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中国主教团秘书处 编译 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出版社 民国八十一年十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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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一.科学与科技方面二.教义方面

三.文化方面 四.法律方面

五.政治与制度方面 结论

　 引言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九日创立了宗座家庭议会，他本人计划于五月十三日，险遭谋杀那天，宣布召集我们开会。按照宗座文宪，Pastor Bonus(善牧)交托给此议会的主要任务是：议会「支持并安排，为人类生命自怀孕即受保护而创制先机」(参阅：141条第三款)。

我们会议是教宗亲自主持枢机院全体特别会议(一九九一年四月四至六日)之后，为人类尊严与生命，特别是最柔弱者的，不遗余力的监护人，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所召开。教宗所主持的枢机院会的主题是：「威胁人类生命问题」。

我们三天的密集工作，专注于堕胎，骇人听闻的现象，每年消灭了四千万人类生命的真正大屠杀，(1)仅以被认合法化的堕胎案件计。实际上，这种现象散播之广，难以数计。

我们的工作目标，是积极地支持家庭「生命的避难所」(百年通谕第39号)。今天，特别是尚未出生的权利，和家庭的权宜濒临严重危机。

忠于教会训导神权，我们站在科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法学家、政治和神学家等不同的立场，确信启示和科学之间，有着极密切的关联，我们对堕胎的各面，作了下列的反省： 一、科学与科技方面二、教义方面

三、文化方面四、法律方面五、政治与制度方面

面对这种困难而又复杂的问题，我们曾经尝试着提出，我们认为最棘手的某些问题，我们也希望以友爱，分享的精神，服务的心态，在生命恩赐的牧灵层面上，以交谈和研讨的方式，公诸于世。因此我们将这些考量提供给，像我们一样，在不同的领域，事奉天主，服务人群社会，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们。我们希望忠于经常遭受重创的真理。

就像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百年」通谕第39节上所描述的，在某种「死亡文化」笼罩下的世界，堕胎的罪恶，如雪崩般扫荡了它，连那些一无所知的人也包括在内。然而今天却有许多人，以信心和勇气为服务生命文化作证。教宗召叫我们，在这福音新传的世代，进入「巴莱西亚」 (2)(救主的使命，第45节)去传播生命福音。

在我们一块工作期间，按照个人的专长，搜集并提出了各种文件和研究，显然地，在此简短的篇幅中是无法罊所欲言的。然而不久，我们仍将在另一书中，在我们曾经反省过的同一题目下，发表这些资料。(3)

在生命之主的鼓励下，我们表达了关心，咨询和展望，而将这一切交托在那些肯努力维护，并使其更加丰满的生命者的手中(若：十，10)。这些手就是你们，教授、医生、研究人员、大学讲师、在法律场所工作的男男女女、从政人员和那些负责公务和维护生命者们的手。

我们既然计划做进一步的反省，当然高兴接受，促进深入研讨这些重要和急待解决题裁的各种贡献。

最重要的是，能用我们的工作和良知使人类获益，并将这些反省传与那些，同我们对人类有同一基督徒看法，和那些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关注并保护人类生命的人们时，我们也获得了不少的启示。

注:

(1)请参阅若瑟拉钦格枢机，向枢机院的致词「生命威胁」(一九九一年四月四至七日)和Francesco Introna e Paolo Moreni， “L’aborto nel mondo：legislazione statistiche e tipologia”，in Rivista Italiana di Medicina Legale，n.9，1987，pp825-838.

(2)「巴莱西亚」乃希腊语，含「坦诚与勇敢」之意。

(3)在这将要出版的书中，搜罗各种有关现代堕胎技巧论文，例如RU 486的用法，未出生者之死，女人生命的步步危机，如皮下种植和其他产品，虽具避孕外形，却有堕胎之效。既然脱离不了伦理邪恶，这些方法也都具备，做母亲的生理及心理上的危险。这一切都应极力强调，因为含混不清及模棱两可的双关说辞，都足以削弱罪恶和不人道的宣导上的严重性。

一.科学与科技方面 近年来，在医药科学层面，有两项事实特别突出，二者均与堕胎的观念和行为有关。

第一项事实，是以避孕与堕胎，二者间日渐增加，日趋接近，发展开来的关联为基础。今天，避孕同时具有堕胎效果的装置，和化学化合物的试验与运用，都在进行，或者已在生产，或对纯为堕胎用品的实验研究。

直到如今，避孕与堕胎之间的关联，主要是心理与社会问题之间的，然而今天这种关联已成为生理与自然官能上的。有时一般女性，在混合药物个案方面，连医生们也不甚了然。同样认知的缺乏，能常在输卵管内避孕装置个案，得到证验。支持向海外传播这些物品和装置的机构，或者不计伦理价值，或经常忽略了伤害到女性健康的后果。

连同此种误导，有时是明知故犯，和其他事实真像，今天应全力揭发。特别是在人工受孕的实行上，如今流行着流失胚胎藉口的尝试，所持的理由是，自然的流产偶而也会发生。在这一方面，必须说清楚，在研究员，医生，和女性面前这两种现象，具有完全不同和相反的伦理性质(参阅信理部，有关在生命开始即应尊重人类性命和生育子女的尊严，Donum Vitae，「生命之恩」，一九八七，第二部，前言)。

第二项事实是，在科学与文化界中的某些战线，否定自受精初期即具备人类价值。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一些主观的见解和纯外在的资料被引进。因此，必须重新肯定，从受精时刻，人类个体即具备完整人类学上的价值(参阅：生命之恩，第二部，第一号)。

人类生命开始第一秒，就已决定了未来发展的一切基础。除非回到受精定点和生命初现之际，人类个体人格的特性和生理，是无法解说的。实在来说，我们今日的自我，实际就是受精时同一自我的延续和发展。我们应该记得，当男女配偶精卵结合之际，一切人性的特征，包括性别，都已决定。

今天的医生们，更该有受重托之感，在患者与大众前，去实践扮演正直教育有关避孕与堕胎药物与装置伤害效果，和实际运作情况的角色。隐瞒真理，实乃一项严重弊端，而且是阻止女性尽责的严重缺失。近年来，过去有过，今天仍然存在，有关堕胎生理和心理上的危险性，强调闭口无言的罪恶性，是多么重大，无论是手术堕胎或药物方法，都很危险。此种缄默与在任何医疗过程中，都应告知患者并获其同意的责任之间，形成一个非常尖锐的对比。

再者，应鼓励科学家和研究员们，设计预防和治疗的新策略，并且利用一切学识，按照「生命之恩」(第二部，第八款和结论)的指示，用尊重生命和生育尊严相容的方法，来征服不受孕的各种原因。

二.教义方面 教会有主给她的责任，支援并指导善良大众维护生命，特别是最柔弱与最无助者的生命(参阅：「家庭团体」，第三十款；「家庭权利宪章」，第四条)。

一切人类价值都能在福音中找到满全，因此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基督徒们应意识到，他们有责任推动并见证，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基本权利，在此权利中首推生存的权利(参阅：人类生命，第十四款；「家庭团体」，第三十款；「家庭权利宪章」，第四条)。

生命应受良心正直人们的保护，特别是那些负责照顾人类为人类健康服务的医生们，和以立法机构保障并维护最弱者权宜的人们。

有关人格的真理，和他与她们的人性尊严，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上，常是处于暗无天日的情况之下。各种不同的因素正在运作：如哲学主观主义，伦理的唯利主义，和法律的独断主义，后者在许多国家，尝试为容许最强者替最弱者，决定他们生命的权宜作辨护。

由于不合作，或至少因为在一些科学家，法学家，伦理学家和神学家之间，缺乏行动，上述现象才有可能。以多元化为名，并尊重多数意见，实际上人格的尊严已被踏在脚下。

然而我们应当指出一项令人开心的事实。今天人类对生命卓越价值－按照天主肖像所造，为降生成人的圣言所赎，并为圣神所圣化－的觉醒，在基督徒之间推动了不少服务的优先构想，给与最弱小，被遗弃，特别为富裕的社会认为不该生存的人们，以极大的关怀。基督的话可以适用在未被允许诞生的婴儿身上，人类中最穷困和最无助者：「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玛：二十五，40)。

三.文化方面 在今天的社会，对生命流行的看法，弥漫着世俗主义，在此思想中缺乏天主感，因而也缺乏适当的罪恶感。因此生命本身的意义已无法掌握。处此环境中，所谓的「反生命」思想才能发展开来，是一种决心对抗人类生命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终极理由是：「在人们心目中没有那位，只有祂的爱能胜过全世界的恐惧，并能征服它们的天主了」。(Familiaris Consortio「家庭团体」，第30号)。

严重地失掉信心是今日「死亡文化」的特征，它应该激起我们良心深处的不安，然而在每一灵魂中具备天生爱的本能，和为人类生命的服务良知，已麻木到窒息的地步。显然地，有些力量、结构、和策略确实存在－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势力的支持－它们所培养的却是死亡的文化。然而无人愿意被视为此种文化的成员。

反对这种戏性的人类处境急需采取的行动，该是普遍传播有组织的教育策略。为达到此一目标，推动勇敢地尝试分辨，发自心灵深处关心的表示，在良心上维护人格的因素。此种教育策略，能促成真挚的爱的文明，在此文明的笼罩下，人格在心物与精神合一之下，藉迈向福音新传，并为生命文化努力工作。为此教宗召叫了我们，去尊重人格(参阅：Christi- fideles Laici「平信徒劝谕」，38号；百年通谕，39号)。

在天主圣言光照下，并静听心灵真诚的愿望，教会站在人格护卫者与「人性专家」的立场，将能找到如何向理性和良知说话的方法。人人都知道，每一人类的生命都是某种生物实体，但不仅此而已。它的价值远高于此。

对较好「生活品质」抱着深切的向往，普遍地存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上。时常这些渴望不仅关系到周边方面的健康或财富，却也涉及到生理和心理上的真实困难状况。如今，人类生命的价值尺度，停留在物质或消费规范的层面，人们很容易下结论说，有些人的生命无用，或至少说有些人已到无药可救的地步。然而维护生命价值的中心规范是属于精神、伦理、宗教和人格本身的尊严方面的。

虽然人类生命价值和它的神圣不可侵犯，在一些正直理性和良心中是显而易见的，但不幸地是，今天它却成为许多攻击的对象，特别是在生命的开始和尽头，那是最柔弱与痛苦的时刻。我们了解那些在受苦的人们，发觉自己的困难和可能经历的诱惑。然而人不能忘记，生命属于天主自己，而且痛苦的奥秘向我们的人格奥秘挑战，因而也反映天主的奥秘。

再者，渴望做母亲或者做父亲，本身就能引起自然的同情，然而它不应该打开寻求「要孩子而不惜牺牲一切代价」的大门。人工受孕，遗传因子的控制和改变的作法，「浪费」或毁灭胚胎，或做各种实验，都是将未生婴儿视作科技的「产品」，而他或她们的生命或人格的尊严，因之而受到了损害。这样人控制人的范围放得更宽，并按照他自己的愿望，成为他自己的「造物主」(参阅：生命之恩，第一部，5号；第二部，引言)。

「生活品质」令人注目的另一面，是有关以工具和有损人格的方式，去了解性和身体的构造。幻想「性自由」的后果，是家庭的破裂，通奸和离婚，堕胎、避孕和控制生育。五花八门的色情书刊，和不一而足的性泛滥，是另一种传播不负道德责任的有效因素。

避孕的想法，是促成脱离向善，进而倾向真爱的主因。这样性和身体沦为下流；与超越和人类生命之原奥秘的关联，或被忽视或被唾弃。其后果是，人类的价值，如贞操、忠信、生殖力强，自我付出，都在受轻视之例，并颇为人所误解。未生婴儿被视为工具，「性生活的不适和不受欢迎的后果」。未生婴儿，不以其人格的真实性、尊严和价值，注定去爱和被爱，受到欢迎。这一切都因堕胎的政策而开放。

推行堕胎权势，与传播避孕的人们，是一伙人，实非事出偶然。实际上，此两种现象之间的，特别心理和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经常发生作用，并且藉着所谓的避孕药物同时具有堕胎效果，促使此种联系具体实现。这种想法也打击到女性的尊严，常使她肩负起当工具被利用的任务，使她的生活条件处于与她自由意志，完全不能协调的状况，并且同她做母亲的深切向往相抵触(参阅：女性尊严，18号)。

为了克服死亡的文化，心态的改变是必须而急迫的。我们需要再重新发掘每一人类的深意和价值，而且教人尊重他或她的生命权利，从受孕直到自然死亡－也就是再重新发现每一人格的意义。

另外，推展性的健康观念，尊重自己的人格(同时也教导尊重别人)，婚前的贞操和夫妻间的忠信，同时也培育对生殖力更深价值的良知，是刻不容缓的。这种生殖力的自然节制的技巧和方法，也应包括在内。这种教育工作的一些场合是：首先是家庭，因为它的主要工作就是教育；其次是与家庭合作的学校，再有就是基督信友团体，最重要的是堂区和青年组织，社会和卫生机构，和大众传播媒体。

四.法律方面 立法的首要任务是力图藉法律系统，维护从受精开始的人类生命。如果法律不维护人性尊严的话，其中首要的是生存权利和基本表示，法律能否定自己，或成为使有权者压迫弱小者。

应该清楚地说明，未生婴儿「应受尊重以并以具备人性位格的身分相待」(4)而且构成保护他或她权利责任的真正理由，而此责任则由国家来负担。因为一切法律的目的，是为维护人类的尊严(「hominum causa omne jus constitutum est」一切法律的建立都是为人的缘故)，主张堕胎立法的罪恶，不仅从其后果引申出来，(5)并也从立法观念的毁灭性。因此必须极力并且坚决地揭发主张堕胎法的不公。

也应特别强调，在诠释法律条文时，「人格」的观念成为歧视的用法：有些人被承认具有人格，而别的人却不被这么看，并且因此敞开了合法消灭他们的途径。

无论如何，「人格」的概念，应该用来区别每一人性与别的受造物不同。换句话，每一男人或女人都是一位人：「位」字的意思指的是他或她与其他受造物之间的超越性。

在某些立法程序上，政府有责任保护胚胎应受肯定，然而这还不够。实际上，这种责任甚至只能以整体的利益为正当理由(例如，增加人民的数目)，然而保护胚胎责任背后的理由，是以每一个人的价值和权利为基础。再者，任何以此为原则的立法，都应该将此保护权付诸实行。

因此立法委员们职责的主要重点，是为生命服务。不仅避免许多无辜者的死亡是重要的，就是预防民主变成独裁，(6)和自由变成自私的放纵，也都是重要的。民主的基础是肯定每一男人或女人的平等权利，只因为他或她有人性，并不在乎他或她有什么或能做什么。当国家执行分辨人类生命价值的有无的权利时，我们曾经从独裁的路上走过来。如果许可因自由的名义杀死无辜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已经走了样，而成为自私的藉口，不再是关注与爱护。

最后，许多和平运动者，也在教会圈内存在，应该提醒他们，主张堕胎的法律，对真正的和平并没有贡献。所以，这些运动，特别是属于天主教的，应重新肩负起维护从受孕开始就有的生命的任务来。

有关尊重生命权力的法律问题，应向所有立法者们陈明，无论他们信仰什么宗教或有何种政治背景。应再一次地肯定，现代国家的国际宣言和立法的明文规定，都指出重视人权的尊严，是国家的主要责任。否定胎中的人类意义，不就是出卖这些原则的表示，并且接受人类歧视的标记吗?

特别是基督徒立法委员们，有关生命问题，或在已有主张堕胎立法国家，或在无此种立法国家，他们都有非常重大的责任。在属于后者的情况下，我们所提出的是，要预防一切有损尊重生命的原则，并推动删除实际导向堕胎动议的立法。然而也在已获通过放纵立法的国家，基督徒立法委员们该视考虑修改这些法律，为他们使命中的主要和中心的任务。立法委员们，对选民们辨识这些问题的坚持态度，不能模棱两可。

当然，真正问题之所在，大家所深知的，是在国会中争取完全尊重生命权利的多数赞成。无论如何，这不能作为不坚决推翻主张堕胎法案的藉口，而不去推动完全尊重人类从受孕开始的生命。为此，信仰天主造物主和耶稣基督救世主的人们，应该晓得，他们参与公权利的执行，是与缺乏坚持到底经常努力，修改宪法和行政措施，不能同时并存的。

注:

(4)我们将「生命之恩」(I，1)的教导，为拉今格枢机在枢机院会中引证过的，1991年4月4-6日：「...现代遗传学家指出从卵子受精那一刻，一个不是爸爸的也不是妈妈的新生命就此开始了；它更好说自己在生长着的新人的生命」。科学也曾指出『从第一瞬间，就已决定他将是何种生物的设计；一个人，这独特个人连同他个性的各面，都已决定完备。一个人从受精那一刻，就已开始了他生命的旅程，而且他每一项功能都需要时间去发展，到一个能够行动的地步。最近人类生理学的发现也承认：「在因受精而产生的结合孢子内一个新人的生物个性都已组合完整」。当然没有任何实验资料的本身，足够带给我们承认灵魂存在的结论；然而科学有关人类胚胎的结论，却提供了有价值的迹象，藉以用推理来判定，在人类生命刚一出现的时刻，就有人性位格的存在：何以一个人性的个体而不是具有位格的人?有关这个问题，即使教导的教会，没有藉哲学理念以一种约束方式的肯定，来表明自己，教会仍然不断地教导，从存在的首刻，只要是人类的后代，人类胚胎就应享有无条件的尊重，这种尊重从伦理方面来说，对一个人在其精神与肉体整个自我，是绝对必须的。「人类从受孕那一刻，就应受尊重，并应接受具有人格的待遇...』」。

附注：当我们的宣言送往付印途中，恰好教宗往访波兰，在那儿维护生命在教理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处此情况中，他用下面的话说：「首先对新受孕婴儿的态度应该改变。他向来不是入侵或攻击者，即使假定他的来临出乎意外。他是一个具有位格的人(波兰话：Jest Ludzka osoba)，因此，有权从他父母那里接受毫不吝惜的礼物，他们自己，即使需要他们做点特别的牺牲」。教宗在弥撒中向Kielce教友所作的证道，7号。

(5)人们可以提出下列问题：堕胎数量的增加，良知的腐化，医药界的堕落，故意反对的独裁压制...

(6)请参阅：Michel Schooyans，L’avortement：enjeux politiques，Editions du Preambule， le Quebec， 1990， pp.157ss.

五.政治与制度方面 真正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以人类生命基本权利为基础的人性尊严的观念上的－从受孕直到自然死亡－这是所有人的权利，也应为所有人所公认。因此推崇与维护生命，为争取基本自由的奋斗，民主的基础，是先决的条件。

在独裁政体刚崩溃的今天(百年通谕，22号)仍有新的，复杂的，独裁主义，它奠基在一个错误的结论上：一切意见都同样正确；因此就有强者优先的危险。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不可能拒绝维护每一人类生命。

过去二十五年中－在英国国会通过了堕胎法案之后(1967)－支持堕胎立法的强烈运动就此展开。今天这个运动已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经济结构，它要求并维护堕胎合法化，亦视其为女性权宜和国家可以强制的责任。

在国际间，堕胎运动收到相当庞大数目的金钱。(7)这批基金是以节育的方式来推动堕胎而为某国际组织，经济能力雄厚开发的政府，和一些私人基金会或厂商所捐赠的。特别是，避孕工业和堕胎诊所的某些利润，经常又回馈为推动堕胎之用。然而，有些政府的政策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拒绝捐给在别的国家推行主张堕胎的计划。

就是在教育界，有些组织设法影响儿童和少年，目的是想要改变下一代的思想，毁灭家庭的价值观。这样相反生命的思想，壮大并传扬开来(参阅：家庭团体，30号)这些组识在一些国家内，增加医生训练的提供，好使他们在这些国家内展开堕胎的工作。

在维护生命的奋斗中，我们应当不停地分析经济和政治成分，他们组成反生命的结构，这样我们才能集中在我们工作的确定目标上。

注意家庭社会政策也很重要，因为在许多国家公共结构，不仅从事偏向堕胎的活动，而且制造许多生育的阻碍。例如所谓的住屋政策，它就设计了家庭成长的阻碍。社会真实的安全保险，公道的平均分配，都很缺乏，还有税捐政策和立法效能，也把沉重的负担加在家庭的限制上。这一切都自然地助长了拒绝生命的漫延。

注：

(7)在国际间，主张堕胎运动是以国际双亲计划联盟(IPPF)或其他组识，如在新马氏人口论人口控制观点下的运作，为基础，藉推动堕胎来完成。这与国际(联合国)1984年人口会议18号的报告矛盾，该报告促使各国政府「采取避免妇女堕胎的适当步骤，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推动家庭计划法…」。然而，就在联合国的组识范围内，曾从事堕胎药物RU 486的研究工作。堕胎的推动者们藉不同组别工作：医药法律职业团体，社会福利机构，国家与国际间的政治集团，并经常藉用极权和大众传播。

结论 这是我们反省的某些方面，就像在开始时说的一样，我们愿意同接受这个文件的人们分享我们的看法。

在教宗亲自创立的宗座家庭议会十周年，并纪念宗座劝谕，「家庭团体」十周年的机会上，将我们工作成果呈现在大家面前，是一项特殊的喜乐和荣幸。

此一文件为宗座家庭议会视为实践手册，为推动家庭「生命堡垒」的牧灵工作而印行。

宗座家庭议会主席Lopez Trujillo枢机

副主席Jean-Francois Arrig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