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鲍尼法期八世和法王菲力普之间的政教斗争，史学家们认为教宗鲍尼法斯在亚那尼被围的事件和他的去逝，可以说明是中古时代结束的象征。将会偏重在12-13世纪，教会本身的组织和典章制度方面的情形，内容上，虽为严肃、枯燥一些，但是整个教会的组织结构和典章制度，却是在12-13世纪立下了规模和基础，自然有它的重要性。

自从公元1049年，教宗利奥九世开始，经过一个多世纪，罗马教廷不断的和日尔曼的皇帝们周旋，结果，教廷逐渐的摆脱了皇帝的控制，教会的权力在教宗依诺森三世的时候，达到了最高峰，但是，罗马教会始终没有宣称，教宗依诺森三世是圣人，而将他列入圣品。因为他虽然是中古时代最伟大的教宗，可是，他的伟大是在政治上，而不是在宗教上、圣德上，即便是在中古时代，这样一个政教不分的时代，全教会仍然还能感觉到真正伟大的意义所在。

过去我所谈到的，大都是政治角色方面的罗马教廷，对教会本身的情况都说的不够具体、不够系统。可是，罗马教宗之所以能和日尔曼皇帝对抗，实在是因了罗马教廷本身的潜力，除此之外，罗马教廷的行政组织也是当时西方欧洲最完备、也最具效力的，任何一个世俗政府都不能和罗马教廷相比。总而言之，在教宗依诺森三世的时代，教廷已经建立成一个神权的政府。

在依诺森三世去逝以后，这个神权政府，还继续的在发展，凡是行政、财政、律法等各方面的组织，都有极大的进步，但是，也正在这时期，教会也受到空前的打击，不仅是教会在政治权力上受到攻击，连他的教权也受到严重的挑战。可以毫无疑问的说，中古末期教会权力的衰弱，不仅只是外在世俗政权的压力，而且还受到内部异端的反叛。这段时期异端产生的背景，都源于教会内部的腐败，受到这些异端的刺激和挑战，因而产生了教士们生活的革新运动。因此啊，在政治上，罗马教会的权力虽然一天不如一天，但是在精神上的领导地位，仍然能够屹立不摇，今天，我们先来谈罗马教会的组织和各种制度。

教宗借以统治教会的最高行政机构，我们称为“教廷”。而教廷的组织和行政效力，远远胜过同时代各国国王的“王廷”。组成教廷的人员，包括各种专业职员，各有自己的职分，教廷内，设立了秘书处、大赦部、司法部、财政部四大重要部门。下面就为说明，各部门历史的演变过程，以及所负的责任。

第一秘书处，它经管教廷的各种文件。教宗依诺森三世在位的18年中，保留下来的信件就有六千多封，其他的文件都还不包括在内，也由此可见，秘书处事务的繁杂。有些重要的文件，可能由教宗口述，而由书记官笔录，但是绝大多数，都由职员先按教宗的意思拟成草稿，再由负责的人过目，然后再由抄写的人员缮写，久而久之后，形成了固定的文章体裁，和一定的格式，有些类似我们现在的公文式样，所以需有固定的文章体裁和一定的格式。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防止他人的伪造。伪造文书的事，在中古是很普遍的，每一个皇帝甚至是任何一个贵族，都为自己的重要文件，设计出自己的一套格式，使得别人无法假冒。所有的“许可状”下面，也列的有一长串证人的名字，用意也是在防止他人的伪造。伪造地方性的“许可状”危险性比较大，因为证人的名单比较容易求证；至于教宗的文件，伪造就比较的容易了，因为作证的枢机们都远在罗马，要求证也不容易，而且又是费时、费钱的事。为了减少文件伪造的可能性，教廷秘书处一方面在体裁上、格式上和缮写的方式上，制定了一些特征，使得别人不容易假造；另一方面就登记所有发出去的文件，提供给以后查证时的证明。像这种制度，后来都被俗世政府所采取和效法了。

第二个部门是大赦部，顾名思义，就是处理有关大赦的颁布、罪行和罪罚的的赦免、教规的宽免等相关的事务。所以大赦部的职权，大致是有关教会法规的事务。例如教会规定天主教教友不许和非天主教徒结婚，除非教会先免除这条规定；再举个例子，有人违犯了某一条赦令的法律，想要获得赦免，就必须向罗马申请。大赦就是赦免因犯罪而应该受到的惩罚。依照教会的说法，这些罪罚的执行或在现世、或在炼狱，但是教会颁布大赦，目的是在赦免罪罚。想要获得罪罚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悔罪，获得罪恶的赦免，所以呢，没有得到赦罪之前，罚是不能免除的。

第三个部门是司法部，专门处理一切有关法律的问题、以及接受从各地来的上诉。十二、十三世纪的时候，盛行着一种称为“教宗代表”的制度。如果有人向罗马的法庭提出上诉时，可以向教廷申请，指定某法官来处理这事件，教宗当然有委任法官的自由，不过，在习惯上教宗会接受提出上诉的人的要求，而委派指定的法官。在十三世纪的时候，向罗马提出上诉的案件越来越多。也因为向罗马上诉的案件众多，教会法的实际使用也逐渐扩展，当然教宗的权力，也随着教会法的普遍使用而扩展着。

最后谈到的是教廷的财政部。财政部也是四大部门中，事务最为繁杂的部门。它的主要任务是，经管整个教廷的财产、查稽考核各地向教廷所交纳的钱粮和捐献。在十四世纪以前，各地负责替教廷收集这一项钱财的人，如果不是当地主教，就是由罗马所委派的代表。以后，教廷在各地设置了较为固定的机构，由专设的征收员负责收集，然后再交由银行负责转运到罗马。十三世纪的中叶，负责转运责任的是圣殿武士会。这时代的圣殿武士会，可以说是西欧最大的银行家，各大都市都有他们的会院。他们与教宗、以及各帝国的皇帝、王公贵族之间的经济来往，这都成为圣殿武士会的主要任务。十三世纪中叶以后，义大利的几个大银行家的业务，逐渐取代了圣殿武士会。当然了，这些替教廷转运金钱的机构，除了应该得到的服务费之外，还能有许多其他的便利，比方说，从收款到支款，这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就可以享有不付利息而能取用金钱的方便。

下面要说明教廷的经济来源。由于教廷组织的逐渐庞大，因此，罗马教宗也像其他的帝王一样，面对着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教会的各种事业和传教活动，再加上教皇国的各项维持费用，都需要庞大的经济来源。罗马教廷必须用各种方法来增加收入，其中有些方法实在令人不敢苟同。十二、十三世纪中所形成的各种异端，以及十六世纪以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他们之所以兴起，教廷的经济政策，是其中重要的导火线之一。

教廷经济的主要来源，是罗马教会的私有财产，也被通称为“圣伯多禄的财产”。庄园的收成、城镇的赋税、附庸的捐献，这是每年固定的收入，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教皇国内的过桥费、市集的营业所得税、纠纷的调解费等，也都是可靠的财源。总而言之，教宗既然是封建领主，他的财税来源，自然也就和其他的封建领主一样，主要的是来自土地。除了因为有土地而有的收入之外，教宗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济来源，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七种，第一种是从来自属于教廷直辖的修道院，他们每年向教廷做固定金钱的捐献。这种捐献形成的背景是这样的，自从第九世纪开始，许多修道院为了摆脱地方主教或封建领主的控制，要求直接属于罗马教廷管理，为了这项特权，修道院就向教廷捐献，虽然每座修道院缴付的捐献不多，但是这样的修道院数目不在少数，那么捐献的总额也就可观了。

第二种捐献称为“伯多禄的便士”。最早在第十世纪，起源于英格兰，每户每年固定捐一个便士给伯多禄的继承人，所以就称这块便士是“伯多禄的便士”。所以在十二世纪时，传到了挪威、瑞典、丹麦、波兰这些北欧国家，许多地区的征收人员，常把征收所得归入私囊，罗马实际得到的不到十分之一。

第三个经济来源，是来自各国的君王、贵族们的贡献。打从13世纪的末期，葡萄牙、卡斯提尔、亚拉冈、西西里和英格兰都承认教宗是他们的主君，每年必定有贡献。英王每年的贡献是一千马克，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不过有时有些国王也不作这贡献，所以这种收入并不是十分可靠的。第四个经济来源，是来自各地主教自由捐献的补助金，只要教廷有所急需时，就会要求各地的主教向教廷奉献的。第五项来源，是来自教士们的所得税。原本这里税收的所得，是为了支援十字军而设，在十字军第三次东征时，英王亨利二世和法王菲力普二世，都向各自国内的教士和教徒征收称为“十一税”。1199年，教宗依诺森三世为了推动第四次十字军，曾经向教士们征收“十一税“；教宗额我略九世的时候，甚至也征收这种“十一税”，来维持去讨伐腓特烈二世的战费。从此以后，只要教廷有任何的紧急需要，就下令要征收教士的捐献，可是，实际上，教廷并没有能够获得全部的捐税，各地的君王和地方上的封侯，往往也能分享到很大的一份。

第六种来源是从新任命的主教、或则由罗马任命或批准重要的修道院的新院长后，所作的贡献。金额大概相当于主教在教区内，或是修道院一年内的收入，这是一个很重的负担。与这贡献有关连的，还有一种称为第一年税，这种税是新祝圣的神职人员就职以后，要将第一年的收入，捐献给教宗。

第七种经济来源是，百姓向罗马法廷上诉，或是申请某种许可的时候所作的捐献；再就是要求赦免某种罪过的时候，也有一定的捐献。有关这种捐献的种种问题，这种捐献对教会的不良影响应该说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伏笔。

中古时代的罗马教廷的行政组织分为四大部门，有秘书处、大赦部、司法部和财政部，教廷有六种经济来源。还有第七种经济来源，它是来自向教廷的法院提出上诉的人，或是申请某种许可，以及要求赦免某种公开的罪恶的人，向教会所作的捐献。教会史中最被人抱怨的，被视为教会敛财的手段的，就是与大赦有关联的奉献。为了能获得大赦，教友必须先获得罪赦，然后去履行教会所指定的某些善行。中古时代，最显著的善行就是参加十字军，但是有一些人无法亲身参加十字军，那么就可以，以奉献金钱来代替。除了这个之外，当教会需要筹募金钱建造教堂或是其他的慈善事业时，往往也都会颁布大赦。公元1300年，教宗鲍尼法斯八世颁布这一年为“圣年”，凡是到罗马去朝圣的人，都能获得大赦。虽然捐献并不是得大赦的条件，但是到罗马朝圣的教友，慷慨捐献的金钱相当可观。从此以后，放大赦的名目逐渐增加，无论是那一位主教，为了他教区内的某些需要，都可以请求罗马在当地颁布大赦的特权。因为捐献金钱和求得大赦，在形式上有着明显的关系，无怪乎使人误认为，大赦是用金钱买来了。

罗马教廷除了中央的四大部门之外，为了统治整个教会，逐渐形成了一套教廷驻外使节的制度。借着教廷驻外使节，教廷的命令可以下达到整个教会，我们就以教宗依诺森三世的时候为例子，就有三种不同的种类，种类不同，身份不同，权力也就不同，就让我把这三种教廷使节为您做个说明。

第一种，我们称之为本地大使。教廷往往是指定某些教区的总主教，担任教廷驻当地的大使，因为他们本身都是土产的，所以就有了本地大使的称号。像西西里的教廷大使，不是神职人士，而竟然是西西里的国王本人，也就是说国王兼任教廷大使，能够直接控制当地教会，当然也就减弱了教廷在西西里的权势。好在西西里只是一个少见的例外，一般的情况下，都是由神职人员担任教廷大使。十一世纪中叶以后，教廷在各地区的权力日益膨胀，这些本地大使的实际权力也随着减低，最后也就只剩下一个名誉上的头衔而已。

第二种使节是真正从教廷派遣的使节，专门为了某种特别的任务。像代表教廷参加新登基国王的加冕典礼、或是调解某地的纠纷、或处理某种特别的问题等等。比如英国的约翰王和教宗依诺森三世有了冲突时，教廷曾经多次的派遣使者，去处理相关的问题，这种具有特使身份的使节，起源于第十世纪。第三种使节，称之为全权大使。由教宗任命，具有枢机主教资格的神职人员担任。在任期内，他是直接代表教宗，如同教宗亲临于当地，全权大使所作的任何决定是不能上诉的。

现在来探讨教廷为了统治管理上的需要，订定了一套法律制裁的制度。我们知道违反教会的法律，是一种犯罪的行为，良心上应该负责任的。而解除这种良心责任的方法是忏悔。但是，对冥顽恶劣、屡教不改的罪人，教会另有方法，强迫他就范，最为通行的方法有三种。

第一种惩罚称为开除教籍，也称为“出通功”。一个被开除教籍的罪人，不但不能享受教会给的特权、领受各种圣事，而且也被社会所遗弃，亲戚朋友也不再与他交往，财产也要被没收充公，债权也被取消；如果是一个封建领主，被教会开除教籍，附庸们就不必再履行对他的种种义务了；假若是一个国王被开除了教籍，那么全国大臣及百姓，不必再对他效忠服从了。各位还一定记得，日尔曼的腓特列一世和英国的约翰二世，他们曾经先后被开除教籍，造成国内贵族的反叛和人民的离心。欧洲各国的政府，对被开除教籍的人也都采取法律的制裁。像在法国，若是有人被开除教籍超过了一百零一天，还不公开悔改的话，政府就会没收他的财产；在英国，就只有四十天的期限；在瑞典，被开除教籍一年以上而不悔改的人，政府会处以死刑；而在日尔曼、西班牙、义大利和波兰的政府，对被开除教籍的人，虽然不采取任何行动，但是也都明文规定，禁止他们在法庭上抗辩、禁止携带武器、禁上男婚女嫁、或经营任何业务。最后，被开除教籍的人，到死还不悔改的话，那他也不可以安葬在教会的墓园内。

第二种制裁的方法是，停止一切宗教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性的被开除教籍”。它所根剧的是日尔曼的法律原则。他们认为，社团应该对社员的行为负责。因为一个人的犯罪行为，尤其是身为领导的人，特别是帝王、公侯有很大的责任。教会如果下令停止某一个地区的一切宗教活动，意思是指举行弥撒、施行圣事和所有有关宗教的仪式，都被禁足。这种禁令，虽然早在第四世纪就已开始，但是，要到教宗依诺森三世时，才普遍的使用。有权下令停止一切宗教活动的人，除了罗马教宗和大公会议之外，各地方主教、总辅祭和主教座堂的教士，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都可以下令停止一切宗教活动。那么停止一切宗教活动的期限是多长呢？通常是一年或两年，但是，在义大利，有一个名叫曼都亚的城帝，被判停止一切宗教活动，竟然长达33年之久。禁令也有轻重的不同，一般的情况下，教堂虽然被封闭，宗教活动停止，但是领洗圣事和病人的临终傅油礼，则仍然许可施行的，而禁区内的修道院，只要外人不参加，仍然可以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根据历史的记载，处罚最严厉的一次，是1208年到1213年，教宗依诺森三世对英国约翰所下达的那一次，连修道院也一律包括在内，真正是一次全英国，全面性的禁止一切宗教活动。

另外还有一种禁令是专对某人而发的，也就是说，只要是某一个罪人所在的地方，该地方就处罚，停止一切宗教活动。最出名的就是对异端派胡斯的禁令。为了不给地方居民添麻烦，他经常在郊外空旷的地方居留和讲道。

第三种处罚，称为“宗教裁判”或“异端裁判”。按照教会法的规定，法庭接受案件，可以有两种方式，或是由教区的总辅祭提出告诉、或是由私人提出告诉。这种法庭的制度，对异端案件来说，并不尽有有效，也不实际，因为总辅祭事务繁杂，而私人或对异端同情，或是畏惧对方的报复，大多是不敢提出告诉。公元1184年的“凡罗那会议”下令各地主教，在辖区范围内，主动去调查异端份子而提出告诉，但是主教也因为教务繁杂而无暇兼顾。亚尔比异端在法国南部漫延时，教宗依诺森三世曾经派遣特使去领导劝化的工作，对于冥顽而不悔改的人，教宗的特使有权将他逮捕，交付法庭去处理。亚尔比异端平定以后，教廷的特使，仍然继续主持对异端者的审讯，这就是宗教裁判的起源。1233年，教宗额我略九世更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机构，专门对付异端者、或是其他重大的罪恶，像施巫术之类的罪行。刚创立的方济会和道明会的会士，接受教宗的命令，主持这些机构，他们到各教区，设立调查局和特种法庭，这些机构直属罗马教廷，不必受地方主教的节制。

宗教裁判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拯救那些相信异端者的灵魂；第二个是防范异端邪说的蔓延。为了达到这两个神圣的目的，任何方法都被认为是合法的。如果发现某人有异端的嫌疑，裁判所立刻将有嫌疑的人逮捕，进行进一步的审问。如果审问后，确实是个异端者，他必须忏悔履行判定的处罚，像朝圣、罚款、当众接受鞭笞、或是坐监一段时间；如果审问的结果，并不是异端份子，当然就可获得释放了。被判定为异端的人，也丧失了他的财产权，他的财产通常是由俗世的政府和教会平分。但是在法国，却是由法国国王独得，法国国王之所以支持宗教裁判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被告无法证明自己不是异端者，但是又拒绝承认的时候，刑求是通常惯用用的方法。宗教裁判之所以受人批评，原因也就在用刑求的残酷方法。如果悔改以后又再重犯的异端者，就由教会交给俗世的政府处以火刑，用火绕死。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宗教裁判庭很不仁道，但是我们要知道，中古时代的人视异端是和现代人不同的。异端是直接反叛的罪，同时，异端又非常容易蔓延，是毁灭人类灵魂的毒瘤，因此他们认为宁可连累少数的无辜者，也不说让毒瘤蔓延。虽然难免有少数的审讯者，让私人的贪念和报复影响到他们的判决。虽然宗教裁判的目的是纯正的，但是，站在历史的立场，我们不能不说宗教裁判是一个坏制度，因为它所用的方法，有形求逼供、或将异端者交付给俗世的政府、采用火刑等，完全违反了教会自己的原则　使得教会也犯下了“双重道德”和“伪善”的罪名。

我们得承认，教会在历史上为人所诟病、批评的真面目，这也是教会本身面对历史、面对未来，而要不断的革新净化的一面。我们有着为圣教会、为教宗、主教们祈祷的责任，让我们的教会日后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繁荣发展下去。

那么，中古时代的故事都介绍完了，教会的历史也进入了中古时代的第三个时期。第三个时期是教会的衰落期，也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因为这个时代的故事和15世纪的宗教改革以及教会16世纪的革新密不可分，所以就将这部分内容放到了第三部分中去介绍。中古全盛时期就此落下帷幕了，迎接我们的是文艺复兴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