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五世纪中叶，我国明英宗以后，圣教会和西方基督信仰的世界，都展开了一个新时代，这就是我们惯常称呼的文艺复兴时代。在这个时代，东罗马帝国亡于一四五三年，许多学者、艺术家流亡西方，使得西方对古希腊罗马的艺术杰作，由接触和研究产生了惊叹羡慕，对古典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股风气从义大利传向西欧各国，社会制度、经济制度都有着重大的改变，科学技术更进步，但是我们都知道，中世纪最突出的典型人物是神学家，“天主”、“神”本身是中世纪一切研究的中心，而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人物是人文学者。

因为研究的兴趣从神身上转移到人的本身了，神学家所关心的是思想的本身，所注意的当然是思想的正确与否，文字的表达是否清楚，人文学者则注重作品的文体、用字遣词是否美妙文雅。所以，这时候的学者反而羡慕古代的作品了。所谓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时代的理智和艺术活动，并没有创造出新人的典型，相反的，人类被警醒了，自觉性地全神贯注在古典文明上，喜欢用古典的服装来装饰自己，而实际上，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和古希腊人和罗马人是迥然不同的。新的人文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一种高度的傲慢、自负、骄傲、强力的自觉、崇尚个性，甚至于趋向泰坦主义。他们到处想摆脱束缚，把教会和国族的法律和传统规则当作是束缚个人的桎梏，把每一种社会当做是抑制个人的不公平约束。这些新思想并不是来自古代历史的探讨，他们根本就缺乏纯粹的历史观，催促他们行动的，是一种抗争和对峙的情绪。

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欧人，并不像想像中的那样高雅，或许有人会以为他们都向往柏拉图、斯多葛、或是西塞禄，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伦理道德上的修养，他们自认为是英雄或超人，而事实上呢，通常他们是些个性懦弱的人，思想贫乏，夸诞不经，阴险虚伪，凶恶无耻，缺乏羞耻之心和自制能力，他们竟然因恶行而自傲，竭力斯瞒他们反抗的姿态。总而言之，人文主义者都互相标榜无限虚荣的记号，他们彼此无止息地标榜着，谈论着不朽的名誉和声望，也许没有任何其他的时代，曾经有过那么多不朽的诗人、自由人、公仆与政治家，但是，却不曾真正创造出等量的不朽之作。这个奇异的时代，唯一的真正不朽成就就是美术，这也几乎是所有史学家唯一能怀着真正喜悦，给予高度评价的硕果。它潜藏着一种异教精神的毒素，过分地褒扬自然以及肉体之美和肉体上的一切贪欲。另外，它也无限制地揄扬人的理智，想要打破一切束缚而自我陶醉。

在人文学者中，知道去防范异教的传染而推动合乎基督教义的文艺复兴学者，当然也不乏其人，但是大多数几乎都染上了异教精神，由于爱好古典，道德规范也就随之低落了，产生一种相反的人生观，而与教友的人生观相对立，当代的人已经认为，人不属于天主，以及他所属的社会或团体，而认为人是应该在世界上寻求个人的最大幸福，为了摆脱天主或来自他人的一切束缚，抬高自己的身价，满足自己的贪欲，这就是人文学者所标榜的理想。他们决心享尽人间的荣华和富贵，只要是能表现他们的伟大，甚至可以不择手段，用尽一切方法，甚至是谎言、欺诈、毒药、残杀……也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也有许多人文学者，对宗教的特性比较保守，怀着宗教的虔诚，想要革新教会，以适应当时的思想潮流，在这个教会历史上的阴霾时代，出现了一个想拯救教会的热烈而有力的呼声，他就是撒未纳劳的呼声。他是人文主义运动的中心，也就是风俗败坏的中心佛罗伦斯城一所道明会修道院的院长。他以热情演讲，呼吁教友刻苦补赎，他自信负有天上来的使命，预言教会将遭受天谴，但是土会必会复兴，而且不久就会应验。因为他演讲的成绩不错，而胆子更加大了，措辞上也逐渐地激烈起来，对教会中腐败份子，尤其是当时的教宗亚历山大，更是大胆批评。在撒未纳劳的影响之下，佛罗伦斯这座沉迷于声色娱乐中的城市竟然转变成为一座忏悔的城市，在他的要求下，产生了矫枉过正的举动，撒未纳劳自己被成功冲昏了头，逐渐由宗教的领域转移到政治的领域，他幻想着使佛罗伦斯成为天主的城，再以它为中心，把改革的风气推广到整个教会。

尽管撒未纳劳为移风易俗而工作，但是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却无动于衷，不过当他干涉政治，而且与教宗的政治采取鲜明的对立时，教宗便改变了态度，并且命令撒未纳劳到罗马去解释说明他的预言。撒未纳劳竟然抗命，拒绝前往罗马，教宗又再下令禁止他演讲，教宗虽然私德不好，但他毕竟是教会的最高领袖，撒未纳劳本该服从他的命令。以后，撒未纳劳更是变本加厉，猛烈攻击教宗，教宗再三警告，最后不得已，只好在1497年，不得已将他开除教籍。从此以后，许多追随他的人也逐渐抛弃了他，不久之后，在一次烈火考验时，他所表现的是犹疑和退缩，因而名誉扫地，声望从此下降，原先支持他的人转而攻击他，最后被佛罗伦斯政府逮捕，宣判绞死。死后尸体又遭焚毁，这个一心图力挽狂澜，热心改革的人，由于过分冲动不知节制，遭到如此下场。

除了撒未纳劳以外，还有一位原来是奥斯定会的人名叫依拉斯莫斯，被称为“人主正义学者的巨擘”，他的理想是想把古人的智慧结合圣经同福音溶于一炉，因此他为出版古典作品，以及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进行了巨大的工作。然而他的思想却很难捉摸，宗教对他而言，是一个道德生活的向导，他愿意把信条减缩到最少的数目。他嘲笑士林派神学家，他也讽刺隐修士和他们的短处。依拉斯斯莫斯诚恳地希望能见到教会的改革和进步，不过他的攻击也有言过其实的地方。为了讥讽当时神职界的缺失，而对修会生活有所曲解，为了嘲笑士林哲学的繁琐，因而攻击神学本身，他虽然始终没有和教会决裂，但是却在无意中给誓反教的改革铺了路。到他晚年时，又深深后悔，他青年时代的作品未免太孟浪了。

文艺复兴时代的教宗，曾提倡鼓励古典文艺的复兴，并且使罗马成为艺术生活的中心，但是却并不像是中古时代那样，艺术完全是朝着敬礼天主的方向而发展。这时候的艺术家也创作了外教的神，他们所寻求的，都离不开他们自己个人的光荣，但是也给圣教会造成好大的玷污。自从西四督四世开始，历任的教宗只忙于俗事，似乎忘记了教会和教友的福祉及利益，说他们是俗世的君王一点也不为过。中古时代的教宗善用他们的神权，是为教友服务，但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教宗，不但将教会重要职务任意委任给无才又无德亲友，还设法使他们大富大贵，成为义大利上等社会的公侯。

教宗身不由己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也和世俗的君王一样，采用同样的方法和手段，招募兵士，与他国联盟。为了维护军队和武力，为了外交，为了发展艺术，为了建造大教堂，以致经济困难，不得不加重税收，更有滥用神权以施放大赦来敛财的情形。这一切丑事，大损教宗的威望，教廷内的教士又都上行下效，使教友大失所望。地方上的主教、神父和隐修院院长的灵修生活，也逐渐颓废下来，情况每下愈况，但是还不致于绝望，因为历史给了我们证明，这时的圣教会虽然危机四伏，但是我们不该忘记，教会的真正领袖是耶稣基督，祂曾经许诺“地狱的门绝不能战胜她。”

从下面的几许事实来看，我们就可以获得证明。的确，固然在文艺复兴时代，有几位教宗的声望很差，但是在信仰方面，却一直蒙圣神引导，从未出过差错或背离天主所启示的道理。像教宗亚历山大六世，他也从来没有在纯粹宗教性的事务上贻人任何口实，他曾经奖励修会，曾经卫护对圣母的敬礼，而且当美洲新大陆发现以后，派遣传教士前往美洲新大陆传扬福音，也不正说明了，天主在照顾着祂自己的教会。人虽然能暂时性地损害教会，但是绝不能毁灭圣教会。何况就整体而言，神职人员和教友，并没有随波逐流走向集体性的堕落，只凭几个历史学家的歪曲报导，是不能令人以偏概全的。

当历史学家提到某一个时代发生了某几件不幸的事件时，一般人就很容易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完全败坏了，以至于对于那些循规蹈矩的，反倒不被人注意，史学家也没有兴趣去加以描述。他们所注意的，是那些反常的事。文艺复兴时代的确有些野心贪婪的枢机，行为不够标准，但是卓尔不群为圣教会增光荣的，也大有人在；傲慢不羁优游自在，只知道游猎而不理教务的主教固然不少，热心拯救人灵，努力改善自己教区的主教更是不乏其人；修会会规废弛的修院不少，但是谨守会规、热忱敬拜天主的修会也比比皆是。文艺复兴对圣教会之所以未酿成重大危机，是因为大部分人仍然保有坚强的信德，对宗教的本份也奉行不辍。我举出一些例子给您参考。

像是圣地朝圣，虽然路途遥远，却常吸弗大队的教友到圣地朝圣，许多新的敬礼蓬勃发展，像是为了敬礼耶稣基督的苦难，而盛行拜苦路的善工。自从我国的印刷术西传以后，圣经、祈祷经书、圣人的行传都不断受到信友欢迎，就像师主篇这本书，成为当代人最最爱读的一本书，而最足以表现当时教会活力的，就是在当时圣教会册封了许多具有英豪圣德的圣人，多达一百来位，各种生活阶层的人都有，有圣女加大利纳，圣若望贾比斯坦，圣方济保辣等人。我们对十五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初年的社会秩序，可以这么说是频频出现危机，而新生的近代文明尚未稳定，工商业已经突飞猛进，但是大部分的财富是操纵在少数的财阀手中，广大的民众却是在贫困中，圣教会受到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不良影响，虽然代代圣贤辈出，但是不少人为贪污的野心所腐化，不少的具有深思和远见的人，不停地呼吁教会要从事改革，基督的教会和基督教世界，正期待一个更好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