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讲述完了教会从创立到十六世纪，一千六百年间所发生的重大事情，下面进入一个新的世纪，将要介绍天主教在十七世纪活动繁荣的情况。天主教的历史在十七世纪初叶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对比局面，一方面由新教改教所造成的痛苦分裂局面已经逐渐定型下来，另一方面在十六世纪所完成的革新工作，尤其是从特力腾大公会议以来，已经结出美满的果实，教会生活有了奇妙的荣景。

十六世纪的南欧，尤其在新教企图改教，而没有波及到的义大利和西班牙，天主教会已经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在西班牙和义大利出现了大批圣人，足可为这革新生活做见证。而十七世纪的法国，无论在版图上，或是在政治生活上，都独占鳌头，雄踞欧洲的第一把交椅，从公元1562年到1594年，疯狂的三十年内战，为了政治与宗教的利害冲突搅得一团糟，难解难分，国家遍地血腥，国家几乎就要给搞垮了。幸好法王亨利第四在1598年颁布南特诏书，宣布信仰自由，很明智地挽回了危局。颁布南特诏书是基于相互容忍的观点，而且也是一项创举。因为在南特诏书之前，无论是改革派的新教徒地区，或是天主教徒地区，都不曾相互容忍。法国因着颁布南特诏书，恢复了和平。

路易十三和他的宰相黎西留枢机，对宗教很热心，也关心教会的利益，黎西留不在乎他人对他外交政策的批评，却很努力地提高神职人员的素质。圣女大德兰的著作、圣嘉禄、圣鲍罗梅、圣斐理伯乃利以及圣方济撒肋爵等圣人的工作，固然对当时这样一个有利的环境大有影响，但并不足以解释这种革新的强度，如果我们想追问，“究竟为什么这段时期的法国会产生那么多圣人、神秘学家和那么些神修作家呢？”这就好像想追问，“为什么义大利在文艺复兴时代产生了那么多伟大的艺术家？”是一样的，我们除了感谢天主上智的安排以外，实在难以找到正确的答案。无论如何，这时候的法国神职界大有起色，教友的生活也非常虔诚敦厚。下面，我就介绍下十七世纪当中法国神职界的革新和新兴的修会。

只靠特力腾会议的法令，决不可能让神职界从衰颓中立刻涌现活力，大多数的司铎，尤其是乡间的司铎，皆无知得可怜，他们有的甚至连圣事如何举行都不知道。特力腾大公会议以后的六十年，很少有新的修道院建立起来，他们当时还正在寻求怎么样实行“大公会议命令”，让每一个教区建立修道院，再加上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争辩，使得神职人员的职务更加艰巨，栽培有学识又有心火的司铎，更是刻不容缓。很庆幸的是，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卓越的伟大人物，来完成这项艰钜的任务，或更好说，这是天主上智的安排，召唤这些卓越的人物，做天主要做的事。

    十七世纪第一个从事改造法国神职人员的是白吕耳神父，1627年教宗擢升白吕耳为枢机。白吕耳深深知道司铎品位的尊高，因此对不称职不胜任的大多数神职人员，感到很头痛，他为了挽救这弊病，在法国创立了祈祷会，加入祈祷的神职人员，并不宣发任何圣愿，他们只愿意善度司铎职位的生活，在讲道理、施行圣事时，做神职班的助手而已，以后他们也建立了修道院，并且在学校里负起教育青年的工作。白吕耳的著作对当时的法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一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司铎从他的著作中汲取神修生活的食粮。白吕耳把敬礼降生成人的圣言列为首要的目标，也教导人敬礼圣母玛利亚，经常地提醒大众“天主才是世界的中心”，这也是白吕耳神修的基本原则。他为教会造就了许多伟大超凡的圣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圣味增爵。

圣味增爵，这位十七世纪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实在是白吕耳不小的一件功德，圣味增爵生于1581年，死于1660年，在当代所有的圣人中，再也没有比圣味增爵更出名，对教会更有影响力的人了。但是当他晋升为神父时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要成为一个神职界的革新者。他生于法国南部的一个穷乡僻壤，小时候是个牧羊者，是一个平民的儿子，他的父亲发现到儿子的聪明，决心栽培他走上神职界，这是一条跻身上等社会的捷径。

圣味增爵直到三十岁左右，好像关心财富积蓄更甚于在神修之途上的进步，他在三十岁那年，竟然成为法国王后的家庭神师，他以为自己就这样下去，做个与世浮沉的司铎就已经很满意了，可巧就在这时候，他的生活起了重大变化，原来他在这时候认识了白吕耳。他受到白吕耳的影响，回忆起他在担任乡村本堂神父时，亲身体验到乡村居民的宗教生活相当贫乏可怜，而在都市里的居民，总也不会缺乏神父为他们费心，乡村居民真像是没有牧人照顾的羊群。

这时候的味增爵开始有了要为乡村居民讲道服务的意念，本来在他之前，早就已经有热心救人的神父偶尔一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到乡村去讲道理，为的是能够唤醒乡村居民的宗教生活，味增爵本人也觉得这样的方法能产生不少好处，但是他这时候的看法，已经有了更积极的改变。他认为想使这种功效持久不衰，必须长此以往，继续不断地去从事讲道理的工作才行，所以需要有一批神父专门为这种牧道工作献身服务。于是，他召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人从事这样的工作，这个小团体的人数逐渐增加扩大，后来有人把在巴黎中心区一所报废的麻疯病人疗养中心送给味增爵，作为他和他伙伴们活动的中心，加入的人就更可观了。他为这些中心跟随他的同伴们，厘定了生活规范，订定了生活目标，也就是先圣化自己，然后去给穷人，尤其是乡村居民宣传福音。接着，他又加上了第三个目标，作为前面两种目标的综合，也就是扩大为一般的普通百姓宣讲福音。当然，他先得再教育从事牧灵的神职人员才行，因为当时的神职人员，生活已经相当腐化，这就是遣使会成立的经过。

法国的主教看到味增爵对遣使会所做的，就要求他带领即将接受神品的青年修士做避静，这工作对提升神职人员的素质，确实是成效卓越。但是，避静仍然只是短短一星期或数星期的准备而已，如果要能够长久维持神职人员的心火，这是不够的，圣味增爵又设立了所谓的“星期二神修训话”，前后十年之久，给在巴黎渴望增长灵修的神职人员训话，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为止。这种训话的效果，非常惊人，连在巴黎的许多极负名望的人，也在百忙中抽空去聆听他朴实而恳切的训话。

避静加上星期二的神修训话，就足以全面革新神职人员了吗？当然不够。这只是整顿神职界的临时治标办法，治本的办法非得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具有革新精神的新修道院，使新生代的神职人员接受长期的栽培不可。因为，一直到十七世纪，圣味增爵的时代，法国在尝试建立修道院方面，还没有多大的成绩，圣味增爵于是便开始建设修道院，从此以后，管理修道院便成为遣使会会士的一大主要工作。

整顿教会的工作，还得往上推及到最高当局，才能在全国上下普遍展开。公元1516年，教宗与法国国王所订的立的协定，授权国王选派主教，然后再由教宗授给主教治理教区的权力，这种方式的缺点是，国王常常无法考虑顾及到教会的权益和需要。当法王路易十三去世后，圣味增爵由神师成了摄政太后的顾问，他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选派各教区的主教时，协助太后尽量选出能够称职的主教。这对法国教会的革新和发展，影响深远。

圣味增爵虽然不是整顿神职界的唯一人物，却可以说是最有效力的工作者之一，他本来足以引以自豪了，但是，他的热心神火并不因此而满足，他还提倡并亲手建立了许多慈善事业，在这方面，他在教内教外都留下了最活跃的纪念。只因他爱主情深，很自然地便在实际爱人的慈善工作中，舒展他那爱主而爱人的情怀，为了能够亲身参与救助贫病的慈善工作，他席不暇暖，经常重复地说：“我们爱天主吧，弟兄们，爱天主吧，这都是要以出力出汗来实现的啊！”圣味增爵抓住一切机会去救助病苦和贫穷的人，并且在这一方面，又展现了他的组织能力。

1617年他担任本堂神父时，被一个遭受悲惨命运的家庭所感动，这一家人全部都感染急病，不能彼此互助，急需外人救援，圣味增爵便组织了一个慈善协会，专门在身灵两方面救助最贫病的人，他明白，好心的人到处都有，缺乏的仅是组织和持久的能力，于是他便把富有爱心的太太们组织起来，成立了慈善协会，还为她们订下规章。这些慈善协会和当代已经推动的圣母会，都争先恐后地在教友中间从事互助的工作，他们不但成群结队地去实行爱人的事业，同时并按照福音的精神努力圣化自己。不久之后，许多的贵族妇女便以“贫穷人的婢女”这样的姿态出现，奉献出自己的金钱、时间、精力，去救助监狱或医院里的各种悲惨待救的人，并且设法照顾被遗弃的婴儿。

一段日子以后，圣味增爵便感觉到，单靠世俗人的热情，不足以使照顾贫病者的工作持续不懈，必须想办法集合到终身为贫病者服务的妇女才成。于是他仰赖一位名叫路意丝·玛利亚克的寡妇，协助他创立了仁爱修女会。当我们谈到圣方济撒助爵的时候，他也曾有意要创立一个修女会，从事慈善工作，扶助贫病的人，但是因遭到他人反对，圣方济撒肋爵所创立的圣母往见会，终究成了隐修性的修会。当代人都认为修女如果不隐居在隐修院内，反而抛头露面出来从事社会工作，简直不可思议，圣味增爵也接受了这种思想，因此对仁爱会有这样的规定：“这个修会没有修院做为会所，只有病人的住宅，以租借的房间做为居住的斗室，以本堂区的教堂做为圣堂，以街衢或医院为修院，以服从做为修院的禁地，以一块方布做为头巾，……”这样的背景所产生的修会，却有了意外的发展。

天主教在十七世纪的繁荣发展着，我们谈到法国神职界的革新和新兴修会的发展情形，这时期的法国圣人辈出，上星期所谈的大圣人是圣味增爵，他创立了遣使会，整顿神职人员，并且创办各种慈善事业。最后，讲到圣味增爵在圣路意丝玛利亚克的协助下，创立了仁爱修女会，打破历史传统，修女不再局限于隐修院内，度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仁爱会修女开创了修女抛头露面从事慈善事业的先例，而且有意想不到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仁爱会的修女已经遍布世界各国，在她们的岗位上传扬基督的博爱，她们的人数已经接近五万人，可以说是会员人数最多的修会。中国在解放以前，就有不少遣使会神父和仁爱会修女，我们习惯称这些修女是白帽子修女，原本仁爱会的修女头上，所采用的只不过是当时法国乡村妇女的装扮，白色的帽子是日后为了防止强烈日照而改用的，无形中代代相传，因而成了仁爱会修女的特征。不过到了1964年，为了配合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通过的《修会革新法令》，她们放弃了那不合时代潮流的飞机型大帽子，改戴一般女修会的头纱。

凡是圣味增爵所见得到的任何痛苦患难，他没有不立即设法救助的，像是被判刑到皇家舰队船底去摇桨的罪犯、被回教徒的海盗俘掳又被卖到非洲去当奴隶的教友，他就派遣使会会士去救助他们，圣味增爵还为被战争蹂躏的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募捐运动，组织并训练发放救济品的人员，这么一位具有组织天才的圣味增爵，真不愧是现代天主教福利会的先驱。

他还在街头设立炉灶，煮粥煮汤分给穷人，他还建立工厂，设立孤儿院、养老院、失业者的收容所，总之，各式各样的慈善救济工作，他都经手创办了，所以教宗良十三在1885年特别尊奉他为慈善事业的主保，而他也确实当之无愧。当圣味噌爵以八十高龄在1660年去世时，遣使会士的足迹已经从法国抵达到义大利、波兰、爱尔兰，甚至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而他所栽培出来的许多主教、神父，仍然继承他的遗志，努力不懈。

追随圣味增爵致力于整顿神职界的健将，还有一个名叫欧利耶的神父，他也和当时的许多神父一样，把教会神职人员的身份当作是晋身的阶级，因此在当上神职人员的开头几年，他的生活很腐化，后来被天主圣宠感召以后，和白吕耳、圣味增爵走得很近，因此受到他们的熏陶和点化，逐渐改变自己的生活，决心成为圣善的司铎，不再随波逐流。他也和白吕耳、味增爵两人的看法一样，他认为如果要陶冶培育有志当神父的人，建立修道院实在是当务之急。而且想要培育出良好的神职新生代，就必须先要有优良的师资，于是欧利耶就在他培育的神父中，选拔出一批最优秀的，给以特殊的训练，让他们成为修道院的优良师资，这就是苏比斯修会创立的目的。很可惜欧利耶却以四十九岁的英年早逝，好在他去世时，苏比斯修会的神父已经在法国的好几个地方，管理修道院，还有的已经分派到加拿大，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在世界各国陶冶培育了无数优良的神父。

十七世纪，在法国还有一位宗教生活的伟大改革家圣若望欧德。圣若望欧德在1601年出生于诺曼第省，加入了白吕耳的祈祷会。他是一位民间的宣道员，率领着一批神父，布道一百一十几次，每次延长六个星期，有时还更久，吸引了大量听众，成效相当好。他也像圣味增爵一样，深深感到民众最需要的，莫过于圣善的司铎和牧者，因此，他脱离祈祷会，好为神父另立修会。他有两个目标，一是在修道院里栽培圣善的神职人员，一是进入民间去宣传主基督的福音。

前面所提到的创立修会的神职人员，都是生活在法国的教会，现在我们也提出几位其他国家的神父，为了整顿神职界，他们曾经贡献过心力。最著名的一位是德国的真福郝则思，他在德国为在俗神父创立了一种善会，神父住在一起度着团体的生活，可惜当他去世后，这个善会就宣告解体了。不过，他的精神仍然屹立不朽，即使在今天，各地方为了提高教区神职人员的素质所建立的善会，所有规章的蓝本，都是以真福郝则思当年所写的为基础。

当时的神职界，在各种不同的影响下，素质都比以前要高，而且也更忠于自己的职守，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不停地改革以后，仍然有不少俗不可耐的主教存在，他们之所以当选为主教，多半是由于国王的宠信，而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圣德和功绩。好在德学兼优的主教和神父不乏其人，我只提出两位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最具影响力的神父，提供参考。一位名叫鲍须爱，另一位是费乃隆。他们两位都是法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伟大作家，而且都是热心出众的主教。记得前面跟您提过，圣味增爵在十七世纪时，主办“星期二神修训话”，鲍须爱正是经常去听课的年轻神职人员，他因此而对司铎的职位获得了高尚的观念。鲍须爱生于1627年，死于1704年，是一位有名的演说家，他的主日讲道词和对亡者的追悼词，都是教会修辞学上无与伦比的杰作。他的才华并不以此为限，他还是一位历史学家、雄辩家，在当时的宗教问题论战上，他都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他还写了很多道理以及兼顾热心的福音默想圣书，许多阅读他著作的教友，在心田上都获得了丰富的灌溉，影响真的是至深且巨大。他和他所崇拜的圣奥斯定一样，从他那小小的梅奥克斯主教府，向普世教会发射出耶稣圣道的光芒。

费乃隆主教生于1651年，死于1715年，他的才华也是多采多姿。他在演讲、著作、教育、哲学、护教学和神学，都有卓越而又超群的贡献，他的精神豪迈而维新。很可惜的是，他倾向于圣教会所摒弃的“寂静主义”，和鲍须爱主教展开笔战，好在当他知道这种运动被教会所摒弃时，他也就申明放弃支持寂静主义，表现了对教会完全的服从。

下面我们来看看各种修会在十七世纪的状况。创会历史比较悠久的修会，对革新宗教生活，也有不小功绩。方济会、道明会这两大托钵修会，对新时代的需要也有所革新和适应，特别是方济会的别支嘉布遣会发展得非常迅速。公元1700年，在一千八百座会院中，共有会士三万人，而在专务默观祈祷的隐修会中，不少已经逐渐松懈的会院，又恢复了原有的严谨生活，像熙笃会的郎赛院长，重振熙笃会的工作，劳苦功高。郎赛院长也曾经和当时的许多贵族少年一样，从小就由他的父亲决定了前途，献身于熙笃会，目的是为了获得许多隐修院中丰富的俸禄，连从来没有去视察过的修院也包括在内。起初，因为修院资产丰富，他的生活自然世俗化，到了31岁时，他忽然痛改前非，把以前那种贪求世俗快乐的生活，一变而为忏悔补赎的生活，把原本可以享受、属于院长的一切俸禄全部放弃，只留下特拉波一个地方，而且规定了最严厉的规矩，长期守大斋，终身谢绝吃肉，每天操劳地工作，严守静默，于是这座不但会规废弛、会员人数逐渐减少的会院，忽然之间，人数大大增加起来，而且还成了其他许多会院的模范。他们一直到今天，仍然遵守着圣伯尔纳多所订定的最严厉的修会，这种严守会规的修士，在西方常常被称为特拉波会士，这个名称就是来自郎赛院长所领导、经过重整后的特拉波修院，而在中国则习惯称他们为苦修会会士或熙笃会会士。

谈过了神职界，也谈过了修会革新的情况，接着就谈谈十七世纪时，一般教友们的宗教生活，跟我们现在的教友生活，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的社会在十七世纪时，相当具有宗教精神，比起中古世纪来，一点也不逊色，没有信仰的人，少之又少。宗教方面，到处表现出活力，维系着家庭的生活和工作，一般主日和重要的教会节日一律停止工作。从十七世纪中叶起到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为止，遵守教规的情形，从来没有像这段时期那样普遍，每个月领圣体的习惯也很普遍。当然，犯罪和恶名昭彰的人代代都有，并没有绝迹，连朝廷内也在所不免。但是，违反了天主的诫命和教规的人，却都会自认是罪人，痛改前非的动人榜样也经常可以听到。他们一旦回头以后，终身做着严厉的补赎，像前面我所介绍的郎赛院长，只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十七世纪教友生活严肃，最显明的证据就是宗教性的书籍大量出版问世，法国从来没有出版过那么多的书，不只是教人如何祈祷、如何热心的书，就连教义和圣人的传记，也都种类繁多，即使连讲论高级神修和神恩的书，也编撰了不少，不但是大量出版，而且是普遍被人研究和阅览。此外，讲道人员所收获的成绩，也是当代教友生活严谨热诚的最好证明。宣讲、布道，成了这个时代显明的特色，每一个天主教国家，都有他们特别吸引民众的演讲家，像是葡萄牙耶稣会的未叶拉神父，他年轻时去巴西传教，成绩斐然，回到葡萄牙后，在本国布道，影响力也很大。而法国在这时期的许多讲道人员，还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像鲍须爱就很使教友惊羡，而耶稣会士布尔达鲁，按照当时人所下的评论，认为布尔达鲁更驾乎鲍须爱之上呢。他甚至一直连讲四个小时，听的人丝毫没有倦容，他能毅然大胆毫不客气地指斥时代的弊病，以及王公大臣贵族的错误，而不会田此得罪他们，惹祸上身。王公大臣贵族以及整个社会，都爱听他大声疾呼，提醒、唤起他们勿忘福音真理，这是今天社会所无法办到的。

公元1630年，在巴黎产生了一个名叫圣体会的协会型式的组织，渐渐地发展到法国各地，参加的人数愈来愈多，这个名为圣体会的组织，可以说是开今天“公教进行会”的先河，参加的人大多数是普通教友，不过也有少数的神父、修会会士，甚至主教，但是负责领导的，却是在俗的教友。这个协会的特点就是保持秘密，这未免使我们惊讶，为什么他们要保持秘密呢？原因是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担心政府会利用协会的力量来达成他们政治的目的。协会的会员致力于各种慈善事业，像是照顾病人、筹建医院、救济堕落的女子弃娼从良、劝化新教徒归正、协助神父传教等，他们以各种方式与邪恶的势力搏斗，可惜他们对救灵的工作，有时候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在态度上失于检点，尤其是对誓反教徒缺乏应有的容忍，操之过急。至少他们没能完全公正无私，否则他们的收获会更丰富。

司铎及会士的活动，所以能那么有效果，就是因为受到这些教友的大量协助，假如没有圣体会帮忙，只靠着圣味增爵自己的力量，决不可能完成那么多、又那么有成效的慈善事业。他们对布道的经济协助很大，对巴黎外方传教会建立修道院出力也最多，可惜法王路易十四嫉妒圣体会的成就和它的影响力，竟然勒令解散圣体会，但是圣体会对救人灵魂和资助传教的精神，一直继续存在。

第二个重点，介绍的是十七世纪教会的教育工作。教会参与教育工作，在十七世纪是相当普遍的事，往见会的修女，尤其是乌苏拉会的修女，以及其他各种新兴的修会，大力提倡女性教育。而在耶稣会及祈祷会所开设的许多公学内，儿童所接受的教育，相当于现代的中学教育。在许多本堂区，本堂神父则为贫苦家庭的子女，开设免费学校，但由于缺乏良好的师资，教学方法上比起各修会所创办的公学，要落后一些，于是在里姆地方，有一位名叫若翰撒来的富有神父，为了补救这些缺点，奋然兴起，他卖了他的一切财产，召集到一批有志教育平民子弟、自愿奉献牺牲的青年。他们为了能专心于教育事业，拒绝领受神品，甘心终身做一位没有品级的修士，这就是公教学校兄弟会的起源和宗旨。

若翰撒来不但是一位正牌的圣人，还是一位天才的教育家，应该称他是近代小学教育的创始人，一点也不为过。在他以前，老师对学生都采个别教授的方式，还有的是让学生自己去读，或者呢，委派一位比较优秀的学生去领导，用这样的方式，一位老师当然就无法教比较多的学生，而且进度缓慢，这正像中国九十或一百年前的私塾一样。

欧洲的儿童读拉丁文，一如我国早期的儿童读文言文，只会念，却完全不懂意思。若翰撒来果决地打破了传统，毅然地加以改革，他取消了拉丁课，先教他们学本国文字，再按他们的程度分班教授，使一位老师同时教一班学生。

在特殊的师资学校造就优良的师资，这项观念也是他首先发起的，因此，他也是初级师范教育的创始人，这种教学法很快地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于是就普遍地加以推行，若翰撒来对平民教育的改革，在现在看来是理当如此，但是在他有生之年，曾经遭受过不少敌视和反对，公教学校兄弟会的修士一再试行，有了绩效之后，也就没有人再能推翻了。随后他的修士散布在全球各地，终身专心于公教教育的工作，会员人数也一直不断增加。

十七世纪，有一项对灵修生活最重要的一大贡献，那就是尽力传扬敬礼耶稣圣心，这种借耶稣圣心在十字架上被长矛刺透的标志，唤起了信友对天主父和救主耶稣对人类的爱情。给以特别敬礼的思想，由来已久，中古时代的圣师，像圣文都拉和圣大亚尔伯，以及十六世纪的圣力尼削和圣方济·撒肋爵，都是耶稣圣心敬礼的先驱者，直到十七世纪，圣若望欧德才开始在神学上确立了基础，这以后才正式加以传扬。不过这种敬礼发展得很慢，直到往见会的圣女玛加利大在巴莱毛尼小城的会院里，蒙主耶稣亲自显现后，才开始快速推展。从1673年到1675年之间，耶稣曾经三次显现给她，向她展露自己的圣心，说出了以下这句沉痛的话，耶稣说：“看这颗心，如此地爱着世人。”耶稣还说，祂从世人所得到的回应，只是冷酷无情而已，祂把传扬敬礼耶稣圣心的使命，交给了圣女玛加利大。

圣女玛加利大曾经为了传扬耶稣圣心的敬礼，遭遇到无数阻碍和反对，开始的时候，她的长上都把她当疯子看待，而且都不相信耶稣真的显现给她，她虽然生前为这事尽力，但在她去世之前，竟未能亲自看见这个敬礼的推展成果。正式公开敬礼耶稣圣心，是在教宗肋孟第十三于1765年时明令举行的，到了教宗碧岳第九在1856年推行至全球教会，圣女玛加利大本人则在1864年列入真福品，1920年列入圣品。

耶稣圣心的敬礼从十九世纪到今天才算普遍推行，耶稣圣心敬礼发起于十七世纪末叶杨森异端传播的时候，可说是适逢其时，因为杨森异端所认定传播的天主，竟然是一位铁面无情的大法官，而对耶稣圣心的敬礼，才唤醒我们想起，天主对我们人类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爱”人爱到底的爱情。

文艺复兴以后，正是好几位伟大的智慧之士奠定现代科学基础的时候，文明和学术已经不再是神职人员的专利品，这些被视为现代科学的创始者，还都是深具信仰的人，因此，在十七世纪初，才会发生科学天才伽利略和教会冲突的不幸事件。伽利略在公元1564年出生于义大利的比萨，从小便表现出在科学方面的特殊天才，他1592年便在著名的帕度亚大学拥有讲座，他的思想敏锐，求知欲很强，对于观察宇宙万象尤其有浓厚的兴趣，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部分的时间。当时，一般人对天体运行，普遍还是遵照第二世纪时埃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古老学说，认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固定不动，其他所有的星体都是绕着地球运行。他这种学说一直到十五世纪，都被人无条件地接受，不过，在十五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怀疑了，最著名的就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神父所提出来的天体运行学说。

哥白尼认为，地球和行星不但会自转，而且还绕着太阳运行，哥白尼的学说引起世人极大的兴趣，但是没有决定性的证据来证实他的学说，所以，哥白尼的学说在起初没有多少人相信，马丁路德和墨兰顿都剧烈攻击他。教宗克勒孟七世倒反而对他表示好感，以后的继任教宗，也从未指责过这项学说。伽利略开始时，也遵循着托勒密的学说，以后才改变看法，同情哥白尼。因为1609年，科学家发明了望远镜，伽利略利用望远镜观察天象，他根据亲眼看见的事实，作为新学说的证明，之后，他来到罗马，受到破格优待，教宗、主教、贵族和官绅都愿听他解释宇宙天象的奇景，由此可见，如果他始终站在科学的立场，决不至于引起什么不愉快的问题。

但当有人攻击他反对圣经时，他竟擅自解释圣经，并且证明新学说和经过他自行解释的圣经是相符合的，这么一来，这事件就移到圣职部，也就是异端裁判所。异端裁判所在公元1616年宣布，处罚他所提出来的学说，因为伽利略说：“太阳是世界的中心，地球在转动。”异端裁判所要求伽利略放弃他的学说，他答应了，并且保证一切照办。伽利略确实忠于他的诺言，但是到了1632年，他写的一本书《问答》出版问世，他在书中很明显地表达了拥护哥白尼的学说，于是，反对他的人又向异端裁判所控告他不遵守1616年所许下的诺言。伽利略为自己申辩说：“自从第一次受到谴责以后，我就从来没有再坚持哥白尼的思想。”1633年，异端裁判所宣判处罚伽利略，命令他跪地公开认罪，承认他思想有误，随即判处“监禁”。不过，事实上，裁判所并没有把他关在牢里，而是准许他住在罗马的朋友家里，以后又转移到佛罗伦斯附近他自己的别墅内。伽利略在那儿继续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忠实信守对宗教的义务，1642年，他在别墅中去世。

相传伽利略在听到判决后，用力跺脚，踩着地大喊：“可是地是在动啊！”但是今天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这个传说是假的，现场目睹的人都证明，伽利略并没有这样做。时到今日，人人都了解到伽利略的学说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承认判决伽利略事件的法官欠缺明智，想从圣经中寻找出科学的证据，因此铸成大错，毕竟圣经不是要教导人类科学知识，圣经所要教导的，是伦理道德和宗教真理。

当时的神学家摒弃伽利略学说，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误以为他的学说和圣经里面的几处文意相抵触，这是当时神学家的大错，他们太以辞害义了。实际上，圣经的作者并无意解释宇宙天象，他们只是从他们所生活的年代，就外表的现象，以人的普通说法，传达人人能懂的道理而已，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是说：“日出于东方，日落于西方。”并没有任何人会指责这种说法不合天文学的原理，其实这只是一般人普通说话的方式而已。从物理学参考系的观点来看，以我们自己作为参考系，自然太阳东边升起，西边落下，所以这也不是什么错误。

伽利略事件不能归咎于教会“不能错误”的问题，而是审案法官的“责任问题”。关系到教会“不能错误”的，只有教宗本人或是大公会议所宣布的某端道理为信条时，而且是有意要命令所有信友都应该信仰时，才谈得上“不能错误”。而裁判伽利略的命令和处罚，是从圣职部异端裁判所发出的，它只是教廷里的一个部院，部院的命令虽然经过教宗批准，但无权享有教宗那“不能错误”的特权与特恩。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明白。因此，异端裁判所的判决也必然会出现错误，我们无法逃避。

我们探讨了十七世纪时教友的传教工作、教会对青年学子的教育工作、对耶稣圣心的敬礼，以及伽利略事件。下面的内容，要谈谈笛卡尔和巴斯噶两位著名学者对基督信仰、对教会的贡献，还有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教会所面对的杨森异端，我要为您讲述整个杨森异端的来龙去脉。

我们已经谈到教会的信仰在十七世纪时，已经普及于西方，但是还是有一小撮人怀疑天主的存在和人灵的不死不灭，这些怀疑的谬论，引起了各位的惊骇，因此从十七世纪初叶起，便出现了大批护教著作，其中大部分到今天已经湮没不存了，不过，有两位众所周知的伟大思想家，虽然用的方式不同，却对保障信仰做了很大的贡献。这两位思想家，一位是笛卡儿，另外一位是巴斯噶。

举世都公认笛卡儿是十七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生于1596年，死于1650年，为近代哲学的开路先锋。在他的著作中，最著名而且最具有影响力的，是他的著作“方法论”。笛卡儿的“方法论”是在已擢升为枢机的白吕耳敦促下，为了驳斥怀疑派、并证明天主存在而写的，笛卡儿为了使他的理论能够颠扑不破，所使用的方法是先大胆怀疑一切，然后小心求证，以便消除成见。他愿意以个人的努力，来重建一切体系，如果不是完全显明、完全清晰的，都一概不被肯定，笛卡儿说：“怀疑，在明显的事实之前是不能存在的。”“我思，故我在！”这是笛卡儿的格言。

笛卡儿是一位很虔诚的教友，他一心愿意卫护信仰和教会，他一想到自己能建立比几何证明还显明的论证，来证明天主的实有，他就感到非常欣慰。但是，他的学说对宗教的护卫，却没有得到他预期的效果。笛卡儿所证明的实有的天主，固然是哲学家和学者所承认的天主，但是他一直无法证明天主是否慈善。天主为了爱而降尊降贵，成了我们人类的一份子，这项奥迹他就没有办法提出证明。笛卡儿这种只求清晰和绝对明显的理论，一旦遇到奥迹和超自然的问题，也就碰壁了。笛卡儿虽然一再谦虚地说，启示的真理不在理智的范围以内，但是他的哲学既不给传统留下余地，最后必然是导致不信任信德的真理，这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接着，我们来谈谈巴斯噶，他生于1623年，死于1662年。巴斯噶不但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又是一位天才的物理学家，他还是一位非常深刻的思想家和卓越的作家，他在十二岁时，便已经自己了悟、解析了几何定理，他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第一架计算机的发明者。巴斯噶年轻时的生活相当浮华，回头以后退隐到王港地方的一座修道院，专心致力于思考自己和他人“永远”的大事。他当时计划编一大部替天主教辩护的书，但是却因为体弱多病，在三十九岁短命去世，而未能完成编写这部巨著的心愿。在他死后，有人把他那些零篇散稿汇集起来付印成书，取名为“思想”。从这本书虽然无法了解他思想的全部面貌，但是，仍然能够窥见他思想的崇高，而且能触及人类心灵的最深处。

否认天主存在的自由思想者和怀疑一切的怀疑派，深深刺激到巴斯噶，他悯恤这些人道德的堕落，以及部分教友的冷淡，于是便想说服自由思想者和怀疑派的人能从疑云中出来，也希望能使那些不按照福音生活的教友，冲破冷漠，踏上热心虔敬的路途。巴斯噶没有采用笛卡儿那种抽像的理论，对付缺乏信心的自由派和漠不关心的冷淡教友，因为他知道，抽像的理论对他们没有用，无法取信于他们，更何况教友所应当信奉的天主，也不能像几何定理那样证明就成的。因此，巴斯噶从人的本身出发，先使人能认清自己的微不足道，了解人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同时，他使人认清在自身的可怜和极深的堕落中，还潜藏着一种伟大的神秘，也就是说，人虽然是如此虚无渺小，但是，人却是按照全能天主的肖像所创造的。

他要人面对着天主的问题，他向人证明，对这样的问题，谁也不能漠不关心，必须得表明态度，或是皈依天主，或是反对天主。所以，巴斯噶先是激发出人在良心上的不安，使人不得不向往天主，因为，唯有天主才能赐给人心灵的真平安；接着，他再进而证明天主教的确是毫无疑问的真宗教，因为，在世界上的各大宗教中，只有基督耶稣能为人类解开人类心灵的基本矛盾，也就是罪人本身的可怜和他被救赎后的伟大。自从原祖堕落以后，人类就患了重病，无法自救，需要降生成人的天主耶稣替我们赎罪，也只有耶稣能治愈并且拯救人类。

巴斯噶的书所以令人折服，是因为他不像笛卡儿那样，只靠理智的推论，巴斯噶是以整体的、完整的人来立论，理智、意志、情感三者都包括在内，他以学者和诗人的笔法，以感人的词句，直扣人心。巴斯噶所写的这本取名为《思想》的书，为天主教的护教学开辟了新的园地。

十七世纪的神学家，对纯粹抽像的问题，并不像他们的前辈那么有兴趣，也没有留下像圣多玛斯那样的《神学纲要》之类的综合性著作。但是在另一方面，则有很多重要的贡献，那就是他们对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对教会的起源和教父学。在法国，有一个本笃会的支派，名叫“圣毛禄斯会”，在这些学术研究的工作上大放异彩。一位名叫马比庸的修士，以及其他本笃会士、祈祷会士、耶稣会士等，都与他竞相努力，为近代的历史批评学，建立了稳固的基础。有一批比利时的耶稣会士，在鲍郎神父领导下，也把有关圣人传记的一切文件公诸于世，这样一来，就把许多污蔑历史的不可靠传说，一扫而空。这一批人被称做鲍郎派，直到今天都还有他们的继承人，担任着这件伟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