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TITLE

中文聖經譯本（Chinese Versions, Versiones Sinicae）

關於聖經中文譯本，我們可以按照歷史的演變，分下列三點加以敘述：

（甲）景教聖經譯本

天主教教義，遠自唐太宗貞觀九年，即公元六三五年，已由聶斯託利異端派（Nestorianism）的阿羅本主教（Bishop Alopen），從波斯傳入了中國，起名為景教，有「教義光輝，大當受人景仰」之意。這異端教派在華凡七世紀（由六三五年正式傳入開始，時留時去，直至十四世紀末），歸奉者不少，連太宗、玄宗、代宗亦信而奉之。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年），景淨輔理主教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一六二五年在西安附近出土），凡一千九百多字，陳述天主教義大綱（該碑的複製品見諸羅馬的 Lateran Museum ）。從該碑文中，我們得知他們也傳有天主教聖經，因為碑文說耶穌「圓廿四聖有說之舊法（＝舊約），理家國於太猷」；又說在他死後「亭午昇真，經留二十七部（＝新約）」——他們用的敘利亞文聖經，是培熹托本，即簡明本（參閱「敘利亞文譯本」條）——該碑文又好像談及他們翻譯了聖經，因為碑文說：「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上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年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惣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令傳授」。此外，另一份題名尊經的景教文獻（寫作年代未詳），記錄了三十五本「大秦本教經」的名字，且說景淨「譯得以上三十部」。在這些書名中，我們念到了「多惠聖王經」（＝聖詠）及「阿思（音恩）瞿利容經」（＝Evangelium，即福音）的名字。因此，學者們有認為他們已將全部或至少局部聖經譯成中文。可是，在吐魯燔（一八八五～一九○五）及燉煌（一九○六～一九○八）出土的景教文獻中，卻沒有發現任何聖經譯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份題名世尊布施論第三（書於六四一年）的文獻中，開頭的六十二節，不外是山中聖訓（瑪6-7）的摘錄（只缺了天主經），與教會初期書於七○至九○年間的十二宗徒訓言（Didache）很類似。統觀上面所說的，我們認為：直至有新的景教文獻出土為止，我們仍未能肯定有景教的正式聖經譯本存在。關於上述的景教文獻，可參考羅香林著的唐元二代之景教，一九六六年出版。

（乙）天主教聖經譯本

十三世紀末（一二九四），方濟會士若望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 O.F.M. 1247-1328）獲准在中國傳教，領先將正統的天主教傳入中國。從他的信件中，我們得知他將聖詠及新約全書譯成了韃靼人（Tartar）通用的語言，且在禮儀中採用它來朗誦及宣講（參閱 Sinica Franciscana I, 350），只可惜這譯本早已失傳，因此學者們不能肯定他所說的「韃靼人通用的語言」是蒙古語，還是正式的漢文。

隨著元朝的滅亡（一三六八年），在明朝多位皇帝的迫難下，這初生的教會也漸漸消沉下去了。經過了近二百年的緘默，耶穌會士聖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 S.J.）才將基督的真光再次送到中國來（一五五二年），從此，中國的教會又開始一個新紀元。在這新紀元的初期，可以說沒有任何正式的中文聖經譯本，只有：一、聖經經句詮解，如利瑪竇（Matteo Ricci S.J.）的天主實義（一九九五），陽瑪諾（Emmanuel Diaz S.J.）的十誡真詮（一六四二）等；二、聖經史實描述，如龐迪我（Didacus Pantoja S.J.）的受難始末，艾儒略（Julius Aleni S.J.）的天主降生言行紀略（一六三五）等；三、局部聖經譯文，如陽瑪諾的聖經直解（一六三六），利類思（Louis Buglio S.J.）的彌撒經典（一六七○），司鐸日課（一六七四），聖母小日課（一六七六），已亡日課等。

第一本中文聖經譯本，是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巴設（J. Basset M.E.P.）的譯品，譯自拉丁通行本（參閱「拉丁文譯本」條），約譯於一七○○年，只譯了大部份新約，即四史福音會編（他也個別譯了四本福音）、使徒行傳聖保祿書信及希1 ; 其餘的經書，即希2-13、七封公函及默示錄沒有譯出（或已失傳）。譯文是簡單而通俗的白話文，其中術語有些已是定型的，今日仍採用；有些則不大清楚和欠缺準確。可惜這譯本沒有出版，現存於倫敦的 British Museum（思高聖經學會也存有一份抄本，抄於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稱為 "Sloan Manuscript" ，日後馬禮遜（Dr. Robert Morrison）在中國出版的第一本基督教中文新舊約全書（後詳）的新約部份，也脫胎於此。在香港的香港大學圖書館仍存有馬氏於一八○七年帶來的巴氏譯本的一份抄本。

第二本中文聖經譯本——也是第一本中文新舊約全書譯本——是古新聖經，由耶穌會士賀清泰（Louis De Poirot S.J）譯自拉丁通行本，大約譯於一八○○年，只缺了（也可能是失掉了）歌及大部份先知書（依、達及納則譯出），並按 Corneliusa Lapide S.J.（卒於一六三七年）的注釋本（Commentary）加上經訓。譯文簡單通俗，有時帶有北方俚語；聖詠、先知書及智慧書的譯文，屢屢不易明白；固有名詞、動植物學名及聖經術語的翻譯不一致。這譯本也沒有出版，原譯本（直至一九四九年）存於北平北堂圖書館。思高聖經學會也存有這譯本的局部攝影本（列上及列下），影於一九三六年，其他部份則於中日戰爭時被日軍焚毀。

十九世紀末，兩位國籍神父著手翻譯聖經：王多默（正名未詳）先後於一八七五及一八八三年翻譯了四福音及宗徒大事錄，同時辛方濟（正名未詳）也翻譯了四福音，可惜這些譯本沒有問世，譯文（直至一九四九年）存於上海徐家匯圖書館。一八九二年，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德雅（J. Dejean M.E.P.）出版了他翻譯的四史聖經譯註，譯文「雅」而不「信」。一八九七年耶穌會士李問漁翻譯和出版了新經全集，譯文也是很「雅」而不常「信」與「達」，尤以聖保祿書信為甚。

本世紀初（一九一三年），馬相伯翻譯了 A. Mastai Ferretti 的 Les Evangiles unis, traduits et commentes ，題名為新史合編直講，譯文雅而達；同一譯者還出版了救世福音，（一九三七）和註解四史聖經（一九四八）。一九一九年，耶穌會士蕭靜山出版了四福音，隨後又出版了新經全集（一九二二）：譯文簡潔通順，語氣熱切動人，因此數十年來成了中國天主教會的——可以說——「中文通行本」。因此，耶穌會士巴鴻勳（J. Bataille S.J.）也用他的譯文出版了新經合編「一九三二）。雖說如此，但在聖經學嚴格原則的要求下，這「中文通行本」在中文修辭，尤其在聖經學術方面尚多缺憾，因此，耶穌會士們覺得有修訂的必要，並於一九四八年出版了修訂本，是按照希臘原文修訂的。

一九二三年，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卜士傑（P. Bousquet M.E.P.）翻譯了新經公函和默示錄；同一傳教會會士歐聲石（L. Aubazac M.E.P.）也先後於一九一五及一九二七年翻譯了聖保祿書信及宗徒公函。此外，在耶穌會士狄守仁（P. Petit S.J.）領導下，耶穌會士也出版了福音（一九四○）、新經全書（一九四九）、宗徒大事錄（一九五五）及羅馬書（一九五六）。可是這幾本譯本，即卜氏、歐氏和狄氏的譯本，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未合水準。

上述的多種天主教譯本，都是譯自拉丁通行本，只有蕭靜山的修訂本略按照希臘原文加以修訂。除了這些譯自拉丁通行本的中文譯本外，吳經熊博士先後於一九四六及一九四九年翻譯了聖詠譯義初稿及新經全集，譯自英文法文譯本，譯文高雅，卻屢欠中肯，尤以聖詠及聖保祿書信為甚。

一九四五年，為了滿全中國主教團第一屆會議（一九二四）那尚未滿全的期望，方濟會士雷永明（Gabriel M. Allegra O.F.M.），在當時教廷駐華代表蔡寧總主教（Mgr. M. Zanin）的贊同及祝福下，於北平創立了思高聖經學會（一九四八年南遷香港，時至今日），在十多位方濟會士的合力辛勞下，費了十六年工夫（一九四五～一九六一），從聖經原文譯就了全部聖經，並加上引言、注釋和附義，凡十一卷，共九千多頁；此後又費了五年工夫（一九六三～一九六八）將這十一卷聖經重加修訂，出版了聖經合訂本，附有簡短引言、注解、繪圖、附錄及彩色地圖多幅，全書凡二千餘頁。這是中國天主教會有史以來的第一所聖經學會，也是第一本譯自原文的聖經中文譯本。

最後，一九六九年，台灣光啟出版社也出版了新經全集新譯本凡二冊，即四福音及宗徒大事錄和宗徒書信及默示錄。

（丙）基督教聖經譯本

基督教（以往又稱：更正教、誓反教、耶穌教、福音教、新教）對聖經的中譯，自十九世紀開始，也有不少的貢獻。

第一本基督教聖經中文譯本，是馬士曼（John Marshman）和拉沙（Joannes Lassar）在印度譯成的漢文譯本，譯自拉丁文本。新約譯本於一八一一年譯成，聖經全書則於一八二二年出版。

第一本在中國翻譯的基督教中文譯本，則由第一位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開始翻譯。他於一八○七年到達廣州，帶有天主教巴氏譯稿（見上）的一份抄本。一八一○和一八一一年，他先後譯成了使徒行傳和路加福音。一八一三年，新約聖經也譯成了，一八一四年出版。至於舊約則由米憐（William Milne）與他合作，一同譯出。因此，一八二三～一八二四年間，出版了聖經全書共二十一卷。一八四五年，米憐的兒子又修訂了路加福音及使徒行傳。

不久以後，由麥都思（Medhurst）、郭實獵（Gutzlaff）、裨治文（Brigman）和馬禮遜的兒子（J. R. Morrison）組成四人小組，準備一新譯本。新約於一八三七年出版，名為新遺詔書，是石印本。舊約聖經則於一八三八～一八四○年間出版。一八四○年，郭氏又出版了他修訂的新遺詔書，改名為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這譯本也曾被太平天國所採用，但頗多刪改。

一八四三年，倫敦會、公理會、美國浸禮會等，派代表到香港舉行會議，決定修訂一更完善的譯本，名為代表譯本（ Delegates' Version）。一八五三年出版了新約聖經。由於對 GOD 一詞的譯法，意見分歧，出版了兩個版本：美華聖經會採用「神」字，大英聖經會用「上帝」。浸禮會則早已退出，按照馬士曼譯本，另行出版（後詳）。

至於修訂舊約聖經，則另行改組一個來自廣州、香港、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地的代表委員會，進行工作。但是，由於意見分歧，分成了兩個團體，各自工作。第一個團體由麥都思、米憐、施敦力（John Stronach）和理雅各（James Legge）組成。修訂工作——更好說——新譯工作，於一八五三年完成，次年出版，與上述的新約聖經代表譯本，訂在一起，名為代表譯本聖經。另一團體則由裨治文和克陛存（M. S. Culbertson）組成。一八五九年及一八六二年先後出版了新約聖經和舊約新譯本，為美華聖經會所採用。

浸禮會則由高德（J. Goddard）修訂馬士曼譯本。一八五三年出版了新約全書；一八八三年又出版了這新約全書的修訂本，由羅爾梯（E. C. Lord）修訂。至於舊約則先由高氏，後由羅氏完成，一八六八年出版。

一八九○年，基督教在上海舉行傳教大會，議決出版和合譯本（Union Version），分文理、淺文理和國語三種版本。文理和合譯本先後由湛約翰（John Chalmers）、艾約瑟（Joseph Eckins）、惠志道（John Wherry）、謝衛樓（Z. Shelffield）、沙牧師（M. Schaub）、盧壹（J. Lloyd）和皮堯士（T. W. Pearce）負責。新舊約先後於一九○六及一九一九年出版。

文理譯本出版後，私下進行淺文理譯本的，有揚格非（John Griffith）和施約瑟主教（S. L. Schereschewsky）：前者的新約出版於一八八五年，舊約（譯至雅歌）則於一九○五年面世；後者的新舊約聖經則於一九○二年出版。至於官方的淺文理和合譯本則由包約翰（J. S. Burdon）、白漢理（H. Blodget）、紀好弼（R. H. Graves）、葉道勝（J. Genahr）和汲約翰（J. C. Gibson）負責，只出版了新約（一九○四年），以英文修正譯本為藍本。

國語譯本，則先有南京國語新約聖經譯本，一八五七年出版，由麥都恩和施敦力譯成。繼有北京國語新約譯本，由五人委員會（Eckins, Martin, Burdon, Schereschewsky, Blodget）譯成，一八六六年出版。一八七二年出版修正本。由於「GOD」的譯法分歧，故有「神」、「上帝」及「天主」三種版本。一八七四年，施約瑟主教出版了舊約國語譯本。因此一八七八年大美聖書公會將這本舊約國語譯本，與北京新約譯本合併成一本聖經全書。此後楊格非又翻譯一本聖經白話譯本：新約於一八八九年出版，舊約只譯了一部份。

國語和合譯本由一個七人委員會負責，後只剩下狄考文（C. W. Mateer）、富善（C. Goodrich）、鮑康寧（F. W. Baller）、文牧師（G. Owen）和鹿依士（S. Lewis）新約聖經於一九○六年出版，聖經全書則於一九一九年出版。先後費了二十七年的工夫。

此外，尚有全部或局部聖經的方言譯本，如上海語、福州語、寧波語、廣州語、廈門語、興化語、蘇州語、客家語、台州語、蒙古語、安南語、花苗語、建寧語、滿州語、汕頭語、西藏語、五經富語、溫州語等譯本。

上面所談的一切譯本，由馬士曼譯本開始至各種方言譯本為止，全是外國傳教士的譯品。一九二九年開始了基督教華人譯經的紀元。第一本是朱寶惠與賽兆祥（Sydenstriker）的新約全書譯本（一九二九）；賽氏死後，朱氏再作新譯，譯自希臘原文，一九三六年出版。第二本是王宣忱的新約全書（一九三三），即官話和合譯本，譯自一九一六年倫敦印行的拉丁文本。第三本是呂振中的新約全書（一九四六），譯自蘇特爾編的希臘譯本（Souter's Text），一九五二年出版新約新譯修稿；一九七○年出版全部聖經。第四本是陸亨理和鄭壽麟的國語新舊庫譯本新約全書。新約部份於一九三九年出版，新約與詩篇（聖詠）的第三版試驗本，則於一九五八年出版。此外，尚有一些局部的聖經譯本，如譯自英文本的現代語文聖經新約譯本（一九五六）自號「蒙恩者」譯的新約雅各書（一九五八），王福民牧師的漢英對照，文言白話兼用的雅歌（一九六○），劉翼凌的新譯約翰福音（一九六四）。據聞聖經公會將出版以現代口語所譯成的新約全書，現在正在排印中，將於本年（一九七四）年底出版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