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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历史

十八世纪欧洲思想变化中的教会

十七世纪末叶的欧洲在政治与文化上都逐渐起了重大的变化：葡萄牙与西班牙两个海外殖民国家渐渐势微，被英国、俄罗斯和普鲁士几个新兴国家所取代；在文化上，欧洲一方面扩大了对世界的认识，又因为许多传教士从传教区写回来的报告，也增加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憧憬。但是这一切良好的互动关系却因为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而招致反弹，教会在东方几个文明古国中的传教工作陷入低潮，甚至遭到驱逐，引来教难，令圣座传信部感到万分沮丧，不知如何是好。虽然如此，教会还能保持它固有的精神於不坠，直到十八世纪末年。

即使如此，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教会内部也出现了某些塌陷的现象，主要原因来自启蒙哲学思潮对教会无情地攻击。这些攻击固然淋漓痛快，教会必竟还能够冷静地承受，甚至显出某些意料不到的生命力和复苏的迹象。

启蒙运动者对教会的大肆攻击到了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前夕达到顶峰，而革命的成功又被启蒙运动者视为他们的全面胜利。教会在法国革命中历经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和迫害，实在令人无法想像这个素有教会最宠爱的女儿的国家，竟然如此反目，伤害她的母亲。

教会经过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浩劫，竟锻出一个更纯净、更坚贞的信德。这样的信德终於迫使政权归还教会在社会中原有的身份和位置。当然，历经千锤百能屹立不摇，这决不是垂手得来，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十七世纪的时候，教会为面对誓反教的扩展和威胁，作了无数内部的改革更新，也大力到美洲、非洲和亚洲传播福音，培养了很多有为的神职人员和传教士。这一切都给教会团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十八世纪时，整个欧洲可以说都是信奉基督的，到法国革命前夕，欧洲农村地区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在每年复活节必定参与弥撒、领圣体。这种坚固的信仰基础使得教会经过欧洲十八世纪大风暴的袭击之後，在十九世纪仍然能够重振精神，恢复旧观。

十八世纪的欧洲虽然卷起大风暴袭击教会，可是在这期间教会也产生了不少有大圣德、大学问的人，其中最有名的莫过於天主教修会之一，赎主会的会祖圣亚丰索（ALFONSO DE LIGUORI , 1696-1787）。这位出身意大利那波里富豪家庭的圣人是一位奇才，对文学与科学都有非凡的造诣，十六岁便得到法律博士。他着作繁多，达两百多部，对整个欧洲，甚至普世教会，都发生了极深远的影响。"伦理神学"（THEOLOGIA MORALIS ,1735-1755）是他最重要的着作。因着这部大作，教会得以摆脱当时扬森主义过於严厉和放纵主义过於自由的伦理道德观念，走上中庸合理的道路。这位十八世纪杰出的圣人最关心的是向普通百姓传教，他创立"赎主会"的目的就是要向缺乏信仰照顾的穷人和知识程度低落的人士宣讲福音，就像救赎主耶稣基督生前所作的一样。为了教会礼仪的需要和提高教友的信仰热忱，亚丰索还谱了不少感人的圣歌，配以许多优美的诗词，这些歌曲歌词至今仍然传颂不已。

艰困的时代常孕育出伟大的圣贤，但并不是有了圣贤，就可以忽略导致艰困的因素。从十八世纪中叶起，欧洲许多地方，特别是法国某些地区，教友的信仰生活呈现停滞、不景气的现象，不但在城市里，就连在乡村也是一样，一般人的信仰心火普通下降，教友的善会组织减少，伦理道德松弛，对天主的敬畏之情不如往昔那麽在意，人们开始节育，私生子又增加，司铎和修会圣召萧条，宗教书籍缺乏，许多教会的慈善事业由公家接管。

这种种教会生活的退化现象是不是可以视为一般人抛弃基督信仰的徵兆呢？或者是先前的信仰生活方式逐渐消失，而另一种新的方式又正在兴起呢？所谓两条曲线必将相逢交叉，根据某些人士的看法，教会内部生活在数量上下降，但在质量方面上升。在那个时代确实产生了不少有为的主教和神父，但是有更多的神职心灰意懒，主教的职位在法国和德国成了王公贵族争逐的对象，许多隐修院越来越无法维持下去，一七六六年以後，法国有关当局勒令关闭了四百二十六座隐修院，奥国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F II）也在一七八叁年关闭奥国与荷兰所有度默观祈祷生活的隐修院，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意大利。

面对教会内忧外患丛生的局势，当时的罗马教宗有什麽反应呢？那个时期的教宗都不是什麽出色的人物，他们大都是年事已高的好好先生，而且都是在强有力的天主教国家的政治阴谋诡计要挟之下，好不容易折腾出来的人选所以大都没有什麽作为。他们只能在教宗国内执政，对国际事务已经没有置喙的能力，就连教宗国内部的事务也治理得怨声载道。

当那些政治强权把教宗逼到狭小的教宗国内，使教宗在国际上无法动弹，也没有力量去照顾欧洲各国教会之际，德国和法国那些启蒙运动的人物乘机打击失去罗马教宗支持，形同孤儿的本国教会。弗尔泰（VOLTAIRE ,1694-1778）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掌旗人物，这一派的人原都是接受教会教育，甚至是耶稣会学校读出来的学生。他们以作家自居，一般人则奉他们为哲学家。他们企图用理性来解释一切，凡是理性无法了解的都属於荒谬，宗教上的事情更是如此，只有理智可以说明的，才足以相信，凡是超越理智，属於教会所强调的启示的真理，对他们来说都是无稽之谈。他们相信造物主天主的存在，否则世界宇宙是怎麽产生的？难道没有钟表匠能产生钟表吗？

由此可见启蒙运动者所能接受的宗教是人性的宗教，是人的思考逻辑内的宗教，是按照人的意愿所产生的宗教，或者更好说，是由人主宰。甚至是由人创造，合乎人的口味的宗教。有人称之为"自然宗教"。这些相当自以为是的启蒙运动者认为人民需要宗教，需要一位天主，以便从人心深处来维持一切秩序。弗尔泰甚至说：「如果天主不存在，我们也得发明一个」。天主教教义中凡是超理智的，启蒙运动者都恨之入骨，无法忍受。弗尔泰在他的着作中，常常视教会为人类的奇耻大辱，非予以粉碎不为快。

总而言之，启蒙运动是一种唯理主义的哲学，只有人的理智可以接受和了解的，才有意义，才有存在的价值。有钟表，必定有钟表匠，同样地，有宇宙世界，必定有创造宇宙世界的天主。至於教会所说的那些超越理性所能解释的启示的真理，启蒙运动那些唯理主义者都非打倒不可。他们的原则是：理性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十八世纪经过启蒙运动的扫荡，欧洲思想界几乎都成了理性主义的阶下囚，教会受到这些："哲学家"的攻伐，似乎陷入一蹶不振、茫然不知所措的困境。那真是个大考验的时代。
启蒙运动固然主导了十八世纪欧洲的思想、文化、学术界，但并没能够完全说服所有的人。正当唯理主义派风光无限的时候法国出现了一个异数，他讨厌那些自命不凡的启蒙哲学家所抱持的枯燥无情地唯理思想。这个突起的异军便是鼎鼎大名的卢骚（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卢骚是个慈悲的人，他古道热肠，强调人不但具有理性，也具有感情。良心是他最看重的人性特质，他以为人若没有良心，则与禽兽无异，是良心使人承认天主。卢骚比弗尔泰一辈的人诚恳，富有人性，但是他的宗教观念是建立在感情的层次。他和孟子一样，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但这种思想和基督信仰不同，因为卢骚以为人是性善的，环境使人变恶，只要改善环境，人间自然成天堂。这麽一说，基督的救赎工程还有必要吗？再说，若把宗教建立在感情上，则天主的启示还有什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