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第一位进入中国正式传播福音的传教士，恐怕非义大利人方济各会士若望．孟高维诺总主教（GIOVANNI DA MONTECORVINO）莫属。他受尼各老四世（NICOLA IV）教宗派遣，携带教宗致元朝皇帝的信札前往北京。抵达後，元世祖忽必略刚去世，继位的皇帝是成宗。这是公元一二九四年的时代，此後，
孟高维诺得以在北京建立圣堂，传播福音，并获得良好的成果。

元朝覆亡，明朝建立後，不知为何，天主教在中国竟然销声匿迹，似乎未曾存在过一样。这一消失便是将近叁百年，直到公元一五八二年，才有耶稣会士重新踏上中国土地。

话说一五五七年，明朝嘉靖叁十六年的时候，葡萄牙人开始在中国澳门定居。九年之後，澳门也设立了一个耶稣会的会院，过不久，这里又有了一位主教。当初，葡萄牙人在澳门传教时，都命令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剪去长发，并照葡萄牙人方式穿衣服和生活。

一五七八年，耶稣会东方传教区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前往日本视察途中来到澳门。这位知识渊博、深具远见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在澳门住了八个月，深得当地中国人的敬重，於是决心立刻着手向中国人传扬福音。他深深以为过去传教失败的原因在於缺乏充分的准备，对中国语言文化一知半解。所以，他认为：与其使中国人葡萄牙化，不如使传教士中国化。要中国化最重要的就是学习中国的语言和风俗。

於是，范礼安神父先召来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罗明坚（RUGGIERI）神父，要他先学习中文。随後，又从印度召来另一位年青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充当罗明坚的助手。他们两人於一五八二年出发，进入中国内陆，设法逐步北上，前往北京。罗明坚神父於六年後，即一五八八年回欧洲，拟请求教宗派遣使节到中国，但没有成功，他也没有再回中国。因此，中国的教会事务完全落在利玛窦身上。而利玛窦则苦心孤诣，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与计划，终於分五个行程步骤，於一六Ｏ一年抵达北京。在北京生活了九年，於一六一Ｏ年去世。

利玛窦一进入中国之後，首先到了肇庆，他逢人便称自己是来自印度的僧人，而且效法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的行径，剃发为僧，穿袈裟。利玛窦的心在北京，所以他的种种行程活动皆以抵达北京为最终目标，其他各地只是他的跳板而已。他每到一地，便广结善缘，为自己的前途铺路。

抵达肇庆後，罗明坚和利玛窦两人的社交生活相当成功，他们便趁这样的良机，把天主教的信仰初步地介绍给中国人。从肇庆又辗转来到江西的韶州，在这里，利玛窦终於发现中国人和日本人必竟不同，日本人非常尊重和尚僧侣，出家人在日本当时的社会中身份和声誉都很高，但在中国则不尽然。所以，他当初效法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的作风，以僧道人士与中国社会来往接触并不理想，於是去袈裟，开始蓄发留胡，改穿丝绸长袍，带方巾，一切习惯举止都以中国士大夫为典 ，俨然像一位儒者。利玛窦之所以作这外表改变，因为他在中国住久了以後，发现中国深受孔孟儒家思想的影响，社会上真正受重视、受尊敬的人是文人学士。所以，为能受到中国人的接纳，尊重和听从，利玛窦非以儒者学士姿态出现不可。当然，利玛窦并不是冒牌或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他切切实实地下功夫，深入研究中国语文、古典文学与思想，进而与士大夫和官宦人士交往论学。他终於发现儒家思想比佛教和道教更接近天主教的教义，而向士大夫阶层的人士传扬福音，必能收到事半功倍的传教效果，因为中国人以读书人马首是瞻，读书人信奉的宗教必定可信。

就这样，利玛窦一方面把西方的科学知识传授给中国文人学士，一方面又把天主教教义介绍给他们认识。他在文人朋友的协助下，用中文写了一本名叫"天主实义"的书，後来发现大受欢迎，又印了数千本分发。就这样，天主教教义在中国开始传扬开来。

此後天主教在中国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坎坷非常，天主教徒是否可以祭祖先、祭孔便是最大的关键。其次，用什麽文词来表达教会的信仰，才不致使天主教的教义和中国其他的宗教教义混淆，这也是当时很困难的事情。还有，怎样培育中国的神职圣召呢？是不是要使用拉丁文呢？这都是问题。

一六一五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後第五年，保禄五世教宗批准把圣经和教会用的礼仪书籍翻译成中文，但是礼仪中国化从未出现过。此後，西方耶稣会博学之士如汤若望（ADAM SCHALL）、南怀仁（F.VERBIEST）等人都相继入京，甚至在朝廷供职，成为沟通中西文化与信仰的桥梁。

十七世纪末年，中国已有二、叁十万天主教徒，也有一百二十位西方传教士。不幸的是礼仪之争和葡萄牙保教权与罗马传信部之间的管辖权之争，令中国皇帝感到厌烦，终至惹起官方的迫害，只有在北京宫廷供职的耶稣会才学之士得以幸免。

以上是十六世纪末年到十七世纪间天主教在中国初步传教的大致情形。
现在我们可以谈一下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与基督福音接触的经过。

十六世纪末叶和十七世纪上半叶天主教在日本遭到残酷的迫害後，不少日本教友逃亡海外，他们在安南、柬埔寨和暹罗一带立足。从一六一五年起，耶稣会士开始对中南半岛这个地区的传教开始感到兴趣，他们用拉丁字母拼音法写出越南语。

当时有一位耶稣会士亚力山大．陆德神父（ALEXANDRE DE RHODES），原想步方济各．沙勿略的芳踪，前往日本传教。他先抵达澳门，但因日本已经严闭海关，不准传教士入境。在不得其门而入之後，上峰便派他前去安南，会同在当地传教已有几年的会士兄弟。

亚力山大．陆德神父之于越南，就像利玛窦之于中国一样。他热心学习当地语言，了解那里的文化与风土民情。这位传教士最了不起的地方是知道栽培许多能干信德坚固的传教员。他虽然也得以进入宫廷，与朝廷人士交往、甚至使其中不少显贵领洗奉教，但在政治局势发生变化时，教会和信徒也经常成为打击的首要目标。事实就是这样，十七世纪上半叶的越南政局相当不稳定，陆德神父在那里的黄金时间不过一年半左右，便走入动荡的时期，教会经常处在风暴之中，他曾四度被迫离境。他不在时，都由他所栽培的传教员来照顾新生的教会团体。

亚力山大．陆德神父对教会圣统制度有个非常重大的贡献，就是促成"宗座代牧"（VICARIO APOSTOLICO）的建立。其实，在此之前，圣座传信部曾为印度指定了一位宗座代牧，但因遭到葡萄牙政府及其他方面的反对与阻挠，那位出身"婆罗门"（BRAHMANO）的主教终於败兴回到罗马。

但是陆德神父一六四五年再度被驱逐，离开安南之後，便到澳门。在那里，他被长上派为代表，回欧洲办理传教事宜。他取道印尼、印度、波斯等地，一路考察了五年之久，才抵达罗马。他把亚洲传教的经验和计划向教宗和枢机主教们陈明，指出葡萄牙保教权对传教事业是一大阻碍，应该由传信部指派主教，以宗座代牧身份前往亚洲传教区，以罗马圣座授予的权柄，治理和拓展教务，就地栽培本地神职，以免除外来传教士受制於殖民国家的弊病，并使地方教会自立。
陆德神父的见解和建议很受到罗马的重视与采纳，但由於种种顾虑，罗马圣座经过十多年才派遣叁位宗座代牧赴远东，其中两位到安南，兼管中国南部地区的教务，另一位则指定为南京宗座代牧，但还没走马上任便去世了。

陆德神父在安南传教二十年（1625－1645），阐精竭力，为建立地方教会和保证地方教会的延续而费尽心思，向罗马建议设立宗座代牧。与他同时期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似乎没有想到这一点。

最後，我们来谈一下朝鲜的开教。昔称高丽的朝鲜原是中国的保护国，每年都遣使到北京进贡，因此得以认识北京的耶稣会士，并获得天主教的书籍。公元一七八四年，一位姓李的学者随使节团到北京，在那里受洗，圣名伯多禄。他回国後，以儒家思想编撰了一套神学，并且组织教会团体，甚至在同胞的要求下，为他们付洗，彼此办告解，举行弥撒。但後来，这位李伯多禄觉得这种作法不妥当，便向北京主教请示，要求派遣神父到朝鲜传教。一七九五年，一位中国神父周文谟进入朝鲜，发现那里已有四千教友。但不久之後发生教难，周神父和叁百位教友都英勇致命。这是一个由教友建立的奇异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