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欧国家的工业发展成为一股社会生活的必然趋势，义无反顾。可是有谁能预料到工业发展所衍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呢？工业发展本身是一件好事，可以节省人力物力，使消费大众化。但是掌握工业生产的人如果只知道增加产量和消费，以谋求更多的利润，而没有想到产量和利润是用什麽代价换取的话，则必然要引起劳动人士的反弹，因为他们只被资方视为生产工具，而工具的效用必须发挥它的极限，才能达到最高产量的状态。於是劳动工人被无情地剥削成了自由经济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可是劳动的是人，而不是无生命、无理性的机器工具，在他们忍无可忍的时候，必定会爆发革命式的危机。这种或轻或重的危机在十九世纪的法国、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出现过。

为了面对这种因产业结构不良而导致的种种危机，於是产生了各种理论和行动，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天主教家族父权主义作风，天主教同业公会的再度出现，以及劳工结社团体组织等等的。

在这些社会理论行动中，最令当时教宗良十叁世感到忧虑的是社会主义的快速扩散和无政府状态的经常出现。的确，在十九世纪末年，西欧多次出现流血暴力的工人罢工事件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凶谋害行为。当时有心人士担心劳动界人士会不会全部倒向很具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天主教内部有识之士曾发起各种不同的活动，希望能减少劳资双方的冲突，甚至使劳资彼此形成一种类似家庭的关系，由资方怀着父亲似的关怀态度来照顾劳方的需要和工人家庭的困境。再不然，也有部分人士，包括教会主教神职在内，一方面谴责资方剥削工人，一方面要求国家必须介入社会问题，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不幸的是天主教关心社会问题人士的种种创举活动都遇到天主教内主张经济自由者的反对，这些主张经济自由的人一向反对任何形式的工人组织。此外，就连这些关心社会问题的人士之间，意见也不一致。为了这个原因，有些人希望罗马教宗出面干预，支持社会工作者的见解和思想，并指出大家共同的思想与行动原则。就在各方殷切请求之下，良十叁世教宗终於在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五日颁布了一道取名为"新事"（RERUM NOVARUM）的有关社会问题的通谕。这是天主教一千九百年历史中，第一道有系统讨论社会正义问题的重要文献，它被视为"劳工大宪章"。

从这道通谕的诞生经过，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是先知先觉的思想，甚至对时代社会弊病的觉察是迟了一些。虽然如此，这道通谕对当时的天主教徒仍然有重大的影响。文献看出社会已经改变，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成了劳动者不应该有的贫困。当时社会主义声势日益壮大，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宝自居，而"新事"通谕则揭穿社会主义的真相，指社会主义是错误的解决和补救之道，因为社会主义主张废除私有财产，但是天主教认为私有财产是天主愿意人拥有的。

"新事"通谕指出：真正解决和补救社会问题之道还是教会所教导的基督信仰原则。教会认为人生而不平等，这是自然律；但是所有的人都联合为一体仍是必要的，解决斗争则不可取；没有劳动不能有资本，没有资本也不能有劳动；国家必须介入财物的分配、工作的时数、每周的休息、以及合适的薪金以供养合乎尊严的生活与教育这些重要的事务。

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到自由经济主义是受到新事通谕的谴责的，而关怀组织则被视为有益、而且是必要的、不过，良十叁世教宗倒是比较喜欢由雇主和工人联合组成的同业公会（CORPORAZIONE），但他并不排斥仅由工人单方面组成的工会（SINDACATI）。虽然如此，这道通谕并没有获得劳工和社会主义者热烈的反应。它的重要性比较侧重在教会内部，这就是说：身为教宗的人已不再沉缅於过去，已不再在历史中寻找避难所，他反而要求天主教徒重视他们生活其间的世界，并在现存的政治体制和工会结构中生活。

总之，良十叁世教宗颁布的这道"新事"通谕使关心社会问题的天主教人士如释重担，心情为之开朗，他们感到自己受到教宗的承认，并从通谕中获得一股新活力。

良十叁世在一八九一年五月中旬所颁布的"新事"通谕和他在次年所颁布的，为邀请法国天主教徒接受"第叁共和国"的在"挂虑中"（INTERSOLLICITUDINES）通谕，在法国境内相互为用，发生不少影响，促成了许多新的社会工作活动。不过，家族父权思想仍然存在，并没有因为新通谕的出现而消失，因为这是数百年传留下来的经营观念，不可能因为一道文件的发布而消除殆尽。更有甚者，法国北部天主教工厂雇主协会反对天主教徒工人组织工会，而且拒绝国家干预介入的原则，这些雇主继续按照自己的见解成立"工厂圣母互助会"，可是这样的互助会却成了社会主义者攻击的目标。

其实，在"新事"通谕颁布前几年，即一八八七年，法国已经出现零星的，由教友人士组成的工会，他们大多是机关公司行号的职员。这些零星的工会逐渐发展扩大，终於在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後成立了"基督信徒工会法国联合会"。

"新事"通谕颁布不久，关心社会问题的天主教人士和教会领导人士之间便出现了某些困难，因为公会组织无疑是一股很大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和政治必然有很多的接触来往。在这种极为重要的社会活动中，在俗教友在当时难道可以我行我素，自己成立工会与政治打交道，而不顾教会当局的立场意见吗？这便是困难的所在。事实上，继良十叁世教宗而来的庇护十世教宗以及当时的许多主教们都担心天主教徒在社会劳工问题上与非天主教徒合作後，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而且这种情形在德国尤其可能，因为那里信仰基督各宗派的人士组织了联合工会，因此，教宗和主教们希望能控制并指挥这种具有民主精神的社会运动组织。

对庇护十世教宗和主教们的心意，当时有不少人接纳了，但也有一些人反对，意大利有一位神父，名叫罗莫洛．穆里（ROMOLO MURRI, 1870-1944），他对天主教徒参与社会这种运动的事务很投入，但教会当局以为不妥，终於和教会分道扬镳，後来他又当选为国会众议员，投身政治结果在一九Ｏ九年遭教会开除教籍。

总之，从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五日良十叁世教宗颁布"新事"通谕後，在教内外各种正反两面的冲击与反省之下，天主教的社会训导思想终於逐渐奠定了巩固的基础。一九二九年圣座在法国神职人员和里尔（LILLE）教区利埃纳尔主教的支持之下，出面维护法国北部天主教友公会组织的合法性，与当地的工厂雇主站在相反的立场。一九叁一年，庇护十一世教宗发表"四十年通谕"（QUADRAGESIMO ANNO），纪念"新事"通谕颁布四十周年。新通谕进一步充实并发挥旧通谕的内容和前景。那个时代正是共产主义威胁日渐严重，而世界经济又陷入重大危机的时候，庇护十一世教宗在"四十年"通谕中再度谴责社会主义的不是，而且对社会问题的反省观点已经从社会企业层面走向更广泛的国家层面，他呼吁重整倒是1的社会和经济整体的秩序。这位教宗在一九叁七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已酝酿爆发之际，於叁月十四日和十九日分别颁布的，针对纳粹主义的"极度关切"（MIT BRENNENDER SORGE）通谕和针对共产主义的"神圣救主"通谕（DIVINI REDEMPTORIS），都引用了已经成形的教会社会训导来反驳集权主义的危险。

当然，天主教这些社会训导思想并不是具体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而是一种比较侧重於理论的指导方针，它要求国际和各国以人的尊严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首要考量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