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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 |
现代主义 xiàndài zhǔyì MODERNISM 参阅: 398理性主义 165自由主义神学 15人为中心说 613「新时代」299相对主义 481情况伦理学 (一)概念说明: (1) 在严格的神学意义下,「现代主义」modernism这名词是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教会的教义和纪律提出多方面质疑的思想潮流。但十六世纪时,此词是指重视现代超过古代的一种趋势;十九世纪时,基督教人士用以指现代世界和自由主义神学那种极端反真正基督宗教的趋势。十九世纪末在天主教会内兴起一种运动,鼓吹教会本身和教义上的改革,以迎合现代的需要。此词立即被义大利反对教会者采用。而在1907年碧岳十世(Pius X, 1903-1914)颁发《牧养》(Pascendi)通谕中(DS3475-3500),更明确表示,「现代主义」是异端的复合体,是在有问题的运动中所形成的非正统的逻辑结论。 (2) 因此,这词常被用来指所有不接受严格的保守立场的思想。其实「现代主义」很难界定,与其说它是一个明确的学说,不如像萨巴提叶(L.A. Sabatier, 1839-1901)称它是一个「方向」,或罗依西(A.F. Loisy, 1857-1940)说它是一种「趋势」。 (二)源起与发展: (1) 「现代主义」起初是以运动的姿态出现,目的在协助人忠于教会或回到教会怀抱;且在结构和思想上仍可赶上时代,并革除显然不合时宜的因素。然而他们却未注意到,这么作可能忘记现代世界对基督徒精神的需求也须导入正途。事实上,此运动在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是不同的基本态度与形态,且是自动蔚成的运动。当时传统的基本神学最为脆弱;最易遭受现代历史和哲学批判的攻击。而法国和义大利的新多玛斯学派却致力于卫护传统神学的结构,以保持现状为职志,日后遂被称为「完整主义」(integralism)。又因完整主义者认为,若触及新士林学派(参 609)哲学结构的任何部分,便将危及整个结构,因而展开了反现代主义的运动。 (2) 上述危机的首要中心在法国。布隆德(M. Blondel,1861-1949)开创了现代主义的新纪元,他反对士林学派基本神学的外在论(extrinsicism);在1893年倡导「内在性方法」(the method of immanence),宣称尊重人类主观性的自主而引领准信徒进入启示之门。此说在法国与罗马遭受新多玛斯学派强烈的反对,然布隆德本人却未曾受到正式的谴责。此后,释经学家罗依西的思想对盛行的新士林学派的正统说带来莫大的威胁。1902年他宣称科学的历史调查法将是判断基督宗教起源与特性的主要工具;「耶稣宣扬天国,而来临的是教会」就是他的名句,因他认为宗徒之后,教会是传福音必要的活中介。 (3) 不久,英国成了此运动的另一中心。梯瑞尔(G. Tyrrell, 1861-1907)致力于将启示的概念从当代士林学派神学中分离出来;他认为启示属于经验界,将启示以象征性言词表达出来就成了信理。勒若易(E. Le Roy, 1870-1954)认为信理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照亮精神(思辨知识),而在于指导宗教的活动;在纯实用观点下,他将启示的道德层次摆在理智之上。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徐革尔(F. von Huegel, 1852-1925),他在诸学者间(也许不知彼此的著作)是个非官方的协调者。他所扮演的角色指出一件事实:即现代主义从未如罗马的反对者所说的,是合成或汇聚成的一派。 (4) 由于徐革尔的影响,此运动很快便传到了义大利。由于姆利(R. Murri,1870-1944)的作品之影响,在义大利北部兴起了所谓的社会现代主义(social modernism);波奈乌提(E. Buonaiuti, 1881-1946)在期刊Il Rinnovamento上,和梯瑞尔的作品,一同介绍给义大利读者和梵蒂冈。而在德国,天主教学者分享了罗依西、梯瑞尔、勒若易的思想,但未曾正视教会和信仰基本结构的「现代化」。 (三)教会的谴责:现代主义在1907年被碧岳十世的《牧养》通谕和教义部所发表的《可悲》(Lamentabili)诏书(DS 3401-3466)所谴责。《牧养》通谕把现代主义看成一种汇聚在一起且有组织的运动,企图由内部推翻天主教的正统;并指其为「所有异端的汇聚处」。当时的史家可轻易地指出,没有任何一位现代主义者会同意通谕中所描述的那种阴谋的存在和彼此间见解一致的假定。通谕中将现代主义归纳出两大哲学上的错误:即不可知论(agnosticism) (参 53)和内在论(immanentism) (参 72);此外,通谕也拒绝现代主义圣经批判(参 573)的观念。1910年教宗颁发自动诏书(Sacrorum antistitum),更要求所有圣职人员都发「反现代主义的誓词」。到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 1914-1922)才停止了反现代主义的各种过分的做法。最后到梵二大公会议(1962-1965)才真正结束了反现代主义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