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代的教会是历史上相当重要的大时代，也是世界历史上相当重要的时期，前面的章节很详细地说明了这个时期的教宗与当代的各个西欧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角度上的来往关系，以及他们相互之间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下面的章节我们要从高层的教廷和教士们的生活环境，进入到一般平民百姓的圈子里，看看他们宗教生活的情形。

十四到十五世纪的西欧，还是一个属于基督教的世界，一般平民百姓的思想和生活，都在教会的信条和教会的法律控制之下，从外表看来嘛，宗教活动是有增无减，无论是个人、家庭、社团和国家全部都笼罩在基督教的气氛之下。但是，这种外表的宗教活动，对教友个人的内心生活，对社会的健全和安宁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呢？无可讳言的，宗教生活更加的形式化、更加的机械化，缺乏潜移默化的力量，宗教似乎成了市场上的一种交易活动，这话是什么意思？教友们在生活中和天主讨价还价，他们参加各种宗教活，已不是发自内心出于

真诚，而是希望天主赐给他某种恩惠，或是避免某种灾祸。这是不是像是市场上的交易活动呢？是不是在和天主讨价还价呢？因此许多的宗教活动也就近乎迷信的行为了。做了某种善功，或是念了某篇经文，就保证可以获得自己的心愿，这种信心，从某种角度而言，固然可以说是一种类似赤子热情的流露，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却减低了基督教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基督宗教常常是以外表的行动来表达内心的真诚，而十四到十六世纪的欧洲基督徒，似乎已经失去了内心和外表齐头并进的平衡了。

要说明那时候基督徒的生活，失去了内外平衡，最好的例子就是宗教游行和朝圣的活动了。为了庆祝教会里重要的节日，像圣体瞻礼、圣母升天瞻礼等，或是是本城、本镇、本村的主保圣人的生日或殉道的纪念日，再有嘛就是祈福消灾了，每座城或每个村镇都有场面非常壮观热闹的宗教游行。举办游行的机会很多，比方说公元一千四百年左右，日尔曼的科隆城，每年总要举行将近一百多场游行，几乎是平均每三天一次，一四一二年的巴黎，从五月到七月，每天都有游行，由不同的工会、商会、宗教团体、男女修会分别举办。游行的原来意义是说：“某个地区用具体的行动来表达信友内心的宗教热忱”，但是想一想，那种三天一市、五天一集的游行，已经流为例行公事，失去了它原有的严肃而神圣的意义了。更何况，在游行之后，往往大吃大喝，甚至还又唱又跳，前后的活动显得相当不调和。朝圣这种宗教活动，起源于中古时代，具有苦行赎罪的意义，长途跋涉，沿途托钵乞讨，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尤其是巴勒斯坦去朝圣，绝对不同于现代的观光旅游。耶路撒冷一直是教友们朝圣的热门地点，十四到十六世纪的巴勒斯坦虽然是在回教徒的控制之下，但是教友前往朝圣的数目还是相当可观，此外，在西欧本土上，也有不少朝圣地，吸引从各地去的朝圣者，当然了，最令基督徒向往的就是罗马，罗马是教廷的所在地，是基督徒的中心，罗马不仅有千余年的教会传统，何况还有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的坟墓。公元一千三百年以后，罗马更增添了吸引朝圣者的理由。

公元1300年，教宗鲍尼法斯八世第一次举行圣年的庆祝活动，公元1343年，教宗克勒孟六世又规定从公元1350开始，每隔五十年就举行一次圣年，以后的教宗又改为每三十三年举行一次，然后，又改为每二十五年举行一次圣年活动。这种圣年活动就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纪的现代，距离我们最近的是一九七五年的圣年，当然公元两千年也会是一个圣年，不知这一年我们中国人有多少去朝圣了。为了吸引教友到罗马参加圣年朝圣，教会颁发大赦，凡诚心悔罪告解而又履行善功的教友，能获得罪罚之赦，按照教会传统的道理，人若犯了罪，就必须接受因所犯的罪而应该受的罚。罪能在告解圣事内获得宽赦，而罚呢，仍然得需要实行某些善功才能抵消，否则的话，就必然会在死后在炼狱中补行。许多善功中的一种就是“金钱”，拿钱给教会帮助教会去推行各种传教事业和慈善工作。由于宣讲大赦的某些神职人员在观念上有偏差，往往把捐献说成是获得大赦的重要条件，而一般的教友也以为向教会提供某些捐款，就能够获得大赦，因而忽略了，内心的悔罪和生活上、行为上的改过迁善，才是更重要的条件。历代教宗所颁的大赦愈来愈多，而颁布大赦的理由也愈来愈世俗化，所以，也就造成了教会内很多的弊端，可是大赦所造成的最大毛病，倒不是经济上的问题，而是宗教生活的形式化和机械化。只要教友履行教会规定的某项仪式，似乎就可以保证获得预期的效果，而宗教所要求的内心改革反而被置之高阁略而不提了。

另外一种反映出这时代宗教的形式化和机械化的，就是对圣人圣女的崇敬，这种习惯本原本在初期教会时代就已经盛行，在教难的时代，许许多多的教友，不分男女老少，更不分贫富贵贱，为自己的信仰而抛头颅洒热血，以生命为主证道。这种殉道精神，对其他的教友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殉道者因此也就得到教友的崇敬，而被尊奉为规范。除了殉道者之外，还有不少信友，虽然没有流血壮烈牺牲，但是他们每天过着圣善的生活，虔诚祈祷，也成为信友的楷模，随着时代延长，圣人圣女的数目也就跟着不断增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都在纪念一位或好几位圣者。圣人圣女之所以被人崇敬，对信友产生吸引力，是因为这些圣人圣女也都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也都饱经人间痛苦，所以也就容易了解一般人的痛苦，而对世人富有同情心。他们的成功，正是一般教友对来世永生的希望，圣者们既然富有同情心，那么对世人的痛苦，自然会有一份特别的关怀，只要我们向他们祈祷，那么任何困难都会有一位主保圣人为我们向天主祈求，困难也就容易解决了。我给您举些个例子，您就更明白了，像圣女阿波罗尼亚殉道的时候，行刑者敲掉了她满口的牙齿，她就成了害牙病者的主保。普通一般的病则求圣费亚克，而疑难杂症，尤其是瘟疫，就该求圣洛克不可了，圣碧岳能治跛子，圣安东尼诺则治风湿病，各行各业也都有各行各业的主保圣人。

原本，崇敬圣人的目的是为了激发自己效法他们的芳表，热心恭敬天主，到十四、十五世纪以后，反而被祈福避祸所取代了。而且在态度上，一般的教友往往是以一种交易的态度来崇敬圣人。只要是我履行了某些宗教仪式，我所祈求的也必然要应验才对。当然可以看出来，若是抱持着这种态度，不就是迷信的行为吗？这种宗教仪式和态度也就成为以后有心改革宗教的人，攻击教会的另一个焦点。虽然如此，但是仍然要跟各位说明另一个正面而积极的事实。的确，崇敬圣人也说明了当时的教友中，仍然有不少人富有赤子般的信心，度着单纯而又诚朴的宗教生活。从崇敬圣人推而广之，因而也崇敬圣人们的遗骸和遗物，这跟我们现代人珍藏先人留下来的纪念品的心情一样，而当时的教友们珍藏圣人的遗骸和遗物，实在不是我们现在的人所能想像的。圣人的遗物，竟然变成商场上交易的货品，我们现在也有买卖古董的，但是，当时的情形已经到了超乎人能想像的程度。比方说，耶稣在最后晚餐时所遗留下来的一块面包，竟然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被高价买卖呢，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公元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沦陷以后，流亡到西方的希腊人带来无奇不有的遗物到处兜售，充满生意经的商人竟然假造仿冒圣人的遗物，在市场上销售，为的是满足教友们收藏的嗜好。

避祸求福，原本就是人的天性，崇敬圣人和圣人们的遗骸遗骨，教友的用意也多是为此，虽然带有迷信的色彩，但是并不违背教会的信仰，可是相信除了天主以外，还有其他一些超自然力量，控制着人类的祸福，那就是直接违背教会的信仰，真正是迷信无疑了。教会当局虽然一再重申严格的禁止星象和巫术，整个的中古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星象和巫术仍然盛行不衰。星象学相信人类的命运是受到天空中各种星辰的控制，因此只要知道星辰的方位，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相对的关系，就可以避祸得福了。已经归化于基督信仰的欧洲，还深深相信星象对人类的活动具有深远的控制能力，当时欧洲各个帝王公侯的宫廷里或是旅途上，都有星象家在他们左右，随时侍候着，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先征求星象家的意见，连教会人士也不例外。比方说，教宗格肋孟六世，曾先征求星象家的演算推测，才敢决定十字军出发的日子，而一般民间，对婚丧之事，也多会请求星象家指算所谓的黄道吉日。教会信德的道理，相信有魔鬼存在，同时也相信魔鬼不能加害于人，除非有天主许可，可是在当时，混乱多难的时候，一般信仰浮浅的教友往往忘了自己的信仰，认为与魔鬼建立友善的关系，就可以避祸得福，或是利用魔鬼的力量来打击自己的仇人，所以巫术大行其道。十四、十五世纪的巫术相当盛行，文献上曾有这么一段话说：西欧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受到巫术影响，大公会议和地方教会会议都把巫术当成是异端，在法庭上，凡是被告有巫师嫌疑者，都交给宗教裁判所处理，当宗教裁判所查明属实之后，又交给一般政府法庭执行死刑，当时都是火刑，被火活活烧死。公元一四二八年，法国的一个名叫鲁埃雪的地方，就有两百个巫师被判处死刑，十年以后，另一个名叫勃里安桑的地方，也有大批的巫师死于火刑。公元一四四零年，教宗欧杰尼第四曾经公布诏令，明令巫术是迷信，但是民间巫术的流传并没有因此而衰弱。

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一般教友的宗教生活有这么两个特点，那就是宗教生活趋向形式化和机械化，教友的精神普遍缺少了、丧失了初期教会时代的那种内在活力，这固然是受到时代社会和经济背景影响，但是对形成这种现象，应负最大责任的是教会各领导阶层，上自罗马教宗，下至低级教士，一旦教会的各层领导者，也被卷进到时代的漩涡中而不能自拔时，当然也就无法领导一般的教友了。下面我必须毫不避讳地谈谈教会中领导阶层腐败的状况，以及在教会内面对各种腐败的情况所产生的一种神秘运动。

罗马教廷的各种财政措施，造成了各阶层教士的腐败，教士们为教友所做的各种服务，所要求的献仪，像是求大赦和许可啦，接受教职啦，都需要缴纳一定的捐献，更使得一般教友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金钱竟然变成了宗教活动的主要因素，同时，主教的任命往往成为教廷对亲友和功臣的酬劳。这样的结果是，教区的领导者往往是一些既无才又无德、或者是些没有服务精神的人，他们把神圣教士的职务，当做是获得财产和权势的资源，却忽略了以身作则传扬福音、为人群服务的责任，甚至还有一个人担任好几个职务的现象，或是终其一生，没有亲自前往职所在地的情形。教区的主教如此，各堂口的本堂神父，也大同小异。当然啦，我们也不可否认，文艺复兴时代，还有不少认真而又尽职的主教和神父，不过根据各种文献的证明，我们得承认当时神职界的素质的确是每下愈况，情形相当地严重，潜藏着好大的危机。各个修道院的情形又如何呢？他们也不见得乐观。以贫穷生活为号召的方济会道明会，自从十三世纪初期创立以来，一直是教会的新力军，挽回了中古教会的颓势，可是，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他们也经不起时代的考验，逐渐的，也和在俗教士一样，同流合污了，十四、十五世纪时，他们成为人文学者攻击嘲讽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