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士林哲学时代，恩宠的出发点然仍是奥斯定的思想，但却发展出一套不同的恩宠论，主要是在十一至十二世纪时欧洲受到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奥斯定的恩宠论为十一、二世纪仍然是主流，士林哲学接纳人绝对需要恩宠，是因为原罪的关系，原罪破坏人性，因此人性在败坏之前和败坏之后是很不同的。士林哲学时期恩宠论的改变，主要是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所影响，而与恩宠论有直接关系是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人性与 habit。

 

人性

奥斯定对人性的看法，他认为是历史性，人在这刻中的存有。而多玛斯认为人性是形上的，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里，整个宇宙也是层层相关，很有秩序的，因此nature是指一个事物或存有在宇宙世界里，按着自己的本性而去运行，nature就是每一个存有其存在的本质。如果从信仰的角度去看，人的存在的本质是回应天主，与天主相契合。这样问题就出现，因为天主是infinite的foundation，相对于人的nature，天主才称为supernatural。因此当人与天主结合时，他们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这样一定需要恩宠将人提升至天主那里，从natural提升至supernatural。所以恩宠的必需性，不是因为人的原罪，而是在于本质。在这角度下，奥斯定从没有将natural及supernatural对立起来，但士林哲学却清楚介定了natural及supernatural，如果没有natural及supernatural，人就不需要有恩宠了。所以奥斯定着重恩宠的后果是医疗、赦罪，那么多玛斯将恩宠的后果放在形上、宇宙论去讨论。这也是造成日后恩宠论与人实际的生活有所背离的后果。

 

另一个大的转变是亚里士多德的habit concept引入。

多玛斯认为virtue是一个habit，是灵魂的一种恒久状况的本质，而不是一个行动，是所有行动的准则。habit有inborn、aquired、infused。为多玛斯来说，一个行动之为人的行动，一定是来自这些habits。这样说如果天主在我身上行动，就不是我的行动，这点与奥斯定的思想有很大的出入。但我们会问：是否真有一种恒久的恩宠状况，人同天主在这个行动中的与是怎样，抑或其实完全是人的行动。面对这问题：多玛斯指出，恩宠是habit---principle of activity---supernatural

nature和habit

virtue也是habit founder on gr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