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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种思想典范


 

 

zhōngguó gèzhǒng sīxiǎng diǎnfàn

PARADIGMS, CHINESE

参阅: 68中国哲学 304思想典范 671儒家 619道家 208佛教 491阴阳 47天地 48天地人合一

()概念说明:中国各种思想典范Chinese paradigms指在中国思想范围中领导性的多种思考模式。

从事比较哲学工作时往往有人喜欢过分简化。梁漱溟(1893-1988)就是最好的例子:他采取叔本华(A. Schopenhauer, 1788-1860)的「意欲」说,认为西方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因此产生科学与民主二大文化;印度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特色;中国则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主。一般说来,中国思想比较偏于实际与具体问题,比较喜欢和谐。然而,中国思想从古代至今,曾经历过很大的演变和思想典范的转变,绝非祇遵循一种思想典范而一脉相承。

()中国思想历史:

(1)     中国最早期的文献大家都公认是甲骨文,那是古代帝王为了政治目的求神问卜的卜辞,奠定了最早的中国思想典范。它显示出对至高上帝的信仰:祂对大自然与政治命运有绝对的控制权力,大自然的某些现象则显示出上帝的旨意(尤其甲骨焚烧后的纹路)

继甲骨而起的金文与《尚书》大体上继承了甲骨文的思想典范。但在它的基本架构之下产生了下列的发展:《尚书》思想主题扩展到政治、道德、主宰之天或上帝、大自然、大自然与人事规范、大自然与人事的互相感应。这些思想散见于《尚书》的各篇章中,尤其可见诸约于公元前七世纪写成的〈洪范〉中。〈洪范〉的特色是有系统地说明各种规范,尤其说明道德规范的重要性,而上帝则是九种大规范的制订者;同时强调上帝至高权力及人文(规范的履行)的重要性。这是在不放弃甲骨文思想典范的条件之下扩充了新的内容。

(2)     孔子的《论语》与《墨子》基本上遵循〈洪范〉的思想典范。像「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第十七17)就表示出四时与百物都遵循自然规范而展现,但这一切同时是主宰之天的功绩。《墨子》也把一切「义者」「正者」归功于天意天志(天志下第廿八);又说:「若豪之末,非天之所为也」(天志中第廿七30314041。此句意指:「若豪之末,莫非天之所为也」)。此外,他又把「天志」与轮匠之规矩相比。这些思想本身并不反对宇宙间的自然规范。然而墨子的另一些言论使人相信鬼神事必躬亲(公孟第四十八7679),似乎不再有事物本身的规律可循。

(3)     《尚书》与《墨子》太强调上帝于此世直接福善祸淫,而事实却未必如此,因此《诗经》中的一些诗句开始怨天,进而怀疑。终于由战国乱世时代的一位天才思想家在《道德经》中让宇宙间的常道替代了主宰性的上帝或天。这是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典范转变。道德经思想复经另一位文思并茂的庄子加以发扬,奠定了道家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除去常道以外,道家思想格外注意天地人一体及道为宇宙根源的想法。而「天」字则完全指大自然。

(4)     道家思想的最大胜利在于征服了当时的「显学」儒家。战国末期的最重要儒家思想家荀子一方面批评《庄子》和《老子》,同时却全部吸收了由阴与阳构成的道为宇宙根源的说法。约于同时代成书的《易传》亦然。由于《易传》一向为人视为儒家典籍,因此战国时期以降的儒家显然发生了意义深长的思想典范转变:他们一方面仍忠于孔子的淑世理想,但多半已不再相信至高上帝具独立的位格性。这在汉代董仲舒思想中最为明显:表面上他相信至高上帝能够颁布命令,实则上帝与自然界的天已融合为一。

(5)     宋明理学则是熔儒家、道家、佛学思想(尤其禅宗)于一炉。其代表人物如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都被后代人奉为生活圭臬。尽管他们在修养与治学各方面都有巨大差异,却都接受儒家以仁为中心的淑世主义、道家的宇宙观、佛学的修养方法。由于他们的思想与实践在儒与道以外还受到佛学影响,可以说已形成略微不同的思想典范。

(6)     当代由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所倡导的现代新儒学又加上一些西方思想,如柏格森、斐希特、黑格尔与康德,在宋明理学之外注入了新的因素,可以说形成了新的思想典范。

针对基督宗教而言,现代新儒学往往喜欢引用佛教的自力─ 他力之说,视基督宗教为主张他力,而佛教与儒学均主张自力。其实初创时的儒家并不否认超越于此世的「天」与「天命」,儒家一贯的淑世情怀也很接近基督宗教。而最初主张道法自然,而无须外力助佑者并非儒家,而是道家。但无可否认,这一类型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或科学主义连在一起,几乎构成多半现代中国知识份子的思想典范。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已习于把西方现成的思想搬入:科学主义、民主政体与马克思主义。然而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无法解决经济问题,而且也无法提供每个人有人权的哲学基础。此外,即使解决了经济现代化的问题,人自身的问题依旧无法用科学解决。未来中国是否需要新的思想典范,于焉又萦绕许多人的心灵。新的思想典范大概不能由当代西方哲学取得,因为当代西方思想正处于多元不清楚的时期: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中国哲学是否能再度推陈出新,替现代人提供一个更好的思想典范呢?

参考书目: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台北:问学出版社,19772455

项退结,《人之哲学》,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第六章。

───,《中国人的路》,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

───,《中国民族性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初版,第三章。

───,《中国哲学之路》,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第一、七、十各章。

项退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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