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於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由战胜的协约国和德国签署和约而正式结束。在战争爆发不久，本笃十五世教宗曾劝阻意大利不要介入战事，但无效。当战争延续了叁年多，各方都疲惫不堪的时候，教宗又向参战的各方发出修和的呼吁，不要太争执於物质表面的得失，以和为贵，但这项呼吁没有得到良好的反应，法国尤其不以为然。结果，"凡尔赛和约"内容显示报复的心态多於修和的精神。也因此，种下了人类日後更悲惨的一场祸患的根源。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终於应运而生，无神共产主义也因此得以坐大，把红色革命推销到世界各地。

话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後，意大利天主教徒开始参与了政治生活。一九一九年斯图尔佐（LUIGI STURZO, 1871-1959）神父创立了"义大利人民党"（PARTITO POPOLARE ITALIANO），这是日後意大利基督民主党的前身。然而，这个天主教徒组成的政党还没来得及巩固基础，墨索里尼和他所创立的法西斯党便在一九二二年十月掌握了政权。斯图尔佐神父因为公开反对法西斯主义，所以不得不流亡在海外。

意大利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是并没有从"凡尔赛条约"中获得原来所期待的，因此，民族自信心和国家意识受到相当的挫折。战後的意大利经济萧条，罢工现象严重，社会秩序混乱，又担心"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的渗透和煽动，於是一大群从大战结束、解甲归乡的人，一方面怀念昔日的荣耀与秩序，一方面不忍国家民族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在墨索里尼振臂高呼之下，纷纷加入法西斯党。这些党员大都出身平凡、但反对教会和神职的人，却也乐意接近天主教会中的保守派人士。这些保守人士一方面害怕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对尚未稳定可靠的民主政治又不放心，所以对新兴的法西斯主义并不厌恶。一般而论，天主教徒舆论中有一部分是偏向於墨索里尼的，因为他有意和梵蒂冈圣座解决有关"罗马问题"的纷争。也因为这样，虽然墨索里尼在一九二六年解散意大利全国所有的政党，天主教徒也不太在意。後来，墨索里尼在一九二九年初与圣座签署了"拉特朗条约"之後，他的声望在教内外更达到高峰。

从此以後，法西斯党越来越专制独裁，它甚至要控制国民的整个一生，把人生的每个阶段都纳入党的各种组织中。墨索里尼曾说：「人一出生，我便把他接收过来，直到他临死为止绝不放手，临终那一刻的事就留给教宗去管好了」。就因为法西斯党有这种控制人的一生的野心和企图，所以教会中的任何组织运动都被党政当局视为竞争者。

一九叁一年教会的一些场所遭到法西斯党人的破坏，教会的青年组织也被解散。庇护十一世教宗对这种蛮横的态度忍无可忍，终於在那一年六月发表重要的通谕，名为"我们不需要"（NON ABBIAMO BISOGNO）。在这道通谕中，教宗向国家集权主义提出强烈抗议，强调教会必须拥有推行教育的工具，而且宣称把国家当偶像来崇拜，把少年、青年和成年人据为党政机构差遣使用，这与家庭的自然权利和教会的超性权利背道而驰。通谕进一步指出；如果有人要求教会和教宗只能管宗教表面的事，例如作弥撒和施行圣事，其他一切有关教育的事都该当全归国家来安排，这种想法与天主教教义完全不相容，天主教徒无法接受。

庇护十一世教宗颁布"我们不需要"这道通谕後，并没有进一步和意大利法西斯党政府作直接正面的冲突，但是他要求公教进行会不要参与任何政治、工会和体育活动，因为这些活动都由党政所控制，而法西斯党正是指控公教进行会具有政治意味者。

一九叁二年以後，在法西斯党党魁墨索里尼的领导之下，意大利已经生活在专制独裁政体中，在这种政体的薰陶下国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情绪自然高涨，即使对法西斯政府已没有好感的天主教徒也不例外。一九叁五年墨索里尼发动埃塞俄比亚战争，派遣驻扎在邻近厄立特里亚的军队侵占埃塞俄比亚。由於埃塞俄比亚一点也不提防这项阴谋，所以毫无戒备，於是很快地被意大利并吞了。这项侵略战争给国家民族主义高涨的意大利国民带来了心理上的满足，就连天主教徒也与有荣焉，欢欣雀跃不已。面对这种恃强欺弱的不合理侵略行动和全国欢腾的气 ，庇护十一世教宗也不敢予以正面的谴责，只有透过梵蒂冈官报"罗马观察报"指出：即使为了"生存空间"（SPAZIO VITALE）的需要，也不能不择手段地发动不合理的征服战争。所谓的"生存空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纳粹政府对外发动侵略，扩张领土和势力 围的一种地缘政治学说。这种学说对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很有吸引力。

眼看军队一批一批地离开本土，开往非洲，意大利主教们也降福出征的军队和他们手上撑着的国旗，教宗实在有口难言。好在埃塞俄比亚战争很快便在一九叁六年结束，教宗为了当地又恢复和平而感到欣慰。意大利传教士从此在东非这块广大的地方扎实地从事传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