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会传教史上来看，英法两国在海外的竞争就表现在如何筹划海外的传教工作上：传教资金来源，传教士供应，硬体设备，以及编着教义等等，这都是两国教会殚精竭虑，全力以赴的工作。对当时的基督信徒，不论是誓反教徒或天主教徒来说，海外传教工作的顺逆非常令他们挂怀。而教会本身也知道重视和重用信友们的传教热忱。

一七九二年英国誓反教鞋匠威廉．凯里（WILLIAM CAREY）在诺丁汉（NOTTINGHAM）为海外传教大声疾呼，并创立"浸信传教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叁年後，一七九五年，"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在这个时期，誓反教许多圣经学会如雨後春笋般地诞生，这些学会用种种语言翻译并印刷圣经，作为传教的基本工具，但也向信徒，不论贫富，要求每周固定的捐献，作为传教的经费，在街头巷尾和公共场所也可以见到奉献箱，任人随意捐赠。誓反教的这种作法被海外一些法国天主教神父学到了，他们回国後也模仿着作。

誓反教在海外传教事业上所展开的竞争固然对天主教产生刺激作用，却也常常因此而伤爱德，因为每个教派和天主教彼此控诉对方为了促使教外人士归依自己的教会团体，竟不择手段。这样的纷争越来越多。

一八一五年法国拿破仑失败後，巴黎天主教外方传教会在经济状况极度艰钜中恢复了传教工作，他们一方面寻找经费，一方面在一八一七年成立一个为宣扬信仰的组织。一八二二年，法国里昂一位二十叁岁的年青女子保利娜．雅里各（PAULINE JARICOT），经她的神父哥哥的介绍，认识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会士，而知道了那个组织的宗旨。她对这个宗旨很热心，也将组织的工作视为己任，於是把誓反教每周捐献的方式加以改良，使之更有制度，更有系统。她把捐款的人分成十人一小组，百人一中组，千人一大组，由热心传教的人士分层负责收集捐款。

当时，里昂还有一个由士绅组成的团体（CONGREGATION DES MESSIEURS），以为为个案的需要捐款并不是理想的办法，所以建议设立一个唯一的善会机构，统筹天主教各种传教需要。就这样，一个为传扬信仰的社团便诞生了，它名叫"传信善会"（SOCIETE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这个善会承担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募捐工作，而且沿用保利娜．雅里各小姐所采用的募款方式。这个在一八二二年诞生的"传教善会"有群众基础，所以发展得很快。在成立的那一年募得的款项为两万两千九百一十五法郎，二十四年後，一八四六年，在四百七十五个教区中募得了叁百五十七万五千七百七十五法郎。在这个时期，许许多多的善会又相继成立。一八四叁年法国的福尔班．扬松（DE FORBIN JANSON）主教创立了圣婴会（OPERA DELLA SANTA INFANZIA），为帮助传教区儿童的需要。

在十九世纪中，共有两百七十个支持海外传教工作的教友社团诞生，其中有两百二十八个到了二十世纪叁十年代仍然存在。这些社会善会也发行杂志，介绍传教区的状况，也鼓励教友以人力和物力来支持传教事业，其中以一八二叁年发行的"传信会年 "（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历史最久。这份出版物刊登"两个世界的主教与传教士的书信"，被视为十八世纪耶稣会出版的"有益的文学"的延续。在创刊七十年後，"传信年 "月刊发行量达一万五千份；二十叁年後达十七万八千份；而且用多种语言发行。一八六八年传信善会又出版"天主教传教区"周刊（LES MISSIONS CATHOLIQUES），用九种语言发行。总之，从一八二叁年到一九一九年之间，共发行了叁百八十种传教杂志，其中七十九种是法文的。

上面所说的都是传教事业的後勤支援单位与力量。至於打前锋的传教士又如何呢？十九世纪初年，美洲、非洲和亚洲传教区极需要传教士，所以那里的主教们都要求欧洲派遣传教士前往协助开教。这个时期有不少神父们都以个人身份应召，前往海外传教区服务。面对海外的需要，昔日的修会如遣使会，巴黎外方传教会，圣神会等等的，都慢慢地复苏起来。至於那些大修会，如耶稣会，方济各会和道明会也急起直追，不甘落後。有些修会甚至协助新传教区的诞生与成长，仁爱女修会在这方面就出了不少力。

然而，十九世纪最别开生面的现象便是以海外传教为宗旨的修会的设立。在这一百年内，计有五十叁个男传教修会和两百个女传教修会诞生，其中二十五个男修会和五十七个女修会都出自法国。这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纪里面，罗马圣座传信部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传教士可供调遣。据估计，在一九一四年全球各地的传教士中，有叁分之二是法国人。不过，到了十九世纪末年，德国和意大利的传教士也有显着的增加。例如在这期间，意大利便产生了四个重要的男修会，就是米兰的宗座外方传教会，维罗纳的"公伯尼"会（COMBONIANI），都灵的"公索拉达"会（CONSOLATA），以及帕尔马的"沙勿略"会（SAVERIANI）。

由於传教修会诞生的地方与文化背景不同，所以每个修会的作风和所注重的工作也多少有些区别，但是彼此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到一个新地方传教时，好歹先盖一座圣堂再说，这和誓反教以散布分发圣经为起点的作法大异其趣。理由在於天主教比誓反教更注重宗教礼仪，而举行礼仪需要有像样的场所，那就是圣堂。天主教喜欢举行隆重威严的宗教礼仪，以便给教友，特别是给第一次与教会接触的教外人士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吸引他们接近教会，对教会产生好感的第一个途径。

西方传教士到了新地方，一般都很有系统地学习当地的语言，他们在很多地方创立了当地的语言学，这种学问经常连本地人都莫名其妙，叹为观止。

欧洲的文化是文字书写的文化，所以他们一到海外新地方，除了盖圣堂外，最感兴趣的便是开办学校，从事文字教育，因为经由文字可以接近和了解宗教信仰与文明。一般来说，西方传教士在传教区创办的学校都很吸引本地人，不过偶而也发生意外，遭来忌恨，有些人还认为传教士创办的学校教育破坏了地方文化的原始结构，这当然容易引起反感。事实上，欧洲传教士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真正了解，进而重视地方口传的文化和习俗的价值，这些文化和习俗往往被新到的传教士视为神话和迷信。

天主教传教士除了开办学校，给地方居民提供新式教育之外，也推行了不少社会工作，例如救济贫穷、医疗保健服务这一类的爱德工作，与誓反教牧师传教士的作法不尽相同。誓反教比较倾向资本主义的观念和作风，他们在传教区比较注重经济事业，把重整地方的经济活动与劳动当作圣化日常生活的途径。

由於十九世纪欧洲誓反教和天主教在海外的传教事业蓬勃发展，罗马圣座很快便感觉到对海外传教工作的指挥与协调负有重大的责任，於是就在一八一七年重整负责传教区工作的传信部。一八二六年毛罗．卡佩拉里（MAURO CAPPELLARI）枢机主教担任传信部长，在职五年，於一八叁一年当选为教宗，取名号额我略十六世。因此，圣座的海外传教政策有了连续性。

额我略十六世教宗上任後，格外注重地方神职人员的培育，他的目标是本地神职人员能够负起本地教会的管理责任，进而建立真正的地方自治教会团。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在一八六九年召开时，也非常强调地方神职人员领导地方教会的观念。不过在十九世纪那个时代，在传教区本地培养当地神职人员是有客观上的困难，而且西方传教士在各方面也有潜在的优越感，所以，圣座的政策并没有彻底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