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一四年，欧洲联军击败拿破仑，次年，联军各国在维也纳举行和会，重订欧洲各国疆界与势力 围。於是海上航行自由再度确立。虽然如此，法国南边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开始势微，东山不再。这两个殖民大国日薄西山之後，它们在美洲的殖民地便先後纷纷独立。至於拿破仑，他虽然战败，必竟欧洲各战胜国对法国并没有过於苛刻，在重画疆界之後，法国仍然保持相当完整的领土，国家的生机依然存在，它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海岸线并没有遭到封锁，因此，在欧洲国家中它还是唯一可以和英国在海洋上争夺控制权的大国。在当时，控制海洋航线就是操纵国际贸易，扩展殖民事业，所以影响传教工作既深且大。从某种观点来说，英国是以誓反教的保护国自居，法国则认为是天主教的保护者。於是在对海外传播福音这项使命上，英法两国常常站在角逐的立场。

十九世纪的海上交通，蒸汽船已经逐渐取代帆船，航速快多了。於八六九年苏伊士运河又开通了，欧亚之间的航程缩短了一半，对欧洲来说，远东变得更近了。在此之前，欧洲的航海探险家只认识非洲和亚洲的海岸地区，从现在起，他们开始进入内陆。这些航海探险家之中有科学家，有投机者，有冒险者，也有移民垦荒者，更有传教士。天主教遣使会两位会士于克（HUC）和加贝（GABET）神父在一八四叁年到一八四六年写成的"西藏之旅"（VOYAGE AU TIBET）曾轰动一时，而身为医生和牧师的英国探险家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则从非洲南部的赞比西河（ZAMBESI）溯河而上，发现许多地理新知识，也发现东非几个大湖和瀑布。这位举世闻名的英国探险家的探险游历记载激起了西方世界对非洲内陆神秘的憧憬。

由於蒸汽船取代了帆船，加快了航速，由於苏伊士运河通航，使欧洲与东非和亚洲的航程缩短了一半，更由於探险游历家和传教士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新民族、新文化、新风俗习惯奇异描写，吸引了旧大陆人士对海外的向往。

其实，早在一八Ｏ二年，法国着名作家和政界要人夏多布里昂（FRANCOIS-RENE CHATEAUBRIAND,1768-1848）就已经写了一本名叫"基督信仰的才情"（LEGENIE DU CHRISTIANISME）的书。他在书中极力推崇传教士和传教工作的美妙与伟大。这本书充满罗曼蒂克的气氛，它不仅影响时代人士对海外传教生涯的羡慕，也开创了传教文学的先河。在夏多布里昂笔下，传教士个个成了传奇人物，传教工作也成了充满刺激和冒险的事业。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甚至被很多人视为拓展国家威望的要素。正因为这本书一出，洛阳纸贵，於是耶稣会士在十八世纪出版的"有益与稀奇的文学"（LE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便又重新问世，多次增版，畅销整个十九世纪，传教文学一时蔚为风气。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之间，欧洲天主教徒，尤其是法国教友原来已经非常怀旧，他们极度渴望重建教会昔日的尊严和旧传统的声望。如今，交通问题已经取得重大的进步和改善，在万事齐全之下，又经传教文学东风一吹，一股前往"化外之地拯救生活在黑暗与死亡中的人灵"的心火遂蔓延起来。誓反教徒在大英帝国强大海洋舰队的保护之下，早已纷纷远渡重洋，到美洲新大陆和非洲及亚洲各地拓展教务，天主教徒不甘示弱，急起直追，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也从法国各港口起锚，前往遥远的地方实现他们在本国内无法实现的理想。这些传教士在海外所遇到的情景，跟昔日宗徒们建立初期教会时所遇到的一样，他们在陌生地方所碰到的人、地、事、物都对基督的福音毫无所知。除了传教士之外，某些对社会主义怀着乌托邦理想的人也到海外寻找处女之地，以便建立他们的理想社会。

欧洲传教士抵达海外遥远的陌生之地後，往往也发现当地居民的生活处境仍然非常原始与落後、疾病、贫穷和无知使他们无法享受文明的生活，人的生命没有尊严，毫无价值，弱者为强者所吞噬，一辈子作奴隶，任由富豪强者驱使贩卖。例如在非洲，无数的黑人还任由阿拉伯商人当作奴隶来交易。於是恻隐之心动了传教士，他们在传扬福音的同时，也从事教育、医疗和文化交流的工作。

总之，十九世纪的世界仍然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欧洲人以基督福音为信仰，为文化根源，他们的文明是基督信仰的文明。当欧洲传教士到海外某些国家後，发现那里的居民实在很落後，与基督教义所宣讲的社会人生道理相距很远，几乎是缺乏文明的民族。於是传教士们都相信：世界该当走向文明，这个文明当然是欧洲的文明，是基督信仰的文明。因此，基督宗教才算是文明的宗教，也是向往文明的民族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