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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ISM

参阅： 344哲学 171自然真理 335真理 391神学与科学 315信仰 639实证主义

(一)概念说明：理性主义rationalism这名词源自拉丁文ratio (理性)。它通常未以明显理论的姿态出现，往往祗是一种心态。它一味强调理性，而忽略整个生命中的其他因素(如感觉、意志等)；偏向于将宗教信仰与启示归属于人类理性的批判，而排除信仰中超自然或神秘的成分。再者，它也把一切基于权威或传统的主张都隶属在理性的批判之下。理性主义作为一种时代的心态而言，代表一个意识自我觉醒的阶段，首次使心灵脱离往日献身于对象(外在事物)的状态，转向自我的反省；换言之，从历史角度(尤其十七、十八世纪)而言，它使个人或社会意识因而从权威对「实在界」(参 637)的解释中解放出来。当理性主义应用在哲学问题上时，称为哲学的或认识论的理性主义，因它一味抬举理性而忽略感觉认识；应用在神学上时称为神学或宗教的理性主义，因它纯以人的理性为标准去判断信仰与启示，甚或不承认超过理性的一切。再者，伦理的理性主义强调理性而忽视意志与情绪的力量；苏格拉底(Socrates,469-399)即是主张此伦理的理性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

(二)古代神学可说是在「信仰寻求理解」中发展出来的。当回教思想家亚威洛哀(Averroes, 1126-1198)的理性主义体系被基督宗教的神学家采纳后，到十三世纪时，神学意见首次发生了显着的裂痕。西热(Siger of Brabant, 约1235-1284)清楚划分了哲学与神学的界线。到了中世纪晚期，有关信仰和启示的问题节节升高。其后，文艺复兴(参 84)更助长了理性主义的心态；一连串的文化运动给予「理智隶属信仰行为」的传统概念带来极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宗教改革运动(参 273)强调信仰与宗教经验，抹杀理智与哲学，似有排斥理性主义的倾向。岂知宗教改革家为了护卫良心权利，强调个人对圣经的解释，这些无意中反促进了日后理性主义的发展。

(三)近代：

(1)     十七世纪时，数学与科学方法广泛渗进文化内，这是近代理性主义盛极一时的主因。如此，笛卡儿(R. Descartes, 1596-1650)在他的理论系统(不等于在他本人的信仰生活中)把启示排除在其理性系统、批判精神、方法的怀疑以及数学的明晰性之外，导致日后许多理性主义者颇具破坏性地批评宗教传统。犹裔哲人斯比诺撒(B. Spinoza, 1632-1677)将圣经归属于自然理性的批判，声称宗教的理性核心部分与他的自然主义和泛神论的哲学相符合。

(2)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参 474)的思想家更以批判的理性之名，将基督宗教的传统隶属在彻底之批判下。洛克(J. Locke, 1632-1704)的《基督宗教的合理性》(1695)与康德(I. Kant,1724-1804)的《纯理性限制下的宗教》(1793)两书企图指出基督宗教的超性靠山已被挪去。在此理性观点下，信仰与启示被贬至人类发展的神话(理性前)阶段中。

(3)     十九世纪时，孔德(A. Comte, 1798-1857)深信近代科学的合理性(rationality)或他所称的实证哲学(参 639)，是历史过程中人类意识逐渐从神学和形上学中解放出来的巅峰时期。而黑格尔(G.W.F. Hegel, 1770-1831)则将启示与神学归入「绝对知识」的理性体系中。波内底(A. Bonnetty, 1798-1879)主张缓和的传统主义(mitigated traditionalism) (参 597)，他认为中世全盛时期的士林学派有理性主义的嫌疑。

(四)在1855年编列禁书的圣部颁发文告(DS 2811-2814)，教宗碧岳九世(1846-1878)当年同意，排除波内底的缓和主义卫护士林学派思想。梵一大公会议(1869-1870)在1870年颁发《天主之子》(Dei filius)宪章(DS 3004-3045)，以阐明信仰、启示与理智的关系，而驳斥理性主义。

(五)由上述可知，尽管理性主义者间的论点彼此有些差异(即使近代理性主义以不可知论和无神论姿态出现)，都未曾完全断绝承自基督宗教启示与神学的遗产。事实上，现代不少教派的基督徒都把信仰与理智分离开来，可见理性主义带给基督宗教的挑战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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