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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LESIOLOGY

参阅： 411教会 412教会史 602奥体 420教会会议至上主义 403教宗 273宗教改革 421教会与文化 423教会与国家 422教会与世界

(一)概念说明：教会学ecclesiology指有关教会的神学。教会只有一个，但教会学自古以来却具不同内容。教会起源于耶稣，新约时代已经称之为「基督的教会」(罗十六16)。

(二)教父时代的教会学：

教父时代形式上并无教会学著作。然而在教会生活中却表现出当时教会的自我意识，此可称为非形式的教会学。它基本上经验自身在圣神内与复活的基督同在；它出自天父永恒的救恩计划，由耶稣的宗徒传出来，向世界传报福音。

教父时代的教会自第二世纪以来清楚肯定自己是启示真理的捍卫者。罗马教宗以及其他主教的职务、圣经正典(也称为圣经纲目)的制订、礼仪圣事逐渐固定，都指出教会的基本制度；地方教会之间的和平、爱德与共融也同时发扬教会更深的奥迹。此可由当时继续延用新约的教会图像(子民、身体、新娘、一群、天国等等)中见出。

当时天主圣三信理与基督信理正在演变，这与教会捍卫真理身分密切有关；第四世纪以来的大公会议之举行，已在肯定教会不能错误的恩典。

至于罗马教宗的首牧职务自第四世纪以来更加明朗地受到注意，虽然东方教会并不完全同意。

(三)中古士林神学时代的教会学：

(1)     中古士林神学界(参 19)初期维持教父时代的教会学；圣奥斯定(Augustine, 354-430)的基督身体与教会，以及两者之间的贯穿，可谓主流思想。

(2)     罗马教宗的首牧职务更以法律形式突出，此亦促成东西教会的分裂(1054) (参 267)。至于教宗额我略七世(Gregory VII, 1073-1085)的改革，果然力求将教会自世俗权力解脱，但另一方面却使教会趋向于中央集权；于是教会学历史上所谓「完整社会」的模型发萌。教宗是「基督的代表」，伯铎继任人是君主集体社会的首领，以此与世俗帝王相对。因此教会学最初著作的书名是《论罗马公教会》、《论罗马教会的首席职务》。同时教律学家大兴，所有教会学著作都以教宗权力为中心。

此时萌芽的「完整社会」模型的教会学将继续维持，直到十九世纪为高峰。不过，教会历史中并非缺少异议，即使中古时代，已有圣伯纳(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所着的《深思》，指向教会的精神。至于中古后期的威克利夫(J. Wycliffe, 约1320-1384)与胡斯(J. Hus,1370-1415)仅是集精神主义的极端论调。因而受到康士坦斯大公会议(1414-1418) (参 480)所指斥(DS 1210－1213)。

(3)     多玛斯(Thomas Aquinas, 约1225-1274)著作中并无专着论教会。此是今日神学家以不同理由予以说明的问题。但此并不意谓他著作中一无有关教会的思维。教会为他是来自圣三奥迹，其使命是在圣神内，实现降生与复活的救恩，重整人类生命中的天主肖像。他平衡地把握教会的内在奥迹与制度法律。

中古士林神学兴盛时期，除了一方面支持神学家的「平行训导权」以及「教会不可错误」(参 414)之外；另一方面却也有「教宗不能错误」之说。至于教宗的首牧职务虽然予以承认，但大公会议亦有与之补充的功能。两者相合，教会遂感愈臻圆满。

(4)     中古长期政教之争，亚味农(Avignon)教宗时期，以及教会三分阶段，构成罗马教宗无法维持教会的一统。于是有1414年康士坦斯大公会议的召开。此公会议虽然结束了教会的分裂，为教会学却制造若干疑窦。要点在于大公会议与教宗之间的关系。所谓「教会会议至上主义」(也称为「大公会议主义」) (参 420)主张大公会议在教宗之上。此说虽然不能成立，但十八世纪却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另一方面它却也保存共融教会学的痕迹。

(四)基督教改革与天主教反改革时代的教会学：

(1)     中古时代的极端精神主义与「教会会议至上主义」对于路德的思想都有影响。结果，他与罗马教会决裂之后，走上极端精神之途，几乎否认一切教会的中介。一步一步，对教宗的首牧职务、主教的权力、教会传承的权威、训导权与司祭职都予以革命性的解释，基本上都由信仰圣言的天主子民团体来替代或制订。此造成天主教反改革时代的教会学。

(2)     反改革的代表普通都指贝拉明(R. Bellarmine, 1542-1621)。他在教会学上，竭力驳斥下列精神主义：倡言教会是无罪团体的白拉奇主义(参 113)，主张教会只属信德从未失掉过者的多那特主义(参 183)，以及坚认教会是蒙受天主预选之团体的威克利夫与胡斯。至于新兴的基督教既然走上精神主义路线，更是贝拉明驳斥的对象。他自己所下的教会定义，因而特重法律与有形面，少注意恩宠因素。教会是一有形可见的团体，其要素是共同表达的信理、圣事礼仪以及属于基督代表罗马教宗的权下。于是教宗进入教会定义。至于与圣体圣事中的基督连系因素，再也不如教父时代一般受到强调。

贝拉明在他的著作中并非不说教会的神圣性与内在性；并非不重信仰与圣德。但以有形制度来作为教会界线，难免失去教会的奥迹面，形成教会学上的制度模型，影响后代极大。同一时代，唯有撒拉芒卡(Salamanca)神学家尚维护大公会议的教会功能。

(五)近代的教会学：

(1)     近代教会历史中，政治上教宗的影响逐渐衰弱，文化上理性主义日益膨胀，于是也有一些教会模型，虽不正统但似乎直到今日尚有势力。首先十七世纪法国的加利刚主义(参 129)，视教会如国家、主教如贵族，国家由贵族共治，各地教会由主教负责。所谓「主教主义」即是此义。于是教宗首牧职务无形失落，成立国家教会，此与教会之大公性背道而驰；但此类教会模型，进入十八世纪又为奥匈帝国之若瑟主义(Josephinism)取用。其实极端国家主义地区的教会，常为此一模型所困。

(2)     面对此一教会模型，当时另一派人士抽身而出，奋力保卫教宗权利，往往矫枉过正，走向另一极端。但未能遏止国家势力膨胀，仅是高举教宗职务，造成梵一大公会议(1869-1870)的教会学。

(六)十九世纪教会学的复兴：

(1)     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风靡时代，神学界亦有尚情、尚意、尚生命的风气。杜宾根学派，其中尤以莫勒(J.A. Moehler, 1796-1838)为主，在神学上颇有新意。杜宾根派的教会学不再特别强调制度的有形面，同时着重教会的生命，与其本源天主圣神。教会更是降生成人之基督的延长。基督奥体、有机体是他的教会图像。较后的德国神学家谢奔(M.J.Scheeben, 1835-1888)亦多注意教会的奥迹与其生命。

(2)     至于当时罗马公学方面，由于开始着重教父研究，以及神学的实证部分，教会学引进圣经图像，如天主子民、基督身体、天主的国等等。曾为梵一起草的史拉德(C.Schrader, 1820-1875)采用基督奥体作为出发点，可惜未被接受。为此十九世纪后期的教会学，影响并不普遍，似乎昙花一现。

(七)梵一大公会议的教会学：

(1)     梵一领布了二个宪章，其中之一是教会宪章《永远司牧》(Pastor aeternus)。自各地主教在大会之前提供的议题(教会与罗马教宗的权力范围，主教与宗座的关系，教宗对于俗世的权力，合一问题以及教宗的不能错误)而论，宪章并未达到目的，不过已满足了教会当时的需要。

(2)     史拉德准备的第一草案，与会教长认为不够清楚明确，所以未被接受。至于克罗衣特根(J. Kleutgen, 1811-1883)的第二草案事实上由于时间仓促也未被采用。《永远司牧》宪章仅是应用第一草案中数章，加上「教宗不可错误」一章而通过的。其内容是：第一章、宗座首席地位被建立于真福伯铎身上；第二章、真福伯铎在罗马教宗身上的永久性的首席地位；第三章、论罗马教宗首席地位的力量与理由；第四章、论罗马教宗不可错误的训导权(DS 3050－3075)。

(3)     梵一大公会议将额我略七世教宗以来制度模型的教会学发展到了顶点。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时期，教会都在面对世俗而挣扎，保卫自己的神圣权力。基本上，制度模型教会学重在法律性的权力，忽略圣经中教会视为天主子民、基督身体、圣神宫殿等图像。为此教会的共融，以及主教团等要素，一直未受注意。此有待梵二大公会议(1962-1965)的来临。

(八)梵二大公会议前教会学：

两届梵大之间时隔几乎一个世纪及二次世界大战，教会不论在信仰反省与生活行动方面都有变化，可见教会学的进度并非朝夕之间的事。

(1)     实证神学的发展：士林神学着重思维，但近代以来神学界逐渐重视实证部分。首先是教父学的研究兴起，尤其对于希腊教父的认识不断增加。此后教会中陆续产生的有合一运动、礼仪复兴、宣讲神学，无不与教会生活有关。至于圣经研究，基督教领先；而天主教方面随后，尤其在教宗碧岳十二世(Pius XII, 1939-1958)领布《圣神启迪》(Divino afflante Spiritu)通谕(1943)之后更为活跃，因而教会的圣经图像一一更受注意。

(2)     有关的教会文献：两届大公会议之间，与教会主题的教会文献，都与梵二的教会学密切相连：

1)首先是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 1878-1903)的二道通谕。1896年日的《足够认识》(Satis cognitum)通谕中，基督身体的图像贯穿全文，用以说明教会的合一(DS 3300-3310)。1897年的《属神恩赐》(Divinum illud munus)通谕中，天主圣神称为教会的灵魂(DS3328)。

2)至于教宗碧岳十二世也有两道与教会主题有关的通谕，即1943年的《基督奥体》(Mystici corporis)通谕(DS 3800-3822)与1947年的《天主的中介》(Mediator Dei)通谕(DS 3840-3855)。前者的教会学影响极大；后者与天主子民的圣经图像有关。

3)至于圣职部于1949年有关教会之外得救问题的澄清函件(DS 3869-3880)，也有助于对教会与救恩关系的了解。

 (九)梵二大公会议教会学：

几乎所有梵二颁布的宪章、法令、宣言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它意识中经验到的教会。事实上，这是一个教会自我反省的大公会议。1975年，大公会议闭幕后的十年，世界主教特别会议上指出共融教会学是梵二的基本中心概念。共融基本上是指藉耶稣基督，在圣神内，与天父相通。圣洗是教会内共融的基础，使人进入教会内的共融。领受基督圣体，使所有信徒在基督的奥体─ 教会内亲密的团结在一起。也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挥梵二的教会学。

(1)     教会的生命：

1)教会的奥迹性：共融的根源是天主圣三(LG 2-4)，教会是父、子、神的新创造，因此它是奥迹。梵二已经不再企图为教会制造定义，于是试着自各种圣经图像来认识教会(LG67)。三个图像：天主子民、基督奥体和圣神的宫殿，自三个更为重要的角度表达教会的共融奥迹。

2)教会的圣事性：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是原始圣事，他是教恩的象征。因此教会实是基本的圣事，它是基督救恩的象征。梵二称它「好像是在基督内的一件圣事，就是说，它是与

天主结合，以及整个人类团结合一的记号和工具」(LG 1)。这综合了教会有形与精神两面。而这两面即信、望、爱三德的团体和圣徒组织的社团是互相结合为一的(LG 8)。如此梵二修正了中古以来的制度模型的教会学，但并不忽视教会的结构。反而由于教会的圣事性，肯定主教职务由圣秩圣事授与(LG 21)，使结构与恩宠相合。如此超越很久以来治权与圣秩之距离。这是梵二教会学的大贡献。

3)教会的团体性：圣事性的共融指向古代教会强调的主教团(LG 22)，恢复大公教会与地方教会的正确关系。同时也肯定天主子民的圣统性共融，一方面职务分明，另一方面基本平等，教会中的参与和共同负责得以清楚肯定。此与「完整社会」的教会学模型有所不同，后者偏重法律与权力，对于教友的地位比较消极，远不如梵二一般指出教友的「信仰虔诚」与「神恩」(LG 12)；此有赖于基督身体与圣神的宫殿二个教会图像的启示(LG11)。

4)教会的历史性：天主子民图像为教会表达出救恩史幅度。基督是救恩史的圆满与高峰，因此教会是末世性的救恩团体：由于它已经得救但尚未完全实现，表达出旅途的张力。教会是圣的也是有罪的，为此梵二大公会议自认常应悔改与革新。同时旅途教会跟随基督背负十字架，遭受苦难；它也得与贫穷受迫、痛苦被辱的人类走在一起，所以它是贫穷人的教会。

旅途教会还不完美，甚至它自身遭受分裂的伤痛。梵二大公会议自这角度承认教会需要合一。为此，一方面它在自身保有一切得救的方法中肯定分裂团体的教会因素，(LG 15)。另一方面坚持合一运动的必需性(UR)。

5)教会与天国：梵二大公会议的教会学，使它发现与耶稣传报的天国、以及与天国来临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的。过去不加分析地将二者相等的思想已不再重复。但由于天国与教会都是动态的实体，因此二者之关系无法一言以蔽之。比较代表梵二思想的是二者密不可分；教会在旅途之中，是天国业已来临的标记、真实的标记。天国在它的生命中象征性地实施；它为天国作证。但它也不断地祈求：愿你的国来临(LG 5，6)。

(2)     教会的使命：

1975年特别世界主教会议，对于教会在现代世界的使命，回应梵二《牧职》(GS)宪章说：「教会即是共融，它是世界得救的圣事。为此，我们肯定的说，教会牧职宪章是十分重要尚且十分切合现代需要的。可是，我们也发现目前的时代讯号，却多已和梵二大公会议时代的不同。今天在世界各地，我们可以看到饥饿、压迫、不正义正在直线上升；战争带着它的痛苦在不少地方肆虐，恐怖主义与暴力以各色各样的方式到处猖獗。这一切迫使我们再次作更深入的神学反省，使能以福音之光解释这些时代讯号」(结束报告)。

虽然环境有所不同，但梵二《牧职》宪章视教会为仆人的图像一直延续在天主子民的经验中。同时梵二所重现的实践教会使命的各种途径，继续影响今日教会。1990年当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为了纪念《教会传教工作法令》(AG)签署二十五年，颁布了《救主的使命》(Redemptoris missio)通谕。教宗列举实践使命的途径，莫不都以梵二文献作为根据：

1)生活见证：这是传播福音的最先的形式。「凡是基督信徒，无论是在何处，都必须以自己的生活和主张，给人建立善表，证明自己在领洗时，已经重生，成为新人，且因坚振圣事，而为天主圣神的神力所坚强」(AG 11)。

2)宣报基督、归依与授洗：这是使命的核心与基础(AG 13-14)。

3)建立地方教会与本地化：「这种教友团体靠本民族的文化资产，要深深植根于民众间」(AG 15)，但教会即是至一而又多型的，它在全世界文化中吸取积极的价值。不过本地化并非只是外在的适应，而是指真正的文化价值整合在基督宗教中而发生的变化，同时使基督宗教扎根在人类的不同文化中。

4)宗教交流：梵二大公会议表示教会并不排斥其他宗教所拥有的真理与圣善。而且还敦劝信徒承认、保护与促进它，也鼓励以明智与爱德，同其他宗教的信徒交流和合作(NAE2)。

5)促进人类的发展：这是《牧职》宪章的全部内容，表示「我们这时代的人们，尤其贫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的喜乐与期望、痛苦与焦虑，亦是基督信徒的喜乐与期望、痛苦与焦虑。凡属于人类的种种，在基督信徒心灵内，莫不有所反映」(GS 1)。

根据上述的各种使命途径，足够在教会行动中看出梵二的教会学。

参考书目：

参阅〈教会〉的参考书目。

张春申，〈贰、教会学简史〉，《神学简史》，台北：光启出版社，1994，83－134。

Guillou,  M. J. le.  "History of Ecclesiology."  SM,  vol. 1. 313-327.

张春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