

一九叁六年十二月一日，纳粹德国颁布法律，规定全国青少年，除了家庭及学校的教育外，无论在物质、精神或道德上，都必须按照纳粹党的精神，接受希特勒式的青年教育。这项法律一出，罗马庇护十一世教宗实在无法忍受，於是开始撰写一道天主教对纳粹主义的立场的通谕。这道名叫"极度关切"（MIT BRENNENDER SORGE）的通谕用德文写成，於一九叁七年叁月十四日署名，用避过德国警察监视的方式在德国全境传开，而且在叁月二十一日圣枝主日当天，在德国所有的天主教堂内宣读。

教宗庇护十一世在这道通谕中说：「种族或民族，国家或国家的形式，乃至权力的掌握者或人类团体的任何基本价值，这一切在现世的秩序中都占有必要和受尊敬的地位。可是如果有人把这些概念从它们应有的价值体系中取下，加以神化，当作偶像来崇拜，他便是颠覆和假造了天主所创造和所安排的秩序。…每个人拥有得自天主的权利，这些权利必须昭然存在於众人之前，不受到任何企图否认它们，废除它们或忘却它们的人的破坏。」

这道"极度关切"的通谕有一部分是由当时德国慕尼黑的总主教福尔哈伯（FAULHABER）起草的，另一部分则由当时圣座国务卿，也就是後来的庇护十二世教宗，巴切利（PACELLI）枢机主教撰稿的。通谕严厉谴责了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国家偶像崇拜，并且控告纳粹政府侵犯了它和圣座在一九叁叁年所签的协定。但是这道通谕并没能改变希特勒的态度，他已在积极地为即将来临的狂风暴雨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