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横扫欧洲的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思潮，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达到巅峰状态。部分启蒙理性精神藉着革命，由纯思想的鼓吹而成为实际的行动。这些行动表现在革命的政治活动上，则形成一股不可一世的势力。这股势力耀武扬威挟革命之风暴，以武力作後盾，横冲直撞，任何阻碍必在摧毁之列，天主教便是首当其冲者。

法国人喜欢把大革命与拿破仑时代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可是欧洲其他各国的人则宁愿把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视为一个整体，因为这位短小精干的悍将率领数十万大军，马革裹 ，横扫欧洲之际，也把革命的思想散布到各地，直到遥远的俄罗斯大草原。

话说一七八九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世政府为了解决国内的财务和政治危机，於是召开了一次国是会议，召集神职界、贵族和中产阶级叁方面的代表共商国家大事。这叁方面的人士是当时法国社会的骨干，国家的命运操纵在他们手中。会议之初，从各方面所表达的意见看出老百姓的不满，他们渴望进行种种改革，包括教会的改革。从那些怨言中，并看不出对教会有什麽特别恶劣的攻击。

国是会议揭幕时，每位与会代表都手持着烛光游行，足见他们的真诚和慎重。代表神职界与会的大都是本堂神父，他们与中产阶级的议员们联合在一起，组成国家立宪会议。

面对当时来自农民的要求和骚动，法国神职界和贵族们在那一年，也就是一七八九年的八月四日晚间，决定放弃他们拥有的一切特权。叁个星期後，八月二十六日，国是会议投票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这个宣言成了新政府的执政基本原则，它的精神来自启蒙运动哲学家的思想和美国在一七七六年所宣布的独立宣言。内容以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权为不可被剥夺的基本权利。同一年的十一月二日，在欧坦（AUTUN）教区主教塔列朗（TALLEYRANT）的建议之下，神职界都把财产归公，让国家来处理，但是国家必须维持神职界的生活需要以及他们从事社会福利和教育工作的所需。由於当时法国教会拥有的地产占全国的六分之一，所以教会产业的变卖导致了全国私有产业空前的大变动。那些中产阶级和富有的农民购买了许多产业之後，使得这两个阶层的人与大革命结了不解之缘。不幸的是许多教会产业落入这些人手中之後，不少珍贵的艺术品和教堂或隐修院，拆的拆，改的改，或被移作他用。

一七九Ｏ年二月十叁日，国家立宪会议禁止人民宣发宗教生活誓愿，那些已经是修会人员者，如果愿意继续度修会的生活就得迁移到为他们指定的地方去。这一项禁令使得法国许多隐修院人去楼空，门可罗雀。法国中东部克吕尼镇那座建於公元九百一十年的本笃会隐修院，四十位会士中有叁十八位脱下会衣还俗。这种现象在女隐修院方面比较不严重，修女们比会士们更忠於自己的圣召。说也奇怪，当时教会舆论对立宪会议禁止人民弃俗修道的政令似乎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

立宪会议既然已经完全重组了法国政府，并掌握了国家行政大权，於是进一步想整顿教会的内部组织秩序。主张这种行动的议员们并不是反对宗教的人，不过他们的思想大大受到启蒙运动和法兰西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教会应该受制於国家。

一七九Ｏ年七月十二日，国家立宪会议投票，通过了"神职公民法令"（COSTITUZIONE CIVILE DEL CLERO ）。根据法令，法国全境从一百叁十五个教区缩减为八十五个教区，即每一省一个教区；八十五个教区中有十个是总主教区。每六千居民得设立一个本堂区。主教和本堂神父由地方居民，不论教友与否，选出。选出的本堂神父要向教区主教报备；选出的主教则向总主教报备；总主教则向教宗报备，目的在使教宗知道并参与这件事，同时也借此表示他们与教宗共融。那些制订这项"神职公民法令"的议员们以为这样作，是回到教会的原始的状况。

立宪会议制订的"神职公民法令"虽然是通过了，但是会议在讨论这项议案时，叁十二位主教立宪议员中有叁十位提出书面反对意见，他们以为修改教会组织章程，但没事先徵求罗马教宗同意，这是不当的。当时教宗庇护六世对法国立宪政府的这项措置并没有立刻表示态度。

事隔四个半月，一七九Ｏ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立宪会议要求全体在职的神职人员宣誓：效忠国家，效忠国王，绝对遵从"神职公民法令"。结果，法国全境一百六十位主教中，只有七位宣誓。至於普通神职人员宣誓的比例，则因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别，平均说来，全国大约有一半的神父宣了誓。那些没有宣誓的主教和神父都因此而无法继续执行他们的职务。不到一个月後，这些被政府吊销职务的主教和神父所管理的教区与堂区开始公民投票，选出新主教和新本堂神父，顶替被政府撤职的原来者。

叁个月後，一七九一年叁月十日，有声音从罗马来了。当时庇护六世教宗发表诏书，严厉谴责"神职公民法令"的不是和巴黎立宪会议议员思想原则的不当。这位教宗指出立宪会议所通过的人权宣言与天主的启示背道而驰，因为宣言所指的那些绝对的自由否认了天主和真理的权利。庇护六世教宗并要求那些向立宪会议宣誓效忠的神父和主教公开认错，同时禁止由居民选出的主教执行任何职务。

教宗的诏书一出，法国教会便发生强烈的震动与分裂：一边是国家所承认的"宪法教会"，另一边则是忠於罗马，不肯屈服的教会。当时的环境很复杂，各地和每个人的状况也不同，实在很难对时代的选择遽下论断。那是一个悲哀的时代所制造的悲哀故事，需要很大的智慧和冷静的耐心来面对，尤其需要天主的仁慈。不过，立宪会议冒然下令选举主教并祝圣新的神父，致使选出的牧人和神职很受非议，这倒是越俎代庖、缺乏明智之举，足为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