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八年对欧洲，尤其对法国的社会改革，是个关键性的一年。那年二月，凡是对社会现状不满的人，包括共和党人，天主教保守派人士，以及失业的工人，大家行动一致，在巴黎发动革命，罢黜王室，建立共和国。一时，全国兴高采烈，以为国家从此可以走上自由、民主、修和与繁荣的康庄大道。

那知两个月後所选出来的国会代表竟是一批保守派人士，他们对社会迫切的问题毫无所知，也缺乏改革的意志。当一大批一大批失业的工人涌向巴黎，希望在国家工厂里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而国家工厂又因为国会认为所需的经费太高，而不批准开业，於是失业工人於六月二十叁日在巴黎发动一次比二月更严重的暴力革命。叁天後革命被政府军所镇压，死伤无数。

这场工人的暴力革命再度推动政府走向比以前更保守的路线。就因为这个缘故，法国天主教里面一些比较开朗，支持自由、民主与改革的人士在一八四八年以後便不再受到社会多大的重视。

虽然这些前进改革派的力量不再主导社会思想与行动，但这并不是说社会原有的问题再也没有人关心，而是说关心这些问题的人已不再是自由派人士，反而是保守派的人。这些保守派人士以为导致社会贫穷悲哀的是经济自由主义，因为这种主义摧毁了旧时代社会中那种家族父权体系和同业公会制度的运作方式，而造成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个人主义作风，整个社会再也不存在彼此关怀的义务精神。

基於这种看法，法国天主教保守人士认为必须推行反革命运动，回到过去，重建昔日的社会关系体制，让关心贫穷的社会贤达把最贫苦的人纳入同业公会的制度中。因着这种看法，一时有许多以守望相助为目的的民间社会组织相继诞生，其中有些甚至在工厂里面建立起来的，这些工厂的主人当然都是比较好的教友。

这种具有慈善互助性质的组织在一八七Ｏ年结合了巴黎五分之一的学徒工人，他们彼此形成一个大家庭，大家互相尊重，友爱，服务。不过，这些看来很富有人道和人情味的民间组织却引起倾向社会主义的工人的不满，这些人不喜欢那种仍带有家族父权至上色彩的劳工组织。而事实上，这种出於自愿，形式很简单，很民间私人性质的工人结社团体，是没有能力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的。当时法国天主教一位对社会工作非常活跃与关心的人阿尔芒．德默伦（ARMAND DE MELUN），在一八七一年承认这种团体组织的失败说：「社会主义的想法之所以成功，不仅仅在於它们知道激动人的热情，更在於把自己当作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完整的系统介绍给人，它们回应社会问题的难处，而我们在这方面没有提出任何类似的方案」。

从阿尔芒．德默伦这段话，我们似乎看到十九世纪中叶前後，法国天主教保守人士主张的家族父权管理方式和同业公会体制，并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德国好像得到比较客观与中肯的处理。

德国的工业发展在整个西方世界上来说，步调比较缓慢一些，但这种缓慢反而给天主教人士更充分的时间来思考和了解十九世纪工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并不能凭私人或团体内部的彼此协助和爱德关怀来解决，而应该从根本下手，那就是重新建立社会经济制度，并要求国家在这方面大力投资。当时德国美因茨（MAINZ）教区的主教凯特勒（KETTELER, 1811-1877）在建构这种新的社会思想上有相当的贡献。

事实上，凯特勒主教的思想很少染有自由主义的色彩，他倒是很怀念中古世纪欧洲社会的同业公会组织，不过他已经看到社会结构改革的必要，这在他於一八六四年所出版的"劳工问题与基督教义"这部巨着中有深入的探讨。他在书中指控「富有的人偷取天主分配给众人的东西」。

凯特勒主教既反对自由资本主义，也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希望的是一种同业公会组织的社会，但他也要求国家干预同业公会组织的规则，例如规定工作的时数，星期日必须停工休息，让工人分享生产的利润，帮助在外劳动的母亲等等的。

与凯特勒主教同时代的，德国还有一位着名的关怀劳工青年的神父，名叫科尔平（KOLPING, 1814-1865）。科尔平神父出身鞋匠，对重建工人的结社组织非常热衷，他在德国全境创立了青年劳工团体，也希望劳工们在劳动场所之外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团体。科尔平神父的见解和作法对法国那些主张家族父权主义的保守天主教徒并发生不了影响。

德国天主教为解决十九世纪工业发展所衍生出来的问题而倡导的社会思想训导虽然比法国先进，但是法国天主教在这方面的努力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一八七一年二月法国人民选出一个以保守派为主的国会，这个国会企图复辟，结果巴黎市民在叁月十八日再度发动革命，并於二十八日建立历史上有名的"巴黎公社"（COMUNE DI PARIGI）。巴黎公社一成立，却没收教会的产业，拘捕巴黎总主教和神父们，他们都在政府军向巴黎公社发动攻击时，被公社杀死了。这次革命行动的本身和所引起的政府军的反击都非常剧烈残忍，在这种可怕的血腥事件中，却也反映出当时一些天主教徒的慷慨行为，其中以阿尔贝．德曼（ALBERT DE MUN）和勒内．德拉图尔．迪潘（RENEDE LA TOUR DU PIN）最具代表性。他们两人在一八七一年创立天主教劳工社团，同时表明他们反对革命，希望恢复君主体制的立场，不过也愿意促使社会各方面的人士建立来往的关系，让那些领导社会的人了解被领导的人的处境，进而为他们的生活着想。

这种天主教劳工社团形同今天的俱乐部，是大家消遣和聚谈的地方。可是实际上出现在这种场合的工人很少，倒是资产阶层的人士居多。虽然如此，总有助於资产阶层人士进一步了解社会问题，也让劳动阶层人士知道资产阶层人士为他们作了些什麽具体的事。例如当时在兰斯（REIMS）一位工厂老板，名叫莱昂．阿梅尔（LEON HARMEL, 1829-1915），他是一位好教友，他把基督信仰的基本原则在自己的工厂里面实践出来，他的作法虽然仍带有家族父权的作风，但总带有民主的色彩，他愿意工人参与工厂的经营。他曾说：「工人的益处是经由工人而来，并与工人同在，决不能反过头来反对工人」。试想，在兰斯那个地方，当时每位工人和家属从生到死都受到工厂的照顾，工人没有後顾之忧，他们的生活都获得改善。

莱昂．阿梅尔甚至组织工人朝圣团来罗马朝圣，他更和当时教宗良十叁世就社会问题交换意见。

除了法国一些天主教徒对社会问题有这样的关怀之外，当时奥地利维也纳也有一位男爵名叫福格尔桑（VOGELSANG），他是德国美因茨主教凯特勒的学生，他在维也纳创立了一份杂志，作为奥国天主教徒关心社会问题的喉舌。福格尔桑男爵曾严厉批评自由资本主义，甚至被认为是信仰社会主义的基督信徒。他也要求国家介入社会劳动问题。

在瑞士也有一位名叫梅尔米约（MERMILLOD）的主教，他从一八八四年起，每年召集许多国家关心社会问题的天主教徒在弗里堡（FRIBOURG）开会，讨论有关问题，这项集会活动便成了弗里堡天主教社会研究联盟（UNION CATHOLIQUE D'ETUDES SOCIAL）。

此外，在十九世纪末年，在意大利有托尼奥洛（TONIOLO）教授大力推动探讨社会问题；在美国有吉本斯（GIBBONS）枢机主教在一八八七年维护劳工骑士（CAVALIER DI LAVORO）的尊严和权益；在伦敦有曼宁（MANNING）枢机主教於一八八九年出面调解造船工人的罢工事件；在澳洲悉尼则有莫兰（MORAN）枢机主教邀请天主教徒加入工会。

以上天主教在世界各地有关社会劳动问题的研讨和采取的种种行动，都逐渐汇成一股趋势潮流，终於促成良十叁世教宗在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五日颁布了举世闻名的、天主教有史以来第一道有关社会问题的通谕，"新事通谕"（RERUM NOVA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