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的协约国在巴黎的凡尔赛宫与战败的德国所签署的和约，可以说为二十年後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种下了远因。的确，一九叁九年叁月十二日庇护十二世教宗上任之後，火药气味已经弥漫整个欧洲。就在那几天，纳粹德国先後并吞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两个地区，并唆使西半部的斯洛伐克成立一个假独立的附庸国。不到六个月，一九叁九年九月一日，德国东侵波兰，以闪电战术席卷这个国家，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更悲哀的战争庇护十二世教宗可以说是亲眼看到它的酝酿过程，爆发，经过和结局，而且深深地卷入其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後，当时的教宗本笃十五世曾为和平大声疾呼，但他的和平呼吁遭到多方面严厉的批评。说也奇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庇护十二世教宗对战争所表现的极为温和的态度作风却获得几乎一致的推崇，直到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去世为止，仍然如此。岂知这位教宗去世五年後，德国一位名叫罗尔夫．霍赫胡特（ROLF HOCHHUTH, 1931-）的剧作家在一九六叁年写了一本名叫"基督的代表"（IL VICARIO）的剧本，很受欢迎，恶意中伤庇护十二世，指控他没有公开谴责纳粹德国消灭犹太人的企图和行动。剧本一出，很快便激起尖锐和剧烈的争辩，大家都在问：庇护十二世教宗是个胆怯，缺乏勇气的教会领袖吗？对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他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吗？先不管事实如何，那些争辩促使有关各方公布许多历史档案文件，让社会大众对历史真相有个比较明确与客观的认识。

话说庇护十二世教宗，他曾经担任过圣座驻德国巴伐利亚大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後，德国成立"魏玛"（WEIMAR）政府，他又出使魏玛共和国；後来被庇护十一世任命为国务卿。从他的这段外交政治生涯，我们不难了解庇护十二世教宗对德国的问题是有相当的认识。再说，一九叁叁年希特勒取得政权，"魏玛"政府消失的时候，当时还没当选教宗的庇护十二世也以圣座国务卿的身份，和希特勒签署了有关德国天主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协定。一九叁六年十二月一日，纳粹德国颁布法律，规定全国青少年都必须按照纳粹党的精神，接受希特勒的青年教育。这项法律一出，罗马教宗庇护十一世实在忍无可忍，於是在国务卿帕切利枢机主教的襄佐之下，用德文撰写了一道名叫"极度关切"（MIT BRENNENDER SORGE）的通谕，表明天主教对纳粹主义的立场。这道通谕於一九叁七年叁月十四日由教宗署名，避过德国警察的监视，於叁月二十一日圣枝主日当天在全德国所有的天主教堂内宣读，严厉谴责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国家偶像崇拜，并控告纳粹政府侵犯了它和圣座在一九叁叁年签署的协定。参与撰写这道通谕的帕切利（EUGENIO PACELLI, 1876-1958）枢机主教便是两年後当选为教宗的庇护十二世。由此可见，庇护十二世不但深深了解纳粹主义的本质，而且对它毫无好感。不过在与纳粹德国周旋上，这位教宗宁愿采用谨慎、折冲的外交手腕，而不愿发表重大的声明。

一九叁九年到一九四Ｏ年间，庇护十二世教宗在劝阻各方宣战之後，进一步邀请意大利墨索里尼远避战争，同时邀请欧洲各强国以谈判来解决彼此间的问题，但是他的劝阻和邀请没有发生效用。大战爆发後，局势急转直下，毫无和解的迹象，於是庇护十二世在许多公开谈话和圣诞节透过梵蒂冈电台广播的文告中，屡次指责战争的不当，并强调谈判和寻求一种以合理的平衡为基础的和平所能带来的益处。不过我们也得承认，这位教宗指责战争所使用的言词都比较平淡，内容泛泛。虽然如此，他倒是委托他的副国务卿，也就是未来的教宗保禄六世，蒙蒂尼（GIOBANNI BATTISTA MONTINI, 1897-1978）总主教设立一个消息联络处，透过梵蒂冈电台广播有关战俘和下落不明的人的消息，使得许多因战争而彼此分散的亲友又取得联系，得以团圆。此外还有许多犹太人或被纳粹与法西斯怀疑为犹太人，以及因种种因素而有遭纳粹和法西斯党人搜捕的人士，都在圣座的机关或修会的会院内找到避难所和受到庇护。

一九四叁年到一九四四年间，战争蔓延到意大利境内，庇护十二世努力设法保护罗马城，使它免遭战火的破坏，也使罗马市民不致於无谓地牺牲，於是公开抗议参战各方对罗马的轰炸。这位教宗的抗议没有针对哪个国家，只是泛指任何军事破坏行动，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布尔什维克"难道不和纳粹一样，甚至比纳粹更危险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最惨无人道的现象无非是纳粹党与法西斯党对犹太人的消灭行动。犹太人遭赶尽杀绝的消息很快便不断地涌到梵蒂冈，只不过其中大部分都含糊不清，缺乏正确的资料，有些消息的内容甚至听来很荒唐离谱，令人不敢置信。不过，到了一九四叁年春天，庇护十二世教宗已经确实知道详情。但是面对这些惨绝人寰的事实，他首先感到的便是自己的无能为力。但他在两次公开讲话中，曾暗示和间接谴责消灭种族的行为：一次是在一九四二年圣诞节所发表的文告中，当时庇护十二世这样说：「人类必须还给数十万人期待和平的愿望，这些人不因自己的罪行，只因为他们的国籍或种族来源，竟被判死刑，或逐渐被消灭。」

四个月後，一九四叁年四月叁十日，庇护十二世写信给柏林的总主教冯．普赖辛格（VON PREYSING）说：「虽然我们有理由表示立场，介入其事，但是我们还是让当地在任的牧人来衡量是否、或者以何种程度采取保留态度，以避免更严重的害处，既然主教们的声明有危险导致报复和压力……。这便是我们不愿多发表声明的理由之一。」

从这封信，我们看出庇护十二世教宗不是不愿意对纳粹德国的种族政策，尤其是对犹太人的政策与手段发表立场，而是担心他一说话，不但不带来好处，反而使横行霸道的人更为凶残，则完全失掉保护弱者的原意。

一个月之後，一九四叁年六月二日，庇护十二世在梵蒂冈向枢机主教团发表讲话，是为第二次间接提到犹太人遭屠杀的悲剧，他说：「我们以激动的关怀之心回答向我们焦虑呼求的人的祈求，他们因为国籍或种族而遭到极大不幸的折磨，甚至无辜陷入种族遭灭绝的境地……。你们不要等待我们此时此地把我们为减轻他们的痛苦，为缓和他们的处境，为维护他们不能被剥夺的宗教权利，为接济他们的贫困和需要所作的一切努力说出来。我们为此事而向有关当局所说的每一句话，以及任何公开的暗示，都必须经过慎重的衡量与审度，为顾及那些受苦者的益处，也不使他们处境变得更险恶，更难以忍受。」

从上面这些公开性质的谈话，我们看到庇护十二世教宗为了避免激怒纳粹德国，既不提德国人，也不提犹太人，只是泛泛提到国籍、种族、灭绝这些相关的，间接的，暗示性质的名词而已。这位教宗所担心的是他的介入可能带来反作用，使他要保护的人反而蒙受其害。此外，他也让有关地方的主教们自己负起责任，决定采取的行动。这种作风所得到的结果有些含糊不清，在某些地方，抗议的行动招致更凶残的报复。至於外交途径的干预，在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匈牙利等国倒是产生某些作用，曾有一段期间，犹太人不再被带走。对意大利庇护十二世始终保持缄默，就连一九四叁年十月十六日犹太人开始被搜捕的时候，他也不作声，不过他暗中所推动的某些干预行为倒是使犹太人的处境不致於恶化。

总之，庇护十二世教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党和法西斯党横行霸道的时候尽量少说话的理由，是出於他的外交政策。事过境迁，後来的人中有不少人以为这位教宗的态度倒应该勇敢强硬一些。

一九六四年德国慕尼黑的总主教德普夫纳（DOEPFNER）枢机说：「人在事後判断历史时，当然有理由说：庇护十二世教宗应该以更坚决的态度表示抗议。但是後人绝没有权利怀疑这位教宗的行为动机绝对真诚，他内心深处的理由也是完全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