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一篇为止，我们所谈的是欧洲天主教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的简要历史。由於到十五世纪末年为止，天主教始终在欧洲发展，并以欧洲为重心，所以欧洲天主教史几乎可以蕴含整个天主教的历史。

从十五世纪末年到十七世纪末这两百年间，欧洲发生了重大变化：文艺复兴运动，誓反教改革运动，科学的新认识，新大陆的发现，特里腾大公会议的召开等等，接踵而来，改变了欧洲和教会的面目。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天翻覆地的变化并不是教会生活的唯一内容，因为在这同时，教会和欧洲都有另外非常重要的事发生，这些事大都发生在欧洲旧大陆之外，即使是在欧洲之内，大概也还未能引人注意。例如文艺复兴初期，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开始崭露头角之际，哥伦布已经发现美洲新大陆，改变了旧世界的地理观念。正当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发动反罗马之际，耶稣会第一批会士之一，东亚使徒圣方济各．沙勿略已经抵达印度，并朝中国进发。特里腾大公会议召开後，不知如何结束之际，圣方济各．沙勿略已经到了日本。接着，葡萄牙人也来到了澳门。那次大公会议第二期揭幕不久，沙勿略已经在进入中国之前在上川岛去世。欧洲发生加利略案件时，利玛窦已在中国 士大夫来往，准备传教。

以上举出的几个例子，只在说明教会在欧洲身陷重大考验之际，并没有因此而无所作为或不知所措。在一方面深受打击重创的同时，又奋发努力，设法净化自身，整顿内部，向外拓展，宣扬福音。当信仰基督的国家因宗教改革而有叁分之一同罗马分立决裂之际，教会已把福音带到新大陆和亚洲，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不过，这种一方面受挫，另一方面却收获的现象并非必然的结论，我们在几百年之後所看到的只是不期然的结果而已，因为当初教会走出欧洲并不是凭空发明出来的，其中掺杂着许多不同的因素，绝非叁言两语可以盖含和说通。

话说十五、十六世纪，欧洲航海探险家发现新大陆後，天主教会着实展开了向全球传播福音的工作，而且成了真正的"公"教会(CATTOLICA)。但是事情并不是那麽简单就完成的。教会的普世化原来和欧洲某些国家向海外拓展贸易，推行殖民政策，以及世界性的大小冲突发生着并非必然、却是在时空客观环境之下，无可避免的关系。也因此，教会向全球传播福音的工作使命受到意想不到的反击、损害，甚至污染了自身的纯净本质。

教会向欧洲以外的地区传教，这当然是随着新大陆和新航线的发现而展开的，但在行动上却受到西班牙和葡萄牙远征探险的物质、商业和政治的条件所约束。虽然当时已经建造了有叁支桅杆的大帆船远渡重洋，但是速度仍然缓慢、而 且充满危险，这对传教工作的影响极大。比方说，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出发，绕道非洲西海岸南下，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再沿非洲东海岸直上，抵达印度的果阿，然後又沿同样的航线回来，这一去一返就得花上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如果从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港出发，前往菲律宾，这一来回也得五年左右，而且船上大约一半的人都会死亡。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从欧洲出发的传教士，大半都会死在路上，这是教会人力上的多大损失。再说，罗马对传教区主教相关的人事任命，总要经过几年才能把任命状送到当地，有时甚至任命状还没有送达时，被任命的人已亡故，於是又得把新发生的事故传回罗马，然後又从罗马再度发表新任命。这一往一回又是好几年。因此传教区常常处在多年没有主教牧人实际负责教务的状况之下。要是传教区发生重大问题，需要罗马来解决，就如昔日发生的中国礼仪之争的问题，则会因为来往交通的费时，延长了争执的时间使地方教会的生活大受打击，丧失元气。

这就是昔日远征探险船队的行动，在物质、贸易和政治因素的考量之下，对教会传教工作所产生的客观影响，谁也无法幸免。

再说，信仰基督的欧洲向其他大陆传播福音的动机也不完全一致；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王室固然乐於看到其他民族也接纳福音，这对他们的国威 声誉都有良好的作用。但是航海探险也有其他政治和经济上的重大理由，王室如此，一般人也一样。

正当阿拉伯人垄断了欧洲 亚洲的交通之後，欧洲人无法再从东方世界得到香料、丝绸、黄金 宝石，罗马圣座也无法 先前在中国展开的传教工作联系，於是航海探险家如哥伦布这些人认为：地球既然是圆的，要是阿拉伯人堵住中亚地区，使欧洲人无法由陆路东行，则出海由水路西行，最後必然会抵达东方。如此，一举多得，政治、贸易、宗教等需要必当可以获得解决。

於是，意大利人哥伦布获得西班牙王室支持在先，葡萄牙人达加玛 麦哲伦在後，分别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和通往东方的新航线。随之而来的每次远航出征，不论是征服者、商人或传教士，大家是同"船"异梦，甚至一个人同时有着多种目标意向。一艘叁帆船可以栽着数十个人到上百人，黄金、财宝、胡椒、肉桂、奴隶、福音、丝绸之梦充塞着每个人的脑袋。扬帆启航後，大家同舟共济， 怒海搏斗，虽然生死难卜，却都朝着心中的乐园前行。他们心态之复杂今天看来很矛盾，甚至令人不齿，福音 刀剑齐下，这在当时又是司空见惯的事。

当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分别在发现新大陆、新土地和新航线上大有斩获之际，国家势力也随之膨胀，彼此觉得拥挤，有互相排斥或排除绊脚石的倾向。

原来，在十九世纪时，罗马圣座已同意葡萄牙王室在他们所发现的地方享有政治和宗教上的管辖权。当哥伦布为西班牙王室发现所谓的"西印度"美洲之後，西葡两国便起了势力 围上的冲突。一四九叁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次年，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应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君王请求，担任仲裁。

於是，亚历山大六世教宗裁定：西葡两国所发现的美洲归西班牙，东方的亚、非两洲归葡萄牙。教宗并要求两国必须负责保护属地教会的责任，并派遣传教士到自己的属地传教，筹划当地教会的经费，为地方教会建造圣堂和修院。可是教宗为了酬庸这两个国家为传教所付出的力量，便赋给保荐主教的特权，罗马圣座只予以批准承认，但不直接介入。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保教权"(PADROADO 或PATRONATO)的由来。

然而，保教权却带来很多问题，因为教会传教使命的工作必须仰赖殖民国家的政策和政局的顺逆而进退，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国王俨然成了殖民地教会的主人，即使两国对海外教务已经力不从心，彼此还是为了保教权而互相猜忌。试想，一个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国家如葡萄牙者，怎能应付半个世界的教会的需要？而这个国家甚至要求所有前往殖民地传教、但非葡萄牙籍的传教士，都必须从里斯本港出发。在这方面，西班牙国王倒是比较知趣。不过好景不常，欧洲许多别的国家也都一步一步地跟进，企图在欧洲以外的世界分一块饼。当时的"神圣日耳曼罗马帝国"皇帝弗兰切斯科一世(FRANCESCO I )曾讽刺地说："我倒是要仔细地读一读亚当的遗嘱条文，为甚麽不让我瓜分世界"。

面对种种问题，尤其是保教权所引起的弊端，罗马圣座终於接管海外传教的主导权，於公元一六二二年成立"宣传信仰部"，也就是所谓的传信部，提供传教工具，例如多种语文印刷所，建立修院和大学，设立直属教宗管辖的宗座代牧区，任命传教区的主教等等。

於是，早已前往东方传教的方济各会、道明会，以及随之而来的耶稣会、遣使会等修会会士，便纷纷前往美洲和亚洲传教。法国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甚至派遣会士完全为传信部所辖的传教区服务。一股前往海外陌生异地传扬福音的热潮从此汹涌澎湃，许多伟大的传教士也因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