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拉达人原是古代法国南部高卢人的一支，公元前三世纪先迁移至小亚细亚中部，以后逐渐扩展至小亚细亚南部。公元前廿五年，奥古斯都将他们的地域通划为迦拉达皇帝省。保禄第一次传教行程中同巴尔纳伯已在加拉达南部创立了不少教会团体（宗13：14；14：24）。在第二次传教时又到此处巡视（宗16：1－5），为此，我们认为本书即是写给此处的各教会。大概写于公元56或57年；一定写于罗马书之前。

当迦拉达人第一次听到保良给他们宣讲福音时，他们很热诚地接受了：“你们……接待我有如一位天主的天使，有如基督稣……我敢为你们作证：如若可能，你们那时也会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给我”（4：14－15）。

但是，迦拉达人有如高卢人一样，反复无常，竟聆听了新来的一批人所宣讲的“另一福音”（1：6）。这些宣讲者，即犹太主义保守派（见第十四册：启示外邦的光明〔下〕），协力说服迦拉达人，要他们相信基督并不免除遵守梅瑟法律的诫命；最重要的，是加入天主子民的礼仪——割 损。

他们说：如不割损，不能得到对亚巴郎所预许而由耶稣所完成的恩许。总而言之为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出身于外邦人，先应取得犹太籍，即接受割损礼。

这种道理正与保禄的教训相反。因为，这种道理把福音讯息的主要内容完全推翻了，实可称为“另一福音”。保禄的反应甚为激烈，因而他的敌人采取攻击人身的方法，否认他是真正的宗徒，使人不信任他。因此，保禄当时给迦拉达人写的书信，甚为激动，充满了怒气。这封书信，有如格林多后书一样，真正表达出保禄的个性。

 

“无论谁……若给你们宣讲的福音，与我们给你们所宣讲的福音不同，当受诅咒”（1：8）。

在书信一开始，即发出此一隆重的通告，实属例外，因为，没有对收信人的赞美，也没有感谢词；宗徒一上来即触及问题的要害，并毫不迟延地表达出他毫无妥协地余地。

他所传的福音，并不是由人而来的，直接是由耶稣基督接受的：“从母胎中已选拔我，以恩宠召叫我的天主，却决意将他的圣子启示给我，叫我在异民中传扬他……我立即去了阿刺伯”（1：15－17）。在赴大马士革的途中，基督亲自直接与他会晤，无需再如那十二位一样，需要正式的就职仪式。保禄无需等待什么，即刻便完全是一位宗徒，他“当时没有与任何人（即在他以前作宗徒的人）商量”（1：16）。

他所宣讲的福音完全与教会当局所宣讲的相符合。保禄一定不是一个游击队员，工作而无宗徒的“标签”。他也上了耶路撒冷，去汇报他的传教活动：“我是受了启示而上去的；我在那里向他们陈述了我在异民中间所讲的福音……免得我白白地奔跑，或者徒然奔走了。但是，即连跟我的弟铎，他虽是希腊人，也没有被强迫领受割损……那些有权威的人，也没有另外吩咐我什么；反而他们看出来，我是受了委托，向未割损的人，宣传福音，就如伯多禄被委派向受割损的人宣传福音一样……他们一认清了所赋与我的恩宠，那称为柱石的雅各伯、刻法（伯多禄）和若望，就与我和巴尔纳伯握手，表示通力合作“（2：2－9）。

保禄所传的福音决不是模棱两可的，他在迦拉达和其他地方一样，常以纯朴的赤诚宣讲福音；他绝不玩两面手法，有证可凭。有一次，他认为需要，毫无犹豫地公开指责过伯多禄。当伯多禄来到安提约基雅视察时，他毫无困难与归正的外邦人一起吃饭；但当犹太主义保守派的基督 徒来到时，可能批评过他的作风，他便退避了。“我一见他们的行为与福音真理不合，就当着众人对刻法说：你是犹太人，竟按照外邦人的方式，而不按照犹太人的方式过活，你怎么敢强迫外邦人犹太化呢”（2：11－14）？这种作风在保禄看来，是虚伪主义，因而加以斥责。这显示出保禄如何忠于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