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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的教会生活


十八世纪的教宗和教廷与十八世纪的欧洲,因政治和思想的相互关系,使耶稣会成了他们的牺牲品之后。下面介绍的是十八世纪时教友们在信仰生活上,面对当时的政治现况、以及思想潮流,他们到底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情形?圣教会在十八世纪末叶,一定是趋于衰微,伏尔泰的预言似乎不久就可以应验了,而教宗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实际上也可以说微乎其微,或者更好说已经是不存在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教宗们仍然是信仰寄托的忠实保管人,他们对危害教会的种种错谬,仍然不断的予以揭发,而“无神论”所带来的那种无信仰的气氛,的确是急遽地增长着,不过,也看出了当时反宗教思想的渗透,必竟还有它的限度。它们所赢得,只不过是贵族和中产阶级的一部份,而绝大多数民众,仍旧都能坚守他们古老的信仰,因此保存了深度的信仰生活。而宣传反宗教思想的,是那些站在历史舞台前面的流行作家,是那些风行一时的作品,所以影响所及,也只限于看那些作品,欢迎那些作品的人而已。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改教运动后,不但没有受到当时纷纷出现的,各种誓反教的派别所宣传的各种思想的影响,即使是所谓的新思潮,也很少被浸染到,这些思想,甚至也影响不了西欧的比利时,因为鲁汶打学的影响力也很可观。即便是在法国,反宗教的思想,及它所导致的无信仰的后果,也不像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所宣传的那么严重,而且也没有波及到在城市里的工人,以及在乡间的村民。即使是在上等社会里,那些不再信仰宗教的著名“无神论”者,其中也有些虔诚的教友,他们善度着标准的教友生活,甚至还有许多保持着传统信仰的家庭。人民虽然谈论着国王路易十五世,他的糜烂生活和宫廷内轻薄气习的大有人在,但是国王的四位公主,却是十八世纪教友生活的楷模,其中一位还进了以隐居苦修著名的圣衣会。一般人民,仍然如同中世纪一样,遵行着教会所颁布的日历,度着充满宗教气氛的社会生活,守好瞻礼主日,及公共假日。许多人误以为,十八世纪是一个最轻浮、最缺乏宗教气氛的世纪,其实那只是广大群众中的一小部分。十八世纪的法国,履行宗教生活的,像是去望弥撒、参加主日的日课、听道理、领受各种圣事,尤其像领圣体、办告解、守四规等等,都不比任何时代稍有逊色。我们的圣教会,仍然肩负着“救济贫困”和“教育事业”,这两大公众服务的工作。所有有关儿童的教育工作,全由教会负责,而一切需要救济的贫病、老人及孤儿,也会交给教会的慈善机构去收容。有人曾经核算过,18世纪的法国,像医院、收容所、孤儿院、养老院等机构的数量,按照当时人口的比例数字来算,和今天的比例数字几乎不相上下,而教会的收入,绝大部份的经费,都用在这些慈善事业,以及教育事业上了。不但有钱阶级的子女,能够在修会,或是在俗神职界所创办的教会学校就读,而且一般平民的子女,都能够享受免费的公教教育。初级教育非常兴盛,一个名叫“公教学校兄弟会”,他们也增设了好些学校。为了因应城市及乡村民众的需要,许多从事教育的新兴修会,尤其是修女会,也都陆陆续续的创立起来。这种情形,当然使得宣传无信仰的思想家大为不快,比方伏尔泰,他就曾经以埋怨的口气说过这样的话:“依我看,世上是该有处于无知的不是工人和农夫,所以该受教育的不是工人和农夫,而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您听了,觉得如何?我们的圣教会,决不支持这种狭隘不平等的看法,教会从一开始就相信,任何人,不分贫富贵贱,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和孔老夫子有教无类的看法是一样的。而且,教会不只是从事宗教性的教育,当然也实施一般知识性的普通教育。十八世纪,这个宣传“无信仰”的世纪,但也是一个圣人很多的世纪。面对着讲求安逸、爱奢华及风俗浇漓的世界,却有不少的人,他们抛弃一切世俗之物、专心隐修、度着极端的神贫刻苦的生活。在各个天主教国家,尤其是在义大利,开出了许许多多圣德的花朵。下面要特别介绍三位众所共知,而又是同一类型的圣人。这三位圣人,都是对救主耶稣基督的苦难和十字架,具有特别的虔敬和热情,而且他们也都活了很高的年寿。第一位要介绍的是,包尔特毛利斯地方的圣来奥纳德。他生于1676年,死于1751年,享年76岁。年青时进入圣方济会,后来成为一位很有名的大演讲家,对宣传拜苦路、明供圣体和敬礼耶稣圣心费心出力不少。第二位要介绍的是苦难会的会祖,圣十字保禄。他生于1694年,死于1775年,享年81岁。圣十字保禄,他是一位严格履行苦工、时常祈祷、并且有着突出表现的神秘经验的大圣人。26岁的时候,就因为一连串的“神见”,使他深知,这是天主召叫他创立了“苦难会”。直到81岁去逝的时候,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直是他思想、言谈和宣讲的课题。第三个要介绍的圣人,就是圣亚尔丰索,他对文学、科学都有特殊的造诣。16岁那年,就已经获得了法律学博士学位。像他这样一位英俊的骑士、出色的律师,若是留在世俗社会里,必然是度着辉煌人生的佼佼者,有钱、有名、有利,肯定也有权有势。家里的人绝对想不到,他竟然是创立一个严厉苦修的修会会祖。他在27岁的那年,因为他担任的一件诉讼案子,法院判定败诉,使他非常的羞恼,经过一段长久而深沉的反省之后,大彻大悟,就决心弃俗苦修。30岁时升了神父,从此以后,他开始为那坡里及附近地区的穷人服务,他眼看着这么多穷苦的人,尤其是在精神上,没有人照管,于是他就下决心要创建一种修会,专门为给平民传教和服务。亚尔丰索为修会取名为赎世主会,他誓发圣愿,绝不浪费一份一秒的光阴,而且他也英勇地、忠实的遵守了这个不浪费光阴的圣愿。他听告解无数、讲道理无数、他还大量的编写有关宗教的书籍,他真是热烈无比的。在这三件重要的职务上,耗尽了自己一生长达91年的生命。圣亚尔丰索是一位特别多产的作家,写出了两百多种的作品,有培养热心的、有讨论伦理神学的、有攻击“无神”和“唯物论”的辩论集、甚至还有诗歌乐曲。因为他也是一位诗人、一位音乐家。这些作品,在欧洲都有着不同语言的翻译本,其中一部份也被译成了中文。这些作品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其中有不少作品,直到现在还脍炙人口。他的作品中最具权威、最为有名的,是他的《伦理神学》。他在过于严格的“杨森主义”和过于宽松的“放纵主义”之间,划出了一道稳妥的路线,这样的路线,对消除“杨森主义”,在伦理学家和人灵导师所加的影响,要比任何的其他方法都更有效力,也正因为这本权威性的作品,圣亚尔丰索也就被教会尊奉为圣师级的人物。圣亚尔丰索长期受到剧烈病苦的折磨,一直到死,仍然不停的写作,他曾经遭遇到别人的诬陷,检举告发他不忠于教宗,并且因为与修会发生意见上的不一致,因而使他与自己的修会暂时分离,这些在他老年时所遇到的痛苦,远远比他肉体的痛苦要来得严重,待这些危机过了以后,他也就以91岁高龄安然去逝了。赎世主会在会祖去逝以后,会务获得了飞跃的成长,成为圣教会内最为活跃的修会之一,会士曾经多达一万人。十八世纪的教会,在学术活动中,首屈一指的是历史学,教会史、教父学、考古学以及礼仪学都分别成为独立的学问。在学术活动上居于领导地位的是法国,与教会历史学一样茁壮的是,教会法律的历史研究,像哈杜英、曼西等人的著作,一直都是研究大公会议的基本读物,而教宗本笃十四世本人,则是法律历史学的专家,十八世纪前半期的教会学术,受到了传记文献研究的影响,以寻找、探索和整理为重点,比较缺乏新思想的探讨。十八世纪的最后一任教宗是碧岳六世,他的任期是1775年到1799年。在耶稣会被解散以后,政治上紧张的气氛也就立即松弛下来。在碧兵六世的时代,享有了短期的和平,不过,我们更好这样来形容,这一段时期,好像是暴风雨过后的日落时分,黑夜的暴风雨,将更为狂暴。教宗碧兵六世的时代,罗马又热闹起来,到义大利游览或朝圣的风气盛极一时,好古、慕旧的心理又再度苏醒。教宗在罗马接见信奉各种宗教的王侯和贵族,对他们都一视同仁,这是以往绝对没有的现象。教宗自己也喜好古典,他是梵蒂冈博物馆的真正创办人,还特别任命专人负责古物的监督。 1782年时,教宗碧岳六世曾亲自前往维也纳,去劝阻皇帝若瑟二世,不该以独裁的手段干予教会的工作。教宗的这次旅行和在维也纳的逗留,以及绕道慕尼黑返回罗马的行程,在在都显示出凯旋的气象,各地的民众也群集教宗所到之处,希望能亲自目睹教宗的丰采,并且接受教宗的祝福,皇帝也不失礼,在第二年就到罗马回访教宗,人们又再一次看到天主教国家的政府,常以表面上的尊敬来敷衍教宗,而事实上他们对教会所抱持的态度,正好像没有教宗一样。教宗碧兵六世尽其所能从事特导工作。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在1791年谴责了所谓的《神职的公民法》;1794年又严厉地谴责了比斯道亚的“杨森派会议”。随后局势大变,革命军占据了教皇国,1797年,碧兵六世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缔结了《多兰迪诺和约》,这个和约使得教宗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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