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七八九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各国，甚至对整个世界的政治与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教会的生活又何尝不如此。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当时的天主教以为它已经把人在社会中的种种生活都定了位，每个人会按照他的生活环境和规 ，循规蹈矩地过日子，不致於出现多大的差错。换句话说，教会已经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关系立下了活动的 围，只要大家遵循，社会自然稳定。也因此，教会认为自己，也被很多人视为稳定社会的力量。

那晓得法国大革命一爆发，教会过去所以为的几乎全部幻灭，革命运动给教会的打击非常重大，除了直接迫害教会，杀伤教会神职，没收教会产业之外，也间接地伤害教会，就是在教会之外另建一个与宗教无关的世界：人们开始发展工业和城市形态的社会，建立新的哲学思想，钻研自然和历史科学等等的。这一切都在教会之外进行，毫不顾及教会的观念，也不涉及教会的生活，俨然形成一个与教会信仰毫无关系的世界，甚至对与它相反的教会古老传统进行打击。

除了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完全俗化的新世界把教会丢弃在一边之外，当时的教会还得无可避免地设法与同是信仰基督，却已经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其他教会团体和平共存，对这些教会团体天主教一向不愿正式承认它们。

曾有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教会内部负责人士 了一道高大的墙来对付外在世界的威胁。但是与其 墙对抗，倒不如正视现代社会的种种改变，因为到底基督信徒还是生活在这个不断在改变中的世界里，如果不正面解决这些问题，恐怕将来连教友们也变成外教人，再也无法宣讲福音。

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再度发生工人暴力革命，致使法国主教和有名望的教友又选择了保守路线，支持拿破仑叁世的专制独裁政权，并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後人常常引用一句据说是庇护十一世教宗的话说：「教会在十九世纪失去了工人阶级」。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在指责教会总跟统治阶级站在同一条线上。其实，许多历史研究并不以为如此，这些研究要求社会不要那麽肯定地判断教会的态度和立场。

事实上，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情况与法国的并不相同。比方在德国，尤其是西部的莱茵邦，那里的天主教和工人阶级有着根深蒂固的良好关系；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天主教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在城市里的工人阶级。所以，法国的情况有些特殊，那里的工人阶级似乎是在教会之外形成了。法国的主教经常是来自农村的乡绅家庭，他们对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工人的贫困处境并非视而无睹，或无动於衷。问题出自主教们没有能力分析造成劳工阶级贫困的因素，也不知道采取什麽补救的办法。比方说，那些从乡村涌到工业城市谋生的人，都挤在城市郊区，他们一方面离乡背井，但在城市郊区也找不到适当的社区结构来接纳他们大批的涌到。所以，他们生活处境的恶劣可想而知。再说，城市里的本堂区原来只有本地固定的教友家庭，现在乡村的人大批涌入城市，每个圣堂挤满了彼此素不相识的各方人士，本堂神父过去和每位本堂教友都保持来往，互相了解，如今再也很难保持昔日的个人接触来往。过去本堂区的生活方式特徵，在外地居民蜂拥而至以後，逐渐在变质。一八四九年巴黎教区一位代理主教便开始抱怨这种新情势。当时的本堂神父们只能在精神生活层面对教友有所贡献，他们呼吁雇主慷慨大方地对待工人，也呼吁工人作个有德行的人，不要酗酒，不要荒淫无耻，要遵守教会的规矩和天主的诫命等等的。

十九世纪初年社会主义逐渐形成之际，不论在思想或在社会经济改革工作上，都遵循着天主教的教导。不幸的是一八四八年二月和六月法国发生暴力革命後，原来的社会主义开始渐渐地放弃教会的福音精神，不但不再表现宗教信仰的立场，甚至公开反对教会，宣称教会是政权和经济剥削者的同路人。当时法国社会主义理论家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便说：「私有财产是偷来的东西，天主乃是一种邪恶，必须用正义来代替宗教的观念。」

同一年，也就是一八八四八年二月，正当巴黎人民再次发动革命，占领市政府，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迫使国王路易．腓力普逊位出亡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在一个月之前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所草拟的"共产党宣言"（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MUNISTA）送到英国伦敦印行。十九年後的一八六七年，马克思又出版他有名的"资本论"（CIPITALE）的第一卷，目的在为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寻求和奠定科学理论基础。这个基础便是阶级斗争乃历史进步的动力，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的思想很能吸引社会中长期被剥削的工人，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共产党的行动。在一八六四年已有"国际劳工协会"的存在，这个协会以教会的对立者自居。为了这个理由，教会领导人士不能不反对否认天主存在的社会主义，否则，教会的基本信仰必将被这种无神论的思想所破坏。

为了对抗正在蔓延的社会主义，当时的教会不断地向教友发呼吁，勉励他们坚守基督信仰，而且要求他们广泛地推动社会慈善事业，补救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弊端，使贫苦的劳动阶级人士仍能从教会所推行的爱德工作中看到人性的一点希望，而不致於投入阶级斗争的怀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