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八日铎声　第141期　9-15页 台北：铎声月刊社，1975 ＊＊＊＊＊＊＊＊＊＊ 第一、绪言 一、堕胎及其合法性的可能问题，几乎到处都在热烈地辩论。若不是卫护推行生命主要价值问题，辩论就不会这样严重。这是大家都懂的，虽然有些人相反显明事实，去寻找理由，以推动堕胎。一方面可以看见反对死刑及各种战争，而另一方面，却要完全或广泛的推行堕胎合法化，岂非怪事！

教会知道保护能毁坏或损害人地位的一切，是自己的责任，自然对这问题，不能无动于衷。因为天主圣子降生成人，每人都是他的弟兄，并且能成为信友，由他而得到救赎。

二、在许多地区，政府不许堕胎合法化，就受到重大的压迫，以达到其目的。他们说：这并不侵犯别人的良心，因为每人可自由随从自己的意见，只要不强迫别人就行；伦理多元化，当为理论多元化的自然结论。然而其中有大分别，因为行动比意见更快干涉他人的利益；不可以意见自由，去侵犯他人的权利，特别是生命的权利。

三、许多信友，特别医生、家长会、政治家，或负责任的人，竭力反对这种宣传。另外许多主教团及很多主教以自己的名义，郑重提出天主教的传统教义；这些文件，都一致的强调尊重生命，它是人性化的，也是教会化的；但这些文件，在有些地方，却遭遇到反对或存疑。

四、本教义部负责卫护整个教会的信仰与伦理，愿将这些主教的教训，告诉信友。这样，可表示教会的统一性，亦可以圣座的权力来加强它，这是主教们不时提及的。本圣部希望全体信友，连被辨论及新意见动摇的人在内，都知道这不是莫辩是非的意见，而是传达教会传统的训诲，它以信仰的光，教训伦理的规律。希望天主光照全心寻找真理的人(若，二一．21．)

第二、在信仰之光下 五、「天主并未造死亡，也不乐意生灵灭亡」(智，一．13)．一定，天主造的生物，只生活一时，在肉身生活之物，都不免一死；但祂所希求的是生命，在宇宙间，一切为人而造，他是天主的肖像，是万物的光辉(，创，一．26－28)；而在人间，是「因魔鬼的嫉妒，死亡才进入了人间」(智，二．24)。死亡因罪恶而来，常与罪恶同在；死亡是罪恶的结果及标记，然而最后的胜利，并不属于死亡，为加强我们对复活的信心，主耶稣在圣经上曾说：「天主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玛，二二．32)。最后，死亡将如罪恶一样，将为基督的复活而战败，(格前，十五．20－27)。

因此我们懂到，人生出世是宝贵的，它是由造物主所赐，仍将归于造物主，(创，二．7；智，十五．11)；生命是在上主保护之下，人的血会向天主呼求报复，(创，四．10)，祂要人交往，因为「人是照天主的肖像而造的」(创，九．5－6)。天主的命令是严格的：「你不可杀人」(出，二O．13)。生命是恩赐，同时也是一种责任；它是接受的元宝，应当善用(玛，二五．14－30)。

为使生命能结果子，人在世间有许多责任，不可回避；其中最重要的，信友该知道，永生就关乎此，就是靠着天主的助佑，他在世当如何生活。

六、天主教的传统，常以为当卫护生命，自生命开始时，如在生命发展的每阶段一样。教会在初期，就反对希腊、罗马人的理论，以为在这事上，在天主教及希腊、罗马人间就有巨大的区别。在最早的教理本中(Didache)就明说：「你不可以堕胎，杀害胎中的胎儿，或杀害已出生的婴儿」。

夏德纳(Athenagoras)明说：「以为凡吃药打胎的，即是杀人凶手，他指责杀害婴儿的，包括在母胎中的在内，因为他们已是天主照顾的对象」。

戴都良(Tertullien)虽不说同样言语，但他亦清楚地说出同样的原则：「阻止胎儿出生，就是提前的杀人犯，在杀死已出生的生命，或尚未出世而加以杀害，其间区别甚小，将要成人的，已经是人」。

七、在历史上，教会的教父、主教及圣师都教训人同样的教义，虽然他们对天主付给灵魂的时间，有不同的意见，但对不许堕胎，则毫无疑惑。的确，在中古时代，多数人主张，在最初几星期，灵魂不存在，以分辩罪过及处罚的大小轻重；着名的作家，对最初数星期比较以后星期，更为宽大，但总没有人否认最初时期堕胎，其自身仍是大罪。

这是全体一致的指责：在文件中，只引几件就够了：八四七年梅恩斯(Mainz)第一会议，是研究以前会议对堕胎的处罚，决定妇女将胎打下的，处以重罚。格西恩(Gratien)的谕文集，引用下面教宗斯德望(Stephen)五世的话：「凡杀害胎中婴儿的，就是凶手」。圣多玛斯圣师教训人说：「堕胎是相反自然法的重罪」。

文艺复兴时代，教宗西斯德五世，严厉处罚堕胎的人。一世纪后，教宗依纳生十一世，拒绝了过宽教律家的意见，他们想接受几个人的意见，说在有灵魂之前堕胎，不算堕胎。

近代教宗很明显地表示了同样的意见：比约十一世明白地答覆了一切设难；比约十二世反对直接的堕胎，无论作为目的或方法。若望二十三世，提出教父对生命神圣的训言：「由起初就需要造物主的工作」。

最近，教宗保禄六世所主持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极严厉地指责堕胎说：「由怀孕时，生命就当小心加以保护，堕胎及杀害婴儿，罪大恶极」。教宗保禄六世屡次论及此事时，曾说：这是天主教的教义，并没有变更，也不能变更」。

第三、可加上理智之光 八、尊重生命，不但是信友的责任，只要分析一下，何为人格，他当如何行事后，人的理智就能指出这责任来。人有理性就有人格，他能反省决定自己的前途，他是自由的，他是自己的主人翁；或更好说：因他生活在时代中，有方法成为如此，这是他的责任。

人的灵魂直接由天主而造，是精神体，所以是不朽的。因此，人归向天主，只在天主内，他能找到完满。但人与他人共同生活，在必要的社会生活上，他该与人交往。因着社会及他人，每人有他自己，有他的生命，及各种财物，他有权利，这是严格的公义所要求的。

九、然而现世的生命，不能与人混为一谈，人有更深而不能完结的生命；肉身的生命，是基本的财富，为其他财富的基础。但是还有更高的价值，为取得它，有时当冒丧失性命的冒险，也是合法的，甚至是必要的。

在社会生活中，公益为每人是目的，每人当谋求它，该将个人的利益附属于公益之下；但这并非是最后目的，从这观点，社会当为个人服务，因为个人只在天主方面，才能找到他的命运；人最后只能归属于天主。总不可以人为方法，以求更高的目的。

十、对于个人及社会的权利与责任问题，伦理学当光照人的良心，法律该规定外面的行为。有些权利，是社会不能给的，因为在社会之前，它已存在，而社会有责任保护它、加强它，这是今日人所称的大部份的人权，现代人以能订立它而自傲。

十一、人的第一权利，就是生命权利，人有别的更宝贵的权利，但这是主要的，是其他权利的必要条件，应在一切之先，加以保护。社会或政府人员，不能承认几个人的生命权，而否认他人的生命权，一切由种族、性别、颜色或宗教而来的区别，都是罪恶。这权利并非由人所承认而来，它在人承认前就已存在，它需要人承认，不承认它，就相反公义。

十二、建立在生命阶段的区别，并不比其他区别，更为合理；在老人身上，他虽然衰弱，生命权利仍是完整的，不能医活的病人，亦不失去它；刚出生婴儿的生命，与成人一样，同样当受尊重。实际上，生命一开始，就当受人尊重，自卵受精后，生命已开始，它不是父亲的生命，也不是母亲的生命，而是新生命开始生长；若不是人性的，总不会成为人的。

十三、近代的生殖学亦证明久已明显的事，与任何有灵魂的争辩无关；它证明，由最初一刻，已开始这生命将要达到的，即是人，一个已决定个性的人；由受精时，已开始人生命的路程，每一阶段都要求长久时间，以能进行活动。

今日最进步的科学能说的，至少是不支持拥护堕胎的人。然而对一个哲学及伦理的问题，如何时有人，或堕胎合法否，不是生理学当下最后的决论。由伦理而论，这是一定的，虽然对胎儿何时成人，当能有疑惑，若冒危险去杀害他，是一重罪「将成为人的，已经是人」。

第四、答覆几个疑难 十四、所以天主的法律及本性的理智，排除一切直接杀害无罪的人。然而若堕胎的理由常无价值，又明显是罪恶，问题就不会如此严重。问题的严重性，来自有时，恐怕在许多情形中，否定堕胎，似乎就要否认该承认的重大价值，并且它有优先权。我们不否认这重大的困难。

这可能是母亲的健康，有时是她的生死问题，亦能是增加子女数字，胜过家庭的负担，特别能怕婴儿是不正常的或残废的；也可能是家庭的荣誉问题，或社会中的地位问题。

我们说以上任何理由，都不能授人权力，去杀害另一个人的生命，虽然它刚开始。对婴儿将来的幸福，没有人，连父母在内，亦不能代替他，虽然他尚在胎中，用他的名义，选择他的生死。婴儿自己成大后，亦不能选择自杀权；父母在婴儿能有自决前，更不能选择他的死亡。生命与不幸比较起来，是太重要了。

十五、妇女解放运动，若想将她们由不公正的待遇中解放出来，自然合理；因着文化背景之不同，当做的尚多；然而我们不能变更性别，不能使妇女，如同男人一样，逃避天性要求她们的事；因此，一切大家公认的自由，常为别人的自由所限止。

十六、同样，对性自由亦该如此：若谓逐渐以智慧，以真爱情，来控制本能的冲动，并不减轻快乐，而将它放在自己的冈位上，这是真正的自由，则无任何困难；但这种自由，应避免损害公义。

反过来说：若懂作男女，可自由寻求满足性的快乐，而不顾及性生活的主要目标，就是生育，这就不是天主教的观念，也与人性不相称，但无论如何，总没有取消胎儿的权利，或以为胎儿是累赘而取消他。

十七、科学的进步，造成技术的可能性，它的成绩，无论好坏方面，都是巨大的，这是人精神的成就，其自身是奇妙的。然而技术不能离开伦理而独立，因为技术是为人，自当尊重其目的；正如我们不能利用原子能力作任何事情，同样亦不能用人的性命，对任何方向走去，技术当为人类服务，以便利其正常行动，或预防或医疗他的疾病，以促进人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固然使早期的胎容易打掉，但伦理的评价，并不因而有所改变。

十八、我们知道节育问题，对有些家庭及国家有其严重性；为此，梵二大公会议，及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的「人类生育」通谕，提出负责的父性。我们希望强调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及「论民族发展」通谕与其他教宗文宪中所说：无论如何，堕胎总不能由家庭或政府，成为合法的节育方法，伦理方面的损害，比任何经济及民族的损失，对人类公共的利益而言，都更重大。

第五、伦理与法律 十九、伦理的辩论，往往引起法律上的辩论。任何国家的法律，都处罚杀人犯，因此也有许多国家，亦处罚堕胎的人。但近日，有一股意见潮流，要将堕胎合法化。人早已有缩小限止法律的倾向，特别有关私人生活方面，他们就引用多元化的理由。

虽然许多国家，特别天主教人，指责堕胎，但别人却以为是许可的，或至少是更小的恶事。那末为何要他们随从他们所不赞成的意见，另外在他们占大多数的国家内？

此外，禁止堕胎法尚存在的国家，亦不易执行，堕胎罪太多，不能都加以处罚，于是政府官员只好闭上眼睛，假装不见。一种不执行的法律，常损害其他法律。

尚该加上，暗中堕胎，往往使妇女冒重大的危险，使她不能再生育，有时且有性命的危险。立法者虽继续视堕胎为罪恶，岂不当减轻其损害？

二十、以上及其他各处所听到的理由，都不能使人信从。固然民法，不能伸入整个伦理范围中，或处罚一切罪恶，也无人期望如此；有时该容忍小恶，以避免大恶，但亦当顾虑到更改法律时，所能引起的后果；许多人将以为取消了处罚，便等于准许了。

何况在现时的情形中，杀人犯尚该受严罚，而堕胎却已不视为相反生命的罪，这是不易被人所接受的。固然，法律没有选择观点，或将这观点，放在另一观点之上的责任；然而婴儿的权利，超出一切意见之上，人们不能以自由名义，毁坏这个生命。

二十一、法律的任务不在追求已往，而是改善现在；政府的责任，常在卫护个人的权利，特别保护弱小者的权利；为此，政府有权改正许多错误的事；法律不必处罚一切，但它不可违背比它更深更高的法律；自然法律是造物主刻在人心中的，人的理智可发扬它，订立它，懂清它；但反对它，那就错误了。人的法律，可以不罚，但不能说相反自然法的是对的，因为这种矛盾，就可证明它已不是法律了。

二十二、无论如何，该当懂清，信友总不能守相反伦理的法律；承认堕胎合法的，便在这种法律之内；信友亦不能为这类法律去宣传，或投赞成票，也不可执行这种法律，比如医生或护士，当帮助堕胎，或在天主教的法律及他的职业上，拣选其一，这是不能接受的。

二十三、反而法律应改善社会，及一切环境生活的条件，要恢复被夺去的权利，这样，常给来至世间的婴儿相称人格的待遇。协助家庭及未婚的妈妈，保护婴儿，使私生子有他的地位，认他为义子，以及其他一切措置，使能在堕胎中，常有选择的余地。

第六、结论 二十四、顺从良心，听从天主的法律，不常是容易的事，不可否认它要求牺牲，约束；信友为守天主的诫命，该有英雄的勇气，我们应强调，人类的真正进步，是良心常随从真理，走正直的道路；我们该劝勉能够的人，减轻男女，家庭及儿童的负担，他们的境遇；在人的方面，这是不易解决的。

二十五、信友的视线，不可限于现世的观点；他知道在现世正准备另一重要的生命，当以它的光来判断其他一切。在这观点下，生下一个残废的婴儿并不是不可补救的痛苦事，这与主耶稣的话正相反：「哀恸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玛，五．5)。以在现世没有痛苦，来测量幸福，是背叛福音。

二十六、这并非说，在痛苦前该漠不关心，有心人，一切信友应尽其心力，以补救它，这是爱德之律，但先该努力建立公义，我们不赞成堕胎，但在一切以上，应攻打其原因，这是政府的责任，特别是法律的任务；但同时当影响伦理，做一切能帮助家庭，母亲及婴儿的事。

对生命服务，医药已做了许多事；希望它继续进步，这与医生的使命正吻合他们不是消除生命，而是尽力帮助生命。亦希望有适当的救济机构，若没有的话，因着信友的大方、爱德、各种救济事业都能发展。

二十七、若在思想方面不加努力，在伦理方面就不会发生行动。在这方面，这种思想，与宣传生育为罪恶是矛盾的。固然并非一切文化都适合大家庭制度，在工业时代及都市中，大家庭会遇到重大的困难，为此起来教会强调负责的父性及天主教的明智，然而明智没有大方就不是真的；当知与天主合作，传授生命的伟大，它给社会新成员，给教会新子女。

基督的教会常关心保护生命，它常想到基督带给我们的生命：「我来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若，十．10)。然而一切生命皆由主而来，而肉躯的生命，是人不可缺少的开始。在世间的生命中，罪恶引入了痛苦与死亡，但耶稣基督将这负担放在自己的身上，变换了它：凡信他的人，痛苦与死亡，将成为复活的工具，因此圣保禄能说：「我实在以为现时的苦楚，与将来在我们身上要显示的光荣是不能较量的」(罗，八．18)。

若我们用这比喻，我们要与他加上说：「因为我们这现时的苦难，正分外无比的，给我们造成永远的光荣厚报」格后，四．17。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教宗保禄六世，在接见教义部下面签名的秘书时，批准了这堕胎的宣言，并命令公布。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圣伯多禄及圣保禄大殿奠基日，于罗马教义部。

部长：方济各．施贝尔枢机

秘书：热洛尼莫．哈梅尔罗列总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