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在宗教方面出现了纷扰、消沉、黑暗的一面。十七世纪上半期，教会的革新正在进行，到了1660年左右，革新逐渐显露出微弱的现象，追究原因，是因为教会内部产生了很多纷扰，像杨森异端、法兰西主义、寂静运动等等，众说纷纭，使这世纪后半期的人心扰攘不安，但又和马丁·路德及喀尔文的改教有所不同。所幸，这些纷扰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分裂，只是浪费了教会一部分的生命力，也间接助长了无信仰的趋势。

下面就先介绍杨森异端。从新教派改教起，到以后的一百年期间，讨论圣宠和救灵问题的风气很盛，马丁·路德改教时候的情形就不再重复，喀尔文又掀起了“救灵是前生已经注定的了”问题，天主教的神学家不得不努力加深研讨。特力腾大公会议是这么裁定的：“功劳是天主的圣宠及人的自由意志共同的效果。”可是天主的圣宠和人的自由意志，要如何互相协调呢？这一点确实是不很容易明白，同时，这个问题也成为道明会和耶稣会两个修会会士热烈争论的焦点，而且也已经涉及超乎人力的奥秘，更使得一般人无法明了。

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巴由斯教授在十六世纪末，又重新掀起这个问题，对圣宠提出了新的解释，和喀尔文的说法非常接近，他们认为，谁进天堂、谁下地狱，天主早已有安排，而罗马教廷早在1567年和1579年时，曾两度判定这些说法为错谬，最后巴由斯服从了罗马。但是他的余毒却已经渗入了比利时的神学界，在巴由斯死后五十年，这种思想又在比利时伊普尔城主教杨森的作品中死灰复燃。杨森用拉丁文写了一本名叫《奥斯定》的书，这本书是杨森死后两年出现的，杨森自己以为是圣奥斯定思想的发扬者，其实他只不过是把圣奥斯定的几种意向加以夸大渲染，认为人类已经被原罪彻底败坏而无法救治了。

杨森说：“天主虽然赐给所有的人圣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救，对那些注定要得救的人，天主赐给他们不能抗拒的圣宠，对于其他不能得救的人，无论如何努力最后仍然必遭摒弃。”杨森的说法，听了也知道错在那儿了。我们应该是这么了解：“对天主的选择，我们不能置评，天主所拯救的，是出于纯粹的慈悲，祂所处罚的，是出于祂的至公至义，因为天主并不欠任何人什么！”不是吗？这种学说在宗教生活正盛正热诚的时候出现，也正是无论俗人或是会士，正全力反攻松弛的道德之际，因此，那些愈是渴望圣化自己的，便愈发地严行苦工了。杨森的学说一时风起云涌，信服的人还真不少，这些信服杨森的人更为严苛地厉行刻苦，信仰也变得好恐怖，天主摇身一变成了严厉的法官，而不是爱人的救主了。

这种学说很清楚地犯了两大错误，一方面，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陷天主于不仁不义，让人以为天主不愿意人人得救，救恩只给了一部分的人，耶稣也并非为救一切的人，而降生成人，受苦受难而死。圣教会自然大加讨伐这样的错误，教宗吴尔班八世就在公元1642年把《奥斯定》这本书列为禁书，严加禁止教友阅读。杨森在还没有公布他的著作以前，已经去世，他的思想是透过他的朋友沙西兰传布开来，沙西兰是法国的一位神父，他在为教友做神修指导时，散布着杨森的异端。

沙西兰说：“天主让我明白，教会早在五六百年开始就已经不存在了。”言外之意是说，他相信自己是受天主的派遣，来拯救教会，他在王港修院找到了渗透他这种错谬思想最有利的场所。在王港，有一座属于熙笃会修女的隐修院，距离巴黎不远，这座隐修院也和其他的隐修院一样，曾有的热心虔敬，曾经一度衰颓，而在十七世纪初期，年龄只有十七岁的女院长安洁利奎阿诺德加以整顿，恢复了原有的严谨规则，有些神父及一些号称独修者的热心教友，就被这种热心的气氛所吸引，便到这所隐修院附近觅得住处定居下来，而且还办了一座学校，显示出当时教友生活的复兴。可惜，这种慷慨行为不久便染上了杨森异端的毒素，而王港隐修院也成了异端的温床。

数学、哲学大师笛卡儿、物理学大师巴斯噶两位伟大的学者对宗教信仰有着自己的贡献，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杨森异端对教会、对信仰所造成的宗教纷扰，杨森的朋友沙西兰替死去的杨森传布他的异端思想，而在巴黎附近的王港，有座熙笃会修女的隐修院，成了杨森异端的温床。下面，接着介绍杨森异端的继续传播情形。

教宗吴尔班八世严禁杨森的书籍以后，王港的独修者起而替杨森辩护，其中有一位名叫安当·阿诺德的，正是修女院长安洁利·奎阿诺德的弟弟，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屡领圣体》的书，这本书的内容，却是叫教友避免经常领圣体，他要求教友每次领圣体以前，要有严格的准备和灵魂圣洁的必要，才可以领圣体。这样的论点固然是好，但是对于圣洁的要求，的确是非常难以达到的标准。安当阿诺德忘记了，圣体圣事并不是德行的报酬，而是预防罪过，增加精神力量的天粮，他矫枉过正地要求教友，先要有圣德，结果却使教友远离了圣德的源泉─耶稣基督。为杨森派的人而言，这是一种刻苦和谦逊的考验，甚至造成了王港的修女群中，有些人因为虚伪的谦逊，竟然不领临终圣体而死去。

纷争是愈演愈烈，而这时期，即使是世俗人对神学问题的兴趣也很浓厚，思想界形成了拥护和反对王港的两派，反对杨森派的人把杨森异端的主要思想，归纳成五个重点，呈给罗马教宗，教宗依诺森第十在1653年判定杨森的思想是异端，这么一来，杨森派再也没有回避的余地了，或者是承认错误，要不就被当成是异端。然而，他们的作风却不像马丁·路德，一旦被教会正式绝罚，就与教会决裂，背道而驰。杨森派的人认为，他们既然是为了整顿教会，就必须留在教会内，而不是与教会分裂。这一点是他们引以自负的，于是便拟定好策略，而且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说清楚了，也就是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表面上屈服，面对教宗的宣判时，则发表声明说：“反对我们的人所举出的五点理论，既然是异端，我们自然弃之惟恐不及，不过，在杨森的著作中，并没有那五点。”说实在的，在书中确实没有那么具体明显的词句，但是，那五点的确正是杨森的异端之所在。

杨森派请到了天才作家巴斯噶替他们辩护，因为巴斯噶有一个妹妹也在王港的隐修院，而且这位妹妹对杨森的学说中毒很深，巴斯噶不明究里，在被玩弄和被利用的情形下，以他那生花妙笔，为他们辩护。巴斯噶知道，最好的战术不是自卫，而是采取攻势，他认为杨森异端最大的劲敌就是耶稣会士，因为耶稣会士在任何一点上，都是和杨森派针锋相对。耶稣会会士不但根据特力腾大公会议的精神，劝教友勤领圣体，而且对杨森思想的每一点都坚持反对。杨森派说，人性已经被原罪彻底破坏了，耶稣会士却坚持，原罪并没有解除人的自由意志和克胜仇敌的力量。耶稣会的神学家针对杨森派的严酷主义，在为听告解司铎所写的书内，除了天主的诫命和教会的规矩外，尽力不给行告解的教友增加其他的责任。可能有些耶稣会士在这一方面太为宽松了一些，因此落人把柄，被讥讽成为“道德观念宽松”。巴斯噶特别在他写给致省内某人的信函内大事攻击，他所写的这些偏激而欠公正的篇章，满纸的冷嘲热讽，用意就是要使人讥笑耶稣会士，转而同情杨森派。但是，到后来巴斯噶对他自己所写的这些东西心存悔恨，觉悟到这一批人以玩弄的手段，利用他的才华，他绝对没有意思要与教会决裂，并且在他临死以前与教会和好。

但是，巴斯噶无情的嘲讽所留下的伤害，却是永远都无法弥补的，因为从巴斯噶开始，常有人指控耶稣会士道德观念宽松。杨森派和法兰西主义派看到这种控告无法离间耶稣会和教宗之间的紧密关系，于是又控告耶稣会“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批评耶稣会在英国是自由思想者，在南美洲的巴拉圭是社会主义者，在中国和印度是偶像的崇拜者。杨森异端以后的历史，只是一连串的惩处，而他们总以伪装屈服和阳奉阴违的敷衍，戏剧性地反覆演变而已。

杨森派自以为拥有真理，只有他们真正了解教义，因此，当他们受到谴责时，便假意恭顺，不做任何辩论，但是，对自己的错误，始终不肯放弃。巴黎的总主教努力地要使王港的修女诚心悔改，但是终究是徒劳罔效，只得愤慨地说：“这群修女纯洁有如天使，但骄傲却有如魔鬼。”

公元1667年，登上教宗职位的教宗克勒孟九世，虽然因为秉性仁善，恢复了教会内的和平，也只是暂时使杨森异端偃旗息鼓而已，到十七世纪末期，祈祷会会士奎斯乃耳的著作《对新约圣经的道德反省》出版之后，纷争又死灰复燃，在他那虔诚默想福音经文的糖衣下，把杨森的异端又挑活起来。教宗克勒孟第十一在公元1713年，以《天主唯一圣子》的通谕，处罚了奎斯乃耳的学说，原本纷争可以收敛绝迹了，但是杨森派竟然向罗马呼吁，召开大公会议，重新唤起了十四世纪末西方大分裂时提倡的“大公会议高于教宗”的谬论，提出呼吁的人当中，还包括好几位主教。这次的纷争就几乎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才告平息。

甚至在宗教的纷争中，又扯上了政治方面的问题，不得不离开法国的杨森派领袖，又在杨森派发源地荷兰和比利时，找到了避难了。他们就在乌特勒支的主教那儿定居下来，那是一个自称为惟一真天主教的小教区，一直到今天，还仍然维持着裂教的态势。杨森派的教会一向人数不多，现在他们有三位主教，大概有一万多名教徒。

杨森异端的严重情形，我们不能只从分裂的教徒人数上来衡量，这些教会内部的纷扰前后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对教会造成的损害实在不小。在杨森异端波及到的地区内，尤其是法国和荷兰、比利时，杨森异端的情绪感染到天主教家庭的思想相当地深，而它的余毒一直存在到二十世纪初叶，以致造成教会的气氛敬畏多于爱德，对天主公义的惧怕，减低了对救主耶稣的慈爱而不敢多领圣体。此外，杨森派对教宗的宣判，一再阳奉阴违，无形中养成了桀敖不驯的情绪，而那些无尽无休的纷扰和争辩，在教会内也种下了纷争不睦的趋势，令教友痛心而令敌人称快。虽然杨森的信徒无心，实际上却助长了无神主义的繁衍和进展。

下面不得不提到法国的法兰西主义。当一听到这名字，莫非这种主义源起于法兰西？是的，我们称之为法兰西主义，就是因为最早拥护这种主义的，就是法国神学家和法学家。什么是法兰西主义呢？这也不难明白，顾名思义，就是对教会的行政、所有的企图、态度和思想的综合，目的在限制教宗的权力，不让教宗管理领导在某一国内的教会事件。因为这种思潮起源于法国，我们就统称这种思潮为法兰西主义。

其实，法兰西主义由来已久，并不是十七世纪中叶的产品，早在十二世纪末年，法王美男子菲力和教宗鲍尼法斯一世之间的冲突，已经露出端倪，这种思想究其根本，则是起源于“大公会议高于教宗”的谬论。很不幸，在十四、十五世纪之交的西方大分裂和当时所召开的康斯坦士会议，就已经形成。法国的君王和政府的官吏，在对抗教宗的权力时，自称是根据古老的惯例和历代教宗所赋予的特权，其实是专制的君主们一种很自然的倾向，他们很难容忍外来的势力，干涉他国内的行政，把教宗对他国内教会事务的管理，看作是越俎代庖，尤其是触及国家现世利益时，更加明显而剧烈。何况是像路易十四那样的一位彻底极端的独裁君主，从1643年登上王位，到他亲自亲政，最后到1715年去世，跨越了十七和十八两个世纪，在位七十二年之久，国运昌隆，不断开疆拓土，提倡文学艺术，几乎只有中国的康熙乾隆可与之相比。法国在他的统治之下，可以说是一个极盛时代，达到了最高峰，足以雄视全球。

路易十四原本是一位很诚挚的教友，对王位也有高尚的理想，以天主在世的代表为己任，负有使命，要保护教会和信仰，以及在他本国内维持真正的宗教秩序。而这种观念原本就是热心教友应该有的态度，但是一旦被误解，便会产生傲慢，如果本身英明能干，雄才大略，就更会因为唯我独尊而变得傲慢，再把国家的利益和本身的面子光荣混为一谈时，必定加倍地专制独裁，像路易十四这么一位国君，那能逃避这种诱惑呢！他的口头禅就是“朕即国家”，他所认同的国家，也包括教会在内，路易认为教宗应该少干涉法国教会的事，然而他自己却常想干涉教会，再加上在他左右的王公大臣对法兰西主义的思想，更是朝朝暮暮、心心念念，路易十四的不正确、不公正倾向，也就更加危险了。所以他与教宗之间的冲突势必在所难免了，潜伏已久的冲突，便在1673年为了一件看来次要的小事，猛烈地爆发了，路易十四借机处心积虑地刻意小题大做一番。

根据古老的惯例，当国内某教区的主教出缺时，法国国王享有治理教区的特权，路易十四想要把这种特权扩展到全法国所有的教区，而当时的教宗依诺森十一世，为人特别严厉不说，对教会的权力绝对不肯让步。他眼看路易十四擅权，是在神权范围内滥用世俗权力，曾经三次谕令路易十四，要他放弃滥用职权的行为，路易十四认为有损他的颜面，大为激怒，于是他在1681年召集法国的神职人员大会，做他的后盾。

鲍须爱主教受了当代思想影响，对法国教区久已享有的特权也非常重视，但是他同时也深爱教会和教宗，一直想努力和平解决这件冲突。他发表美丽的说辞，谈教会统一，也设法保全教宗的权力，法王路易十四对这样的说辞大表不满，要求鲍须爱重新草拟一份宣言，清楚地申明法兰西主义的思想。鲍须爱一再考虑之后，终于撰写了一份历史性文件，后来这份文件被称为《四点声明》，他在文件中把法兰西主义的思想顺序排列出来：第一点，教宗无权过问国家的俗事，第二点，对于神灵方面的事情，应该按照“康斯坦士”会议的规定来处理，因为大公会议的权力高于教宗，第三点，教宗的权力只能在符合大公会议的条文与法国教会的惯例下施行，第四点，教宗的决定只在全教会同意以后，才能成为不能更改的宪章。路易十四下令在全法国的修道院宣读讲授这项声明。路易十四和教宗依诺森十一世之间的冲突，将如何解决呢？

法兰西主义思想的抬头，形成了法王路易十四与教宗依诺森第十一两强之间，一为政权，一为神权，各不相让，引发严重冲突。路易十四召集法国神职人员召开大会，而且还命令鲍须爱主教，撰写了充满火药味和法兰西主义的四点声明。路易十四更通令法国的修道院，把四点声明列入教材。至于四点声明的内容不再重复，下面就来看看，两位强人如何处理这次的冲突。

冲突是法王路易十四引爆的，虽然那个时候教宗个人“不能错误”的道理，还没有定为信条，但是这四点声明显然的，是和天主教传统正面冲突，有一部分法国神职人员提出抗议，教宗依诺森十一世更不甘示弱，发表声明，宣告法王路易十四的四点声明无效，拥护四点声明的主教候选人，他也拒绝给予合法神权。法王虽然具有推荐主教候选人的权力，却坚决指定，教宗非得同意任命法王所选择的候选人不可，当然这些候选人都拥护四点声明。法王和教宗，两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连教宗派人秘密送到的绝罚“开除教籍”都无效。这种冲突彼此僵持了十一年之久，到最后，这位欧洲权倾一时的法王路易十四，终于在教宗依诺森十一世和他的继承人不屈不挠的精神下让了步。其实认真说来，法国路易十四，尤其是法国的神职界和法国的教友，都无意与罗马分裂，这场冲突就这样圆满地落幕。1956年，教宗碧岳十二世将教宗依诺森十一世列入真福品。

然而，法兰西主义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消灭，在整个十八世纪的一百年间，在法国他们和杨森派联合，共同抵制教宗的权力，在其他欧洲国家，也借用其他名义活动，一直到十九世纪，第一届梵蒂冈会议时，还没有绝迹。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因而隆重裁定：教宗以教会领袖的资格，对信仰所下的裁决，不需要全教会同意，这便是所谓的“不能错误”，法兰西主兰才成历史名词。

正当法王和教宗互相争执得最为激烈的时候，教会内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谬论，我们称之为“寂静运动”，这种运动究竟不像杨森异端和法兰西主义那么难缠，想要真正了解寂静运动，便该记得在十七世纪的修会会士和一般教友，对宗教生活热心虔诚的情形，结果是有许多热心的人在祈祷的生活上达到了高超的境界，获得了神秘经验的恩宠，获得这种恩宠的人，享受着与天主亲密的结合，因此产生了一种完全寂静的情绪，这种神秘的境界，原本是天主白白赏赐的一种恩典，升到这种经验的人需要有经验的神师领导，免得落入自欺欺人的幻想。那个时候，有不少神修者描写神秘的途径，其中也有人走火入魔，误入了歧途，错谬最为严重的，莫过于弥厄尔毛利诺。

弥厄尔毛利诺生于1640年，死于1696年，原是一位西班牙籍的神父，生活在罗马，担任好多人的神师，1675年，他写了一本神修指南，用来说明他的理论。他认为，祈祷的工夫应该迅速进入默观对越的境界，人的灵魂在这种境界中，被天主的纯洁和圣爱所吞噬，人一达到这种完美的境界，就不必去焦虑肉体上所经历的一切了，外表的行为那怕是不洁的，都已经不关重要，在这样境界中的人灵，已经不能犯罪，只是寂静地同天主结合而已，丝毫不用挂心未来的事，升天堂或是下地狱，都无关重要，只有天主为他才算数。这种理论，能导致不道德的行为，自然遭到教会处罚和禁止。1687年，教宗依诺森十一世宣判了对寂静运动应有的处罚。

当弥厄尔毛利诺在罗马遭到处罚时，法国的居庸太太已深被他的思想传染，她是一位相当富有的寡妇，温柔动人，精神上不太正常。她对自己的意念深信不疑，认定自己负有改造世界的使命。她得到弥厄尔毛利诺的思想以后，心火很大，她写了好些东西，宣传这种思想。由于她交游广泛，赢得许多贵族妇女信赖，相信了这种新思想，连费乃隆主教也相信了她。不过，弥厄尔毛利诺所说的那种不良结果，居庸太太绝不接受，费乃隆主教就更不用说了。因此，费乃隆主教和居庸太太所宣传的，只能称为半寂静运动。他们相当信服一种看法，那就是“人爱天主的心如果十分纯洁，就可以漠不关心自己的得救问题”，居庸太太的著作对誓反教的某些派别产生了影响，有人把她的著作译成了中文。

也有人在巴黎总主教面前控告居庸太太的著作有谬误思想，主教就把她的著作交给神学委员会审查。经过神学委员会分辨的结果，确切地认定了神秘经验的真正意义。费乃隆起而为居庸太太辩护，因而和他的老师兼好友鲍须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笔战，鲍须爱恰巧是神学委员会的一员。他们两人的笔战不但有伤爱德，还引起许多人看好戏，费乃隆主教的著作最后遭到罗马谴责，费乃隆最令人佩服的是，当他遭到罗马谴责以后，所表现的服从态度。他在准备对民众演讲的时候，接到罗马谴责他的消息，他立刻放弃了所准备的演讲题，转而发表声明，淋漓尽致地表达对教宗应有的服从。所谓的寂静运动，也就由这次服从而宣告结束，可惜的是，教会处罚了这种虚伪的神秘主义，反而遭到不幸的后果，因为，真正的神秘主义被弄得长久混淆不清，难以分辨。

天主教在十六世纪的后期到十七世纪初斯所做的整顿工作，虽然很繁盛，而且也收到很好的成效，但是终究无法恢复信仰的一致，新兴教派虽然在西班牙和义大利无法札根而告绝迹，但是在德国、瑞士、荷兰以及斯堪地纳维亚和大不列颠等地，则成了主流，天主教徒反倒成了弱势团体。圣教会非常关心这样的分裂，我们下面就来谈谈圣教会如何努力，设法面对新兴教派，以挽救分裂的悲剧。怎么样才能修好，历代已有许多人试行过不同的方法，有的用说服，有的用强制，分裂的双方也都有过慷慨大方的人，我们称他们为大公运动的先驱者。

我们先来看看采用说服方式的人，有那些人呢？他们是怎么做的？采用说服方式之中，罗马方面最爱用的是以天主教的真理，说服新兴教派，设法使他们回心转意。在俗的或是在会的神职人员，尤其是研究圣经学的作家，或同新兴教派的牧师据理力争，或者写成书籍反驳他们由圣经或是圣传所摘取出来的不正确的、断章取义的引证，向他们陈明天主教的道理所依据的理论，当时在研究神学和历史上所做的真正复兴，也正好为教会本身获取到更大的好处。对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我只提出鲍须爱这位伟大的作家作为代表，因为新兴教派引发的分裂、信仰的不一致等问题，正是他的首要工作。在这里我介绍他的两本名著，一为《天主教义的说明》，这本书使得不少新兴教派的拥护者，迷途知返，重回圣教会的怀抱，第二本是《誓反教的千变万化》，在书中他指出天主教在信仰上如何一致不变，有着他的至一和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特性，而誓反教在我们中国则称为基督教，却从天主教分裂出去以后，又分裂为无数的教派。

至于采用强制的方式，又是怎样的呢？由谁，在那些地方，如何强制呢？在法国，天主教原本就是国王和绝大多数百姓所共同信奉的宗教，南特诏书准许誓反教的各个新兴教派享有信仰的自由，这在以“属谁管辖，就得信奉他所信的宗教”做为原则的欧洲而言，算是一个例外。路易十四一方面为了政治上的考量，另一方面因着他个人的坚实信仰，所以急着要在法国结束信仰的分歧，但是他认为，只以神学和历史来做为号召的说服方式，仍嫌不足，为了使在法国的新教徒皈依天主教，醒悟反正，非得利用强制的手段不可，他首先认真地按南特诏书的规定执行，迫令异教徒迁离法国，后来，因为他所发动的战争获得了胜利，态度也就傲慢起来，对新教徒采取一连串措施，像异教徒不得担任公职，归正重返天主教的，就给予优待，到后来，竟开始虐待异教徒。

在法国南部新教徒最多，地方官吏更变本加厉地执行路易十四的政策，他们以最残酷的手段压制异教徒，为了邀功而向路易十四报告说，异教徒都已经集体归正了，这种强制性的改教有什么价值呢？又能持续多久呢？不明真像的路易十四，竟误信异教徒在法国境内所剩无几，便仗恃他的权势，在1685年宣布废除南特诏书，重建法国信仰自由。在巴黎的人，曾经鼓掌称庆，欢迎废除南特诏书，认为是天主教的胜利，其实只是自欺的幻想而已，信仰一致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新教徒多数逃到英国和北美洲去了，所剩下的也只是阳奉阴违。路易十四的这种强制政策，为法国带来了无穷的后患，不但埋下反抗的种子，也由于多数新教徒出走英国或北美洲，造成国内经济社会的大问题，因为外流的人才，大部分是专业的工匠，技术也外流，金钱财物也外流，这是路易十四始料未及的。

在英国的情形又如何呢？我们知道，路易十四废除南特诏书的那一年，也正好是信天主教的君主英王詹姆斯二世即位之年，假如他能明智而平和地处理宗教问题，为天主教而言，必然会有一个比较幸福的结果。当时，英国国内也有宗教纷争，教宗依诺森十一世就劝英王詹姆斯二世稍安勿躁，要以最大的明智，顾全大局，来处理包藏危机的宗教纷争，免得小不忍而乱了大谋。但法国路易十四则怂恿他对异教徒采取强制反击步骤，建立专制政权，可惜他竟然听信了路易十四，而没有听从教宗的意见，他想以严厉的手段来恢复天主教的信仰，反而使他大失民心，爆发了革命。英王詹姆斯二世弃国逃亡海外，天主教友又丧失了法律保障。

公元1688年，英国的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不但信奉天主教的亲王不得继承王位，天主教的教友也不能从事教育工作，不得担任公职，甚至连置产权和立遗嘱的权利也都被剥夺了，神职人员不是遭到永远的监禁，就是逃亡海外。我们现在的人听到这种宗教纷争的后果，不禁会发出好多的问号，只是当时的情况、当时的风气确实是如此。

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的宗教纷扰，其中包括法王路易十四抱持法兰西主义的思想，和教宗依诺森十一世之间冲突达十一年之久，终于因路易十四的明智，向教宗让步，但是法兰西主义的遗毒，却延续到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后才告结束，寂静运动和半寂静运动的起源错误之处，和这运动最后的销声匿迹。最后一部分跟您谈的是改教运动以后，看到教会的分裂，教廷也好，国王也好，都想到要恢复信仰一致，他们以说服的方式或是强制的方式，希望达到这个目标，推动的结果以说服的方式稍见成效，而法国的路易十四、英国的詹姆斯二世，采取强制的方式，在法国虽然没有引发革命，但也埋下了反抗的种子，还造成国内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危机。在英国引爆了革命，推翻了詹姆斯二世，以《权利法案》的法令限制了教会发展，教友也受到相当不公平的待遇，下面，再来看看德国的情形如何。

德国经过了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以后，又遭逢1618到1648年三十年长期战争的痛苦，战后又呈现了满目疮痍、民穷财尽的状况，三十年战争，原本就不是纯宗教性的，战到后来却变成纯政治性的，对打的双方，德、法两国，实际上都是在争夺欧洲的霸权地位而已。历任的教宗努地周旋，想使双方能和平解决，经过四年努力磋商之后，终于在1648年签订了《西发里亚条约》，使得德国前后扰攘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政治和宗教局势，才算平稳下来。政治方面，在德国境内形成了三百四十三个独立的小邦，神圣罗马帝国只是拥有虚名而已。在宗教方面，也确定了公元1555年奥格斯堡条约所签立的原则，德国人应该追随各国小邦的君主所信奉的宗教，西发里亚条约仍然承认，君主有改革宗教的权力，这样的结果形成了各小邦拼凑而成的联邦，每一个小邦国的诸侯，都在实行宗教独裁。

当时的教宗克勒孟十世坚决不肯承认这些不道德的反人性反宗教原则，也反对条约当中不征询教会同意就擅自加上处置主教和修院财产的条文，教宗的反对只是徒然，因为事前就不顾教宗的希望，事后也就更不理会他的抗议了。西发里亚条约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结束的里程碑，在条约以前的时代，教会能借她的元首教宗的声望，指挥全欧公共生活的时代已经宣告结束，欧洲各国的国君自己处理自己的国是，已经不在乎教会的意愿，奉教国家的国王也逐渐地把教会当做是一个国家政府内的机构了。政治人员算是正式抛弃了奉教的观念，在这条约以前，不论各国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如何不同，还都以“隶属于基督的教会”这样的信念，靠着同一信仰、同一教廷的精神锁链彼此联系在一起。条约以后，欧洲成为一群大大小小的国家，各自被他所属的专制君主统治着，本国的利益便是各国最高的法律，在这种局势之下，国与国间，如果有了争执，便只有兵戎相见，靠战争的胜负来解决问题了。

欧洲宗教和政治的一致，已经完全瓦解，面对这种“信奉同一个神、同一个耶稣、却彼此分裂”的怪异现象，无论天主教或新教的各教派，都曾有一些心胸宽大的人，非常地痛心于这样分裂的怪异形势。在德国，十七世纪的后半期，环境已经有利于彼此的接近，路德派那种初期的狂热已经减低，不少王侯的家庭里，也有不少又返回了天主教，有利于合一的思想已经开始在散布着，非正式的接触也正在建立，就是在这么一种气氛下，德国誓反教中一个名叫莱布尼兹的学者，起来鼓吹合一。他学问丰富，在文学和科学、神学和历史、哲学和法律上，都有卓越的成就，莱布尼兹旅行全欧，奔走呼号，切望着彼此能合一，也幻想着重建欧洲和政治统一，莱布尼兹正是担任和解角色的适当人选，他与天主教的各层人物都有交往，尤其是和法国的鲍须爱，他们两人之间，信件往返，互相讨论了十年之久。这两位卓越的人物，抱着合一和寻求真理的精神，令当时在他们周围了解他们在做什么的人，看到他们如此诚心寻求可能使双方教会言归于好的方法，都深觉感动。

可惜最后，因为两人对教会的观念大相迳庭，无法调合，双方教会合一的努力终告失败。这次失败使得两个破裂的教会，长期的和平谈判也宣告结束，虽然仍然有人想在这方面努力，也都只不过是小小的试探而已，没有什么大规模的举动，只有等到十九世纪末叶，大公运动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再开始双方教会合一的可能。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对威胁一切启示宗教的新敌人，还能组成共同阵线，一致对付新的敌人，也就是无信仰的怀疑派。因为无信仰的思想，在十八世纪已经逐渐侵入基督宗教的知识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一齐来探讨，教会在十八世纪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