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上半叶，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为主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中部、西部和北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之际，罗马天主教内部也同时出现改革的火苗。这种火苗先是由一些修会的会士以及在俗教友燃起的，偶尔也有几位主教支持推动，但都还属教会底层的零星之火，似乎还没能形成气候。直到一五四五年保禄叁世教宗才终於排除万难，於百般艰难中，在意大利北部的特里腾(TRENTO)召开历史上着名的特里腾大公会议，讨论如何对付誓反教的威胁，以及如何推行天主教会内部的革新。大公会议虽然召开，却不知道如何能结束，经过前後十八年的波折和数年中辍，好不容易才完成这次对教会未来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会议。

会议虽然有许多建议，但具体上却推行的很慢，例如在法国，只有推延到十七世纪才见成效。在缓慢地推行特里腾大公会议决议过程中，教会内部还遇到无数的危机和冲突，令当时很多人为教会的前途担忧。

没有人会怀疑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由於宗教信仰的热忱和对教会爱之深，责之切的心情，才造成了某些人发动宗教改革运动，甚至 罗马天主教决裂，另起炉灶，自立门户。不过，也出於同样热爱教会，为教会前途担忧的心情，另有不少人立意在教会内部展开救亡图存，恢复生机的改革努力。这些有志之士在当时教会或社会中都不是显赫人物。例如，方济各会内部一些弟兄为了强调忠於修会原始的精神，而在一五二六年创立了一个新的修会家庭，叫作"加布遣会"(CAPPUCCINI)。另有一些热心又有学问的神父和教友在罗马团结起来，发起教会革新运动，组织了一个"神爱会"(ORATORIO DEL DIVINO AMORE),会员努力善度信仰生活，励行爱德，树立表样，刷新内修生活。

"神爱会"成立不久，便在意大利许多城市得到热烈的支持和响应，蔚为风气。美中不足的是这个团体缺乏稳定的组织，难以对外发生影响作用，於是团体中有两个人，一个名叫加埃坦诺．蒂内(GAETANO THIENE)，是位神父，另一个名叫詹爱罗．卡拉法(GIAMPIERO CARAFA)，他们共同创立了"泰阿蒂尼"(TEATINI)。这个修会的目的在激起教区的神职人员度神贫、贞洁和服从的生活，就像修会会士一样，以便善尽教会的职务，作一位标准的神职人员。他们生活在教区的神职界中，自己以身作则，给其他的神职人员提供良好的榜样，让他们度更积极、更热心的生活。这就是恪守修会规律的教区神职人员团体的开端，那是一五二四年的创举。此後，最能表现这种司铎新精神生活的，应该算是西班牙的依纳爵．罗耀拉(IGNAZIO DI LOYOLA，1491－1556)在一五四零年正式成立的耶稣会。耶稣会和当时在意大利诞生的各种以革新教会为宗旨的教内团体的区别是：那些团体并没有发展到意大利以外的地区。而耶稣会则放眼全世界。

依纳爵．罗耀拉确实是天主特别召选的器皿，他於一四九一年生在西班牙北部一个良好的天主教家庭。年青时醉心於名利，想从军事这条路打天下。叁十岁那年带着一只军队抵抗法军，保卫潘普洛纳城(PAMPLONA)，不幸中伤骨折，多次手术治疗，效果不佳。养伤期间觉得无聊，要求家人找些消遣性质的读物打发时间，家人给他带来了耶稣和圣人行传两本书。没想到这两本书激发他的深刻反思，到底是继续追求世间的荣华富贵呢?或是步武圣人的芳踪？这场内心的交战使他最後下定决心，要摆脱世俗，追随基督，并为基督争取更多的人灵。

依纳爵自己深深知道要追随基督，光荣天主，救人的灵魂，第一个条件是要彻底革新自己的内心，於是便前往西班牙东北部着名的蒙赛拉(MONTSERRAT)本笃会圣母隐修院附近的小山洞，在那里隐居了十个月，专心祈祷，作严厉的克苦 补赎，也蒙受天主特别的光照，悟出了一套灵修的方法，这套方法他书写成书，就是鼎鼎大名的"精神操练法"通称为"神操书"(GLI ESERCIZI SPIRITUALI)。

依纳爵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创立修会，只作为个人宣讲基督的工具而已。後来他想，要使人真正得到神益，自己非读神学不可。於是循序渐进，先读拉丁文，以便读用拉丁文写成的神学；要读神学，非先读也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哲学不可。就这样，以而立之年才开始研读那些学问。最後，依纳爵赴笈巴黎，在那里又下了七年的工夫，终於完成学业。

在巴黎期间，他的圣德吸引了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他按照自己的"神操书"来指导这几位朋友锻 自己。一五叁九年，依纳爵和同伴们在罗马觐见了热心改革教会的保禄叁世教宗後，便决意组成一个修会，取名"耶稣会"。他们的构想立刻获得教宗的批准，终於在一五四零年正式诞生。这个修会除了和其他修会一样，宣发神贫、守贞和服从叁个圣愿之外，还特别发了第四个圣愿，即绝对服从教宗。为此，耶稣会士们随时听任教宗指挥派遣，不愧为一只属於罗马教宗、调动灵活的福音"特遣"部队。

谈到天主教内部的革新运动时，很多人都以为：如果没有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发动宗教改革， 天主教分裂，天主教或许不会主动进行内部的革新。其实，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因为在十五世纪末年和十六世纪初年时，教会内部有识之士已经在推动革新运动。也许我们可以说，马丁路德等人发动的誓反教改革运动是一服催化剂，它刺激并加速了天主教内部的革新运动。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甚麽正当德国、法国、瑞士和北欧这片广大地区的宗教改革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南欧的意大利半岛似乎未曾遭到誓反教风暴的席卷呢?比较客观的理由可以有四个：第一，罗马教宗和他的幕僚都是意大利人，所以他们没有德国人那种反对罗马的情节。再说，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是欧洲人文主义思想的摇篮，这种文化背景所孕育出来的是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 马丁路德所代表的德国人那种极端的悲观思想大异其趣。还有，誓反教运动在意大利严遭禁止，大家视它如洪水猛兽，如瘟疫，人人避之惟恐不及。

第二，在誓反教声势浩大，横扫中欧之际，罗马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也大力取缔誓反教份子，并处以重刑，因此，意大利境内为数极少的誓反教徒或是被捕 遭极刑，或是潜入地下，再不然便流亡意大利境外。说也奇怪，意大利这些为数很有限的誓反教徒固然不喜欢罗马天主教的组织体系结构，对誓反教改革的体制也看不惯，所以他们到处流浪，好不容易在波兰找到落脚安身之地，因为当时波兰的国王斯德望．巴陶里(STEFANO BATHORY)认为："天主为自己保留了叁件事，就是从虚无中创造宇宙天地，预知未来，以及判断人的良知"。因此，这些来自意大利的誓反教徒得以栖身避难波兰。

第叁，意大利半岛当时的居民没有像年轻的马丁路德那个时代的德国人一样，被魔鬼或地狱的思想观念折磨得那麽厉害，他们并没有神经兮兮地焦虑不安。

第四，最後一个理由是早在十五世纪末年，意大利各地已经普遍存在或大或小的教会革新运动，这些运动比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发生得早，也比特里腾大公会议的召开提前数十年，它们都是天主教内部革新的种子幼苗。例如在一五一二年五月叁日揭幕的拉特朗第五届大公会议中，就有这麽一句着名的开幕词说："人必须受到圣洁的事的改革，而不圣洁的事要被人所改革"。

事实正是如此，十五世纪末年十六世纪初期这段期间，在天主教内部推动教会革新的人，就如创立"神爱会"，"泰阿蒂尼"修会，耶稣会和其他大小修会的人，无不以革新自己为革新教会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