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会史-中古全盛时期的文明-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前面提到过早期中古的文化中心是修道院，每一座修道院都设有学校，这是公元第七到第十世纪之间，西欧仅有的教育机构，因而有“欧洲心灵堡垒”的称号。到了第十世纪，修道院学校逐渐的衰落，除了少数例外，大部份都已经变成了训练修士们的专科学校，对一般社会没有直接的影响，起而代之的是主教座堂学校。十二世纪初，法国就有五十多所主教座堂学校。而1179年，第三次“拉特朗大公会议”时，更命令每一个教区应该设立一座学校。无论修道院学校或主教座堂学校，目的都是在训练教会的人才，所以在课程的安排，也就依照这样的目标来规定，圣经和教父们的作品是主要读物，传统的“三文”和“四艺”也是重要的教材，统称为“自由教育”。借着学校教育，古典文艺的某些部份才得以流传下来，就因为这缘故，中古学者对古典文艺，当然也就只有零星的、片段的知识了，但是，他们求知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一旦有新的史料被发现，他们的后代就能继续发扬光大了。例如，到了十二世纪时，有了有别于第五世纪波其武所翻译有亚里斯多德的旧逻辑之称的“新逻辑”出现于世，“辩证学”成了大学的主科，以及“土林哲学”的兴起，也由此开始。十二世纪以后，许多希腊文与阿拉伯文的著作被翻译成拉丁文，“四艺”也受部份学者的重视，不过，当时的大学已经被辩证、法律、医学所占据，科学的研究乃被拒于大学的门外。我们可以这么说，十二世纪以前，西方学术的中心，先是修道院学校，继之的是主教座堂学校，十二世纪以后，学术的中心移到了大学，大学呢，是由主座堂学校蜕变而来的，我们可以说，教会学校是中古文化的摇篮。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最大的贡献是促成大学的产生。各大学的精神和组织，直到现在还有部份被保留了下来。由于逻辑的普遍受欢迎，以及罗马法的被重视，许多主教座堂学校，在一些著名学者的领导下，逐渐演变成为大学。中古大学的兴起，应该这么说，是自然演变成的，并不是根据法规而创立的。

第一所享有大学之名的学校是，义大利沙莱诺地方的医学院，但是实际上，第一所中古大学的美称，应该属于义大利的波隆那。这所大学除了法律之外，还没有人文和神学的研究科目。而中古的大学之冠，应属法国的巴黎大学，巴黎大学是由圣母主教座堂学校和两所修道院学校组合而成。从十二到十四世纪，欧洲各地，包括现在的英国、日尔曼、西班牙、葡萄牙、捷克、波兰、奥地利、匈牙利等国的境内，都已经有了大学的设立，因此，到这时候，大学已经成了欧洲的正式教育制度和学术中心了。十二世纪末叶，欧洲的大学摆脱了主教、修道院以及政府的管辖，而由教师和学生自动组织学人或师生协会，为的是保障学术的自由和经济利益，以团体的力量来对付地方教会和政府当局的控制，排除不合格的教师，或对付过份苛求的地方百姓，各地的大学或是获得皇帝，或是得自教宗所颁示的独立自治的特权，还有的，获得教会的资助作为大学的基金，例如巴黎大学、牛津大学、波洛格纳大学，以后的大学，大都是由王公们所创，但是总有教宗的赞助。

随着大学的兴起和托钵修会的崛起，开始了中古神学的春天，也就是所谓“士林学派”时代。从神学的著作与理智的造诣而言，十三世纪可以和公元四百年左右的教父时代相媲美。中古时代的学者们最大的兴趣在于哲学和神学，因为教会内的学者们对自己的信仰，愿意找出一套合乎理性的解释，加以融会贯通，使它成为一种完整的学问，这就是所谓的神学。但是，在这之前，必须先建立一个哲学体系，因为这种工作，是在学校里展出来的，因而就有“士林哲学”或“经院哲学”之称。“士林哲学”的兴起，导源于希腊哲学的著作，尤其是亚里斯多德的著作，被翻译成拉丁文。在十二世纪以前，西方学者所知道的亚里斯多德，不过只是第五世纪波其武所翻译的旧逻辑，以及散见于其他书本中的零星文字，但是到了十二世纪的末叶，几乎所有亚里斯多德的著作，都先后翻译成了拉丁文。除此之外，重要的阿拉伯哲学作品也有了拉丁文的翻译本，这对沉默已久的西方思想界，确实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不单单只是知识领域的扩大，而且对获得知识的方法也有了新的进展。在一个还不知道用实验来治理学问的时代，亚里斯多德的“演绎法”，成了获得新知识的法宝，只要有几个被认为是真确不变的大前提，许多新结论都可以因此而发现，或推翻旧的结论，同时啊！许多过去认为不可解释的难题，也可以用逻辑来解释或消除。还不足于此，某些学者甚至认为，自然界的知识固然可以用逻辑方法来发掘，连教会内属于超越自然界的启示，也可以用逻辑的方法来解释。十二世纪的中叶，“逻辑”可以说是最最热门的学问，当时不仅出了许多有名的学者，也发生了许多激烈的争辩，其中最为突出而又最为狂傲的，要数彼得·亚掊拉。是他推动了研究“逻辑”的兴趣，也是由于他的教学，使巴黎成为著名的学府，我们封他为“士林哲学”的鼻祖。他在历史上之所以占有地位，是因为，他是一位走在时代尖端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曾写了一本名为《是与非》的逻辑习题之类的课本。彼得·亚培拉从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中，收集了正与反两方面的言论，来说明158条有关神学的论题，让读者自己去推敲、去下结论。亚培拉编写《是与非》这本书的原意，是要启发学生，对问题应有怀疑的态度，提出新的问题，然后设法求得解答。在亚培拉以后的学者，也开始采用这种《是与否》两面的教学研究法。他的得意门生彼得·隆巴德师承亚培拉，写下了第一本神学教科书。“士林哲学”大师圣多玛斯·亚奎那的名著《神学大全》也采用了正反方式，所不同的是圣多玛斯·亚奎那自己为自己所标出的每一个问题写下结论，并且加以证明，同时又根据各方面的理论，来推翻反面所持的理由，使阅读《神学大全》的人能知所抉择。

从亚培拉开始，用逻辑来解释基督宗教的信仰之后，12、13世纪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协调信仰和理智？”这两者之间有着何种关系呢？因为，摆在这班学者眼前的，一边儿是天主的启示真理，人的理智固然可以设法理解，而有的就根本不能理解，却万万不能加以怀疑；而另一边则是非基督教的哲学，尤其是希腊的和阿拉伯的哲学，是人自己运用理智所获得的真理。但是，其中的某些理论和教会的信仰之间，显然有很大的出入，可是信仰和理智都源自一个造物主。两者之间不应该有矛盾存在的，既然如此，那么又怎么来解决这表面上的矛盾呢？换句话说，理智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来协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有了一套哲学体系的出现，这也就是所谓的“士林哲学”。因为这些学者是用哲学来解释信仰，他们既是神学家，也是哲学家，在“士林哲学”中，神学和哲学是分不开的，他们之间，由于传承的不同，而形成了三大派别。第一派我们称它是“奥斯定派”，以圣安瑟尔摩为代表，他们所坚持的原则是“我信，所以我才能了解。”理智、信仰之间应有先后之别，信仰第一，理智第二，因而在解释神学问题时，理智必须接受信仰的指示，才能免入歧途。

第二派，称为“亚弗洛伊斯派”。亚弗洛伊斯是回教“摩尔”哲学家和科学家。他注解亚里斯多德的作品，被翻译成拉丁文后，对西方教会的神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亚弗洛伊斯的学说，以及经过他翻译注释后的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和教会的信仰有很大的出入。信仰基督的“亚弗洛伊斯学派”认为，信仰和理智原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知识范畴，彼此不相往来，既是如此，所谓理智和信仰之间的矛盾就根本不存在，那么，两者之间也就不需要调和了。信仰和理智是可以共存的，虽然两者不能调和，但是，毕竟都是真理，所以，没有必要去追求它们之间不调和的原因。

第三派，称为“多玛斯学派”，这个学派是以圣多玛斯·亚奎那为代表。“多玛斯学派”认为，信仰和理智，都是达到真理的两种不同的方式。信仰和理智既然是从同一个真理的根源，也就是天主而来，那么，两者之间绝对不能有真正的矛盾，如果有矛盾，那也不过只是表面的、人为的，而解答这种表面的和人为的矛盾，正是“士林哲学”的任务之一。圣多玛斯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把教会的教义做了一个系统化的综合，他所写下的《神学大全》就是系统化综合的具体表现。他尽量采用古希腊，尤其是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来说明理智和信仰的调和，信仰和理智之间不仅没有矛盾，相反的，信仰是指引着理智，使得理智不致陷于入歧途，而理智则有助于我们更容易接受信仰。《神学大全》几乎成了“士林哲学”的圣经，而“多玛斯学派”因此也就成为“士林哲学”的主流。圣多玛斯的成功，得力于前辈学者不少，尤其是他的老师大雅尔伯为最大。和圣多玛斯同时的著名神学家是圣文都拉。文都拉则强调意志的重要，理智次于意志，因此他的神学偏重于神秘主义。在“士林哲学”中，有所谓以圣多玛斯为首的“道明会派”和圣文都拉所代表的“方济会派”，即是因此而来。大雅尔伯、圣多玛斯、圣文都拉三个人代表了“士林哲学”的黄金时代，三个人也都先后执教于巴黎，巴黎也就成为十三世纪“士林哲学”的重镇。到了另一位方济会士真福董思高之后，“士林哲学”开始逐渐衰落。

“士林学派”对教会的贡献，以及“士林学派”对当代信仰生活的冲击都是非同小可的。“士林学派”是没有国族限制的，或许可这么说，中古学术，若去掉“士林学派”，那么它完整的统一性，也就不存在了。但是，我们不能说，中古的文化完全被教会所纵揽和控制。而实际上，在学术范围内，教会并没有承揽领导的责任。与其这么说，还不如说中古的学术文化，是以宗教精神为基础的，除此之外也别无其他文化了。“士林学派”的方法，无非是把推理逻辑应用到教会的启示真理上，而这种方法也可以应用在各种科学，使得科学知识根据事实而分门别类。神学的资料都是来自圣经的教训和纪实，或是蕴藏在教父们的权威性著作之中，或是在教会的谕令规章中所表达出的信仰生活。这些个神学资料，到了中古时代，经过“士林学派”学者们的努力，已经有系统的编成要理问答或辩论性的文字，比方说：“天主是谁？基督又是谁？何谓教会？人如何才能得救？”他们还把有关信德方面的词汇收起来，诸如：“本性、超性、恩宠、圣事、罪恶、救赎等等的名词儿，都给了它们在神学上的定义。这么一来，不但没有改变信仰的奥秘，而且，还因为定义的划分，有了超理性与反理性的界限，使得信友们对所信仰的道理，有了更深的理解。举个例子，教会一直相信圣母是天主所特别拣选，蒙受特殊的恩宠，但是，为了确定无染原罪的真正意义，必须先把原罪，以及原罪和救赎工程的关系，加以彻底的研究才行。这些例子，说明“士林学派”解决了许多的神学问题，但是，并没有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留给了以后的神学家们研究的空间。关于“圣母无原罪”的问题，已经由13世纪的学者们仔细的研究推敲过。董思高这位方济会的“士林学派”的神学家，曾经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而最后被教宗钦定为信德的道理，还得等待几百年后才能实现呢！若是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士林学派”的话，那么中古的“士林学派”它缺乏批评研究的可能性，他们缺少人类语言含义和语意变迁方面的，有系统的、历史的，尤其是哲学的知识；再有一点，则是因为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发现都不足，以至于造成了在神学方面受到很大的局限，这当然是有待后世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了。无论如何，“士林学派”对当时而言，大大的充实了教会内部的精神生活，他们把圣事的一般概念置于一旁，但却阐明了圣事的施行态度及有效条件，也为圣体圣血的本质变化，下了明确的定义，给予教友们精神生活上莫大的冲力。公元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时，用圣体圣血本质变化的道理，将基督在圣体中的临在，下了永久的定义。这次大公会议也规定了信友，每年至少告解一次，在复活节领一次圣体。不久以后，信友们对圣体龛里的圣体中耶稣的敬礼，蔚然成为一种风气，借以表达对圣体的敬爱之心，这在古代是没有的。

正如同诸圣瞻礼，是克吕尼在圣教会年历上留下来永垂不朽的纪念。耶稣圣体瞻礼，则是13世纪“士林神学”的里程碑。“士林学派”一面直接提倡教会信仰的各种敬礼；一面给了他们发展的可能性。通常，在信德的范畴内，对一端奥迹或是对一位圣人的特别崇敬，这就是所谓的敬礼的起源。因此，我们的教会并没有天主的敬礼，而是有“天主圣三奥迹的敬礼”，不说耶稣的敬礼，而有耶稣圣名的敬礼、耶稣圣婴的敬礼、耶稣苦难的敬礼、耶稣圣心敬礼、耶稣君王敬礼。借着各种敬礼的发扬，教会祈祷也就增加了深度和活力，信友们大都能在敬礼的祈祷文中，学习到了信仰的深度含意，教会也一向推行这些敬礼而且不遗余力，不仅鼓励信友们，个人从事敬礼，也规定在共同的礼仪年历上。如果把这些敬礼从教会礼仪年历中除掉，不疑的就是否定了教会整个的过去，企图把教会的礼仪导回到原始的境况。我们知道，无论如何，敬礼的滋长必须得有健全而正确的神学基础才行。“士林学派”以分析演绎的方法和精湛的定义，开拓了宽广博大的敬礼园地，同时也孕育了不少伟大的生活在祈祷中。圣方济特别敬爱耶稣的童年，歌颂朝拜躺在马槽里圣婴。这种传统，经过圣方济和他的会士们的倡导，如今已经传遍世界各地。在这同一个时期，也开始了对圣家、对圣若瑟的敬礼，到14、15世纪已经逐渐盛行。默想耶稣的苦难、拜苦路等神工，也由方济会会士传布开来。对耶稣苦难的敬礼，可以说是中古时代，注重灵修的会士们和信友们最看重珍惜的敬礼。13世纪末叶，对耶稣圣心的敬礼，是从对“耶稣五伤”的敬礼而来。圣母忠仆会发起了对痛苦圣母的敬礼，这许多的敬礼也导致了艺术创造的兴趣，各种艺术创作品，像雕塑、绘画等，都表达了对各种敬礼的虔敬与热诚。

接下来，就和各位谈谈教会法律编纂的情形，不过在谈教会法律之前，我们先谈谈罗马法律复兴的经过。由于政局的变幻无常，拜占庭政府远处君士坦丁堡，对拉丁西方已经是鞭长莫及，失去有效的控制力。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在整个帝国公布了，但是，它的效力仅仅止于东方而已。日尔曼蛮族入据西罗马后，一则他们有自己传统的习惯法，再则他们所接触到的罗马法，仍是更早已盛行于民间的《狄奥多西法典》。因此，查士丁尼法典只好退隐到修道院的图书馆里边儿了，直到第十一世纪才重新被发现，这才开始了对罗马法的研究工作，而各个新设的大学均成立了法学院。

十二世纪时，西欧出现了几位卓越的帝王，像英格兰的亨利二世、日尔曼的腓特列一世、法国的菲力普二世都努力于巩固自己的王权，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在这过程中，他们都遭到了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的反对，尤其是来自教会的反对最为激烈。为了替自己的立场辩护，并且排除反对的力量，他们不但利用新兴都市中，中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谋求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不再依靠贵族和教会的支持，而且在历史上寻求国王权力的根据，而最好的历史根据就是罗马帝国。在日尔曼皇帝腓特烈一世看来，他就是罗马皇帝的继承人，罗马法之受人重视，也就成为了必然的趋势。1159年，腓特烈大帝远征义大利时，召集了各个大学的法律学教授，命令他们根据罗马法草定《王权至上》的宣言，于是根据这个宣言，腓特烈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因而他也该拥有罗马皇帝所享有的一切权力。这份宣言，可以说是中古王权发展史上，第一个重要文献。日尔曼皇帝如此，其他的国王亦复如此，罗马法里面的最高政治权力，虽然属于皇帝，不过，这在12、13世纪还不过是理论而已。腓特烈的企图就在于，想使这个理想能够实现，而实际上，这时候的日尔曼皇帝的力量还远不如英法两国的国王，这些国家的国王，也都不遗余力的提倡罗马法，但是，目的并不在支持神圣罗马帝国，而是在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他们认为，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呢，起而代之的应该，是该地区的新兴的国家；过去属于帝国皇帝的权力，也已该分散于各地区的国王，他们之所以大力的支持、鼓励研究罗马法的动机就在于在此。

和罗马法的研究同时发展的，就是对教会法的研究，而实际上呢，这两种法律的研究是相关的，民法的专家，也大多是教律博士，研究教会法也是如同是研究罗马法一样，也是当时走上仕途的捷径。原来在教会的行政机构，无论是罗马教廷或是地方主教的教区，都需要受过法学教育的人才，同时也因为当时王权伸张，政府和教会之间，经常发生冲突，需要靠教律博士们从中给协调周旋。12、13世纪时候的教宗和主教，大多数都是出身于受过法学训练的神职人员。教会法研究的初步工作，不在法律上史料的发掘，而是在能有一部，有条有理的法典的编修。我们的圣教会，在创立之初，就有自己特有法律，但是真正教会法典的编修却是12世纪以后的事。在这之前虽然也曾有过几次编修的尝试，但是，成绩都不理想。在第六世纪时，代奥西乌斯曾经将与教会相关的法律汇集成册。第八世纪末，查理曼大帝也曾经下令编修教会法律。此外各地区、各教区为了自己实际的需要，也作了教会法律编辑的工作，提供给当地的教会法庭的需要。这些出自各地方的法典，大多数取材自，大公会议和地区主教会议，或当地教区的会议的议决、教宗的敕令、教父的言论、圣经上相关的条文等。因为各个地区的需要不尽相同，编辑的观点也随着有差异，所以，这一类法典，只应用于相关的地方教会，而不完全适用于整个教会。不过也有一些例外的事，比方在第十一世纪的初期，伏姆斯教区的主教布查特所编的法典，曾经风行于日尔曼、法兰西、北义大利等地。布查特的法典所采取的立场的，教区的行政应该由该教区的主教全权负责，除了关系到整个教会整体的之外，罗马教廷不应该干涉地方教会，这种地方自治的精神，正是当时教会内相当普遍的现象，所以很受到各地方教会的欢迎。到了十一世纪的中叶，教会内部发生了一个全面革新运动，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称之为“额我略改革”。革新的根本目的，是要重建罗马教宗的领导地位。

在十一世纪的中叶，教会内部发生了一个全面性的革新运动，因为是教宗额我略七世在位时候，我们也称它为“额我略改革”。主要的目的，是要重建罗马教宗的领导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协助这项革新运动的学者们，就不得不从历史上找根据，往前追溯，大概是在教宗利奥九世在位时，曾经有人搜集了有关教宗权力的文献、教宗额我略一世的言论等资料，编纂成书。很显而易见的，这并不是一本法典，不过却为后来编纂教会法典的工作奠下了基础。同时在罗马和附近的地区，也出现了多种有关教会法律方面的资料，它们虽然都是地方性的，但是都一致的强调了罗马教宗的领导权，而当教廷的驻外使节把这些所谓的法典，带到了他们的驻在地时，罗马法的精神也就随着他们扩展到这些地区，这就对日后正式的教会法典的传播留下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在法兰西也有类似法典的编纂，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承认罗马教宗的领导地位，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沙托耳的主教伊渥所编集的，经过一再的修定，可以说是在十二世纪的前五十年，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这本书是所有教会法律书中流行最广的一本。有一本名叫《教会法律异同对照》的书，由波隆那大学的法律教授格雷先在1142年所编辑的，我们说它是正式的教会法典出现以前，最享有盛名的一本教会法方面的专书，或者也直接就称它是《格雷先法典》。《格雷先》不仅把过去教会法律分门别类，做了有系统的编辑，而且，还比较了彼此之间相异相同的地方，同时，还加了他个人的注解和说明，称它是《格氏言论》，可以说是首创近代教会法学的开始。1148年，格雷先的《格氏言论》问世以后，不仅成为各个大学教会法的标准读本，而且还成为教会法庭的必要参考书。既使是这样，格雷先的法典，仍然只是私人的著作，不是教会的正式法典。要到教宗依诺森三世的时候，才正式组织委员会，负责审查格雷先的著作，可惜修订版反而不如格氏的原书。到了1230年，教宗额我略九世又任命道明会会士雷蒙·本那福特从事教会法典的编纂，四年以后才告完成，这才是教会史上第一部正式的法典，定名为《额我略九世法典》。教宗鲍尼法斯八世增加了新颁的法条。1317年，教宗若望二十二世把前任教宗格来孟五世的时候所编辑的教会法典公布于世，题名为《格来孟法典》。我们在习惯上，就把《额我略九世法典》、鲍尼法斯加上的新法典，以及《格来孟法典》合在一齐，称之为《教会法大全》。这本《教会法大全》一用就是六百年，一直通行到1917年。

罗马法和教会法的推广，也就影响到政治思想的发展，实际上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前面，我曾说过王权的兴起遭遇到双重保守势力的反对，一个是封建分治的贵族，一个就是中央集权的教会。尤其是从教会方面来的阻力最大，因此，冲突也就最激烈。政教冲突的个别动机，固然因时因地而有不同，但是其最终原因，不外乎是王权和教权相互竞争，争取基督教社会的统治权。从额我略七世到鲍尼法斯八世，几乎在这250年当中，教会和帝王之间冲突不断，问题总是在争“教权、王权谁高谁低？”在争执冲突的过程中，双方都延揽了各方著名学者来支持自己的立场。参加论战的有神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而声势最大的该是法律学家。他们一面从哲学观点，提出最合乎理性的社会组织和秩序；另一方面，又从历史中寻求政教关系的根据，于是造成了罗马法和教会法的研究风气。在支持“王权至上”方面，最著名的是但丁的《君主论》。但丁驳斥了，属于教宗派所列举的种种理由，然后说明，在基督教世界里，皇帝所应该扮演的角色。但丁所憧憬的，是一个贤明的君王，天下太平，在贤君的统治下，教会去发辉她天赋的影响力，但丁更否认了，所谓的《君士坦丁的赠赐》这份文件的历史价值，而这份文件一直是，主张“教权至上”的教宗派所依凭的历史根据。但丁认为，君士坦丁大帝不可能亲自放弃自己的权力来毁坏帝国的一统。后来在十五世纪中叶的时候，人文学家劳伦佐·法拉更从语言学的研究中，证明了这份文件并非真品，而是出于伪造，引发了一扬激烈的笔墨官司。更激烈、更极端的作品，要算是1324年，马西里奥在他所编撰的《和平干城》这本书所表达的观点了。他不仅否认了教会的独立性，以及教宗至高无上的领导权，而且还认为教会应该是政府控制下的一个部门，就如拜占庭的教会。他也主张，在教会内最高权力不在教宗，而在教友。马西里奥是一位主张大公会议运动的人，至于支持“教权至上”的有马内·高特，他在1080至85年间所写的《致盖培哈特书》、《托利乌丰》在1320年所写的《论教宗的权力》。而以行动来推行教宗极权的，应是教宗鲍尼法斯八世和若望二十二世。还有一派是折衷的中间路线，他们认为，政教双方各有自己不同的范畴，应该是互相合作的，其中著名的学者是索尔斯堡的若望，他着有《政治入门》一书。还有一位，就是圣多玛斯·亚奎那，他在《君主之统治》这本书中，阐述了他的看法。他们虽然都承认教宗的权力，但是也承认国王也有他天赋不可侵犯的权利。

中古时期的书籍作品也是十分出色的。在中古学者的作品中，比较著名的教会历史方面的作品。十二世纪以前，欧洲的历史作品，大都是以纪年方式所写成的世界年鉴或是地方志为主。内容方面所写的都是教会的事迹，所叙述的事件，不是教区发生的事嘛，就是修道院的情形。12世纪以后，有了“王朝史”、“城邦史”。因为十字军东征，而有了传记式的专写人物的事迹。这些历史作品都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对事实发展的前因后果，表达了基督信仰中“天主庇佑”的观点。在日尔曼地区，《修道院年鉴》仍然是重要的历史作品，而“教区年鉴”、“城市志”这类的作品更获得重视。最值得注意的是《科隆年鉴》。艾卡特所编撰的《世界年鉴》被誉为是中古时代写得最好的一本“世界年鉴”；弗来辛·鄂图所写的《双城记》则被誉为，是继圣奥斯定的《天主之城》以后，中古最佳的历史哲学方面的作品；此外还有柏来门教区的亚当修士所写的《汉堡教区年鉴》；以及《柏来门教区年鉴》。在义大利方面，比较有名的是马丁诺的《威尼斯年鉴》。在罗马没有“地方志”，但是却有“教宗传”，始于十二世纪继续写到十三世纪，十三世纪以后，出现了教宗个人的行传。十三世纪，义大利史学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位方济会士名叫沙林培尼的，他的自传不仅文字幽默亲切，首开中古传记文学的先河，对当代的名人像腓特烈二世、路易九世等，都有他个人独到的记述和批评，也对当时的修道生活、义大利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也都有宝贵而且丰富的史料留下来。

接着要谈的是中古艺术的精华和中心，这指的是中古时代最著名建筑物主教座堂。中古文化的特色值得后人怀念的，除了骑士精神、十字军，就数表现基督信仰的主教座堂了。而主教座堂给人的印象更是深刻，因为许多十二、十三世纪的主教座堂，直到现在还矗立在许多欧洲的大都市里，成为观光旅游的胜地。我们知道，艺术是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在一个基督信仰的宗教气氛那么的浓厚，教会的力量无孔不入的时代，无疑表达人民情感和希望的艺术，应该是宗教艺术。这时期宗教是艺术家们重要的启示、灵感的泉源，而在教会的支持下，艺术家发挥了他们的天份，而当时宗教活动的中心是教堂，尤其是主教所在地的教堂，除了教堂之外，就是修道院，以及修道院所附设的慈善机构。所以中古时代，以建筑为主的艺术就在这两个地方，大大的表现出来。教堂不仅是崇拜天主的场所，也是给人灵感、给人启示的地方。教堂的大门上、墙壁上、圆柱上、彩色玻璃上刻满了或是画满了，取材自圣经或是圣人行传的雕刻品及画像。在教育尚未普及如同现代的中古，大教堂就是一般百姓的“无字画”，或者也称为“石刻圣经”。在这里，人们学到了来自基督的信仰、做人的道理、圣经里的故事、历代圣人圣女的事迹。我们更好说，中古主教座堂实际上就是一个学校。中古主教座堂建筑的形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哥德式的建筑型式，另一种是模仿古罗马式的建筑型式。

中古时代的教会，相继建造了许多雄伟而富丽堂皇的教堂。根据史料的显示，公元1050年到1350年左右的三个世纪中，欧洲的各个公教国家中，建筑业非常发达，许多著名的建筑师，他们的精力几乎全都消耗在建造天主的圣殿上了。在建筑圣堂的量和质上，各大外城相互竞争，还有的，竟是把原有的圣堂拆了，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不过是为了要再另外建造一座更美丽、更与天主的尊贵可以相称的圣堂。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还真不知道，以当时仅有几万人的小城，竟然能建造出那么庄严和谐的巨大工程，一直到今天，仍然傲视于世界。而在欧洲各城建筑主教座堂的现象，实在是历史上的奇观，并且也直到现在，仍然是令人费解的。我们今天建筑港口，飞机场、大工厂、摩天大楼，而中古世纪的教友，却认为这世界上，没有比建造象征天堂的圣堂更为迫切需要的了。

中古的教友们认为，圣堂是教友们表现信德的场所，当然不可以拿来和埃及的金字塔相比。因为埃及的金字塔是帝王们，利用千千万万的奴隶和罪犯，被迫在鞭笞拷打之下才建造而成的；也不可以拿来和北京的前清皇宫紫禁城相比。因为前清皇宫紫金城是历代的帝王们，倾全国的财力和人力而造成的。而中古世纪，在欧洲所建造的圣堂，乃是信友们，向天主表现信德与爱德的工程，出于信友们的自动自发。工程师贡献了自己的天才，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也有的是，无论贫富都一齐胼手胝足，去亲自动手参加工作。曾有一位当代的历史学家，记述下来当时的情形，他这么写道：“我曾经看到许多有钱有势的人，平常总以自己的出身和财富而自豪，习惯了娇生惯养的生活，而现在却赶着大车去载运石块、木枓、石灰及一切用来建造圣堂的材料。有时候，车子载运过了量，连牲口也拉不动大车时，便有许多教友，不分男、女共同出力，有推的、有拉的。他们怀着敬畏而严肃的心情，默默地工作，到达建堂地点时，还听得见有人认错、祈祷以及求天主宽恕罪过的声音。神父们也费心地劝勉，所有教友要和睦相处、消除仇恨、摆脱相互之间的敌视，连债务也一概不追究了，彼此在精神上，团结一致来完成建造天主的圣殿。

早期的圣堂，屋顶都以木架来支撑，无法长期久存。十一世纪时的建筑工程师，发明了以连串的穹窿，或是以半图的图拱来作屋顶，可免因失火、虫蛀而被毁。不过这种形式的屋顶，重量非常的大，必须要配以坚厚的墙避，才能支撑得住，窗户也不能开得很大，墙避上有装饰上彩绘的图像，这种形式的圣堂被称为罗马式圣堂。它的最大特点是雕刻与建筑的完美配合。到了十二、十三世纪时，建筑工程师，发明了建造了尖拱的方法。教堂的屋顶，钟楼的尖顶，有的高到四十多公尺以上，那么它的重点就不放在墙壁上了，而延伸到石柱和拱壁上，这么一来，墙壁已不要太厚，而且，还可以把窗户加大，并且，可以在窗户上镶嵌彩色玻璃，并且用铅所做成的网状窗棂加以固定。而所镶嵌的图案都是新旧约的故事，以及在教会内所使用，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图形，再经过光线的照射，显得真是美丽而悦目，每当人们进入这一类型式的教堂，一见到那高向天际的排柱，便会觉得心旷神怡，整个的人也被吸引到心领神会，与天土紧密契合的境界。外面的那些高入天际的尖塔，更使人举心向上，也更增加人类对至高的天主崇敬之情。这种型式，已经不同于十一世纪的罗马式建筑，我们称它为哥德式的建筑。现今的建筑和艺术界也都公认，中古世纪所留下来的伟大的圣殿，是世界上建筑和艺术的不朽杰作。天主的圣殿也是世人的家，是教友们围绕在主教、神父的四周，举行祭天谢恩的场所。每一座圣殿也可以说是当时所有知识的总和。当时西方世界，所有绘画、在墙上或镶嵌在窗上的圣像和名画、以及雕刻的艺术杰作，几乎都展现在这些有名的圣殿中了。中古时代的艺术家们，遵循神学家的指导，借着建筑、绘画、雕塑，向世人表出他们无言的宣讲，他们画出了一幅幅的圣经故事，天主教的字宙观。当代的教会称圣殿是贫穷人的圣经，还说得对极了。纯朴贫苦、不识字的一般信友，都能用双眼来学习、观看他们因信德而懂得道理。他们在教堂里的壁画上，看到原祖的被造和堕落、新旧约的故事、耶稣的生平事迹、圣母玛利亚的事迹、历代圣人圣女殉道的事迹、以及耶稣所宣讲的许多比喻，这种艺术家们所表达的无言的宣讲，的确在当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激发世人对天主的信仰、钦崇，以及在道德论理上的教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