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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ELIANISM

参阅： 344哲学 140西方哲学 186多玛斯学派 300柏拉图主义 441基督徒哲学

(一)概念说明：亚里斯多德主义(或亚里斯多德学派思想)Aristotelianism重点并不指亚氏本人的哲学，而是指那些亚氏以后追随他的学说、概念或方法的人之理论。然亚氏本人与亚氏主义者的学说，有时的确有很大的差异，但后者的思考方向毕竟或多或少以亚氏本人为依归。

(二)亚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生于史他支那(Stagira)。年十八进入柏拉图学院，逗留了二十年。亚式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性可以概括地归纳为下述二点：

(1)     他将柏拉图的思辨观念论转变为思辨实在论；他否认有柏拉图式的超越「观念」(idea)的存在。为他来说，第一实体(primary substance)都是个别而具体的(如苏格拉底这个人)；它所隶属的种类(genus或species，如苏格拉底是一个人)决不能离开第一实体而独立存在；即使这个种类(人)仍然具有与它有关系的第一实体(苏格拉底)一样的属性，因而也可以称作第二实体，他的实体性(substantiality)仍然完全属于第一实体。

(2)     他把哲学的「一」转变为哲学科目的「多」。除了第一哲学(亚式给予他形上学的名称)是专论存有的学问之外，亚氏的第二哲学从物理学到生物学再到心理学，从逻辑到伦理学再到政治学。从最广的意义来说，每人都是亚里斯多德主义者；他的哲学涵盖今天大学中许多系别所追寻的不同学问。

把亚氏第一哲学与第二哲学相联起来的是活动(movement)的概念。转变就是从不圆满走向圆满；这过程不是自明的，因此亚氏就从在活动中的存有物走向不止息的活动背后的不变原则。他把所有转变都归于一位本身不动的主动者(unmoved mover)；它是其他存有物渴念和思想的对象，并因而推动它们。亚氏认定这第一动者就是只以自己为思想对象的永恒精神(思想)。

可是，亚氏哲学并不容许一位真正超越世界的创造者的存在。世界是永恒的，在它永不止息的运动中向着它运动的中心推进。后者就是神圣精神(nous)，以自我为中心的神圣思想；这精神也就是在人的思维活动中作主动作用的心灵(soul)。它是在人之内最高贵的因素。因此，至高的快乐存在于精神自身的洞察，也就是哲学家的思辨之中。但这种生活方式只有很少人能够达成，它要求一个良好秩序的社会。这样，在亚氏思想体系中，伦理学和政治学便与形上学携手并进了。

(三)亚氏的影响：亚氏的影响是巨大的。

(1)     在古代，斯多亚派(Stoa)采用并发展了亚氏逻辑；而继承亚氏学说的漫步学派(Peripatetics或译作逍遥学派，该派的特征就是经验的精神)更一直流传到公元三世纪。约公元前50年，安德罗尼加(Andronicus of Rhodes)出版了亚氏的作品，他也是第一位亚氏评论家。

(2)     波哀丢斯(Boethius, 480-525)把亚氏逻辑留传到中古时代；这是当时传授的七种文艺科目之一；另一方面，亚氏形上学和自然哲学的译本亦相继问世；不过在当时，亚氏的影响力主要是间接地，透过叙利亚及犹太阿剌伯的哲学家到来。这些学者把亚氏有关药物、数学和哲学的论着翻译为阿剌伯语。其结果就是亚里斯多德思想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混和，这点可以从当时着名学者亚维衬那(Avicenna, 980-1037)，亚威洛东(Averroes,1126-1198)等作品中看出来。其时研究哲学的重镇是西班牙的多雷铎(Toledo)；多城成了亚氏作品的翻译中心。学者们把亚氏作品从阿剌伯语，有时更经由西班牙语，翻译为拉丁文。此外，当时在牛津和意大利，翻译工作也在进行。

(3)     但是，采用亚里斯多德哲学却惹起了不少争论和反对。这一点在逻辑研究上已略见端倪的问题，如戴尔都良(Tertullian)、尼沙的额我略(Gregory of Nyssa)、热罗尼莫(Jerome)等曾经提出反对。在形上学和自然哲学方面(如论世界灵魂，及世界永恒性等)与基督徒信仰的冲突就更见明显了。1210年，巴黎的地方会议禁止公开采用及私人阅读亚氏有关自然哲学的作品及其评论；而教宗额我略九世(Gregory IX, 1227-1241)还警告巴黎大学及道明会神学家不要采用亚氏哲学(1228，DS 824)。1270年及1277年，巴黎总主教当比哀(E. Tempier, +1279)还遣责了部分圣多玛斯(Thomas Aquinas, 约1225-1274)在其温和派的亚氏思想下的神哲学论题。不过，这种禁止在十三世纪末已经没有了。不久，圣多玛斯被宣布为圣师，而亚氏的所有作品也成了文学系取得硕士学位(licentiate)的必读科目。

(4)     在十七世纪，亚里斯多德思想一度沉寂；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新士林哲学(参 609)才再度复苏。

(四)教会训导，从1879年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 1878-1903)的《永恒之父》(Aeterni Patris)通谕(DS 3139-3140)到1950年碧岳十二世(Pius XII,1939-1958)的《人类》(Humani generis)通谕(DS 3892-3894)，一直都强调亚氏士林哲学的价值。马雷夏(J.Marhal, 1878-1944)更把它带往与德国哲学家康德(I. Kant, 1724-1804)所创始的先验哲学(参 160)交谈的路上去。拉内(K. Rahner, 1904-1984)、罗耐尔刚(B.Lonergan,1904-1984)等所走的也是同一路线。不过，这儿的多玛斯思想早已不是亚里斯多德思想了(这情况其实在中古时代亚里斯多德主义者身上已经出现)，即使在基本上他们仍是追随着亚氏的传统；但是亚里斯多德主义早已在实质上被新柏拉图、犹太和阿剌伯思想，还有基督徒思想和经验所改造了。近代研究更清楚地洞悉了亚里斯多德和亚里斯多德主义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