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会史-二世纪教难分析-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第二世纪的教难多属地方性的，而且是间歇性的，第三世纪的教难，则是由皇帝明令发动的普遍性，几乎普及全国，情形惨烈，但为时颇短，而且使教会有喘息的时期。教难以后，丰富的记载如文录、目击记、以及详尽的法庭档案都足以提供历史学者们的研究。然而，在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以外，还有一连串无可置信的传闻。使历史学家感到困惑的是，后世的人，喜欢给古代的英雄烈士妄加许多荣衔，历史学家们在考证和批评历史事件的时候，曾经下过这样的结论：“教难时期并没有数百万殉道烈士，并且也曾经有许多教友临阵失去了勇气，各地教友全都视死的说法是豪无根据的夸张之辞。”这样一个历史真像的揭露，难免使人感到遗憾。其实，古代教难与后世的教难一样，总是满目疮痍的，教会从不希望受迫害，教难结束后，教会感到欢欣。既然如同我们前面所讲的，罗马帝国并不禁止多神的敬礼，而且还准许不同的教派存在，那么为什么独对天教如此的仇视，竟要以惨酷的流血来加以迫害呢？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从一开始，基督信徒的气质与众不同，触犯了几项罗马刑法，在帝国政权的指使下，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教难。他们认为，基督徒触犯了有关罗马帝国祭祀的“侵犯与侮辱尊严”的罪，事实上，信友们放弃了对皇帝的祭祀，就已经足够使他们获得这一项罪名了。

“侵犯与侮辱尊严罪”是从严重的叛国与反对政权的情事而来的，这条法律本身相当含糊，有些早期的皇帝，像底培里、道米提安，曾经将它扩大，应用到许多可笑的事上，譬如，出卖一座有皇帝石像的公园，或其他似的有不尊敬帝国的嫌疑的人，都要受到惩罚。这条含糊不清、弹性极大的法律，因此可用于每一件事上，基督徒当然包括在内了，但这只是历史家的一种假设，这种假设的正确性，到现在是问题。根据所知道的档案资料，受难教友的案件，从来没有一件是涉及“侵犯侮辱尊严罪”的，后来我们考证得到这条独裁的法律，原来是专门提供给皇帝贬谪私敌异己，像元老们以及一些个高级官吏的，而很少用在平民百姓们身上。大部份的殉教烈士，都是属于平民百姓以下的阶级。有人称赞图拉真皇帝，因为他拒绝采用这一条法律，以便摆脱前任皇帝的旧例，并且规定了惩罚基督徒的新法律。

拒绝参加帝国典礼的人，可以认为是犯了“悔辱尊严罪”，但是这种帝国祭祀，不一定是宗教的或强迫参加的定期礼节。罗马有祭司会议，定期举行礼仪，为崇敬已经去逝的和正在位的皇帝所恭敬的神明和其他的神袛，妨碍这样的礼节，当然是一种渎圣的行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参与罗马祭祀，没有资格或没有责任参加的人，一生准免出席这样的场合。当时罗马市民对帝国祭祀所抱持的态度，与现代人对无名英雄纪念会、周会之类的集会所抱持的态度相仿，不愿参加的人可留在家里或到别处去，基督徒并不反对出席这样的典礼，当然那仅仅是出席而已。戴尔都良曾在《关于偶像崇拜》这本书里，畅论这事，他说：“身为奴隶的教友可以陪主人参加教外的集会，在别人家做客，可以参观教外礼节的进行，但当基督徒因职务关系，被迫组织崇敬的礼仪，问是就发生了。”

戴尔都良在他的《关于偶像崇拜》这本书里，他怀疑那些置身在统治阶级中的教友能避免崇拜偶像的暗礁。在教难期中，身居统治阶级的信友很少，据我们所知，其中殉难烈士少之又少。另外一些史学家认为，基督徒忠于自己的祭献，时常举行罗马帝国所禁止的礼节，已经触犯了渎圣之罪。所谓“渎圣”，就是亵渎了圣物，那些是圣物呢？罗马人认为是神庙、祭台、神像，还有坟地。在教难时，信友们特别的谨慎，避免涉足于教外人事的圣地，后来有许多传说，竟以这类事来渲染殉教烈士的生平。依照十二铜牌法，所有非罗马的礼仪是被禁止的，至少也应该得到政府的许可才可以举行，但是这条法律条文早已废止了。在帝国时代，罗马城及全帝国境内，本地的，或外来的各种礼仪，只要不妨害公众安全，都已经不受法律和权威的限制了，而且在当时，教外人士并不以为基督徒的弥撒献祭是一种宗教礼仪，因为信友们没有神庙、没有祭台、没有神像，他们既不点香、也不焚膏，罗马人视他们为“无神论者”。

我们还可以追问，信友的生活方式，是否与罗马的刑法有抵触，因而引起教难呢？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法官们屡次对信友颁布新的敕令？从法律的观点来看，这些敕令的内容彼此也不相同。历史学家，仍在盲目地搜集着教难的法律依据的文献，他们始终认为罗马帝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不错，罗马的民法是卓越的，许多现代文明国家都在步它的后尘，然而罗马的刑法则是很不完善的，尤其是罗马的诉讼程序法就更差了，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个表面上似乎无瑕可指的法治政府里，找出形式范畴内的专制与残暴，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有些历史学家把教难的原因，从法律圈子移到政治领域上，以为当时罗马帝国的存在，受到基督信友的威胁，教会的势力越来越雄厚，帝国本身节节自卫，进而惩罚、迫害教友了。这样解释，可说是无稽之谈，如果把教难看成是帝国与教会之间的斗争，那么在斗争过程中，事无大小，侵略者显然是罗马帝国，但是，我们知道，掀起教难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民众，有时官吏被迫行动，这种情形在第二世纪时尤其显著。距离罗马很远的里昂、斯米纳、迦太基、亚历山大里亚等地的人，难道也狂热地关心着帝国的前途，而设法消除自己的同胞吗？也许后期教难时的罗马皇帝像戴克里先、贾勒略曾经由于政治的动机来迫害信友，但是，谁也不能证实这件事。

大约在公元300年左右，教友人数极众，简直可以形成一个现代的政党来发挥政治的功能，可是，那时候的信友，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冀望，信友们从不曾想到争战，把皇帝从他的宝座上拉下来，甚至在最惨烈的迫害，他们也从不设法抗衡。戴克里先皇帝曾经为歼灭基督徒而忧愤填胸，这至多也只能解释教难为什么一直延续到公元300年，而绝不能拿来解释教难掀起的原因。在尼禄和图拉真的时代，信友为数尚少，没有人预知教会的未来，尼禄和图拉真不仅想做先见之明的皇帝，似乎也想做先知呢！

教难的另一个明显的因素是人间的仇恨，我们不能忽略这个问题，在人类历史上，爱与恨扮演着极其显要的角色，比理智所表演的精彩得多。历来基督徒的刽子手，总是以美妙的幌子做俺护来执行他们的任务，而骨子里却埋藏着对教会、对信友的憎恨，历史学家是不能对这些人性中的黑暗面漠不关心的。那么是否每一位按照法律惩罚信友的皇帝和官吏，都深怀憎恨？那也不尽然，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只知道服役国家，履行职责而已。

才思飘逸的戴尔都良说：“真理一进了世界，就引起了憎恨！”这种憎恨潜在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一次又一次地换上新装，好像永无止息似的？”先说一说犹太人吧！最初罗马人不以基督徒为犹太教的一个支派，他们也没有把对犹太人的憎恨转移到基督徒身上，后来，他们从犹太人那儿获得犹太人敌视基督徒的事实，犹太人有意骚动排斥基督徒，公元156年，“斯米纳教难”便是一个例子。戴尔都良记述犹太人的会堂，成为流血的场所时，对这些悲惨的斗争是知之甚详的。

帝国的态度也左右着舆论。普通市民除了和统治阶级声声相应以外，不能有别的见解，许多人或许这么想：“让这些个基督徒去我行我素吧！政府总会有再三惩戒他们的措施的。”没有人相信舆论所加于基督徒的林林总总罪名，但是基督徒的活动却使群众恼怒，他们暗中举行祭献，激起了百姓具有敌意的好奇心。戴尔都良曾有这样的记载：群众特别喜欢打扰正在参与礼仪的教友，例如塔西西的殉道是因为他拒绝了放弃圣体的劝告。

基督信仰无声无息的传播是令人忧愤的，无论在何处，你都会邂逅信友，你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而且信友们静肃严穆的生活，对别人像是一种沉默的谴责。儒斯定曾记述了一个可作为代表性的故事：有一个罗马贵族妇女，一向和丈夫过着放荡的生活，后来皈依了基督，要求她的丈夫信守丈夫的忠贞，否则她就要和他分居，他的丈夫在妻子身上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便去告发曾给他妻子讲道理的信友普脱勒美，于是普脱勒美被官方逮捕，为信仰而致命。

教友们生活在罗马人中间，却不追随他们的风俗习惯。一个罗马人虽然对他们的神袛失掉了信心，但也仍然要照惯例举行外表的敬礼，一个外教人同时对各种不同的神奉献祭祀，并不感觉有什么不对，还认为是因此而多蒙疪佑，而基督徒呢？却大大的不同，他既信仰了唯一的天主，便不能再去敬礼其他的神和偶像了。罗马最爱好的娱乐，就是露天剧场内那些个残酷猥亵的表演，教友们当然是不去参加了，外教人无法了解他们所以拒绝参加的理由，便不免对教友们产生了恶感和疑心，因此称他们为第三种人，这就是说，既非罗马人，又不是犹太人，简直是一群无以名之的怪人，所有的人既然不愿意和他们接近，自然处处被歧视憎厌了！戴尔都良曾这样给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听说王某某还不错，可惜他是个教徒！’另一个说：‘想不到张某某那样的聪明，竟然信奉了基督！’可是谁也不去想，王某某、张某某之所以不错，正是因为他们信教的缘故啊！”教友们拒绝对皇帝的相钦崇叩拜，不但是冒犯尊严而且表示自己不是好公民，并且还算是亵圣，所以教会初期的教友，披控告为不信神。

接下来，我们再综合的说一下第一期的教难，古代基督教作家总以为一手造成教难的是尼禄皇帝，而实际上，在尼禄皇帝以前，就已有殉教烈士，至少，我们知道的有六品执事斯德望、宗徒大雅各伯都是为信德而致命。假如公元64年，尼禄所实施的迫害，只发生了一次，以后没再重演，那么，我们可以用尼禄皇帝凶狠嗜杀的个性来解释，我们可以说，是因为尼禄恐惧众怒难息，才嫁祸于基督徒，然而公元64年以后教难一再的重演，一直延续到第四世纪末期，足见罗马政权一贯仇视圣教会。罗马既然是一个注重法律的国家，它这样迫害教会、残杀教友是否有什么法律的根据呢？这个问题，信徒们很早就提出来了。第二世纪末叶，戴尔都良在《为真教辩护》这本书上，就质问罗马人说：“你们不妨翻阅一下你们的历史，便可以知道，罗马帝国第一个对我们的教会下毒手的是‘尼禄’，以后步其后尘的是以残酷著称，有人称他为‘小型尼禄’的道米先皇帝，这些仇视圣教会的皇帝都是残暴不仁，为人民所唾弃的败类，至于那些赏罚严明，爱民如子的贤君，从来就没有一个曾与基督徒为敌，迫害宗教的法律，只有荒淫无耻、嗜杀成性的暴君才会予以执行。”这种辩护方法确实聪明，把迫害教会的责任，都放在声明狼借的暴君身上。当时罗马政府的确曾颁布过仇教的法令，但是，只有残暴无道的昏君，才甘冒天下之大不讳、悍然执行。这些法律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圣教会的教难历史上，若干位号称贤明的罗马皇帝，虽然没有颁布新的仇教法令，但是至少也曾是萧规曹随，很认真的执行过仇教的法令，而戴尔都良所谓的安居乐业的升平时代，也正涂满了基督徒的鲜血呢！所以我们可以断定，罗马政权一贯迫害教会的行动，一定有法律上的依据，但这些迫害教会的法令，内容究竟是怎么定的？我们不得而知。公元110年或111年时，图拉真皇帝批覆毕利纳的诏书，是以旧有的法律成例为依据，戴尔都良明白的指出，尼禄曾经颁布过一道迫害基督徒的法律，我们应该研究的是，这一类迫害基督徒的法律，它的理论根据究竟在那儿？

基督信徒是与犹太教脱离了的分裂分子，他们不能享受罗马赋予以色列民族的特权。而特权中最重要的，是尊重以色列的宗教信仰，不强迫以色列人向国家的神衹献祭，然而这不能作为基督信徒应该受惩治的理由。至于普通刑法上的罪，例如纵火烧城，这也只有无知的愚民，才会想到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来指控基督徒的，如果借用这一类的借口，来发动大规模的迫害运动，那简直是匪夷所思了！为什么别的东方宗教都受到国家法律的尊重和保护，唯独基督圣教，被认为是非法的迷信，而受到刑法的制裁呢？

基督信徒既然不肯崇拜罗马的神，而且拒绝向罗马帝国及皇帝献祭，依照罗马法律，已经是犯了大逆不道和亵渎神明的罪名，然而亵渎神明的罪名，必须要有具体的行动，才能成立。在第一、二世纪，信友从来没有犯下捣毁神像的行为，亵渎神明的罪，也就自然难以成立，至于大逆不道的罪，是到了第三世纪，才有正式的法令，明文规定，如果信友拒绝向罗马帝国及其皇帝献祭，就以大逆不道和亵渎神明的罪来论处，因此，公元第一、第二世纪的迫害基督徒，一定另有法令根据。

有人说，罗马的官吏，有权采取一切弹性便宜的措施，用以维持帝国各地的治安，根据这项权力，官吏们可以将扰乱公共治安的罪犯，处以死刑，可是这种假定，仍然缺乏充份的根据，因为基督徒是最奉公守法的安份良民，如果说信仰耶稣基，足以妨害治安，那么妨害治安的，也决不是基督徒，而是向基督徒滋事挑衅的仇教分子，由此可见，罗马的地方官吏是很难以这项权力作为维持治安的借口，出面予以干涉。关于这一点，只须看官吏们往往得向中央政府皇帝那儿请示处理宗教案件的办法，可见地方官吏是多么的左右为难呢！

大规模的教难是随着两种因素而展开的，一个因素是，罗马帝国在公元第一到第三世纪内，力图巩固政权，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从而必然的排斥一般所谓不信奉国教的分子；另一个因素是，基督信友经过了长时期同甘共苦的生活，受着理论家的熏陶、殉道烈士带头的模范作用，越来越认识对立的局面是必然的，妥协是不可能的。这种对立的局面，经过一定时间的酝酿，随着前面所说的那些因素而逐渐发展的，所以最初的130年内，也就是从公元64年到192年，迫害是波浪式的，忽而强烈忽而松懈，至少还不能认为是一种有计划的行动。从第三世纪起，形式完全改观，迫害成了一种有系统的行动，政府颁布了特别法令，对全国各地的基督信友普遍的杀害。在这种大规模的、全国性的迫害运动中，流血牺牲的人数，当然的，都要远比过去来得庞大了。

若干的宗教著作、传统的说法是，罗马政权对圣教会的迫害，共有10次。这种说法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十”是个整数，而且含有象征的意义，一提到十次迫害，人们就联想到旧约时期，在埃及的十大灾祸，或联想到若望的宗徒默示录中，所描述的那只野兽，头上有十个角，角上戴了十个金冠，和圣徒作战。而事实上，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迫害，只有四、五次，如果要将小型的地方性的迫害都计算在内，那就超过十倍了！

当时罗马人爱好的流血、爱好将囚犯当着群众执行死刑，供人民聚集时观看，主人将奴隶活活地鞭死、将奴隶的肉喂给鱼吃，这对当时的旁观者来说，简直是平淡无奇的事。此外，从共和时代的末期开始，统治阶级爱用当众流血的表演，来供人消遣，人民向政府的要求有两项，那就是面色和表演。对一般罗马人来说，两者的重要性是相等的。当时的罗马人，把看表演当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如何组织各次的表演，以解决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那是执政当局头疼的事了。这些血淋淋的事太残酷了！举个例子说！一幕哑剧演到最后的结局阶段，在这一幕内，剧中某主角应该被人杀死，就去叫来一个死囚代替演员登台，假戏真做，这死囚当场就被杀而死，没有比这更真实的演出了；表演希腊神话中普罗梅德身系岩石的一幕时，就用一个木制十字架代替岩石，将囚犯活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类逼真的演出，简直令人毛骨悚然、不忍目睹。而首创以活人供处于饥饿之下的野兽撕裂吞噬的是奥古斯都大帝，是他，第一个下令将一个名叫塞路禄的江洋大盗解往竞技场，放出一大批虎、豹，活活的将他咬死。罗马的法典中，有一道法令规定：政府可以将死囚提解到罗马，当众供野兽吞噬。这种野蛮的表演节目，由罗马流传到全国各地，成群的野兽在竞技场当众表演扑杀掠食活人的节目，成千成万的角斗者，而这些大部份都不是出于志愿的奴隶或囚犯，他们互相残杀，供一批批疯狂的观众欣赏。在这些表演中，场子内判死刑的囚犯，必须咬紧牙关，拼个你死我活，到后来全都被杀死；另一种表演是把活人投入野兽群中，供虎、豹、狮子饱餐一顿人肉佳肴。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样的屠杀，简直是惨无人道到了极点，然而当时的罗马人，却视为平淡无奇，而且非这样紧张，就看得不够刺激过隐。

罗马帝国一面力图不择手段镇压反抗分子，巩固自己的政权，一面妄想以野蛮的表演节目来取悦人民，麻醉人民对政府不满的愤怒情绪。我们必须认识这种复杂矛盾的心理，才能明白迫害教友的教难的具体情势及其残酷的特性。对初期教会发动第二次大型迫害，制造教难的是道米先皇帝。道米先皇帝虽然有不少的长处，他为人聪敏，勤谨，实事求是，但是他也是暴虐无道、傲慢自私、猜忌多疑，他的残酷，可以说与尼禄不分伯仲。公元81年，他的胞兄提都去世以后，就由道米先继承了王位。他的胞兄提都就是那位在公元70年率领罗马大军，进军犹太，攻陷耶路撒冷，摧毁圣殿的大将，后来当了罗马帝国的皇帝，死后胞弟道米先继承了他的皇位，那时候道米先还不满30岁，登基以后，他那猜忌多疑的个性，常使他担忧自己的皇位会被别人推翻，对各阶级的人民都抱着猜疑不安的态度，滥杀无辜，以呈其性，终于在公元96年，死于非命。

道米先的自卑心理常猜疑罗马贵族，因为罗马贵族很瞧不起他，他的祖先是一个出身乡村的投机分子，他自己呢！是借着胞兄的余荫而取得了王位。贵族们常在诗歌中对他加以冷嘲热讽，他害怕他们中有人将篡夺他的皇位；道米先也猜疑哲学家，因为这些哲学家鼓吹自由思想，反对专制独裁；他也猜疑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活动的范围遍及全国，势力越来越大；道米先也猜疑基督信徒，因为圣教会无孔不入，由平民阶级，伸展至贵族阶级，甚至也渗入了皇室。自从尼禄去逝后，在短短20多年内，教会的势力遍及社会的各阶层，封彊大吏中，信奉基督的有亚基吕总督；皇亲国戚中有惠斯巴西安的胞弟沙比纽斯、沙比纽斯的儿子克勒孟夫妇，也就是道米先皇帝自己的堂兄弟、提都的儿子，皇帝的未来继承人。道米先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要铲除异己，先从贵族阶级开刀。若干贵族在日尔曼发动武装政变时，也发动推翻王室的政变，可惜政变失败，皇帝为了彻底的摧毁反抗势力，就把与叛乱有关的人物一律处死或充军异乡，哲学家、星相家、堪舆家不久也遭遇同命运，杀死的杀死，放逐的放逐，过了不久，迫害的箭头就转向犹太教徒和基督徒。

自从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毁灭圣殿以后，过去犹太教徒向圣殿缴纳的捐税，罗马政府照旧征收，名义上是扩充“朱彼特神”的祭祀费用，实际上都入了国库。惠斯巴西安和提都父子先后执政期间，征收捐税的办法还相当的宽大，等到道米先登基以后，便改采最严峻的办法，而且还把征税的对象予以扩大，除了真正的犹太教徒外，凡是信奉一种教的，都应当纳税，这样一来，基督徒也都应该负担这项捐税了。为什么将基督徒和犹太教并为一类了？政府是否故意引诱基督徒提出抗议，而让他们自己暴露身份，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除了这种宗教性理由外，罗马政府也是想要增加国库的收入，才扩大了增税的对象。总括来说，道米先的迫害圣教会，基本上是含有政治作用的。他曾经听人说起，基督将会旧地重临，统治世界，所以内心不免惴惴不安，担忧自己的皇位终将不保。他发动的迫害，先从贵族中的基督徒开始，亚基吕总督牺牲了！自己的堂兄弟克勒孟也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判处死刑，克勒孟的妻子道米提拉也被放逐到荒岛上。多疑的他为了要斩草除根，更不惜派人到巴勒斯坦搜捕犹太国王的旧裔，圣犹达宗徒，原是耶稣的近亲，所以他的子孙就遭到逮捕，送往罗马受审。

迫害越演越烈，后来竟发展成为全面性的迫害。道米先在位的最后几年，也就是公元92到96年，迫害达到了高潮。公元96年，格肋孟教宗致书给格林多教会的书信中，曾提到罗马教会团体遭受了严重的灾祸和打击，这次迫害的残酷，和尼禄的时代不相上下。例如，圣若望宗徒受到“鼎镬”的酷刑，被投入沸油之中，就是那段时期的事。这次的迫害，更遍及全国，不只以罗马一个地方为限，圣若望放逐巴特摩斯岛时，对殉道烈士遭遇的苦难，记忆犹新，所以当他执笔撰写默示录时，字里行间透露着他对这场大屠杀感到无比的悲哀。

在第一世纪末叶，圣教会完全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但是天主的事业，是经得起任何打击的，打击越强烈，教会的基础越巩固，在忧患交加、困难重重的环境中，教会一天比一天壮大，踏在自己鲜血的道上迈步前进，而固守信仰的圣教烈士，不肯崇拜邪神，与罗马政权发生摩擦，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事。圣若望在默示录第十三章15节上指出：“不钦崇野兽和它图像的人，都被杀死！”还有默示录第17章第2、第6、以及第18章24节的话：“以污秽的酒灌醉了世界，将它的长袍浸泡在信友的鲜血中。”这是前后30年间，罗马与圣教会的对立，日趋明显，大规模的屠杀，已是剑拔弩张，迫在眉睫了。而一般人民对教友们盲目的仇视，完全是因为不明了圣教会的真实性质，便杜撰了种种幼稚无稽的诬词，诽谤教会。圣教会越发达，盲目的仇恨越强烈，这种毫无根据的诽谤，往往酿成流血惨剧，很多信友便这样受到无谓的牺牲了！

为什么一般无知民众会仇视信友呢！这其中的原因很是复杂，我们综合成5个项目来做说明。（1）教友们的生活方式太严肃，普通人自愧不如，便因忌妒而生仇。（2）教友们反对当时流行的放荡生活，不肯与一般的人同流合污。（3）为了避免官厅的查缉，教友们往往秘密的举行集会，有时候也在晚上集会，在外教人目光中，这些集会多少含有神秘的色彩。（4）教友大部份属于平民阶级，也就是一般贵族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人。（5）迫害运动扩大后，大家竞相要挟告发，同时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里，以残杀和酷刑来满足自己仇视的心理。此外，由于一般人对基督圣教的礼仪认识不够，因而产生了很多的误会，例如举行圣体礼仪时，被人误会是吃人肉喝人血的野蛮行为。这一类荒唐无稽的误会，在第二世纪最为流行，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在公元150年左右，有一个才识平庸，徒有虚名的修辞学家名叫傅龙冬，他竟妄称基督徒把一个幼童和在面粉里面，叫一个新教友用刀刺破他的心，并喝他的血，再由参加集会的人将幼童的四肢分解。像这样幼稚的故事，一望而知，完全出于虚构，居然会有人有声有色的加以叙述，可见，当时人们对圣教会的真正性质，显然一无所知。

另一类危险性比较轻微的讥讽，是歪曲圣教会的内容，把教会的教义描写成荒诞不经，例如，当时人们传说，基督徒崇拜的是一个有驴子的头却有人的身体的神。公元1857年巴拉坦曾发掘出一幅壁画，那幅画是用小刀雕刻在墙上的，画着一只驴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幅壁画现在保存在罗马基却博物馆，旁边有一行小字写的是：这是亚力撒玛所崇拜的神！由此可见，无知的人用多么幼稚可笑的方式诋毁圣教会。此外，一般人的心里，遇到有灾祸发生，就会想办法找出一个人来，把全部责任都卸在他身上，方才肯平息心头的怒气，这种策略，暴君尼禄知道得最清楚，所以在罗马大火后，便很巧妙的把全部罪责一古脑儿的推在基督徒身上，自己既可置身事外，又可以平息民怨。在外教气氛非常浓厚的罗马社会，一般人的思想带着强烈的迷信色彩，再加上巫术盛行，遇到了任何不幸的灾难，便想入非非，归咎于某种超自然的邪魔势力。他们认为，基督徒常在深夜举行宗教仪式，而通常巫师作法也都在夜间，所以这些基督徒一定在施展某种秘密的巫法，降灾祸给一般人民。戴尔都良曾感叹的说，在台伯河泛滥成灾的时候、在尼罗河干旱的时候，无论有地震、灾荒、战争、瘟疫，一切天灾人祸都应由基督负责，百姓们就会大声高呼：“把基督徒带去喂狮子！杀掉基督徒！”最后，物质利益的冲突，也是引起若干商人仇视基督徒的一项因素。因为圣教会的教义，普遍传入民间以后，售卖迷信的宗教器物，以及售卖祭祀用的商人，营业一落千丈，而制造这些迷信偶像等宗教器物的，则面临了失业的危机，他们便与基督的圣教会势不两立，一心予以破坏。此外，私人的忌妒争吵、挟嫌报复的也往往是大规模迫害成为重大教难的导火线。

关于迫害圣教会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有很多情形，盲目的或由私人发动的仇教行为，往往是由神庙管理人、巫师或是外教司祭的挑拨教唆而引起。群众的情感是很容易被激动的，于是就一呼百应，便发生聚众捣毁信友举行宗教仪式的处所、以及信友的公墓等暴动行为，事态一旦扩大，人们便把信友扭送衙门，控告信友不信国教，要求官厅支持群众的行动，依法惩罚处理。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发生了迫害教会的合法性问题，当然群众情感一旦冲动起来，绝不会考虑自己的行动是否合法，而且根本将法律问题搁在一旁了。我们要问，事情一闹到官里，政府人员对这些个不法的暴动，采取怎么样的态度呢？关于这一点，罗马官吏的态度一般来说，很值得我们的称赞的，因为他们有守法的优良习惯，往往设法弹压暴动，维持最低程度的法律立场，例如图拉真皇帝时的毕利纳，就是一位在迫害圣教会的教难中，奉公守法，主持公道的开明官吏。毕利纳在公元112年任总督的任内，上书给图拉真皇帝，详细的报告了基督圣教发展的情况，请求皇帝决定处理的办法，图拉真也就根据毕利纳的奏章，制定了对待基督徒的政策，这是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的法律地位，第一次正式获得确定。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点，政府当局不必主动地查缉谁是基督徒。第二点，如果基督徒被人检举，经过侦讯属实的话，就应依法处罚。第三点，如果被检举者否认自己是基督徒，并且崇拜罗马的神类，就应立刻销案加以释放。毕利纳的奏章和图拉真皇帝的诏书，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两个文件，告诉了我们，耶稣死后八十年左右，福音在罗马帝国发展的具体情况，同时也解释了安东尼王朝对基督所采的态度。我们根据这些文件可以知道，安东尼王朝的四位皇帝，素以仁慈爱民著称，为什么竟纵容下属屠杀教友呢？

图拉真是罗马帝国可数的贤君之一，他对百姓相当的宽仁。他曾说过，与其无罪的人受不白之冤，宁可使有罪的人逍遥法外。而毕利纳呢，也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良臣，宅心仁厚，对待奴隶常慈爱，在他的信函当中，我们看到他多么关心奴隶的生活，自动解放他们，看到奴隶患应而心生不安、看到奴隶天逝而心生悲哀。公元112年，毕利纳以皇帝特使的名义，治理本都和俾斯尼亚两省。毕利纳办起公事来，一丝不苟，非常有责任心，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就即刻向皇帝请示，而当时基督徒的地位确实是很微妙的，究竟如何处理？毕利纳自个儿不敢擅作主张，于是就上书皇帝。在当时，小亚细亚地区，圣教会很发达，许多教会团体，还可能是圣保禄宗徒自己亲手建立的，圣教会也给当地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澈底的改革，人们不再到神庙去祭神，也不再信奉罗马的国教，售卖祭品的商人，营业大受影响，若干基督徒被告下狱，解送到皇帝的特使毕利纳的地方来。

第二世纪初期，教会团体就已经非常发达的小亚细亚地区，而这些团体，可能还是圣保禄宗徒当年亲手创立的，领洗奉教的教友们，给当地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彻底的改革，他们不再前往庙宇去祭神，也不再信奉罗马的国教，而使售卖祭祀用的牲口及和宗教物品的商人，在营业上大受影响，因此，招至某些教友就被告发而被逮捕下狱，又被解送到皇帝的特使毕利纳这儿来了。我们就要看看，毕利纳将会如何处理这些被告发而被逮捕的教友？以及这些教友的下场将如何？

毕利纳接下了这些告发基督徒的案子，于是就非常仔细的审讯了被捕而解送到他这样来的基督徒。他清楚的知道，控告教友们的罪，完全是莫须有的，但是从尼禄皇朝开始，法律上就曾经明定，严禁人民作基督徒，既然被逮捕来的人对自己的教友身份一再的直认不讳，毕利纳呢，也就根据过去既成的惯例，将他们都判了死刑，而那些具有罗马公民身份的囚犯，就解送到罗马去，听候皇帝的发落。可是，事情却越闹越大，问题也越来越复杂，群众们看到这批基督徒被判处了极刑，得到了很大的鼓励，胆子也大了，纷纷开始控告教友，还有许多是匿名的指控的，官厅接到了控词，就去按着地方查访，对那些被指为教徒的，不分男女老幼，一律逮捕后解送到毕利纳这儿来，请毕利纳依法裁判。

毕利纳原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他实在不忍心将教友们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律送往刑场去处死，对每一个案件详细的审讯。其中有一部份人，很英勇的坦白承认自己是教友，他就根据他们的供词，依照法律既成的惯例办理，宣判死刑；而另有一些人承认自己曾经一度进了教，但早已退出。毕利纳想起，群众们往往指控基督徒犯罪作恶，便查问这些先进了教，然后又叛教的罪犯，有没有犯过其他普通刑法上的罪，他们一个个都坚决的说，过去他们从未触犯过任何的刑法，若是有罪的话，那就是当他们还是教友的时候，曾经以基督徒的身份，在黎明之前参加集会，唱圣歌、赞颂天主，他们还在集会中发誓，永远都不犯窃盗、凶杀、奸淫的罪，他们还共同举行圣餐。毕利纳审讯完了，心里甚觉不安，因为实在找不出他们的罪状，他就只有去向当时的皇帝图拉真请示，是否基督徒的身份本身就构成一种罪？假如凡是基督徒都一律严惩，那么不但承认信奉基督教的人都应处死刑，连那些背教的教徒也难逃一死。毕利纳还在奏章中，劝图拉真皇帝，采取宽大的政策，对背教者不咎既往，一律赦免。

图拉真对毕利纳的奏章的批覆，主要的可归为三点。我们已经为谈到过，下面再重复一次。第一点，政府当局，不必主动去查缉拿一个是基督徒。第二点，如果基督徒被人检举，经过侦讯确实无误，应该依法处罪。第三点，如果被检举者否认自己是基督徒，并崇拜罗马的各类神袛，应该即刻销案释放。根据图拉真的诏令，我们可以获得下面几点结论，第一，信仰基督教的罪，是一种特殊的罪名，犯罪的人只要表示悔罪，并崇拜罗马的神就可以获得赦免，而普通的犯罪，像杀人、窃盗绝不能享受到这种宽大的处分。第二，基督徒的确是洁身自好的正人君子，而不是杀人放火的窃盗歹徒，在过去一般人对教徒的诬蔑，也就不攻自破了。第三，政府机关，绝不主动的去查缉基督徒。第四呢，基督徒尽量在合法检举的情形下，方可予以追诉。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基督徒在没有被追诉以前，以经退出教会或是在审讯当中，表示要退出教会，就应立刻案释放，不再追究。

从政治的观点来看，罗马政府所颁布的诏书，采用的办法，是很聪明的，但是，宗教信仰对人的心灵具有伟大无比的力量，对于这一点呢，罗马当局却根本茫然不知，它以为这种聪明的措施，一定能够遏止圣教会的发展，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它的估计错了！再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罗马政权在第二世纪初期，还没有把基督教当作是自己的死敌，所以呢！还没有采取有系统的办法，有计划的来摧毁圣教会。可是，我们必须指出，图拉真的诏书在内容，有着前后矛盾、模棱两可，未免近乎滑稽，所以戴尔都良以讥讽嘲笑的口气说：“基督徒并不是因为犯了罪才被处罚，而是因为有人检举才被处罚，而政府方面，如果没有人检举教徒，又不主动的查缉追诉，这岂不是矛盾到极点吗？”

以后的每位罗马皇帝对基督徒的政策，都以图拉真的这个诏书为根据。例如亚细亚的一位总督向当时的哈德良皇帝上书，指出：一般人民对付基督徒的手段，过于残暴，而基督徒呢！除了宗教信仰以外，就没有犯下任何具体的罪行，而把他们都处死，似乎有失公平。而哈德良的批示，尽也是模棱两可的，他表示：凡事应该依法处理，但不要轻信谣言或诬告，政府必须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这算是什么回覆呢？对属下提出的问题，不正是答非所问嘛！还有那位以虔诚出名安东尼皇帝，他对罗马的神道固然非常尊重，对基督圣教，也只是萧规曹随，按既成之前例来办理，从未采取有计划的措施，企图消灭圣教会。在安东尼的朝代，烈士普托勒美在罗马法庭受审，审讯的话，由圣儒斯定纪录下来，一共只有三句：“你是基督吗？”“是的！”“去死吧！”

总之，安东尼王朝的反圣教政策，主要的原因是，维持秩序和避免触怒舆论。为了这个缘故呢，第二世纪的教难，有着几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教难大都属于地方性的、偶然发生的，而不是全面性的、有计划的来迫害教会，这些迫害也都来自群众的告发，某些地区群众和教友之间相安无事，没有冲突产生，也就没有迫害教会的暴行发生；相反的，如果群众对信徒鼓噪暴动时，官厅便出面干涉，迫害教会。至于迫害的程度呢，又要看各地的行政长官而定，有的长官不愿过于株连大兴冤狱，便大事化小从轻发落；有的长官，办事很认真，遇到有群众告发教友的事发生，不肯轻易放过，就常是严刑拷打，必定将教友置之死地而后快。教友偶然触怒了邻居或亲戚便可能被检举告发到官厅，民众若稍稍有不满，或在当地遇到了灾难，便嫁祸于教友而触发教难，甚至台伯河泛滥殃及罗马时、尼罗河泛滥而损及粮食减产时、地震啦！天灾啦！瘟疫流行啦！都将怒气发在教友身上，将他们告到官厅，因此教难虽然不常是普遍性的，但为教友们来说，则常是一种威胁，人人都晓得奉教便是冒殉道的危险。

公元第二世纪，无数可歌可泣的殉道教友，不仅包括家喻户晓的著名历史人物，同时也包括了许多无名英雄。他们舍生证道的史迹，大都已经失传，甚至连他们的姓名，由于年代久远，也无从查考了！然而，用鲜血给基督圣教铺平道路的，正是这些无名英雄们啊！我们目睹今天圣教会的繁荣发展，基督的名传到了世界各地，想到当年殉道烈士们，为圣教会树立根基的英烈们，他们的信德精神着实令人敬佩，这些千千万万的烈士、烈女，不分年龄、地位、性别或为教宗、主教、或为贩夫走卒，他们所作证的，是同一的信仰，他们所渴望的，是同样的牺牲，英勇的事迹也属大同小异，我们只能从《致命圣人录》这本书中，挑选出几位特别著名、特别突出的来举例，一方面，您可举一反三，一方面，也作为教会光荣的象征。

我们第一个要举出的殉道烈士，是安提约基亚的圣依纳爵主教。他是一位有魄力、敢做敢为的人、是一个十字架革命家的典型人物、是一个为了信仰及正义，不惜赴汤蹈火的英雄，他曾说：“我们无论在做任何行为时，都应该想到，是天主与我们同在！”他的这句话，成了很多努力修成圣德的热心教友奉为圭臬。宗徒们的几个继任者，他也都认识，所以他是宗徒时代的直接证人之一。他通过圣保禄或圣伯多禄的媒介，直接与耶稣发生联系，他是安提约基亚的第二任主教，也是圣宗徒们的亲炙弟子。圣依纳爵主教，是在图拉真皇帝在位的初年被捕的，大概和圣伯多禄的第三位继任者圣格肋孟在罗马殉道，以及圣西默盎在耶路撒冷殉道的时间相近。他的案件，由何人发动检举，我们没有文献可以考证，我们所确实知道的是，他在公元107年遇难，和其他的两位同伴，在安提约基亚宣判了死刑以后，被解送到罗马，供饿狮猛虎所撕裂吞噬。他在去罗马的途中，给小亚细亚和罗马教会写了七封书信，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内容异常的动人，称得上是教会早期文学的矶珠，成为不朽的名著，堪与圣保禄的书信相比美。他自知即将为真理、为基督捐躯，热血在他身上沸腾着，他这样说：“无论在刀剑的锋刃，或在猛兽的爪牙下，我都与天主相偕，我与天主永不分离。”他给罗马教友写这封信的动机，是因为他听说罗马的教友正在设法营救他，他尽力制止他们不要那样做，他的信上这样写着：“祭台既然准备好了，请让我去流血献祭吧！请让我作野兽的食饵被猛兽吞噬，如此，我就能亲近天主，我是天主的麦粒，希望借着野兽们的利牙，被研磨成为面粉，成为基督无玷的面饼，你们为我恳求吾主耶稣，肯借野兽的牙齿，把我做成牺牲，献给天主，希望它们快来咬死我，不要像对待其他殉道者那样，不敢下口，如果是那样，我要激怒他们，巴不得最酷烈的刑罚加在我身上，只要我能享有基督便够了。”他担心因为罗马的教友营救他，使他被释放而失去了致命的荣冠。圣依纳爵到了罗马，不久就遇难了！如他所愿，死于野兽们利牙之中，麦粒，终于被碾成面粉，做了基督无玷的面饼，踏上了殉道者的血路。

我们凭吊追忆第二世纪的教难，并且还特别列举安提约基亚主教圣依纳爵，他在被解送到罗马去的旅途上，写给罗马教友的那封有名的信，把自己比喻为天主的麦粒，借着狮子、老虎猛兽们的牙齿，希望被研磨成为面粉，好能成为基督无酵的面饼。基督让他如愿以偿，成了那无酵的面饼，戴上了殉道者的冠冕，他那动人的“天主面粒”的比喻，代代相传，我相信将一直到今世的终结。再举几个特别的例子，知道的人都会对公元二世纪的教难史，留下更刻的印象。

公元155年，士米纳有12名教友被捕，而且被判了死刑，除了一个人背了教以外，其他的十一个人，都表现惊人的英勇，被竞技场里的野兽给吞噬了，其中有一位殉道者，竟嫌野兽动作太慢，怯懦颟顸，不将自己快快吞下，因而击打野兽，没想到激怒了围观的群众们，竟然要求其他的牺牲品喊道：“不信神的人该死，把鲍利加布逮来”。当鲍利加布听见士兵就要来逮捕他的时候，他本来能够逃避的，但是他不愿逃避，只说：“承行天主的圣意吧！”便出来和士兵们交谈，他的高龄和安祥，令士兵们非常的惊异，真不知道为逮捕这样的一个老人，何必那样的劳师动众啊！鲍利加布主教，只有一个要求，请求士兵们给他一个小时作祈祷，士兵也答应了，他便站在原地祈祷，俨然是一个洋溢着天主圣宠的人啊！就那样，他一连大声祈祷了两个小时，士兵们在士米纳找来一头驴子，让他骑在上面，而那个时候的竞技场上正在表演一场游戏，鲍利加布到达以后，便把他推进了广场，总督也亲自在场审讯他。总督显然感到这件案子，缺乏充分的法律根据，可是四周的群众呼喊喧嚣，随时都有酿成暴动的可能。圣鲍利加布主教昂然的站在他们面前，凛然不屈，总督一直想说服鲍利加布背教，他说：“看你这把年纪了，你快悔改！因凯撒之名发誓吧！你高呼‘打倒不信神的人’的口号！”鲍利加布转过身来，面向着群众，他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群众们才是真正不信神的人，鲍利加布定睛注视着群众们，扬起手来，很幽默的朝着他们说道：“打倒不信神的人！”总督呢！眼看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他逼迫鲍利加布表明态度，于是就对鲍利加布说；“背叛教会吧，你一旦发誓，我就释放你，你悔辱基督吧！”鲍利加布回答说：“我事奉了基督已经86年，祂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我为什么亵渎我的君王，我的救主呢？”总督说：“你快快发誓！”鲍利加布说：“你如果以为能够将我说服，那真是梦想，我老实对你说，我是基督徒。”总督回答说：“我有野兽对付你！”鲍利加布说：“你发命令好了！我们基督徒绝不会由善变恶的，我们是从罪恶走向正义的”总督说：“你既然不怕野兽，好吧！你如果不悔改，我用火来烧你！”鲍利加布说：“你要用火来威胁我吗？这火呢，烧了一个小时后，就会熄灭，你知道来世的正义之火吗？你不知道惩治不义之徒的刑罚吗？你就别犹豫，你爱怎么办，就怎么样办吧！”

当总督的传令员宣布死刑判决的时候，群众便冲入场中把柴薪堆积了起来，刑场堆好，刑役便要把他钉在木架上，他却向他们说：“那位赏我勇气，使我不怕火焰的天主，也要给我在柴堆上屹立不动的力量，用不着你们钉我。”他们便把他捆在木桩上，当他高声祈祷的时候，熊熊的火光便由四面升起，但却形成了一个穹窿，好像是被风鼓胀的布包一样，鲍利加布的身体像是在烤炉中烤热了的面包，又像在炉火中被锻炼的金银，洁白澄黄，献出了自己的灵魂，为真道作了证！

教友的第二幕悲剧，在高卢演出。这一幕悲剧对法国的教友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在文献上提供了有关初期教会时代，福音在法国传播的情形。在这次教难之前，福音早已传入了法国，在当时，法国尚称为高卢。高卢早在这次教难的前200出，已经列入罗马的版图，罗马和高卢之间早已建立了商业关系，考古学家于二世纪初，在法国发掘到许多纪元初期的教会遗物，例如在马赛掘出的一块石碑，上面所刻的文字，正是叙述了两位殉道烈士殉难的事迹。石碑的年代，是和里昂的殉道烈士同时代的古物。圣依勒内曾经说，他讲道理的时候，必须用塞德语，因为当地的一部份教友听不懂拉丁话，由此可见，基督的信仰已经传到了高卢的乡间，因为当地的人只会说塞德话，圣依勒内才不不得舍用拉丁话而改用塞德话。公元150年左右，教会团体在高卢已经相当发达，其中有一个教会团体最为活跃，也已经想划成为主教区，这个教区，就是里昂教区。

公元177年，里昂开始遭到教难的打击，也正是麦克奥理略在位的时候。麦克奥理略在罗马皇帝当中，一向是以贤明见称的，为什么他会如疯狂的迫害教会呢？那完全是因为麦克奥理略非常认真的执行图拉真所颁布的诏书。他的责任感非常强烈，他认为对付基督的教会，必须按照罗马传统政策办理，同时，他个人呢，对圣教会也没有什么好感，在他看来，圣教会不过是一种荒谬的狂热宗教信仰，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应说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麦克奥理略的基本原则是一切依法处理。官吏们有时候过于的认真卖力，自动的出来搜捕教友，皇帝就斥责他们，因为这是违反了教案不告不理的法律原则；当遇到依法的告发，他便彻底执行法律规定的惩罚处分，并且在竞技场上，当众屠杀基督徒。我举了个例子说吧！在麦克奥理略即位后的第二年，圣教会的大圣师儒斯定遭到了在学理上和他有不同看法的哲学家克罗丝的告发，官吏就因为儒斯定不向邪神献祭，而被判处了死刑。

现在，关注到里昂在公元177年，一个特殊性质的仇教运动在里昂爆发。那一天正值里昂举行一年一度的“祭神节”，又是市场赶集的日子，市集上满是人，有一些好事之徒，抓住了几个教友，于是啊！大家就一呼百应，把他们痛打一顿，扭送到官厅，地方行政当局和军事当局，第一次碰上这一类的案件，不免有些手足失措，不知道要如何来应付处理，就向皇帝去去请示。麦克奥理略皇帝批示说：“依照既定的惯例来处理。“于是这一场教难，为圣教会的历史写下了恐怖，但也是光荣的一页。被逮捕的教友中，有几个是贵族，一群暴徒诬告他们，还用严酷的刑罚强迫他们的奴隶出来作证，有一些奴隶实在熬不住严酷刑罚的恐怖和痛苦，只好指证自己的主人，犯过那些暴徒们所诬赖的那些个莫须有的罪，最后拉出一个信教的女奴名叫白朗蒂诺上法庭作证，这个女奴还年轻，主人还真担忧她一定熬不过苦刑而作伪证诬赖主人，可是完全出人意料，这女奴却这样回答法官的问话：“我是一个教友，像你们所告的这些坏事，我们教友绝对没有做过其中的任何一条。”虽然施加了各种酷刑，但都归于无效。教友们看到一个柔弱的女奴有那样的神力和高贵的德行，觉得很惊奇，于是就更加的认清了耶稣的教训“在人眼中视为卑贱的，天主却能光荣举场他。”

审判的程序开始后，第一位牺牲者，便是里昂的主教保丹，当时他已经是90岁高龄，他原借小亚细亚，多年以前，离乡背井，到里昂来治理教务，他的身体已经很弱，连呼吸都有困难，但是精神却很好，圣神支持着他，赐给了他坚强的意志力，当人把他带到法庭上的时候，他很美妙地为信仰作证。总督问保丹主教说：“基督徒所信仰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他回答说：“你有资格知道时候，自然会知道的。”刑役们粗暴的把他推例在地上，完全不顾他年龄的老迈，有的用脚踼他、有的用拳头打他，站在远处的人，随手抓起地上坚硬的东西，像雨点一样的向他丢过去，当他被拖到监狱时，早已奄奄一息，两天以后就断气死了！

烈士们带着轻松的步伐，愉快的笑容，大踏步地向刑场进发，他们所带的链铐刑具，被看成是最为贵重的装饰品，使他们爱不释手，有的甚至身上散发出芬芳的香味，他们受了各式各样的刑罚，就好像是万紫千红的鲜花，编织成了艳丽的花环，呈献给上主天主。除了鞭打而死，钉十字架、杀头、喂野兽的死刑之外，还发明了更残酷的刑罚，像把铁椅烧得透红，命令教友坐上去，皮肉烤炙发出油脂的味道，满场都能闻得到。他们把那位名叫白朗蒂诺的女奴悬在刑场的中央，如同钉在十字架上一样，而她却大声祈祷，以壮大一齐受刑的同伴们的勇气。

五十多名教友都断了气，只剩下年青的白郎蒂诺和一个15岁的少年名叫本地克斯的，野兽们大概是吃人肉吃得太饱了，都不去动白朗蒂诺，白朗蒂诺和本地克斯好几次押往执行地点陪斩，为的是让他们看着别人被处死的情形是多么的可怕，希望他们能回心转意向邪神献祭，然而任凭官厅如何的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两个人始终坚定不移，不肯背叛信仰，白朗蒂诺有如一位大义懔然的母亲，鼓励本地克斯忍受苦刑，宁死不屈，她自己饱受笞刑、炮烙之苦，仍旧没有死，行刑者把她放在网子里丢给野牛，野牛把他抛到空中，丢下来，她晕了过去，但是仍然没有气绝，最后她的头颅被割了下来，在场的人都公认，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脆弱的女子熬受如此之重且多的酷刑。

缅怀安提约基亚的殉道主教圣依纳爵，以及士米纳的鲍利加布主教，他们壮烈成仁为主牺牲殉道的英烈事迹；也讲到了现在的法国，就是当时称为高卢的这个地方，看到其中最为活跃的里昂信友团体；公元177年，九十高龄的保丹主教以及五十多位教友先后被不同的残酷刑罚处死；女奴白朗蒂诺和年仅15岁的少年本地克斯，也以英勇慷溉的表现为主基督的名而在酷刑之下走上殉道之路。今天的朝圣之途，我们将从高卢的里昂教区回到罗马，我们要带领各位到一位殉道圣女，则济利亚的旧地参观，同时为各位讲述她的英勇事迹。

圣女则济利亚，她是在公元178年到180年间殉道的，也就是我国东汉灵帝在位期间。她出身贵族，她的家族是罗马最高贵、最古老的一个家族，也就是则济利亚大家族。在罗马的共和国时代，则济利亚家族的人，位高爵显，在维爱斯和迦太基战役中，屡次的立下了汗马之功，是罗马人所崇拜的民族英雄，则济利亚家族的妇女，在当时妇女社会中，以贤德著称，也许您会问，系出名门的则济利亚怎么会信奉了基督的教会呢？相传呢，是她的一个信仰基督的奶娘把基督的教义传给了她。安东尼皇帝在位的时候，殉道烈士当中，不就是有两位也是贵族妇女，圣女伯拉赛特和圣女普登西爱纳。则济利亚虽然在锦衣丰食、养尊处优的生活下长大，但是却能够不忘勤修苦行，古老的传记中这样说：则济利亚"在她所穿的锦绣衣服里面，带着用马尾制成的苦带，到了及笄的年龄，她的父母为她谈好了一门亲事，未来的夫婿也是出身望族，是著名的瓦来里意族的贵公子，家道十分的富裕，这段婚事，在一般人的眼光下，的确是门当户对，珠连壁合，瓦来里意家族的府邸在台伯河的对岸，谁也想不到这座美轮美奂的府邸，竟然成了则济利亚殉道的处所。

则济利亚从小就许愿要守贞事奉天主，她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未婚夫呢？她是因为怕被人出卖，而心里有顾忌吗？或者，这是天主上智的一种措施？隆重的婚礼举行完了，宾客都告辞了，只剩下了两位新人在洞房里，则济利亚向上苍默祷，护佑她身体心灵纯洁无瑕，然后对新郎说：“我有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但是你必须发誓严守秘密。”瓦来里意看见新娘子突然双眉深锁、忧容满面，便一口答应决不泄漏秘密，于是呢，则济利亚就把她守贞不嫁的理由，全盘托出，瓦来里意注意地倾听着，则济利亚把耶稣的事迹、基督圣教的信道也讲给瓦来里意听，没想到耶稣的爱正对他展开了双臂，他也可以成为圣教会的一份子，奇迹也真出现了！瓦来里意听了新娘子的话，就跑到了亚比思大道，去见罗马的主教乌尔班，两脚跪在乌尔班面前，要求加入基督的羊栈，乌尔班给他付了洗。当乌尔班口中诵念着付洗经文的时候，瓦来里意在神视中，看见一个头上戴着金冠的老翁，递给他一卷书，书的第一面写着：“一个真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天主俯允了则济利亚的祈祷。

不久瓦来里意的胞弟，弟伯尔斯来探望兄嫂，一进门鼻子就闻到兄嫂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阵特异的香味，又看到他们的行动，听到他们话的口气，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不由得感到惊奇，他们对弟伯尔斯说：“这是肉眼看不到的玫瑰和百合花发出来的香气”，接着，则济利亚也把圣教会的道理讲给他听，奇迹又再度重演，弟伯尔斯很兴奋的对嫂子则济利亚说：“主的天使借着你的口说了话！”他也跑到乌尔班主教那儿要求领洗。

领洗以后的两兄弟，全力宣扬，并且维护圣教会，他们在自己的花园里营建陵墓，用来安葬殉道的烈士们，又在家里举行宗教仪式，不久他们的活动开始受到了仇教分子的注意，将他们扭送官厅，依法审讯，法官看到他们兄弟俩是贵族子弟，原想网开一面，法外施恩，法庭开出来的条件却是让他们兄弟俩背弃基督圣教，可是兄弟俩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甘心情愿杀身成仁、舍生证道，他们俩大无畏的精神，感动了在旁边的一个差役，这个差役也追随了他们的榜样信奉了基督，于是由差役一变而成了死囚，三个人同时被押上了刑场，瓦来里意兄弟俩死于刀枪之下，这位差役呢，则被用皮鞭抽打而死。

则济利亚开始度童贞寡妇的生活，她把三位殉道者的遗体迎回安葬，她的信德反而比以前更加的坚固，她不久也被逮捕了，在法庭里公开了认自己的信仰，她说：“我们决不否认天主的圣名，我们绝不能这样，我们宁愿为争取至高的自由而丧生，绝不忍辱偷生。”则济利亚丝毫不畏惧法官，她以嘲笑的口气说：“你们所崇拜的不是泥塑木雕的偶像吗？”法官无言可对，下令将她处死，他们起初采用对待贵族妇女的那种死刑，那就是把她关在一间密不通风，烧得滚热的浴室里面，让她窒息而死，可是过了一天一夜，打开浴室的门，则济利亚"竟然安然无恙！她正在祈祷，于是又改用斩首的酷刑，刽子手连砍了三刀，还没能将颈骨切断，按照当时罗马的法律，斩刑最多只许砍三刀，这时候的则济利亚躺在地上，满身是血，但却气息尚存，凭他那股坚强的意志力，竟还有力量劝慰在场的人，这是多么悲壮动人的一幕啊！

则济利亚的殉难事迹，固然深动感人，但是我们更爱读一段平铺直叙平凡无奇的故事，描述的文体十分的简洁，几乎是官厅的纪录或报告，这件殉难的事件，发生在非洲北岸的迦太基，发生的时间是在公元190年左右科摩德皇帝在位的初年，也就是东汉献帝的初平年间。迦太基是靠海的商港，是突尼西亚的商业中心，福音很早就传到了这里，公元130年左右，也就是东汉顺帝在位的初年，我们确实知道已经流传到北非，因为殉教的悲剧是在努米底亚的一个小村庄西里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