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从狭义上来看，是从一七八九年五月路易十六世国王召开全国叁大阶层联合会议，讨论国是开始，到一七九九年十一月拿破仑发动政变後，掌握政权为止，前後共十年六个月。可是因为拿破仑执政後，政变之前的许多政策仍然继续推行，天主教会的处境也不见得获得多大的改善，在某些局势下，甚至遭到拿破仑强权的压迫和侵犯，直到他於一八一四年初逊位下台才告结束。所以，从广义上来说，特别是从天主教会的立场来看，法国大革命前後持续了二十五年；前十年是暴民暴乱式的革命，後十五年是强权强势的革命。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面，法国教会和罗马圣座蒙受浩劫，创伤之深无法复元，在历史上画下了时代的句点，令人不堪回首。

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打击和压制之下，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天主教会都改了面目。昔日教会拥有的产业，如今大都流入一般俗人的手中，再也取不回来，法国社会走入了第一次空前巨大的俗化浪潮中。法律规定信仰自由，任何人得以宣称自己是基督信徒或无信仰者，国民的身份与婚姻状况都向政府登记，他们一生的重要过程阶段如出生，领洗，婚姻，生育子女和死亡这些基本资料，已不再由教会来掌握处理。在教育上，教会也不再居於领导和督导的地位。国家与教会分道扬镳，一切我行我素，离婚成了国民在法律上的权利。事实上，日後无神论或反教会国家的体制与思想，都可以以法国大革命为滥觞。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法国大革命前後二十五年对天主教会固然是个万劫不复的打击，却也是个巨大的考验和净炼。经过这麽长久的磨练之後，教友的信仰和信德获得了净化，教会也抛弃了无数缠身的俗务，得以专心致力於它的基本使命。主教们都成了自己教区教务的真正负责人，神职人员也相当称职，都听主教的支配，他们一般都来自很平凡或清寒的家庭，能晋升司铎也可以改善自己的社会身份。所以他们大都努力作个善尽职责的神父。

至於那个时代的教宗，由於必须面对强权的蛮横和启蒙运动所掀起的反教会潮流，所以多次亲身经历政治和军事的压迫，甚至沦为俘虏，任帝王摆布。但他们大抵都能忍辱负重，以温良和坚定不挠的尊严和态度来承受世间王权的欺凌。正因为如此，大多数良善的教友都深深为教宗们的表样所动，他们意识到向圣座求助是保护教会抗拒国家政府无理要求的唯一途径。当时教友们这种拥护教宗的情绪，在历史上被称做"教宗中心主义"（ULTRAMONTANISMO）。这样的情绪在法国、德国和英国持续了整个十九世纪。

到此，如果可以作个简要概含的总结的话，我们可以说：法国大革命的遗产把法国人民分为两半；一半是自由主义者，这些人整天高唱大革命的自由与平等的口号，仿效大革命的精神，视教会为败类，不屑与教会往来。另一半则是天主教徒，他们历经大革命的迫害，自己的传统遭铲除，所以大都把大革命的运动浪潮视为魔鬼的作为，他们无时不在渴望重新享有昔日革命之前的社会与宗教生活气氛。也因此，当自由派人士愈是想尽办法要维护革命的既得利益时，天主教徒愈是持相反的态度。

不过，慢慢地，法国天主教徒和自由主义者在当时的对立状态却逐渐地转移到教会内部来，因为教会内部出现某些人士，他们以为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所宣传的那些原则思想并不是和基督的福音绝对不能相容，或者互相冲突。这部分的人并以为：旧时代的一切已经像江河的水流逝，一去永不复返，所以，企图复古，设法恢复旧观，那是枉费心机，毫无可能的。

说也奇怪，拿破仑从欧洲政坛消失後，法国天主教会，甚至整个欧洲都在如火如荼地推动教会的复兴运动，而且成果丰硕。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再去讨论和争执昔日大革命所鼓吹的种种思想原则，因为谁也不愿意让那些可怕、令人厌恶的回忆重新浮现在脑海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革命所争取到的自由，任何人都珍惜，只不过那些肆无忌惮和放任的自由却常常困扰着世道人心，就连天主教内部也不乏这辈的人。面对这种纷扰的欧洲新局面，庇护九世教宗不得不在罗马召开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讨论对策。那是一八六九年的事，离法国大革命整整八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