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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FATHER OF THE

参阅： 412教会史 401教父学

(一)概念说明：教父father of the church一词大致可以定义为：在基督宗教初期的教会作家，他们都以正统的教义和圣洁的生活知名于世，也因此曾受教会嘉许为信仰的见证人。

(二)教父主要特征：有四点，即年代古远、正统教义、圣洁生活、和教会嘉许：

(1)     教父时代(当作一个文学阶段来看)始自圣经古典文学之后的第一章。按历史研究现存最早的作品可能是约96年教宗克雷孟一世(Clement I, 92-101)写给格林多的书信或是《宗徒训诲录》(参 263)。比教父年代的开始更难决定的是它的结束时期。一般的看法是以若望达玛森(John Damascene, 约650-750)为东方的最后一位教父，而以依西都(Isidor of Sevilla, 约560-636)为西方教父的最后一人。不过，有人以为这个时代早在犹斯弟尼安一世(Justinian I, 527-565)登基之时(527)已经结束了；但也有人认为它应该延续至850年为止。

这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不过它并不影响时代问题的重点：教父文学是继圣经古典文学之后最早的作品，它见证出基督徒在最初几个世纪内的神学(尤其是基督论、圣三论和教会论)看法及发展。

(2)     正统教义的超卓性。这个定义其实包含三个要点：1)「教义」是指神学思想外在化于写作之中─ 教父们都是作家。 2)「正统」教义并不暗示没有错误，因为教父并非仅是信仰的见证人，他们大都是神学家，尝试更深入地透悟启示的讯息。因此所谓正统教义意含着与正统教会保持教义上的共融。乐林人文森(Vincent of Lérins, 约+450)便曾这样描述教父们：「那些受嘉许的教师，在他们各自的时间与地方，与唯一的公教会保持着一样的信仰与共融。」其后的《集拉修法令》(Gelasian Decree：这是一部律令选集，相当忠实地反映罗马教会六世纪的看法)，也把重心放在「共融」(communion)的基础上。3)最后「超卓性」可以指独创性、深刻、或圆满，也可以指富有活力、清晰、或卓越不凡。它不一定意含比较(比后世超卓)，却显然含有一定程度的不朽(相对于作者当时当地而言)。

在这一点上，还须略加一点补充：在许多教父论或教父神学的研究中，都会包含有一些「非正统」的基督徒作者，他们的正统性也许曾经受过质疑(如奥力振Origen, 约185-254)，他们甚至离开过教会(如戴尔都良Q.S.F. Tertullian, 约160-230)；抑有甚者，教父论甚至还可能包含一些攻击信仰的外教作家(如采尔稣斯Celsus, 二世纪，波斐留斯Porphyrius, 约233-305)。大概可以这样说，他们位列教父论的研究中，却不是正式的教父。教父(论)的研究涉及他们的作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显示出教义的发展，从而结出丰富的神学果实。

(3)     圣洁生活：无可否认的，并不是所有教父都位列圣品。有些甚至没有受到像早期教会崇敬圣人一般的待遇。因此，所谓「圣洁生活」仅是指最起码的基督徒德行，经常与主冥合，具体地表现出生活与理论上的和谐、信仰与道德上的一致。因为必须如此才可能对天主的启示和基督徒的传承有更精确、更深遽的理解。

(4)     教会嘉许：教会的嘉许可以是正式的，那就是经由大公会议或教宗宣布某位古代作者在教义上或伦理上的功绩。但也可以是隐含的：即大公会议或教宗甚或礼仪嘉许性地引用某位作者的说法。最后，它还可以是实质上的，即是说他的理论为一般基督徒广泛地采用。

(三)希腊语是教父文学最早期的语言。但在罗马、北非和高卢(Gaul)，希腊语要迟至三世纪才通行起来。渐渐地，除了希腊本土以外，它竟有被本地语言所取代之势，特别是叙利亚语、科普替语(Coptic一种埃及土语)，和亚美尼亚语；而在西方，拉丁语更是后来居上，成为西方教父的普遍用语。

至论教父文学的后期，差不多每一位研究教父的人都有他自己的分法。这个现象不单指出后期的困难，还暗示着它的权宜性，事实上历史洪流是不容许人一刀两断的。而这里所列举的三分法，只是许多可行的方法中的一种：

(1)     早期教父(从最早的教父开始至313年《米兰通谕》或325年尼西亚第一届大公会议为止)：这期间又可以细分为三组：

1)宗徒教父，由于他们可能接触过或受教于宗徒或宗徒的门徒而得名，如安堤约基人依纳爵(Ignatius of Antioch, 约+117)、坡利加(Polycarp, 约+168/169)、克雷孟一世等。虽然只有寥寥数位，他们的作品都充满牧灵的语气，强调末日，对基督有着鲜明的怀念，真正地反映出早期基督徒的见证。

2)护教者，由于教会对外邦信仰和犹太主义的还击，因而产生了第一批与外面世界接触的基督徒文学家，如殉道者儒斯定(Justin the Martyr, 约+165)、雅典人阿特那哥拉斯(Athenagoras, 二世纪下半)等。他们以自已的笔对抗君王的刀剑，力图表达新约是旧约的满全，让基督徒的真理与外教神话相对立。同属于这一组的还有教会对蒙丹派(参 629)和诺斯底主义(参 673)的回应，个中翘楚应推依雷内(Irenaeus, 约140-202)。

3)第一批真正致力神学整体研究的学者。他们的努力一方面是由于争论的刺激，而更重要的却是信仰在基督徒知性上的推动。当时主要的神学活动中心是东方的亚历山大及西方的迦太基(Carthage)。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则有亚历山大人克雷孟(Clement of Alexandria, 约140-217)与奥力振。在西方有戴尔都良与西彼连(Cyprian,约200-258)等。由于他们的努力，教父时代已经准备好迎接它黄金时代的到来。

(2)     黄金时代(上承早期教父，下迄451年加采东大公会议)：

1)《米兰通谕》(313)正式承认基督宗教存在的权利，也让基督徒可以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参与崇拜和敬礼，更为教父文学铺开了通往黄金时代的大道。这是教会首四届大公会议的时代，即第一届尼西亚(325) (参 127)、第一届君士坦丁堡(381) (参 214)、厄弗所(431) (参 56)和加采东(451) (参130)，是一个在基督徒神学里富于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时代，深入地寻索教会的基本信理(在东方是圣三论和基督论，在西方则是救援论和教会论)。不过，这也是一个充满痛苦和争执的时代，教会不幸地一次又一次地受尽亚略主义(参 223)、多那特主义(参 183)、摩尼教(参 656)、白拉奇主义(参 113)、阿波林主义(参 290)、奈斯多利主义(参 228)和一性论(参 4)的打击。

2)在这光采四射的文学和神学的时刻里，充满着第一流的作家，本文仅列举最着名的几位代表：在埃及有反亚略主义者亚大纳修(Athanasius, 295-373)和反奈斯多利主义者济利禄(Cyril of Alexandria, +444)。

在小亚细亚触及神学的顶峰的是三位卡帕多细亚人(Cappadocians)：凯撒勒雅的巴西略(Basil, 约329-379)、纳齐盎的额我略(Gregory of Nazianzus, 约329-390)和尼沙的额我略(Gregory of Nyssa, 约335-394)。

在安提约基学派，最着名的代表是塔尔索的狄奥多(Diodore of Tarsus, +394)、金口若望(John Chrysostom, 约344-407)等。

在西方，领导的人物如下：依拉利(Hilary of Poitiers, 约300-368)、盎博罗修(Ambrosius, 约339-397)、圣经学家热罗尼莫(Jerome, 约340-420)及圣奥斯定(Augustine, 354-430)。

(3)     衰落时期(五世纪中叶至七世纪末)：加采东大公会议之后，教父们的著作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衰落，特别由下列二种原因造成：

1)信仰上的基本问题似乎解决了，神学已经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境地。物极必反，不进则退，这是必然的道理。在圣经诠释和理论思辨都转弱的当儿，灵修和崇拜成了注目的焦点。在这情况之下，新颖而富创造力的思想必然减退；传统主义，对从前的依附成了无可避免的事。

2)政治和文化的因素亦不可忽略：外方民族在西方肆虐，君王权力侵入了东方教会；再加上东西方的分裂，回教文化的层层进军，在在都令教父文学有今非昔比之叹。但话得说回来，这段时期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亚里斯多德哲学(参 223)的应用为中世纪士林哲学作好了准备的功夫，就是这时期的人物也并非全属等闲之辈，如翻译亚里斯多德的波哀丢斯(Boethius, 480-525)，灵修学大师额我略一世(Gregory I, 590-604)等等。不过，无论如何，教父时代终于走到它的尾声了。

参考书目：

胡尔(D. W. Wuerl)，黄怀秋译，《教父》，台北：上智出版社，1989。

Altaner, B.   Patrology.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60.

Quasten, J.   Patrology.  3 vols.  Westminster: Newman Press, 1953-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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