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天主教会内部某些高级知识份子倡导现代主义（MODERNISMO），他们当中不乏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这个文化思想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使圣经和教会的训导与新的科学知识调和，甚至在使教会的信仰随从科学的理论。倡导这个主义的人士以为：教会若想继续生存下去，惟有迁就科学，随从科学一途。

面对这种主张教会当然有很多话要说，要澄清，要辩护。教会的话和所采取的立场有它的道理，但也有过火的地方。这也难怪，因为那个时代正是教会处境非常艰困的时代，教会为了确保自己的传统信仰，可能无暇让时间来解决一切，於是对那些危及教会古老尊严和生存的主义学说采取了快刀斩乱草的行动。有许多标新立异或思想比较前进的书都被列入禁书之列（INDICE），也有很多杂志被勒令停刊，有些思想可疑的神父也不准再教书。其实这些神父中有很多并不是现代主义者，顶多只能算是前进派人士，例如在一八九Ｏ年创立"耶路撒冷圣经学院"的道明会士拉格朗热神父（LAGRANGE），一九Ｏ叁年出版"宗教哲学评论"（SAGGI DI FILOSOFIA RELIGIOSA）的吕西安．拉贝托尼埃神父（LUCIEN LABERTHONNIERE, 1860-1932），以及推动天主教徒与圣公会信徒合一的法国遣使会会士费尔南．波塔尔神父（FERNAND PORTAL）等人，他们实际上并不是现代主义者，而是思想新颖，作风前进而已。当然，当教会四面受敌，遇埋伏的危险时候，如果有前进派人士推波助澜，自然被认为不识时务的人。

面对自由主义的蔓延，罗马教宗庇护十世在一九Ｏ七年七月叁日先发布一道名叫"可悲的"谕令（DECRETI LAMENTABILI），其中列出六十五条被谕令谴责的命题思想，这些命题思想有五分之四都是从阿尔弗德．鲁瓦西（ALFRED LIOSY）的着作中发现出来的，不过在谕令中：并没有指名指姓谴责他。教宗在谕令中指明那些言论的错误在於对圣经和信德奥迹的歪曲解释，比方说谕令所举出的第二十条错误认为：天主的启示不是别的，而是人对他与天主的关系的体认；第叁十六条错误说：救主耶稣的复活并不是真正属於历史性事件，而是纯粹属於超性界的事实。这种超性的事实并没有显示出来，也不可能显示出来，而是基督信徒从其他事物中逐渐推论出来的结果；第四十条错误则是以为：圣事的产生来自宗徒和他们的继承人在种种时代环境和事件的启发和推动之下，对基督的思想和意愿所作的解释；谕令第五十二条所列的错误是：基督并没有意思在世界上建立一个长久持续下去的教会团体。相反地，在基督的思想中，天国和世界末日都很快就要来到；第六十五条错误则指出：今天的天主教会无法与真正的科学修和，除非教会变成为一个非教义性质的基督信仰，就像誓反教那样地自由与开放。

庇护十世教宗发布"可悲的"谕令两个多月後，又在一九Ｏ七年九月八日颁布"牧者"（PASENDI）通谕。这道通谕把现代主义者描绘成集众家思想言论和身份於一身的想像中的人物。通谕中有一段这麽说：「现代主义者掺集许多角色人物於一身，诸如哲学家，信徒，神学家，历史学家，评论家，护教学家、改革家等等的。谁若想要深入认识他们的方法体系，知道他们的原则和他们的思想主张的後果，就得分辨这些角色，这是很重要的事。那些对这整个方法体系一见锺情的人，怎能惊讶我们把这样的体系称之为各种异端学说的会合呢？事实上，现代主义者不但破坏天主教，而且就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他们也破坏任何宗教」。

庇护十世教宗在两个多月之内连续颁布的这两道谴责现代主义的文件，把所有现代主义者塑造成唯一的人物形象，其实那些现代主义者没有一个具有那麽多的身份或角色，而且他们之间也不尽相同，彼此也没有太多的来往关系。这位教宗又指出导致这些"异端学说大会合"的原因是无知，骄傲，现代哲学思想等等。於是，他指示教会应该怎样对付这种多面貌的异端。

庇护十世教宗邀请修院修生重新研读圣多玛斯的哲学；每个教区都必须设立监督委员会，审察出版物的内容和神父们讲道教书的思想倾向，并且要经常向罗马写报告。那些被视为有问题的神父，只能担任一些微不足道的职务。修生修士们除非获得准许，不可以到国立大学就读，因为这些公立大学所教授的哲学和历史都充满危险性。一九Ｏ九年，终於在罗马创立了圣经学院，为传授合乎天主教立场的圣经知识。次年又规定：凡是领受神品圣事中的大品，也就是过去所说的五品、六品乃至七品晋升神父的人，以及接受学位和担任某些职务的人，都必须宣誓反对现代主义。

当时拒绝宣誓的神职人员并不多，约有四十人左右，另有一些人只是为了不招惹麻烦，而不再大鸣大放。现代主义创始人阿尔弗雷德．卢瓦西没有接受教宗的谴责，於一九Ｏ八年被开除教籍後，继续在法兰西学院教授历史和圣经注解的课程。

庇护十世教宗颁布那两道谴责现代主义的文件後，有关神学方面的争端表面上似乎平静下来了。事实上，卷入争端的只有一些神职人员而已，一般教友对那些问题并没有特别的兴趣。虽然如此，教会信仰和现代化之间的纠葛问题仍然存在，即使在今天那些问题还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教宗颁布谴责令那一阵子，教会整个气氛很沉重，不少思想开放而且忠於教会的人士噤若寒蝉，不敢也不能再发表意见。就因为这样，那些强硬派人士的立场逐渐巩固起来，慢慢形成所谓的"整体主义"势力（INTEGRISMO），其中不乏在世界各地追踪现代主义者的言行，并向罗马告密的人。当时罗马一位名叫贝尼尼（BENIGNI）的蒙席就组织了一个国际性的告密组织（SODALITIUM PIANUM），但是本笃十五世教宗对这种行径也不欣赏。

随着时日的转移，现代主义的潮流也渐渐缓和下来；当初，由於科学进步受到过分的信赖，所以现代主义者也不可一世。到了二十世纪初年，尤其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万能的口号已不再叫得那麽响亮，因为人们发现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的所有问题，也不能用科学来建立伦理道德观。

物极必反，水流到尽头总要折回，於是开始有回复唯精神是从（SPIRITUARISMO）的趋势。当时有许多作家，如法国的海斯曼斯（JORIS-KARLHUYSMANS, 1848-1907），他归依天主教後，成了神秘主义者；还有佩吉（CHARLES PEGUY, 1873-1914），是个诗人，在天主教传统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莱昂．布鲁瓦（LEON BLOY, 1846-1917），也是天主教的一位神秘小说家。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天主教作家们更独领风骚，克洛岱尔（PAUL CLAUDEL, 1868-1955），莫里亚克（FRANCQIS MAURIAC, 1885-1970），贝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 1888-1948），马赛尔（GABRIEL-HONORE MARCEL, 1889-1973）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至於科学家如法国巴黎天主教大学物理学家爱德华．布朗利（EDOUARD BRANLY, 1844-1940），和法国地质矿物学家皮埃尔．泰尔米耶（PIERRE TERMIER, 1859-1930），他们都证明科学与信仰没有冲突。

虽然现代主义在喧哗一时後渐渐平静下来，文学和科学界也重新为信仰与现代科学定了位，但是庇护十世教宗所颁布的谴责现代主义的两道文件却使教会在圣经注解研究方面几乎留下了空白，许多饱学之士为了谨慎，转而闭门潜心作学问和研究考古学。这个现象直到一九四叁年庇护十二世教宗颁布"天主的感召"（DIVINO AFFLANTE SPIRITU）通谕後，才得以纾解，而圣经学家们也重新获得教会最高当局的鼓励，用最新的方法研究圣经的注释。

至於历史学和教义神学方面的研究气氛也缓和了下来，学者专家们再也没有义务肯定教会当信的道理与历史没关系。神学家如道明会士舍尼（MARIE-DOMINIQUE CHENU, 1895-1990），里昂神学教授亨利．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 1896-1991），神学家伊夫．孔加尔（YVES CONGAR, 1904-1995）等人都提出一种以教父和教会历史为根基的神学。关於教会学，过去都是从法律的角度或是从教会与世俗社会的争端冲突事件中去研究的，如今则侧重在教会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关系上。在这件事上，比利时神学家耶稣会士埃米尔．默施（EMILE MERSCH, 1890-1940）所着的"奥体的神学"（THEOLOGIE DU CORPS MYSTIQUE），以及亨利．德吕巴克神父所着的"天主教"（CATHOLICISME）这两部作品便是有力的证明。法国天主教当代哲学家雅克．马里坦（JACAUES MARITAIN, 1882-1973）在他所写的"完整的人文主义"（UMANESIMO INTEGRALE）这本书中肯定现世的事物和精神的事物是有区别的。

从上面所提出来的神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以及科学家的思想见解，我们看到教会和知识文化界在现代主义缓和下来之後，彼此又慢慢地走向修和。教友们再没有必要放弃建设一个以福音价值为理想的世界，但教会也没有必须作现世事物的监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