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会史-十七、十八世纪的传教事业-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16世纪的传教士，几乎全都是清一色的修会会士，有道明会士、方济会士、圣奥斯定会、圣衣会、连当时刚新创立的耶稣会士，也加入了这令人钦佩的海外传教行列。各大修会为圣教会提供了大批的近代传教士。西班牙人在中、南美洲传教，从墨西哥到南美洲的南端，又再传到亚洲东南太平洋上的菲律宾，不但占领了广大的土地，也建立了教会的圣统制。在这些广大的领土上，有数以百万计的当地民众皈依了圣教会，成为她的新生子女。葡萄牙人的人数比较有限，他们无法用武力，占领他们所发现的广大地域，于是在巴西、沿着非洲的海岸、在印度以及马来半岛等地，只是在重要的战略地域上，建筑了坚强的基地和贸易中心，像卧亚、麻六甲等地。澳门则是东方的最前进基地，传教士都由这些陆地出发，再航向更远的地方，传教士的足迹一直达到印尼、中南半岛、中国以及日本。不过在传教工作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切都完美无缺，到处都有各种困难和缺点，几乎所有人性上的弱点，像疏忽、自私、唯利是图，也都表露无遗。有些传教士本身的素质也很差，另外在传教区的管理上，也出现制度上的许多问题，一直无法获得解决和改善。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间，还经常为了传教区域界限上的划分，意见不合，而引起双方剧烈的冲突和争斗。实际上，传教区的事务，都不属于教廷或当地主教管理，竟然是属于各国的国王管理，他们又常常侵犯僭越神权，两国又互争保教权，不少传教士，竟然是以自己祖国官吏的身份，和姿态在传教区活动，带着殖民主义者的优越感来管理教友，完全不像耶稣基督在世的代表、人民的牧者。各国修会的传教士彼此之间不但无法合作，甚至还相互仇视，造成不少悲剧。许多有识之士，针对这些弊病，便提出了挽救的方法，由教宗自己挑负起管理传教区的责任。几经努力和波折之后，终于在教宗额我略十五世世的任内，实现了这个计划。

十五、十六世纪的外方传教士，大多数是由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所派遣的。当时的法国，还正陷在内战及宗教战争的纷扰中，一直没有参加海外传教工作。到十七世纪的时候，局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圣教会本身已经改革振兴，于是对外方以及海外的传教事业，也普遍的引发人民的兴趣，这不再只是传教士的事情了，可以说已经引起整个儿天主教民族奋然兴起。从海外的传教士辗转送回来的信函和来往的情形，在各处公开的传阅、宣传和报导，使人民对所描写的，其他不同民族的奇风异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也使他们明白了，传教士所经历的考验，以及英勇忍受的痛苦，甚至有不少传教士殉教致命，而多数传教士的成就和喜乐，也激发了许多民众慷慨的心肠，纷纷捐献资金帮助传教的经费，甚至还有不少农夫们志愿前往加拿大，终其一生，指导当地的印地安人农业耕耘之外，以自身的教友生活作印地安人的模范，协助传教士在异族中从事传教工作。

前面既然提到了加拿大，那么接着就报告加拿大开教的经过。加拿大虽然在1534年的时候，就为法国人雅格加尔弟耶所发现，树立了十字架，但是开教的工作，却一直到1615年，重整方济会的会士在加拿大登陆以后，才认真的进行。由于他们人数不足，不久之后便邀请耶稣会会士前去协助。1630年嘉布遣会会士来到北美，1640年以后又有“苏尔比斯”修会会士加入，使得阵容更为加强起来。加拿大地广人稀，当地半游牧的印地安人，主要是靠狩猎为生，部落之间常有战斗。为了要同他们接近，传教士得放弃自己的文化水平与他们一样，度着狩猎的野蛮生活，混在他们那种烟气腾腾的陋室内，分着吃他们那种怪味的食物，随着他们进入无边的森林，或是登上他们那种用树皮做的小船，沿着河流去捉鱼打猎，尽量入境随俗。但不久之后，传教士们都看出来，除非想办法，使印地安人能够定居下来，或者是同法国的移民取得联络，否则便无法使这些游荡的印地安人皈依奉教。于是他们便教印地安人耕种，使他们学习改渡安定的农业生活，然后把印地安人聚集在圣堂及修院、学校或医院的四周，这样，以圣堂修院为中心的传教区，也就先后建立起来。现今加拿大的大城，像魁北克，蒙特利奥都是这样开始的。法属加拿大的传教工作，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从一开始，就有女修会的协助。先是乌苏拉修女会，从法国的都尔抵达魁北克，负起了教育儿童的工作。领导乌苏拉修女会的，是玛利修女，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在近代伟大的神秘学家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在新世界传播福音的先驱者中，她功不可没。不久以后，就有一位名叫玛加利大·步尔儒雅的法国女子，在加拿大创之了主母姊妹会，协助加拿大境内的传教事业，这位了不起的会祖，在1950年时，被教宗碧岳十二世列入真福品。传教士在传教区开始工作时相当困难，水土的不服，和生活在未开化民族中的低级生活，这为传教士而言，确实是一种不小的考验；此外，对印地安人低劣的风俗和巫师们的仇视，都得设法克服。好不容易在伍龙部落中，有些人皈依了天主教，但是他们也就成了另一个野蛮的依洛瓜人的眼中钉，两个部族于是展开了一场恶战。依撒格约格神父被仇视的部族浮掳，成为一名奴隶，受了长期的苦刑，他就在奴隶群中展开传教的工作，赢得了好几位奴隶的皈化。几年以后，他被荷兰的新教徒救出，回到法国，但是不久他又冒着生命的危险，回到原来做奴隶的地方，最后终于在1646年，与六位同伴被残杀，成为殉教圣人。随后到1649年，在这三年中，又有布来卜夫、拉勒芒以及其他的会士先后殉道牺牲。17世纪中叶以后，进入加拿大的殖民人数不到四千人，印地安人也很少，但是印地安人加给殖民人士的困扰却很大。前面提到的伍龙部族，在1639年有一万两千人，分布在32个村落中，但伍龙族部落后来被依洛瓜人所消灭。

下面来看看在美洲的英国殖民地上，天主教传教的状况。第一批信奉天主教的英国移民，是在1634年到达新发现的玛里兰州，他们是由两位耶稣会的神父陪同抵达的。玛里兰殖民地的发现者是塞西尔加尔凡，他是皈依天主教的巴尔迪摩爵士的儿子，塞西尔加尔凡让他的哥哥雷奥那，担当这支移民队伍的领队。刚开始的时候，英国所派的殖民地总督，不仅建立英国国教的教堂，也建立天主教的教堂，对宗教信仰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但是，以后颁定的法律，就禁止在玛里兰建立天主教堂。耶稣会士只好在自己的会所里，设立小教堂；礼仪书籍也被禁止刊印，耶稣会士只得分发手抄本，这些手抄本还有些保留到现在。玛里兰的天主教友，直属在伦敦的署理主教管辖。1756年时，这位署理主教，向教廷传信部作过这样的报告：“玛里兰有四千名教友，宾西法尼亚有两千教友，他们由十六位耶稣会士所牧导，几年以后，他估计这两个殖民地上的天主教信友，将会超过了20万，在其他殖民地区，还有散居的教友，神父们需要经常到其他地方去工作，不能在纽约久住。”1760年，法国军队在蒙特利奥向英军投降的时候，加拿大的总督房德瑞依侯爵，向英国政府要求对天主教友予以宽容，作为法军投降的条件，所以在1763年的《和平协定》中，英国政府答应了这个要求。此后，整个儿加拿大和从路易斯安那，到密西西比河的土地，全为英国所有。因此，在18世纪的英属殖民上，几乎增加了十万名天主教徒。他们居住在加拿大和现在美国俄亥俄州、印地安那州、依利诺州、密西根州以及威斯康新州。英国政府不但实践宽容天主教友的诺言，还在1774年的《魁北克法案》中，承认在新增加的殖民地上的天主教社团，具有法人的权利。但是在南方的一些，由西班牙人建立的小型天主教团体，仍然不免遭受财产被没收、教友被解散的厄运。在比较古老的殖民地上，坚强的新教徒中，掀起了反对魁北克法案的运动，这就是1776年，美洲独立战争的众多原因之一。当时加拿大与美洲的命运唇齿相关，美洲的独立运动，多少具有反对天主教的因素，从美洲的观点看来，这是一件不幸的事。几乎完全信奉天主教的加拿大，才刚改属英国不久，如果没有像约翰吉艾以及他的同伴，在纽约所表现的反天主教的激烈行动，加拿大势必也会参加独立运动，独立运动的领袖们，也就是国会和华盛顿，他们也都了解这件事。华盛顿就任总司令以后，立刻取消所谓的“教宗日”，这是一个纪念“火药爆动事件”反对天主教的节日。1776年班吉明·富兰克林到了魁北克，希望至少能获得加拿大的中立。与班吉明·富兰克林同行的，有若望·卡洛尔神父。若望·卡洛尔神父是一位出身于高贵的英国家庭的美洲人，后来若望·卡洛尔神父晋升为巴尔迪摩教区的第一任主教。卡洛尔神父和魁北克的主教，以及加拿大的神职人员交谈之后，知道为时已经太晚，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美洲独立战争节节胜利，1781年，华盛顿把英军总司令康利斯围困在约克镇，逼使他投降，终于在1738年，在巴黎签订和约，加拿大仍然属于英国，美国则获得从东岸直到密西西比河的土地，而弗罗里达、南部海岸和密西西比河以外的土地仍然归属西班牙。

美国的独立运动多少具有反对天主教的因素，所以当初美国各州的法律，对天主教的教友绝不容忍。在新罕布什州，天主教徒不得出任州长、参议员和国会议员；在新泽西州和南、北卡罗来那州，天主教教友不得担任政府中任何一项职务；而在纽约的天主教教友，甚至连公民权也没有；只有宾西法尼亚、德拉瓦、玛里兰、维吉尼亚州的天主教友，从一开始，就享有法律上的平等。虽然反对天主教的思潮还没有停止，而为全美洲人民的自由、平等的“独立战争”，既然已经平息，那么，这一类反对天主教的法律是不会持久的。公元1778年，法国承认美国的独立；第二年的1779年，西班牙也跟着承认，这两个国家，是最早承认美国独立的欧洲国家。这件事对美国的天主教教友是有利的。那时候，法国和西班牙的使节和随军司铎，都公开的举行弥撒圣祭，使美国的一些地方，还初次看到天主教庄严隆重的礼节。到1787年，由于“美国宪法”第六条的规定，从此以后，“公民权”不因宗教信仰而有所差别了。1789年，美国国会颁布了“政教分立”的决策，它使天主教教友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此外，国会还在1791年，颁布了集会、出版以及言论的完全自由，到这时候为止，美国的一万八千名天主教教友，还是属于英国的伦敦教区的美国代牧区。1789年成立巴尔迪摩教区后，才不再隶属英国。这教区的第一任主教就是耶稣会士若望·卡洛尔神父。

至于美国的南部，在当时的居民可以说，只有印地安人。方济会和耶稣会的神父们，由墨西哥逐渐向北发展，向加尼福尼亚、德克萨斯和弗罗里达宣传福音、介绍新的文明。18世纪的末叶，方济会会士尤尼·波罗塞拉神父充满了勇敢、毅力和圣德。他不但身体弱小，而且还是一个不良于行的瘸子，他原本是一位神学教授，但他最大的心愿是，成为印地安红人的宗徒。1749年，他来到美国西南部，重新拾起了在被称为“下加尼福尼亚”的加尼福尼亚半岛，耶稣会士所已经放弃了的传教工作，然后又进入“上加尼福尼亚”，冒着超人力的困难，在那里建立了一连串的传教据点。研究美国历史的史学家们都一致认为，方济会会士，是加尼福尼亚的真正创建者。当1927年，美国总统下令，把尤尼·波罗塞拉神父的铜像安放在华盛顿议事厅，列入在“创建美国的国父们”的中间，这也就证明美国当局，正式承认了尤尼·波罗塞拉神父开发加尼福尼亚的功勋。

美洲教会的诞生与茁壮，不但表现了传教事业的成功，而且是圣教会在地理上完全改观的开始。教会真正突破了欧洲的围墙，走向世界其他的地区，对教会内部而言，各民族之间更大的平衡正在缔造，教会也随之而成为世界性的教会。各位也许还记得，打从中古时代的初期开始，常有某一个国家，在教会内居于领导的地位，曾经承担过这项领导责任的，有日尔曼、法国、西班牙，然后又是法国，而当大西洋的另一岸，也有了天主教教友时，欧洲国家，在教会中所扮演的优先角色也就宣告终止了。应运而生的，是一种平等互换和全体竞争的风气，而现在二十世纪的南、北美洲，有着全圣教会三分之一的教友，但是，我们却不能说，教会的重心已经移到了美洲。现今的教会已经与中古教会不同，不再重视地理上的中心。

在17、18世纪，教会在亚洲南部传教的情形是如何的呢？特别要提出来的是耶稣会士罗伯尔·诺比理神父在印度传教的情形。葡萄牙在印度，发现到处都有非常严格的阶级制度。印度人一出生，便隶属于一个固定的阶级，这种阶级制度被称为种姓制度。阶级与阶级之间，不得有任何来往，而且也无法脱离自己的阶级。葡萄牙人认为这种系统简直是不可思议，他们也未加介意。由于对印度的语言认识不够，因此常用不适当的言词来号召印度人奉教，于是，“你愿意做教友吗？”这个问题，变成了“你愿意做佛郎机吗？”而“佛郎机”这一个名词，却是十字军时代，回教徒传延下来的对天主教友，一种轻视悔蔑的称呼。这种传教方式，只能在葡萄牙人所控制的地方，建立教友团体，至于它的效果，自然是令人怀疑的。然而在全印度，划分严格的阶级制度下，葡化的教友是遭到轻视排斥的，被看成是叛徒；至于传教士，如果他在某一阶级内，而由阶级比较低的人手里，接受了一滴水，也会被看成是严重的不洁，他也必受到原来较高阶级的轻视。当时的罗伯尔·诺比里神父到达印度南部的马都拉传教区。他懂得了应变的方式，因为他在印度所建立的传教事业，可以与利玛窦在中国所作的相比美。他认为，既然高阶级的人，也就是称为婆罗门，他们领导着舆论，自然该先争取赢得他们，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和他们同化，自己就该成为一个婆罗门。诺比理神父于是就像利玛窦穿上儒服那样，穿上了较高阶级净行者所穿的黄袍，当然也采用了他们生活的一切方式，只和婆罗门来往交际，这位从罗马来的义大利人，在马都拉很快的便出了名，他也成了一位净行者，不喝酒，对印度的语文和经典都大下功夫，作过很深的研究，后来，甚至连印度的婆罗门学者，也都来和他谈论，向他质疑问难，因此，逐渐有很多人皈依成为天主教友。诺比理神父对他们的习俗和礼仪，只要是没有敬拜偶像或是迷信的色彩，他都准许他们保留下来。诺比理神父在马都拉的工作，直到他在1656年去逝为止。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之下，教会也有了全面的进展，当然他也遭到不少的猜忌，有人把他的传教方式告到了罗马教廷，说他是异端，他被逼为自己辩护，结果教宗额我略十五世认为他有理，但也作了一些规定。规定在印度有两种传教士，一种专门为上层阶级，一种就为下层阶级。

自从诺比理神父去逝后，婆罗门领洗奉教的便很少了，而其他阶级的，相反的有很多人领了洗奉教。马都拉的教会，在后来又因圣若望·布理道神父，而再次大放异采。圣若望·布理道神父出身于葡萄牙的望族，是当时国王的朋友。当他16岁那年，便从世俗的荣华富贵中退隐，加入耶稣会，被派到印度马都拉以后，竟然成效卓著，使许多部落领洗奉教，而任何的艰难困苦都不能使他畏缩。他曾经好几次坐监受刑、受拷打，甚至还被判死刑。当他答应离开马都拉后就被释放，会长调遣他回欧洲，讨论印度教会的问题，但是他一获得许可，便又匆匆忙忙的赶回他服务的传教区，这次回后来，不久，便被捕处死了。若望·布理道殉道的消息传回欧洲，燃起了传教士的心火，同时也使新领洗的教友更加的坚强。圣若望·布理道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授洗了八千多人，很不幸的是，在印度的天主教，也受了类似在中国的礼仪之争的打击。在印度南端的锡兰岛，原本也有不少葡萄牙的神父，在那儿从事传教工作，但是，在殖民地争夺战中，荷兰人一度占领了锡兰岛，加尔文派的新教，把葡萄牙商人驱逐出境，同时也把天主教的传教士一并赶走，好在有几位在卧亚出生的印度神父没有遭到驱逐的命运，其中有一位名叫若瑟·瓦兹的神父，他满腔热血，一听说在锡兰所发生的悲惨事情，于是他就乔装乞丐，偷渡入境，他不但把失散的羊群又再团聚起来，而且还神奇的增加，从他偷渡入境到他1711年去逝为止的25年岁月中，从他手里领洗奉教的人数，竟然高达三万多人。下面，要介绍的是中南半岛上的传教情形。

亚历山大·陆德神父在越南的情形，就好像是利玛窦在中国、罗伯尔·诺比理在印度那么样的有名望。亚历山大·陆德神父，他不但被尊称为越南传教区的开山祖师，即使在越南的文化领域中，他也是一位创始人，而且他在传教区的影响所及，远远超过了他传播福音的主要范围之外。陆德神父在1591年左右，出生于当时还属于教宗领土的亚威农，19岁时入耶稣会，他立志要效法圣方济沙勿略，因此他曾请求派他去日本。他也和利玛窦一样先攻读数学，作为日后传教的准备。他在科学上的造诣，对他后来进入越南的王宫，有很大的助益，此外他还具备其他的才能，使他成了一位了不起的传教宗徒。除了他的圣德之外，他还有特别的精力、一颗同情人的爱心、满腔传教救灵的心火、和一副永远青春的性格。1619年，他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出发，经过了在卧亚，以及麻六甲的长期停泊，终于在四年后抵达了澳门。可是，他前往日本的心愿已经难以实现了，因为当时日本已经严密的封锁海关，不准任何传教士再入境。于是上司派他到安南，当时，已经有几位耶稣会士在那儿工作了几年。当时的越南，已经分裂为南、北两个王国，北部称东京，以河内为首都，南部称安南，以越为首都。越南在当时被称为交趾支那。陆德神父被派的地方，就是南越最后的王国安南。陆德神父并不是第一位入境安南的传教士，一世纪以来，各修会都有传教士在那儿工作，不过领洗入教的人却很少。政治的不安定，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是也因为传教工作未能持之以恒，时作时辍不能继续，而且也缺乏适当的方法。陆德神父一到，便立刻明白以前的传教士，很少有人精通当地语言，总是离不开通译者，陆德神父具有语言天才，努力学习了六个月，便能用越语听告解、讲道理。他曾进入王宫，而且还归化了一名国王的近亲，这样来，这个新成立的教友团体便有了最坚强方靠山。

陆德神父他发现，过去一个世纪，教会在越南的教务进展得很慢，最根本的原因是语言不通。传教士与民众来往，一直都需要靠“通译”，于是他以六个月的工夫，苦学越南话。在他的恒心、毅力、努力学习之后，他便用当地的越南话听告解、讲道理。教务充满了一片光明的远景，信友团体也成立了。不久之后，他的上司派他到北部王国东京去开教。因为直到那个时候，除了几个婴儿在死亡的危险中受洗之外，成年人连一个领洗的也没有。陆德神父到了以后，凭他丰富的学识，尤其是他那入境随俗的精神，使得教会获得了辉煌的成绩，而且赢得了国王的信任。在他写回欧洲的信中这么说：“国王立即命人给我们建造了一座房屋，而且还造了一座大教堂。我每天得讲道理四次，有时候多到六次。国王的一位妹妹和17位近亲都领洗了，那样的容易使佛教的和尚归化，这真是使我大为吃惊。当我使他们看出来，我们的宗教多么合情合理时，他们都非常高兴。”陆德神父还说：“我们的教友，信心非常坚强，任何事情不都能使他们丧失信德。他们为了办告解、望弥撒，竟然不怕走15天的路程。我能够修治这个美丽的葡萄园，实在得力于传道员的惊人协助。说实在的，这个教会能有这么大的进展，除了天主之外，还得全归功于他们。我看出来，我是唯一能用越南话讲道理的神父，我选了好几位尚未结婚，而心火热情的热心教友作我的同伴，帮助我传教救人，他们在弥撒中公开发誓，终生不结婚为教会服务，并且向传福音的神父许下，要服从神父的命令和安排。现在这个修道院已经有一百多人，而他们的经费，也全由教友们来负担。”在陆德神父的领导下，这种平静的情形延长了一年半左右。不久之后，便吹起了风暴，从此以后，越南教会的历史，便在时而顺利，时而被迫害中交替进行。陆德神父四次被迫离境，但是，当这位英勇的传教士离开北越时，他便转入南越，或到澳门去暂时避难，等待机会以便重回越南。他所栽培的传教员都非常忠实，宁死也不肯背教，所以当他不在时，便由传教员来支持、鼓励教友们的信德。1645年时，陆德神父再度被驱逐，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回越南，留下了三十万的教友，他们已经多次的受到迫害和考验，其中有许多人宁死也不肯背教，很多人获得了殉道致命的荣冠。陆德神父，留给越南人的，不只是信德，他还被越南人公认为，是现在以拉丁拼音的越南国语的创始人。其实，早在陆德神父进入越南之前，早有欧洲的高人或传教士，利用拉丁字拼写越南话的发声了，陆德神父只是使它的系统更加的完备而已。他所编辑印行的教义书和越语字典，对罗马拼音的流传大有帮助，以致于使得陆德神父的大名，也连带的永垂不朽了。

陆德神父离开越南去到澳门后，更被上司选为代表，回欧洲去处理传教的事宜，他取道印尼、印度和波斯等地，一路调查了五年之久，直到1650年，才回到罗马。他把在亚洲传教的经验中所拟好的计划，向教宗和枢机们陈述，以越南的卅万教友作例子来向他们证明，能有更多的人领洗奉教的，为了提供那些教友们，在精神和灵魂上的需要，得需三、四百位神父不可。但是，那么多的神父，又到那儿去找呢？他举出日本为例子，如果日本现在有许多本地神父的话，情形又当如何呢？因为在时局顺利的时候，没有抓紧机会培植本地神职人员，以致于到今天遭受到这么大的损失！陆德神父能从越南的教友中就地取材，但是为赋给他们神品，成为本地神职人员，非立刻派遣主教前去不可，而这些派去的主教，则必须表现出，自己与一切的政治势力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才成。陆德神父深深知道，西班牙、葡萄牙这两个殖民势力，过份重视他们保教的特权，为传教事业带来了好大的阻力和伤害，除非有西班牙或葡萄牙的认可，否则亚洲便得不到传教士。现在应该由新创立的传信部，以宗座代牧的名义派遣主教，为的是证明他们实在是受命于罗马宗座，这些主教也应该专心努力培植本地神职人员。教宗和枢机们都很关心地采纳了陆德神父的意见，但却因为担心葡萄牙的反对，不得不延缓实行。陆德神父便开始，自行去寻觅赞成这种计划的神父们，以便等到教宗一批准，就可以立刻去实行。他在义大利、瑞士都没有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于是起身到法国，而当时，法国宗教的活力正特别的旺盛，又为到远方传教的心火所鼓舞，于是对陆德神父所提出的思想，造成了有利的气氛，何况陆德神父本人又颇具吸引力，大家都愿意看到这位著名的传教士，并且详细的听听他的言论。陆德神父便和他们取得了连络，他们当中，有热情的司铎、有希望至少以金钱致力传教的世俗教友。圣味增爵神父和法国的主教会议，在听过陆德神父的谈话，都很兴奋。司铎们自动献身，其中有的竟立刻到罗马，请求教宗准他们“离开祖国和亲戚朋友们，并且奉献他们自身和所有的一切，为的是救人的灵魂。”他们的催促战胜了一切的阻碍，教宗就从中选了三位，委派他们担任宗座的代牧。两位要派去越南，而且，他们的职权可以包括中国的南方各省；另外一位则要派往中国南京。但是很可惜，要去南京的一人，尚未走马上任就去逝了；另外要去越南的两位则遭到葡萄牙政府的反对。到了公元1659年，传信部给宗座代牧发出了一道训令，向他们说明应该遵守的原则：“叮嘱他们不该干予国家的政治；不要去推动人民变更他们的风俗习惯和他们固有的礼仪；只要当地百姓和政府，不明显反对信德和善良的风俗，教会就应当给予尊重。因为一切人民都重视、爱慕他本国的传统，爱慕他自己的国家在其他国家之上，这是合乎人性的。假如在外交国家的习俗中，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不应当立刻试着要去改正，最好逐渐的劝导取消。”

由此可见，最后的几位教宗的伟大传教通谕内，所阐明的传教原则，主要的部份，都早已抱括在这篇训令中了。前面提到的，那两位派往越南去的宗座代表，一位外叫巴禄，另外一位名叫郎伯尔穆德。他们为了使他们的传教事业继续不辍，并且为陶冶有志献身传教的在俗司铎，就在法国巴黎建立了一座修道院，这就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由来。而直到现在，在这片土地上，这个修会的传教精神和主要的规矩，就是这两位主教传授的。历年以来一直都为东亚的传教区，派遣着一批批又一批批的传教士。巴禄和郎伯尔穆德两位宗座代牧到达越南以后，便发现了陆德神父所预料到的情形，那就是惨烈的教难。所有的传教士全都被驱逐出境，教友都成了没有牧人的失教了的羊群，没有人照管，但是，教友却忠诚的固守着信仰，由隐藏在小船中的传教员指导着，这小船也成了临时的修道院。有两位年青传教员，就是在小船中接受了培育，然后送到暹逻去领受神品后，返回越南的。后来有七位，是在郎伯尔穆德主教的手中领受了神品，这就是越南本地神职界的初果。可惜陆德神父未能亲眼目睹，他那伟大计划的实现。他的上司认为，再派他回越南已经不太适宜了。他在65岁的时候，接到去波斯开教的命令，1660年死于波斯。越南和暹逻的的教会，甚少享受到和平，能够公开举行敬礼的和平时斯非常短，教难时期，传教士和传教员都转入地下，不论是传教士或传教员，甚至是教友，殉教者相当的多，一直到十九世纪初年，越南仍然有三十万教友。

下面要介绍的是遣使会士在非洲传教的情形。有好几个世纪在北非的沿岸，有着成千成万的天主教友，在做着回教徒的奴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些教友奴隶，是一群群回教海上强盗们，经年累月的在地中海一带，以海盗的抢劫行为，将他们俘掳来的。圣味增爵神父创立遣使会之后，他所派遣的第一批遣使会会士，就是奉命到这些，被俘掳而受强迫为奴隶的教友中去服务。这批遣使会会士，全都成了殉道者，像1683年的殉道的若望·瓦色尔，他就是被捆在一门大炮口上，被炮弹轰成了肉酱，炸得稀烂。这以后，教廷传信部把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传教工作，委托给遣使会。这对遣使会而言，真是一个可怕的考验。会祖圣味增爵派遣了三批传教士，都因为水土不服而相继去逝。第二任会长仍然继续派遣会士，但是仍然是全都病倒，只得被迫回到法国。其他的修会，像嘉布遣会士、耶稣会士、道明会士，也在非洲的其他地区作过种种的试探，效果也都非常的有限。这个广大的非洲黑暗大陆，经过17、18两个世纪，几乎没有教友进入内地，谁又能料到，到了十九世纪，非洲却成了天主教传教成绩最辉煌的地区。

17、18世纪，教会在拉丁美洲传教的情形。中、南美洲经过15、16世纪以来，教会已经建立了两个殖民地，传教士们跟在远征军的后头，在兵士和移民所到之地，都树立了十字架。所以十七世纪的初叶，在拉丁美洲差不多已经有一千万的教友，由许多不同的成份所组成，他们有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远征军的后裔；有的是已经皈依奉教的土著印地安人；也有的是从非洲被白人俘掳来的黑奴；再有，就是混血儿。这些地方，就好像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国土的延伸，被划分为总主教区和主教区，主教们也都是由两国的国王所委派。因为17、18世纪，美洲的传教区，都受到保教权的限制，按照当时的宗教观念，国王负着真正宗教的使命，好像是罗马教宗在美洲的代理人一样，负起照顾当地人灵的责任。因此，两国国王保护并控制了传教的事项，主教和传教士们接受了这种控制，从欧洲起程出发时便开始生效。如果没有国王的授权，任何传教士是无法搭船前往传教区的。

关于保教圈，对西班牙人来说有另一层特殊的含义。西班牙人一致认为，西班牙能从回教徒手中重获自由，是一件具有宗教意义的事件，也是一次十字军的征战，历代的西班牙王都为王国的扩展而奋斗，甚至于有时候还因此而和教廷发生冲突，这对西班牙人来说，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早在15世纪末年，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和皇后伊沙伯拉从教宗依诺森八世的手里，获得了在征服格拉那达后，保护教会利益的权利和所有神职人员，尤其是包括主教在内的任命权，这就是保教权的由来。西班牙人终于在1492年征服了格拉那达，同一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远达西印度群岛。新世界的发现，就好像是西班牙国土收复的一种延绩。1508年，教宗朱利二世，他批准将这项保教权扩大，以适用于新征服的土地。当时，实在没有人能够意测，新世界的幅员到底会有多大？西班牙国王，尤其是查理五世和菲力二世都非常了解保教权的意义，有时它不仅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艰巨的任务。菲力二世把自己看作是教宗的辅弼，有传播信仰于新大陆的责任。17世纪初年，教会法律学家索洛沙诺，他把国君辅助教宗的思想撰成了“神学”的理念。当保教权的行使和西班牙政府，它那冷酷无情的公务常规相系无间时，美洲新大陆所有的神职人员，上自墨西哥总主教或利玛总主教，下至圣堂管事，都由政府委派，连教廷都不能在当地设置大使与宗座代表，使传信部丝毫没有插足的余地，甚至在对教外教者传福音的事上，也无权过问，而传信部向西班牙政府所作的一切抗议，都好像石沉大海。

到了17世纪的1629年时，西班牙国王颁布了一个通告，要求主教们要向政府宣誓：“在任何情况，决不反对国王的保教权。”这个通告使得主教们和罗马的关系，反而必须依据西班牙专门处理印地安事务的“皇家会议”，它所造成的另外一个流弊是，西班牙政府不必经过教宗的许可，可以擅自决定主教的人选，再从另一方面来看，无可讳言的是，西班牙国王对于保教权所抱持的态度，一向都很严谨。在保教权通行的时代，教会外在的组织和规模都很可嘉，只要像菲力二世那样，以传教、救人灵魂为责任的君王在世一天，就会造成教会过份的依附国家行政机构，这样的结果，教会还不致于受到太大的创伤。18世纪时，享有保教权的国家，政府本身逐渐浸染在“理性主义”无信仰的气氛，以及反对教会的思潮中，保教权的危险性，便不可估量了。教会的地位和威望，在极端的危难中深受伤害，无法有效的施展能力，去推展在传教区的教务后，才努力突破困难，从各国政府的掌握中解脱出来。在对保教权作了以上的说明之后，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报告，中南美洲在17、18世纪教会的传教情形。

下面把目光回到美洲，看看中美洲的情形。中美洲最早建立的教区是1620 年的巴拿马教区，南美洲是1521年建立的尼加拉瓜教区，然后又在加勒比海岸线建立了若干个教区；1544年在利玛成立总主教区；1564年在波哥大，成立第二个总主教区，而中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北部的教区，归属波哥大总主教区。在大西洋沿岸，从巴拿马到智利的各教区，则归属于利玛总主教区。17世纪初年的1609年，在秘鲁区的查格斯，成立第三个总主教区。查格斯就是现在玻利维亚国的首都苏克勒，安地列斯山脉的各教区，都属于查格斯总主教区。在犹加顿半岛上的墨西哥，原本已有8个教区；在17世纪时，墨西哥的北部又建立了三个教区；18世纪下半期，又再建立了两个教区。16世纪中叶以前，墨西哥各教区，全都属于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教省，当1545年，墨西哥城的教区升格为总主教区后，就成为新西班牙的首席主教区，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

17、18世纪整个中南美洲，除了巴西以外，皆属于西班牙西属中美洲的教会，继承了16世纪所立下的基础，传教士们继续以所谓牧导村的传教方式，教导当地的原住民。这种牧导村在教义、和一般常识的传授上是相当成功的。牧导村的设立，导因于从欧洲来的多民，常给已归化奉教的印地安人带来许多坏表样，传教士便试着，尽量不让新奉教的印地安教友和欧洲人接触，这种隔离政策试行了一段时间，证明效果非常良好，再加以推广。其中最为有名的牧导村，是耶稣会会士所主持的牧导村，村名叫巴拉圭。这种政策也就定名为“巴拉圭隔离政策”，巴拉圭这座村子的一部份，在现今的巴西和阿根廷的国境内。公元1610年，在西班牙政府的同意下，巴拉圭开始有了牧导村，西班牙政府规定欧洲人不能进入。这种制度最初创立时，所遭遇到的敌人称为保力斯达，他们是来自巴西圣保禄殖民地上，大规模掳掠印地安去当奴隶的美斯迪索人，传教士称他们是马梅路克。领导各村的传教士，终于把印地安人武装起来自我保卫。1641年，对马梅路克给了决定性的打击，从此以后，各牧导村备享太平。耶稣会士所办的牧导村，总数大概在30到32所之间，可以收容15万印地安人，在两位到三位神父指导下生活。这些村庄都具有同样的规模，有一个宽广的长方形建筑和一座广场；街道都以直角相交；街道旁边就是住宅；在广场附近有圣堂、医疗诊所、养老院、学校、寡妇堂和神父的住宅，神父自然就是村民们神灵上的导师及管理员；他们的财产是共有的，每家可以有一处房舍，但是田地、牲畜、工具都是公家的财产；工作也是共同负担，由神父们指导他们工作，每天的工作，是从早上弥撒以后开始，总不超过八个小时，真正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时候还有音乐伴奏。而工作的一切成果也归公家所有，大家的需要则由公家负担，像是衣服、饮食、儿女的教育、娱乐、以及病人孤寡孤独的领养等。印地安人对传教士所教给他们的一切手艺，学习得很快，像是刺绣、制作钟表、印刷、还有像雕刻之类的艺术，他们还在神父的指导下，建造了宽广而美丽的教堂，在教堂里，经常举行盛大的礼节和弥撒，音乐和歌唱的伴奏，都是印地安人所擅长的。他们就在这种生活方式下，渡过了一个半世纪，人口增加到三十万，他们在神父的领导下，过着幸福而真正的教友生活，连教会的敌人，理性思想家伏尔泰都不禁赞叹惊奇这份特殊的成就。牧导村的成就，却引起了官吏和教会当局的嫉视，因而企图想要加以控制；唯利是图的商人，也以为耶稣会士是在那儿淘金；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竞争也惹出了一场恶战，摧毁了许多牧导村。反对耶稣会的仇恨，在18世纪越陷越深，终于导致耶稣会被解散的命运。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耶稣会的被驱逐，他们所办的牧导村也就崩溃了，在原始森林里，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些牧导村的断垣残壁。在其他地区，也有由方济会会士所办的牧导村，尚能继续维持下去。最后，到了十九世纪初叶的战争，分割了南美，牧导村的制度也就无影无踪了。现代历史学家与传教学家对牧导村的批判，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却没有人否认这种制度在当时所有的建树。牧导村里，思想纯正而虔诚的印地安人，他们的生活记录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有人提出质问，这些牧导村是否太人工化了？为什么传教士，没有能够及时的培育本地神职人员，来代替他们自己呢？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可能会有这样的答案：与其说传教士是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不如说，他们仅仅是使当时的人归化信主耶稣的牧者，他们也无法预先知道，原来与他们合作的政府，会突然倒行逆施，逼使教宗解散耶稣会，把他们的工作完全摧毁呢？假如我们把殖民时代的牧导工作，当作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就会说，这方面的成功很大，当然，我们也单独查看某一方面，今天的拉丁美洲，能有一亿以上的正统天主教教友，几乎占了全世界天主教友的三分之一，这就是殖民时代牧导村工作的成果啊！

1557年，明朝嘉靖三十六年的时候，葡萄牙人开始在中国澳门定居。九年之后，澳门也设立了一个耶稣会的会院，过不久，这里又有了一位主教。当初，葡萄牙人在澳门传教时，都命令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剪去长发，并照葡萄牙人方式穿衣服和生活。1578年，耶稣会东方传教区视察员范礼安前往日本视察途中来到澳门。这位知识渊博、深具远见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在澳门住了八个月，深得当地中国人的敬重，于是决心立刻着手向中国人传扬福音。他深深以为过去传教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充分的准备，对中国语言文化一知半解。所以，他认为：与其使中国人葡萄牙化，不如使传教士中国化。要中国化最重要的就是学习中国的语言和风俗。于是范礼安神父先召来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罗明坚神父，要他先学习中文。随后，又从印度召来另一位年青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充当罗明坚的助手。他们两人于一五八二年出发，进入中国内陆，设法逐步北上，前往北京。罗明坚神父於六年后，即1588年回欧洲，拟请求教宗派遣使节到中国，但没有成功，他也没有再回中国。因此，中国的教会事务完全落在利玛窦身上。而利玛窦则苦心孤诣，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与计划，终于分五个行程步骤，于1601年抵达北京。在北京生活了九年，于1610年去世。

利玛窦一进入中国之后，首先到了肇庆，他逢人便称自己是来自印度的僧人，而且效法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的行径，剃发为僧，穿袈裟。利玛窦的心在北京，所以他的种种行程活动皆以抵达北京为最终目标，其他各地只是他的跳板而已。他每到一地，便广结善缘，为自己的前途铺路。抵达肇庆后，罗明坚和利玛窦两人的社交生活相当成功，他们便趁这样的良机，把天主教的信仰初步地介绍给中国人。从肇庆又辗转来到江西的韶州，在这里，利玛窦终于发现中国人和日本人必竟不同，日本人非常尊重和尚僧侣，出家人在日本当时的社会中身份和声誉都很高，但在中国则不尽然。所以，他当初效法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的作风，以僧道人士与中国社会来往接触并不理想，于是去袈裟，开始蓄发留胡，改穿丝绸长袍，带方巾，一切习惯举止都以中国士大夫为典，俨然像一位儒者。利玛窦之所以作这外表改变，因为他在中国住久了以后，发现中国深受孔孟儒家思想的影响，社会上真正受重视、受尊敬的人是文人学士。所以，为能受到中国人的接纳，尊重和听从，利玛窦非以儒者学士姿态出现不可。当然，利玛窦并不是冒牌或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他切切实实地下功夫，深入研究中国语文、古典文学与思想，进而与士大夫和官宦人士交往论学。他终于发现儒家思想比佛教和道教更接近天主教的教义，而向士大夫阶层的人士传扬福音，必能收到事半功倍的传教效果，因为中国人以读书人马首是瞻，读书人信奉的宗教必定可信。就这样，利玛窦一方面把西方的科学知识传授给中国文人学士，一方面又把天主教教义介绍给他们认识。他在文人朋友的协助下，用中文写了一本名叫《天主实义》的书，后来发现大受欢迎，又印了数千本分发。就这样，天主教教义在中国开始传扬开来。

此后天主教在中国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坎坷非常，天主教徒是否可以祭祖先、祭孔便是最大的关键。其次，用什么文词来表达教会的信仰，才不致使天主教的教义和中国其他的宗教教义混淆，这也是当时很困难的事情。还有，怎样培育中国的神职圣召呢？是不是要使用拉丁文呢？这都是问题。1615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后第五年，保禄五世教宗批准把圣经和教会用的礼仪书籍翻译成中文，但是礼仪中国化从未出现过。此后，西方耶稣会博学之士如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都相继入京，甚至在朝廷供职，成为沟通中西文化与信仰的桥梁。十七世纪末年，中国已有二、三十万天主教徒，也有一百二十位西方传教士。不幸的是礼仪之争和葡萄牙保教权与罗马传信部之间的管辖权之争，令中国皇帝感到厌烦，终至惹起官方的迫害，只有在北京宫廷供职的耶稣会才学之士得以幸免。

中国的保护国高丽，也就是今天的韩国。在17、18世纪的清朝时候，它也是一个封闭自守的国家，禁止外国人入境。17世纪时，传教士曾多次试着进入传教，都总是失败，铩羽而归，到最后，信德的种子是经由中国人传入的。由于高丽每年都派遣使臣到北京去进贡，高丽的使臣，因而有机会认识了在北京的耶稣会会士，并且还从这些会士的手中，获得了有关天主教的许多中文书籍，其中，好几位学者，就是因为阅读了这些书本而认识了真理。公元1784年，高丽国到北京朝贡的使节团中，有一位团员在北京当机立断，在北京接受了圣洗圣事，他姓李，领洗后人们称他为李·伯多禄。他回到高丽以后，曾经劝化了好些人进教，不料刚诞生不久的教会便受到了迫害，其中还有好些个新教友，获得了殉道致命的荣冠。许多新教友觉得只靠书籍的帮助，对认识教义相当不方便，同时，还要求当时在北京的主教，派遣神父到高丽去传教，北京主教回信指导在高丽的教友们，如何善用已经有的书，同时，也答应派中国籍的神父。一直到18世纪末的1795年，才有一位名叫周文谟的中国神父进入高丽，周神父到达高丽，发现已经有四千多教友，经过了七年艰苦的传教后，教友人数增加到一万。1801年的教难时，周神父和三百多位教友，英勇的殉教致命了，从此以后直到1834年这30多年，高丽的教会，在没有神父的情况下继续生存，这支没有外国传教士开教，而由中国教会所产生的新枝，恐怕是天主教传教历史上仅有的，唯一的例子。

在中世纪末叶，以及近代行将开始的一段时期内，圣教会所应战胜的危机，恐怕是从公元第四世纪所产生的亚略异端以来，最严重可怕的了，尤其是因为来自教会的内部，所以才更加的严重。这种危机肇端于西方的大分裂，教友不慎染上了自由思想，以及异教古代伦理学家的风气，又因为当时道德水平的低落，甚至波及到教宗官廷的内部。等到马丁·路得起而反抗天主教传统的道理时，所造成的结果是，人欲横流，一发不可收拾。在社会的扰攘中，北欧大部份的民族都脱离了罗马，好在建筑在磐石上的教会是不会动摇的。教会在特力腾大公会议中，庄严而勇敢的面对全世界的挑战，作了全面的检讨，再一次的论断了教义，立定了法规，全面的展开了革新的工作。虽然说，在一切努力之后，仍然存在着一些弊端，但是，最大多数和最严重的弊端已经绝迹。由于努力推动特力腾大公会议的议决案而复兴和刷新的教会，仍然迄立着，继续在普世为圣化人灵而工作。教会的活动，已不只限于老教友的国家，传教的精神从圣方济·沙勿略以来，一直是生气蓬勃。16世纪末年的地理大发现，给圣教会开展了新的活动园地，传教士们跟随在这些探险家的后头，有时候更冒着危险，走在探险家的前头，把福音传给新发现的民族。16、17世纪中，中美、南美和菲律宾群岛都投进了圣教会的怀抱；在亚洲方面，圣方济沙勿略的足迹，从印度、麻六甲、印尼一直传到日本；利玛窦在中国；陆德神父在越南，都先后建立了教会。教廷在1622年建立了传信部，收回了远方传教的权力，更为远方传教事业带来新的推动力量。17世纪的教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对全世界都发挥了她的影响力。到了18世纪，新的异端邪说，像是扬森主义、寂静运动引发了无尽无休的争辩，问题已不在教义的某点某端，而是信仰基础的本身。以前藏头缩尾的不可知论、唯理主义，在18世纪，却大摇大摆的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影响到西方知识界。他们认为，除了人的理智，所显然能够理解的以外，他们都不不再承认，把一切有关启示的宗教抛诸脑后。18世纪末叶，教会的命运好像是大受打击，知识界中，所谓的优秀份子都似乎跟着伏尔泰、卢梭、百科全书派等人而远离了教会，教宗的声威也大打折扣。

天主教国家的君王，以保护教会为借口，实际上是利用教会，以达到他们的野心和目的，他们甚至压迫教宗，解散最忠于教宗的耶稣会。传教区的前途也不是很乐观，16、17世纪的那股传教热火，也大为降低。西方各修会的精神显得衰退了，传教的圣名也大为减少了，在东方的中国又产生了不幸的礼仪之争。在这18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一切的纷争和不如意，或是停滞不前的现象，正预告着教会将面临一场更为艰难的挑战。果不其然，法国在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它推翻了君主专制的政体；取消了贵族和高级神职界的特权，教会也因此经历了一场大风暴。令人惊奇的是，圣教会通过了这场大考验。在物质上，固然是显得贫穷寒酸了，不过却切断了，教会和政权之间的那条纠葛不清的锁链。从此以后，却使圣教会更能自由自在的，全力从事人类超性精神的职务了，专心从事宣传福音，拯救人灵的工作。教宗和整个教会的声望，反而继续不停的增高，教会在教宗领导之下，也将重新开始加强内部的整顿，和拓展耶稣基督的神国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