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中产阶级自由派人士的反对浪潮终於招致国王卡洛十世下令，禁止出版自由。禁令一下，巴黎居民群起反抗，造成一八叁Ｏ年七月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的革命暴动。这种反君王的暴动却变为反教会的行为，巴黎总主教公署遭洗劫，穿长袍的神父一律被攻击，圣堂的十字架都被摧毁。好在这次革命性的暴乱为时并不久，便渐渐平定下来。卡洛十世因此下台，路易．菲利浦继任王位。对这位新国王，法国天主教徒的反应很平淡。

法国历来的任何大小革命运动对欧洲各国都产生传染性的作用，这次为期短暂的动乱也是一样。自从一八一五年维也纳和会重新规划欧洲政治地理，把比利时归入"低地"王国之後，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时人在誓反教王国的统治之下，到处遭排拒，公职都由荷兰人担任，比利时人非常不满，他们为了反对"低地"，也就是荷兰王权，不惜与反教会的自由派人士结盟。一八叁Ｏ年十月，他们建立比利时独立王国，以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采政教分离路线，人民享有宗教、言论、教育、出版等等自由。天主教徒也都怀着自由主义的思想来工作、生活。

面对这种自由主义思潮，教宗国似乎陷入了尴尬的困境，却也无可奈何，必须接受。一八叁Ｏ年十一月叁十日庇护八世教宗去世，教宗国内的人民趁机骚动。新教宗在五十天後才选出来，取名号额我略十六世。这位教宗出身隐修士，不熟悉政治事务，他为了解决教宗国境内的动乱，竟向奥地利求援，而奥地利是意大利自由派人士恨之入骨的。不到两个月，也就是一八叁一年叁月二十五日，动乱平定了，可是这位教宗却被列为自由的敌人。

欧洲中北部的波兰长久处在帝俄的统治之下，人民怨声载道。一八叁Ｏ年十一月间，罗马教宗庇护八世去世前几天，波兰人民起义，宣布独立。沙皇受不了，派兵镇压，大肆屠杀。波兰人抵抗不了，死的死，逃的逃。一八叁二年九月八日，俄国再度占领华沙，把波兰并入俄国版图。那些在军事镇压中逃离波兰的人，在西欧获得自由派人士和天主教徒的同情，他们呼吁教宗出面干预俄国的侵占行为。不料，沙皇的代表加加林（GAGARIN）也向教宗进言，劝阻他帮助波兰人。额我略十六世教宗心想：难道我可以支持波兰人起义，却在自己国境内打击同样的行动吗？於是这位在政治上没有经验的教宗在一八叁二年写了一封信，劝告波兰人服从俄国沙皇说：「你们要听从你们强有力的皇帝，他会善待你们的」。额我略十六世教宗的信令波兰和欧洲许多国家深深感到惊讶与不齿。

人们不禁要问：教会是不是应该留意和关心各民族争取自由的期望和奋斗呢？以波兰人民反抗帝俄的事件为例，如果波兰人民争取自由的努力获得教会最高当局的肯定和嘉许，这是不是会使教会和自由思潮彼此修和，不再势同水火呢？而且波兰事件会不会是教会与自由思潮终於能够彼此言好的转机呢？是的，法国当时有些人士，尤其是天主教会内部的自由派人士，便有这样的感触，其中以费利西泰．德．拉梅奈（FELICITE DE LAMENNAIS, 1782-1854）和他的朋友们的言论最受注意，影响也最大。他们对革命有切肤之痛。

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原是受到启蒙运动所鼓吹的理想主义的激发而产生的。革命的口号正是自由，绝对的自由，打倒一切权威，包括天主的权威在内的自由。十年革命被拿破仑收拾，而拿破仑帝国在专横了十五年之後，也由於在军事上的失利，而寿终正寝。这二十五年间，自由的口号甚嚣尘上，许多罪恶和暴行也假借自由的名义而出现。为了这个缘故，很多人，包括教会人士，对"自由"这个名词和自由派的言论与态度非常敏感，几几乎患上了过敏症。那些目睹革命血腥和暴政专横的人，无不视躲在自由面具後的凶狠为洪水猛兽，为魔鬼的勾当，必须加以铲除刷净。一八一五年维也纳和会的目标之一正是这个。

拿破仑失败後，法国复辟，传统派逐渐复苏，教会也慢慢恢复生机。这种新趋势很刺中产阶级自由主义人士的眼，於是这些人开始讥讽王权贵族，并把教会归画到统治者这一边，予以冷嘲热骂，甚至转移箭头，以教会为攻击对象。

法王卡洛十世受不了自由主义派人士的嚣张，下令报禁，禁止新闻自由。命令一下，再度掀起一八叁Ｏ年底的巴黎革命。这次革命虽然不长，也没像第一次那麽可怕，不过很多人，包括教会人士，已经意识到自由之风已经席卷欧洲大陆，不能抗拒，而且只要不是暴乱式的为所欲为，则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对人格的成长也有助益。当时法国着名作家费利西泰．德．拉梅奈神父便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他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以为：教会既然不能靠政府来保护，只好采取另一种策略，就是利用一切现代的自由，使之有利於教会。他曾说：「人一提到自由主义，便有些震惊害怕，我们来使它宗教化吧？这样，社会便会复兴了」。

为了宣传这种新的自由思想，拉梅奈神父和他的朋友们於一八叁Ｏ年十月十五日在巴黎创立"前途报"（L'AVENIR），日报的标题是"天主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