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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圣座与中国:一扇打开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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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9-12-20 16:08:33 发表
尼:您没看过这个协议?他们没给您看过这个?



陈:没有!我问你,这是否公平。

我是两位在世的中国枢机主教之一,我无法对这份协议发表看法,我已经去过三次罗马了。


尼:在方济各各上任之初,您和他关系怎样?总是很紧张么?

陈:和方济各,个人关系很好,即使是现在。今年七月初,我与教宗共进晚餐。但他不回我的信,所发生的一切,都与我的建议背道而驰。

有三件事。一份秘密协议,如此秘密,你什么都不能说。我们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然后是七名被绝罚的主教合法化。太不可思议了,简直难以置信。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最后一幕:杀死地下教会。

现在他们完成了他们的工作。6月28日,一份教廷的文件从教廷流出了。从来没有一份来自罗马教廷的文件,总是有一个特定部门的,两个签名。这份来自罗马教廷的文件没有特定部门签发。难以置信,难以置信。有人不敢承担责任。

我又去了罗马,第三次了。我去年一月去了,去年十月我去了,今年六月我又去了。我给教宗官邸写了一封信,说:“圣父,我在罗马?我想知道是谁起草了那份文件,所谓的牧灵取向,我想当着您的面和他讨论那份文件。我在罗马停留四天,请您随时打电话给我,不管白天还是夜晚都可以的。”

一天过去了,没回音。所以我又发了一封信,但这次我对这份文件提出了所有的反对意见。我说:“我还在这里等着。”因此,又过了一天,有人来说,“圣父说了,你无论有什么要说的话,的去跟国务卿帕罗林说去吧!”我很生气。

我说“不!我永远不会跟那家伙浪费时间的,”我说,真的是浪费时间,因为我永远说服不了他,他也永远说服不了我的。我希望圣父在场,既然没这个可能性,好吧,我只好空手打道回府了。

最后一天,我去了一些大教堂祈祷,也拜访了一些枢机朋友,包括董高枢机-95岁了吧,嗯?

尼:(董高枢机)身体还好吧?


陈:[点头]但看起来不再那么活跃了。我五点钟回到那里的会院(住所?),他们说,“哦,圣父邀请您和帕罗林共进晚餐呢。”

我去那里吃晚饭了。很简单,就我们三个人。我认为晚饭不是吵架的时候,所以在晚饭中我不得不友善。我讲了所有关于HK的事情,帕罗林一句话也没说。所以最后,我说:“圣父,那我对那份文件的反对呢?”他说,“哦,我要去调查一下。”他把我送到了门口。


然后,我没有空手而归。我有了一个清晰的印象,帕罗林在操控圣父。


尼:帕罗林想要得到什么?

陈:哦,没有人能确定,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谜,一个教会的人,考虑到他对中国和共产党的所有认知,怎么能胜任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唯一的解释不是信仰。这是一次外交上的成功。虚荣自负。

最后一幕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该文件称,“要公开福传,你需要在政府注册。然后你必须签字。签署一份声明你必须支持独立教会的文件,这可不好,实际上我们还在讨论那个问题。所以政府不好,因为它们在预谋。但不管怎样,“你签字。”

这份文件中有些内容与我们的正统信仰相违背,我们鼓励他们签字。你不能欺骗自己。你不能欺骗共产党人。你在欺骗全世界。你欺骗了忠实的信徒。签署文件并不等于签署声明。当你签字时,你就接受了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那个教会的一员。多么可怕,可怕啊。

最近我了解到,在从(我不记得在哪里)回来的航班上,圣父说,“当然,我不想看到分裂。但我不害怕分裂。我会告诉他“你在鼓励分裂。”你正在使中国的分裂教会合法化。“令人难以置信的。

尼:你认为中共的逻辑是什么,他们想要控制天主教会,控制中国天主教爱国会(CPCA)的原因是什么?

陈:当然,这是他们的制度。他们需要控制一切。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能摧毁,所以他们想要控制。很明显。所有的教会,他们想从内部摧毁。

尼:你认为在中国有一个开放的天主教信仰和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中国之间存在根本的矛盾吗?在中国,你能和共产党一起建设天主教会吗?

陈:他们非常害怕在波兰发生的事情。他们公开地说。当教宗任命我为枢机主教时,刘柏年[编者按: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副主席]说:“如果中国所有的主教都像陈枢机一样,那么我们就会变得像波兰一样。”“他们害怕那样。

他们无法容忍。你知道,西藏佛教徒和新疆穆斯林的问题更加复杂,因为这与种族有关。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是一个普世的教会。所以没有希望,一点希望都没有。没有希望。



【但是现在发生了什么?方济各来了,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你会同意我的说法的:他对他的前任不太尊重。他关闭了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所做的一切。显然,他们总是口是心非,他们总是说“有连续性的…”但那是[拍桌子的]一种侮辱。一种侮辱。没有连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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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9-12-20 16:08:11 发表

陈枢机2019年12月3日接受“New Bloom Magazine ”专访



尼:你生在上海,你父母是天主教徒吗?

陈:是的。他们是第一代天主教徒,我是第二代。我1948年离开上海,那年我16岁。

尼:你去哪了?你16岁到了HK?

陈:我是来加入慈幼会的。这个会院。

尼:你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吗?

陈:当然。【以下从略】

尼:现在您把精力放在哪一场争战呢?是教宗方济各同北京的秘密交易呢,还是更专注于HK呢?

陈:(我)更多(关注)的是对中国的。中国的教会现在糟透了,糟透了,糟透了,确实糟透了!
不幸的是,我与梵蒂冈接触的经历简直就是灾难性的。
任命我为主教的是若望·保禄二世,但实际上这不是他的决定。这是他的合作者董高(Tomko)枢机主教的决定,当时的万民福音部长。


为什么?因为那时候,2000年前的十五年里,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董高枢机主教想参与进来,他来自(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他了解gcd.他在梵蒂冈有很长时间的工作经验,他是若望·保禄二世的好朋友,他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好。


当时没有中国委员会,但他首先召集了秘密会议。这类会议每年举行一次,有时是两年。董高对我说:“加入会议,参加梵蒂冈国务秘书处和万民福音部的会议-这是关心中国教会的两个部门。”扩大会议也邀请港澳台的人士来。两三位专家,几位主教,几个人,这里开始的时候是五六个人。


这些秘密会议非常有用,因为董高可以收集很多信息。中国是开放的,很多人访问了中国,他们带来了信息。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情况,提供建议,甚至与当局进行了一些非正式接触。



董高是一个非常平衡通达的人,他一开始先采用强硬立场,保护教会不受迫害。但是,当我们从中国带来这些消息的时候,即使在所谓的官方教会,教会里也有许多的好人。


所以董高开始采用非常开放的政策。他一开始态度强硬,但是他之后理性的开放。所以那些年来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

嗯,尽可能多。

有必要作出一些妥协,但仍然从根本上讲,要讲明教会的正确立场。


罗马教廷使几个非法主教合法化。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好人。他们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而政府当时也不敢选择最坏的人。所以这些都是好人,也许胆小,所以他们接受了非法的任命。但后来他们请求宽免,承诺要做的很好,所以教宗让他们合法化了。


然后还有年轻司铎们,当局选择他们当主教,再说一遍,他们是好人。不一定是最好的。他们也有足够的勇气去请求教宗的准许,他们说,“没有教宗的允许,我们不会接受任命。”
非常勇敢。经过一些调查,他们被批准了。



尼:是什么改变了?


陈:不幸的是,教会有关于年龄限制的法律。所以在75岁的时候,董高不得不退休。后来的继任者不好,继任者的继任者,更糟糕了。

我的意思是在教廷有一个团体,这些人有权力。他们曾经拥有合法的权力,因为所有的人都享有教宗的信任。但是在若望·保禄二世统治时期,方向已经不同了。因为教宗和董高枢机,那些人有段时间没有实权。但是当董高退休的时候,克雷申奇奥·塞佩枢机被任命(万民福音部长),塞佩不好。这些人拥有权力了。所以万民福音部几乎什么也没做。他们只是延续了董高的策略,但并没有那种精神。

想象一下:在2000年,北京有计划地任命了12名主教,就在教宗在罗马任命12名主教的同一天。实际上,这是一次失败。只有五个人到场。其他人拒绝接受任命。不管怎样,那显然是一种蔑视反抗。这位新长官(塞佩)很快就让这五人合法化了。
【译注:2000年1月6日前,当得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要在1月6日主显节这天在圣伯多禄大殿祝圣十二位新主教时,中国当局也有计划地跟梵蒂冈唱对台戏,笼络12名各地候选人在同一天在北京自选自圣,但是,只有五人接受了祝圣,据说另有一名教宗已经任命的主教人选。这五名是:福宁教区即闽东教区詹思禄、南京教区陆新平、保定教区苏长山、唐山教区即永平教区方建平以及最近去世的长治教区靳道远。詹思禄直到去年九月“临时协议”签署才被教宗方济各接纳。】

在塞佩之后是伊万·迪亚斯。教宗本笃任命了迪亚斯。现在,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迪亚斯是一个曾在圣座国务院工作很长时间的印度人。他曾在两三个国家担任过圣座大使,当时他是孟买总主教,(印度)最大的教区。召唤他到梵蒂冈可能是当时首位来自亚洲的圣座部会首长,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但不幸的是,迪亚斯是奥斯丁·卡萨罗利的弟子[编者按:一位在冷战期间与东方集团外交而闻名的梵蒂冈官员。]【译注:卡萨罗利枢机主教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曾长期担任若望·保禄二世时期的圣座国务卿,梵二后,冷战时期,卡萨罗利曾长期在圣座外交部门负责同东欧集团无神论当局对话,主导推行教廷的“东进政策”。保禄六世时期的东进政策颇有争议的,有人认为它是打压当时东欧地下教会的一种不成功的策略。比如,梵蒂冈因为妥协放弃了匈牙利的闵真谛枢机主教便是一例。】 所以, 他相信东方政策,教宗本笃和西西奥·贝尔托内【教宗本笃十六世时期的圣座国务卿】都成了局外人。他们不属于这个团体,尽管贝尔托内是意大利人。


身为国务卿,拥有实权的人并不是(他)最高官员,而是下属,尤其是同中国打交道时(被架空)。

伯多禄·帕罗林当时是副国务卿。也就是首席谈判代表。没有委员会,只有国务院的一名成员,实际上就是副国务卿,他与中国进行了一些非正式的接触,他报告说,他向秘密会议简要介绍了一切。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建议,等等。

在教宗本笃的领导期间,他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一件是十二年前写一封信函给中国大陆的教会。一封很棒的信。但你能想象迪亚斯的万民福音部他们操控了信函的中文翻译吗?!


然后教宗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现在,在迪亚斯和帕罗林之间,他们只是让这个委员会完全不起作用。首先,他们操控了委员会的工作。然后委员会就不会进行任何审议。因此,教宗只能倾听他们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声音到不了他那里。你怎么能强迫教宗阅读那些冗长的会议记录呢?三天的会商呢!

所以有一天我向教宗抱怨了。我说:“您让我当枢机,您说我应该帮助您(了解)在中国的教会。但我能做什么?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做不了。他们有权力。您什么也不说。您不支持我,我能帮您什么呢?”

我对圣父很粗鲁,但是他太好了,太善良了。因此,这封信【译注:指教宗本笃十六世2007年写给中国教会的信函】,特别是委员会,不仅为错误的翻译辩解,而且也为错误的解读辩解。错误的解读传遍了中国。真是太可怕了。

但是现在发生了什么?方济各来了,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你会同意我的说法的:他对他的前任不太尊重。他关闭了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所做的一切。显然,他们总是口是心非,他们总是说“有连续性的…”但那是[拍桌子的]一种侮辱。一种侮辱。没有连续性的。

在2010年,帕罗林和迪亚斯,他们同意了中方提出的草案。所以每个人都在传说,“哦,现在协议来了,它来了,它来了”突然之间,没有更多的声音了。

我没有证据,但我相信是本笃教宗否决了,他不能签署那份协议。我认为现在签署的协议,就是本笃教宗拒签的那份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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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9-10-06 20:02:17 发表
梵蒂冈国务院文件遭没收 涉及金融调查
最新更新:2019/10/02 13:37
(中央社梵蒂冈1日综合外电报导)梵蒂冈今天表示,检方已没收国务院(Secretariat of State)及所属金融机构办公室「文件和电子设备」,这是金融调查行动一部分。
法新社报导,梵蒂冈一份声明指出:「今天上午进行相关行动,从国务院第一科和国务院金融信息管理局(Financial Information Authority)某些办公室取得文件和电子设备。」
梵蒂冈表示,检察官米兰诺(Gian Piero Milano)及他的副手狄迪(Alessandro Diddi)授权的这项行动,「与宗教事务银行(Institute for Works of Religion, IOR)和审计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General Auditor)先前针对随时间推移金融交易提出的投诉有关」。
梵蒂冈指出,警方进行突击行动前,已告知涉入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但并未进一步详述突击内容和发现的物品。
路透社报导,梵蒂冈一名高阶消息人士表示,本次行动据信与房地产交易有关。
教廷权利最大的国务院与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关系密切。
金融信息管理局是反洗钱机构,设立目的是与又名为梵蒂冈银行(Vatican Bank)的宗教事务银行共同努力使金融运作透明化。
梵蒂冈有关当局定义,宗教事务银行的任务是替全球天主教教会提供金融服务,但过去曾卷入政治和金融丑闻之中。(译者:叶俐纬/核稿:徐睿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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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9-10-04 07:13:18 发表
形势一片大好,众人欢欣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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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9-10-01 17:31:24 发表
魏景义又开始宣传党的宗教政策了,好一个中国教会的跳梁小丑,他是一位投机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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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9-09-30 18:17:45 发表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地下”魏主教盛讚中梵協議是聖神的恩典聖座和中國政府就主教任命問題簽署臨時協議一週年之際,(政府不承認的)齊齊哈爾教區主教接受採訪表示,“中國地下教會的存在是為了保持信仰的完整,是與教宗聖統制共融的組成部分。現在這個目的達到了,地下教會繼續存在,就失去了意義”。            GIANNI            VALENTE                        羅馬聖保祿宗徒在《弟茂德後書》中寫到“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我已保持了”。中國東北黑龍江省齊齊哈爾教區的魏景儀主教也深有同感。他是所謂“地下”主教,也就是不被北京政府及其部門官員承認的主教。一年前的二O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聖座和中國政府就未來中國天主教主教的任命程序簽署了臨時協議。但有人卻說並撰文稱,中國“地下”教會團體對中梵臨時協議感到失望、感到被出賣了。而魏主教的言語間卻洋溢著勝利。對那些絲毫不隱瞞現有問題、不忘飽受磨難過去的人充滿感激之情。但也指出,在教難時期唯一珍視的就是保持與教宗的共融,視之為天主教信仰的基本特徵而不是可有可無的陪襯。現在,謙遜地承認可以在所有人面前善度、宣信與伯多祿繼承人的共融,無須再像是個罪過那樣加以隱瞞。以牧者的心靈、從教會的角度,您認為協議最重要的成果和影響是什麽?最重要的成果和影響是中國教會不再有與普世教會分裂的危險,中國所有的主教都將會在跟教宗的共融內産生。在中國的你們瞭解是什麽推動和說服聖座與中國簽訂協議?要保全和珍惜什麽寶貴的遺産?教會是從宗徒傳下來的。這是教會的本質和聖事本質,主教與教宗的共融就是保證。天主教會從明朝末年傳入中國以來,一直沒有間斷,主教與教宗都是共融的。一段時期的非法主教祝聖對這個共融構成威脅,這是耶穌基督的教會所不願意看到的。中國的教會不希望這樣,聖座也不希望這樣。聖神推動和說服聖座與中國簽訂協議,就是要保全和珍惜這個寶貴的遺産。耶穌基督建立的教會,沒有政治和外交目的。方濟各教宗現在領導的教會,仍然沒有政治和外交目的。對於協議及其批准的過程方面,您有什麽保留和疑問嗎?我沒有保留和疑問。地下主教、地下團體仍然存在,大家還分開舉行聖事,沒有與公開團體的兄弟連在一起。您怎樣看這種情况?您怎樣看待這一現象?應該怎樣對待?聖座和中國政府簽訂了有關在中國的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沒有教宗的批准而自選自聖的主教已成為歷史,在信仰上合而為一的阻礙已經沒有了。但是,有些人是因為情感上難以接受,暫時還不能在一起;有些人是因為法律方面的。
有哪些障礙?比如教宗接納的某些主教,他們僅僅是“在”某一個地區的主教。這樣的主教和他們所領導的團體,與教宗所任命的當地主教及其所管轄的神父們工作區域有重疊,有待於進一步調整。還有其它特殊情况嗎?有些是地下的神父有渴望,但是政府部門認為這些神父還沒有達到他們所要求的標準而不允許。比如漢中主教的祝聖禮,就有地下神父願意參加而被政府阻止。當然也不排除有人為了私人利益堅持一段時間。您怎樣評價聖座發表的神職備案《牧靈指導》?對那些感到混亂或者舉棋不定的人有用嗎?還是引發了對聖座的不信任?神職備案的《牧靈指導》是及時的也是必要的。通過學習和溝通,我們對於宗教政策有了一定的瞭解。但是中國太大,各地情况千差萬別。神父們的理解能力有不同,所得出的結論自然也不同。而地方基層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員也同樣。您指的是什麽?地方基層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員是負責講解政策的人,對於政策的理解和表達能力又常常因為工作的變遷等各種原因,自身的業務能力有待提高。我舉個例子,近幾天還有基層工作人員問神父:你的妻子做什麽工作?您是一位政府還沒承認的主教,有些媒體講到所謂“地下”教友感到被教宗和聖座背叛?是真的嗎?我們沒有感覺到是被教宗和聖座背叛了。在挑選主教時,本地天主教團體(神父,修女和教友代表)是受愛國組織和政府的影響。這與天主教主教是從宗徒傳下來的信理有衝突嗎?沒有衝突。教會在兩千年的歷史中,主教的産生也有很多方式。當年的米蘭主教聖師盎博羅削,就是由民眾選舉後,再走其他程序産生的。在中國的教會,一個地方教會主教的産生有政府的意見是合理的。為什麽?因為主教不單是地方教會的領導,也是公眾人物。天主教會和地方政府都不希望産生一個和政府矛盾重重的主教。主教和地方政府的關係如何,也會影響地方教會的存在和發展。一個主教的産生受誰影響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他必須是由教宗任命並與世界主教團共融,與普世教會共融。這與天主教主教是從宗徒傳下來的信理沒有衝突。您是政府沒承認的主教,您和您的神父還是參加了統戰部給你們上課,講解中國與聖座簽訂的協議。您是否可以講講個人經驗?中國和梵蒂岡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簽署以後,雖然協議的具體內容,我們還不知道。但是我們清楚地意識到,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一定做了某些調整,否則協議不可能達
成。於是,我向地方政府相關官員提出:請他們為我們組織一次學習,幫助我們瞭解目前的宗教政策。同時也通過這個機會。讓地方政府認識我們天主教會這個團體。通過地方政府官員的多方努力,省和市政府的相關部門為我們教區的神父們組織了一次學習,由中央統戰部和省的相關官員,為我們講解了當今目前的宗教政策,和相關的法律法規。官員提出了哪些論點,他們的解析幫你們弄清楚的東西是什麽?你們有新的理解嗎?關於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中央統戰部官員的原話是這樣講的:“對於我們中國天主教來說,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是指什麽呢?指的就是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教會事務方面由中國天主教神職人員和信徒獨立自主管理,國外實體不能干涉天主教內部事務,不能利用天主教干涉中國內政。當然這並不指的是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從信仰上來說,中國天主教同世界各國的天主教會都是一致的。比如說中國的主教神父教友與世界各國的神父教友一樣,每天都可以在彌撒當中為教宗祈禱,這就是說我們講獨立自主自辦,不是說我們要獨立於普世教會了,包括連我今天坐在這裡,我都可以講,我們中國教會是普世教會的一個枝條,是跟普世教會連為一體的,我覺得這是黨政都承認的,我們講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在政治上、經濟上、教會事務方面有我們中國的神職人員,我們教職人員和我們的信徒獨立自主管理,但是在信仰上我們是和普世教會是一致的,沒有區別的”。簽訂協議了、牧靈指導也出了,還有必要為了留在天主教會內而繼續在政府當局制定的規則之外活動嗎?天主教中國地下教會的存在是為了保持信仰的完整。保持主教與教宗的共融。原來的愛國愛教獨立自主自辦教會脫離教宗原則,我們理解為是相反信仰的。現在是教宗同意和任命選出來的主教,新主教是跟教宗有聖統的共融。這個改變了一切。已經沒有非法的主教了,愛國愛教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自然也和原來解釋不同,不違反信仰了。在這個背景下,接受政府的備案,無論如何不應該被視為一個脫離天主教的選擇。這一切未來可能會産生哪些後果?我重申:就我個人而言,中國地下教會存在是為了保持信仰的完整。現在這個目的達到了,地下教會繼續存在,就失去了意義。

魏景义又开始宣传党的宗教政策了,好一个中国教会的跳梁小丑,他是一位投机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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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9 23:03:45 发表
“地下”魏主教盛讚中梵協議是聖神的恩典聖座和中國政府就主教任命問題簽署臨時協議一週年之際,(政府不承認的)齊齊哈爾教區主教接受採訪表示,“中國地下教會的存在是為了保持信仰的完整,是與教宗聖統制共融的組成部分。現在這個目的達到了,地下教會繼續存在,就失去了意義”。            GIANNI            VALENTE                        羅馬聖保祿宗徒在《弟茂德後書》中寫到“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我已保持了”。中國東北黑龍江省齊齊哈爾教區的魏景儀主教也深有同感。他是所謂“地下”主教,也就是不被北京政府及其部門官員承認的主教。一年前的二O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聖座和中國政府就未來中國天主教主教的任命程序簽署了臨時協議。但有人卻說並撰文稱,中國“地下”教會團體對中梵臨時協議感到失望、感到被出賣了。而魏主教的言語間卻洋溢著勝利。對那些絲毫不隱瞞現有問題、不忘飽受磨難過去的人充滿感激之情。但也指出,在教難時期唯一珍視的就是保持與教宗的共融,視之為天主教信仰的基本特徵而不是可有可無的陪襯。現在,謙遜地承認可以在所有人面前善度、宣信與伯多祿繼承人的共融,無須再像是個罪過那樣加以隱瞞。以牧者的心靈、從教會的角度,您認為協議最重要的成果和影響是什麽?最重要的成果和影響是中國教會不再有與普世教會分裂的危險,中國所有的主教都將會在跟教宗的共融內産生。在中國的你們瞭解是什麽推動和說服聖座與中國簽訂協議?要保全和珍惜什麽寶貴的遺産?教會是從宗徒傳下來的。這是教會的本質和聖事本質,主教與教宗的共融就是保證。天主教會從明朝末年傳入中國以來,一直沒有間斷,主教與教宗都是共融的。一段時期的非法主教祝聖對這個共融構成威脅,這是耶穌基督的教會所不願意看到的。中國的教會不希望這樣,聖座也不希望這樣。聖神推動和說服聖座與中國簽訂協議,就是要保全和珍惜這個寶貴的遺産。耶穌基督建立的教會,沒有政治和外交目的。方濟各教宗現在領導的教會,仍然沒有政治和外交目的。對於協議及其批准的過程方面,您有什麽保留和疑問嗎?我沒有保留和疑問。地下主教、地下團體仍然存在,大家還分開舉行聖事,沒有與公開團體的兄弟連在一起。您怎樣看這種情况?您怎樣看待這一現象?應該怎樣對待?聖座和中國政府簽訂了有關在中國的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沒有教宗的批准而自選自聖的主教已成為歷史,在信仰上合而為一的阻礙已經沒有了。但是,有些人是因為情感上難以接受,暫時還不能在一起;有些人是因為法律方面的。
有哪些障礙?比如教宗接納的某些主教,他們僅僅是“在”某一個地區的主教。這樣的主教和他們所領導的團體,與教宗所任命的當地主教及其所管轄的神父們工作區域有重疊,有待於進一步調整。還有其它特殊情况嗎?有些是地下的神父有渴望,但是政府部門認為這些神父還沒有達到他們所要求的標準而不允許。比如漢中主教的祝聖禮,就有地下神父願意參加而被政府阻止。當然也不排除有人為了私人利益堅持一段時間。您怎樣評價聖座發表的神職備案《牧靈指導》?對那些感到混亂或者舉棋不定的人有用嗎?還是引發了對聖座的不信任?神職備案的《牧靈指導》是及時的也是必要的。通過學習和溝通,我們對於宗教政策有了一定的瞭解。但是中國太大,各地情况千差萬別。神父們的理解能力有不同,所得出的結論自然也不同。而地方基層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員也同樣。您指的是什麽?地方基層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員是負責講解政策的人,對於政策的理解和表達能力又常常因為工作的變遷等各種原因,自身的業務能力有待提高。我舉個例子,近幾天還有基層工作人員問神父:你的妻子做什麽工作?您是一位政府還沒承認的主教,有些媒體講到所謂“地下”教友感到被教宗和聖座背叛?是真的嗎?我們沒有感覺到是被教宗和聖座背叛了。在挑選主教時,本地天主教團體(神父,修女和教友代表)是受愛國組織和政府的影響。這與天主教主教是從宗徒傳下來的信理有衝突嗎?沒有衝突。教會在兩千年的歷史中,主教的産生也有很多方式。當年的米蘭主教聖師盎博羅削,就是由民眾選舉後,再走其他程序産生的。在中國的教會,一個地方教會主教的産生有政府的意見是合理的。為什麽?因為主教不單是地方教會的領導,也是公眾人物。天主教會和地方政府都不希望産生一個和政府矛盾重重的主教。主教和地方政府的關係如何,也會影響地方教會的存在和發展。一個主教的産生受誰影響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他必須是由教宗任命並與世界主教團共融,與普世教會共融。這與天主教主教是從宗徒傳下來的信理沒有衝突。您是政府沒承認的主教,您和您的神父還是參加了統戰部給你們上課,講解中國與聖座簽訂的協議。您是否可以講講個人經驗?中國和梵蒂岡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簽署以後,雖然協議的具體內容,我們還不知道。但是我們清楚地意識到,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一定做了某些調整,否則協議不可能達
成。於是,我向地方政府相關官員提出:請他們為我們組織一次學習,幫助我們瞭解目前的宗教政策。同時也通過這個機會。讓地方政府認識我們天主教會這個團體。通過地方政府官員的多方努力,省和市政府的相關部門為我們教區的神父們組織了一次學習,由中央統戰部和省的相關官員,為我們講解了當今目前的宗教政策,和相關的法律法規。官員提出了哪些論點,他們的解析幫你們弄清楚的東西是什麽?你們有新的理解嗎?關於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中央統戰部官員的原話是這樣講的:“對於我們中國天主教來說,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是指什麽呢?指的就是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教會事務方面由中國天主教神職人員和信徒獨立自主管理,國外實體不能干涉天主教內部事務,不能利用天主教干涉中國內政。當然這並不指的是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從信仰上來說,中國天主教同世界各國的天主教會都是一致的。比如說中國的主教神父教友與世界各國的神父教友一樣,每天都可以在彌撒當中為教宗祈禱,這就是說我們講獨立自主自辦,不是說我們要獨立於普世教會了,包括連我今天坐在這裡,我都可以講,我們中國教會是普世教會的一個枝條,是跟普世教會連為一體的,我覺得這是黨政都承認的,我們講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在政治上、經濟上、教會事務方面有我們中國的神職人員,我們教職人員和我們的信徒獨立自主管理,但是在信仰上我們是和普世教會是一致的,沒有區別的”。簽訂協議了、牧靈指導也出了,還有必要為了留在天主教會內而繼續在政府當局制定的規則之外活動嗎?天主教中國地下教會的存在是為了保持信仰的完整。保持主教與教宗的共融。原來的愛國愛教獨立自主自辦教會脫離教宗原則,我們理解為是相反信仰的。現在是教宗同意和任命選出來的主教,新主教是跟教宗有聖統的共融。這個改變了一切。已經沒有非法的主教了,愛國愛教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自然也和原來解釋不同,不違反信仰了。在這個背景下,接受政府的備案,無論如何不應該被視為一個脫離天主教的選擇。這一切未來可能會産生哪些後果?我重申:就我個人而言,中國地下教會存在是為了保持信仰的完整。現在這個目的達到了,地下教會繼續存在,就失去了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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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9 22:59:15 发表
教廷官网:中国独立办教已改 地下教会不必存在
2019-09-24 13:54中央社 梵蒂冈23日专电
梵蒂冈官网今天刊登一篇中国地下主教魏景仪的专访,认为协议是「圣神的恩典」,让中国教会融入教宗圣统制,代表中国政府的独立自办教会原则「已有不同解释」。
中梵主教任命协议22日届满一周年,
魏景仪并认为,中国地下教会已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地下教会需要存在,是因信徒认为中国的独立自办教会原则,违反了天主教的普世教会信仰。中梵协议后,既然所有中国主教都由教宗同意任命,不再有非法祝圣,地下教会追求的目标也达成了。
魏景仪是中国地下教会内十分活跃的指标性人物,他是教廷承认的齐齐哈尔教区主教,但尚未获中共当局认可。魏景仪过去多次被中共逮捕,2004年被捕时,教廷曾强势呼吁中国说明理由,一度造成中梵关系紧绷。
这篇专访原刊登于意大利媒体「梵蒂冈内部通讯」(Vatican Insider),梵蒂冈新闻网引用全文,并在导读段落强调,中梵协议最重要的成果和影响,就是「中国教会不再有与普世教会分裂的危险」,这份协议是在圣神推动和说服下签署的。
报导引用圣经「美好的仗已打完」来形容,相对于地下教会内不少人对中梵协议感到失望、被出卖,魏景仪言谈间却洋溢着胜利。他提到过去教难时期,地下教友唯一珍视的就是与教宗保持共融;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在所有人面前大声宣告与教宗共融,不必再像罪过一样加以隐瞒。
魏景仪表示,从明朝末年天主教传入中国以来,中国主教与教宗都是共融的,有段时间中国的非法祝圣主教对共融造成威胁,因此圣神推动教廷与中国签协议,是要保全天主教圣统制这个珍贵遗产,没有任何政治、外交目的。
谈到中国地下教会与官方爱国教会的关系,魏景仪表示,中梵协议之后,中国自选自圣主教成为历史,中国教会在信仰上合一的阻碍已没有了;但有些人是因情感上难以接受,暂时还不能在一起,有些人是因法律面问题,管辖的教区有重迭,需要进一步厘清。
对于教廷6月向中国神职人员发表的牧灵指导原则,魏景仪认为这项原则是实时也必要的,只是中国太大,各地情形差别很大,神父的理解能力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同,地方政府基层工作人员也有同样情形。
魏景仪举例,有些地方政府基层人员的业务能力十分有待提高,前几天还有基层人员问神父「你的妻子做什么工作」。依天主教教义,神父必须保持独身。
至于中国主教选拔过程仍受政府、爱国教会影响,魏景仪认为参考政府意见不违反天主教教义,因为主教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会影响地方教会的发展,教会也不希望选出一个和政府矛盾重重的主教,重要的是主教必须由教宗任命,与普世教会共融。
魏景仪表示,中梵签署协议后,他意识到中国政府宗教政策一定做了某些调整,否则不可能达成协议,于是他主动建议地方政府组织说明会。会中,统战部官员明确告诉他,「中国独立自办教会不是要独立于普世教会之外,中国教会是普世教会的一个枝条,是连为一体的,这是党政都承认的」。
魏景仪说,原来的独立自办教会原则是脱离教宗的,所以地下教会必须存在,以保存信仰的完整;现在中梵协议「改变了一切」,独立自办原则的解释不同,不再违反信仰,就他个人而言,地下教会的继续存在也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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