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欧洲各国纷纷向外移民，同是信仰基督的不同教派的信徒到了新地方以後，往往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为了奉行自己的信仰，甚至为了传播福音，彼此产生竞争，乃至磨擦。这种现象一方面使当地居民感到困惑，他们深深惊讶同是信仰基督，并宣讲基督的人，为什麽互相竞争、排斥和中伤？另一方面，这些不同教派的基督信徒到了新地方以後，本已成了少数族群，再加以互不和睦，更形孤立，实在难以向不认识基督的人宣讲爱的福音，使他们相信基督是人类的救主。

欧洲东部和巴尔干半岛地区自十一世纪中叶以後，几乎全都成了与罗马天主教分裂的东正教的世界。十四世纪下半叶，土耳其奥托曼帝国从小亚细亚的安那托列亚半岛越海，侵入巴尔干半岛，伊斯兰教随之进入东南欧东正教的世界。从此，奥托曼帝国统治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在它治下的东正教不但谈不上发展而且仅能苟且残存而已。公元一五二九年土耳其人围困维也纳城失败，北上的企图受挫。公元一五七一年，奥托曼土耳其海军在地中海东部勒班陀（LEPANTO）附近与西班牙、威尼斯、教宗国和意大利各城邦的联军决战失利，从此，土耳其人西进的野心也幻灭。

虽然如此，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托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仍然非常稳固。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个帝国才急速走下坡。二十世纪初年，继意大利之後，巴尔干半岛上的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纷纷战胜土耳其人而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托曼帝国与奥匈帝国结盟，大战失败，帝国从此瓦解。

巴尔干半岛各地脱离土耳其人的统治之後，本地东正教徒纷纷建立了自己独立的东正教团体，各拥有自己的宗主教担任宗教最高领袖。一时，在东南欧地区竟产生十五个各自独立自主的，几乎以国家为单位的东正教会。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教会并非没有它的缺点和问题，因为它和本国政府不能不产生许多关连，也因此，教会和信徒的自由多多少少都受到牵制。

除了这十五个自治的东正教团体外，当时在东欧广大地区还有其他既不属於西方天主教，也不属於东正教的基督信仰教会团体，例如亚美尼亚教会，伊拉克"加尔迪亚"（CALDEI） 教会，以及在第五世纪被厄弗所大公会议宣判为异端的"聂斯托里"教（NESTORIANESIMO），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景教"。

在信仰基督的东方世界中，信友最多，辖区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教会团体莫非是俄罗斯东正教。这个教会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年渡过它最後残存的时期。在最後几位沙皇中，俄罗斯东正教受到政权很大的限制，在体制上几乎无法有所发展和改进。但是政治压力无法控制人的内心；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神哲学家弗拉迪米尔．索洛维约夫（WLADIMIR SOLOVIEV, 1853-1900）就曾努力设法使俄国东正教与罗马天主教来往接近。撰写"战争与和平"等重要不朽的杰出作家托尔斯泰（LEV NIKOLAEVI? TOLSTOJ, 1828-1910）也提倡非暴力的以福音为中心的基督信仰。他这种思想使他被俄国东正教当局开除教籍。

沙皇统治下的东正教一般都必须以皇帝马首是瞻，不能任意有所作为。直到一九一七年俄罗斯东正教才得以选出吉洪（TIKHON）担任新的宗主教，恢复中断多时的东正教体制。岂知吉洪宗主教所领导的俄罗斯东正教还没来得及重整，便又进入另一个由"布尔什维克"政权发动的长期迫害阶段。一九一五年土耳其大举屠杀亚美尼亚人，使亚美尼亚人避难到海外各地。

总之，十九、二十世纪东欧世界的基督信徒因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大量移民到西欧各国，甚至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地。他们虽然都是基督信徒，却有自己的传统的礼节和归属，所以大家都成了少数族群，生活相当孤立。

信仰基督的教会中，除了东方的教会团体外，还有相当的一部分是誓反教团体。誓反教的特点是它有许多不同名称的宗派，而且间断性地发生醒悟振兴的现象。一八六五年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威廉．布思（WILLIAM BOOTH, 1829-1912）在伦敦创立"救世军"（L'ESERCITO DELLA SALVEZZA），希望重整卫理公会创始人韦斯利（J. WESLEY）创立教派的原始精神。救世军的成员很同情劳动人士的生活状况，因此，都以最简便、最普通、最经济的方式传播福音。他们在马路街头、在广场，或搭帐蓬，或在戏院等公开场所宣讲福音，分发生活用品，劝人弃恶行善，戒绝不良嗜好。

一八七六年美国卫理公会内部又发生另一个醒悟振兴的运动；参加运动的人都渴望获得圣神的降福，以便在种族歧视蔓延的世代中为基督作证。这个运动於公元一九Ｏ一年在美国坎萨斯州以"五旬节教会"（PENTECOSTISMO）的姿态出现，而且很快便传到世界各地。

"五旬节教会"的特徵是信徒所领受的圣神的洗礼，能在信徒的团体聚会中重新产生昔日五旬节圣神降临时所发生的奇迹，例如说预言，治病，说不同的语言，或者神魂超拔等等奇特的现象。这个五旬节教会可以说是贫穷人士的教会，任何人都受欢迎，并能在里面表达自己内心所感受的一切。

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初年，欧洲誓反教的神学似乎被溶解在现代哲学思潮和科学理论中。不少有识之士便从事深入更新誓反教神学思想的工作。瑞士神学家卡尔．巴尔特（KARL BARTH, 1886-1968）与誓反教自由派的神学思潮决裂，重新发现并肯定天主的超越性，他强调天主在生活的圣言，即耶稣基督身上，把自己启示给人类。他认为神学是对天主圣言的信仰保障。卡尔．巴尔特在他的重要着作"致罗马人书释义"（COMMENTARIO ALLA LETTERA AI ROMANI, 1919）中，一方面表现出他重新找到人类为中心的错误；他强调：必须聆听和顺从天主。二十世纪叁十年代，卡尔．巴尔特从事反对德国纳粹主义的活动，同时开始撰写他那部二十册的信理神学大作，费时叁十七年，在去世前完成。在这部着作中，他重新评估了天主圣言和信理的绝对价值，并再度恢复誓反教的严肃性。他的成就令天主教徒刮目。

本世纪中叶，德国誓反教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AMANN, 1884-1976）提倡用历史形式的方法来研究新约福音的形成。换句话说，他尽量排除福音记载中属於被认为是稀奇古怪的神话成份，只保留有稽可考及合乎人性常理的部分，然後以历史方法来研读和注解圣经。

与鲁道夫．布尔特曼同一时期的，还有一位着名的誓反教神学家保罗．蒂利＃≒AUL TILLICH, 1886-1965），他因为反抗纳粹主义而被迫流亡美国。他研究神学的方式途径是从当代人的生活处境与问题为出发点，以便达到天主那里。他设法在神学与文化之间建立关系，他以为每种文化的本质就是宗教，而文化是宗教的必然表现。

以上所谈的，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天主教以外信仰基督的各教会团体在世界主要地区的简要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