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地下天主教团体是中国宗教自由受打击最严重的团体之一。过去已经出现过神父被“管治”的情况，这种限制行动和活动的形式可以持续长达三年，在此期间，他们必须参加政治会议，加入由政府控制的中国教会“官方”机构。苏志民（Giacomo Su Zhimin）主教于1997年因前往东路朝圣而被捕，该朝圣地与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一次可能的圣母显现有关，而这座供奉中华圣母的朝圣地正是根据东路大公会议的意愿而建造的。1924年在上海举行的历史性主教会议如今已迎来百年纪念。苏志敏主教（现年92岁）仅在2003年在保定医院出现过一次，此后就再也没有关于他的确切消息。
保定地下天主教团体是中国宗教自由受打击最严重的团体之一。过去已经出现过神父被“管治”的情况，这种限制行动和活动的形式可以持续长达三年，在此期间，他们必须参加政治会议，加入由政府控制的中国教会“官方”机构。苏志民（Giacomo Su Zhimin）主教于1997年因前往东路朝圣而被捕，该朝圣地与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一次可能的圣母显现有关，而这座供奉中华圣母的朝圣地正是根据东路大公会议的意愿而建造的。1924年在上海举行的历史性主教会议如今已迎来百年纪念。苏志敏主教（现年92岁）仅在2003年在保定医院出现过一次，此后就再也没有关于他的确切消息。
微博：南山听月
之前我锐评了一波中梵建交问题，我说最大的问题在于梵蒂冈没有外交价值。今天我多说两句——非常不幸的是，不管教会怎么宣称自己的神圣性，自古以来，教会从来不能脱离世俗而决定自己的命运。
对比天主教和东正教，有一个显著的区别，那就是天主教能维持政教分离，而东正教一直是皇帝的附庸，皇帝可以随意拿捏教会。但是之所以会有这个区别，归根到底就是世俗力量的差别：东正教处于专制集权控制下，所以无法反抗；而天主教处于封建分权的状况中，所以游刃有余。
我们稍微看看历史吧。众所周知，第一届大公会议是皇帝本人亲自主持的，当时会议上尼西亚派和亚略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而最终是皇帝钦点尼西亚派胜利。但是君士坦丁本人晚年被亚略派蛊惑，又转而来镇压尼西亚派——这个开端其实就揭示了后续教会的命运。
罗马是幸运的，因为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灭了，东罗马虽然想恢复故土，但最终被彻底挫败。而在中世纪，日耳曼人的封建制使得君主难以独尊——这是教权兴盛的最大保证。
典型的例子就是卡诺莎事件。当初，皇帝亨利四世与教宗额我略七世因为主教叙任权爆发斗争，教宗一怒之下绝罚皇帝，宣布其皇位非法，所有神罗诸侯不需要履行对其封建义务。这一下皇帝的反对派们开心了，他们纷纷表示拥护教宗的决定，要求罢黜皇帝，皇帝这才被吓得前往卡诺莎城堡，在冰天雪地里苦求圣父宽恕。教宗自以为得计，遂宽恕了他。
结果皇帝完全是缓兵之计，没有了绝罚的政治压力，回头就去干国内的反对派了。当时反对的诸侯拥立鲁道夫，皇帝和他们斗了两年，取得了优势，马上威胁教宗绝罚他的敌人，否则他将另立一位教宗。教宗自然震怒，再次绝罚皇帝。然后这回皇帝已有优势，完全不在于教宗的威胁，反而在次年挥师进攻罗马，教宗最终依靠瑞士卫队拼死殿后才保全性命。
所以其实教权在世俗权力面前从来没有尊严——除非教权能够有某种力量与其对抗。在中世纪，教会依靠的就是封建制下的借力打力。而到了近代，当各国纷纷完成中央集权以后，教廷几乎无法可施。意大利统一战争，教宗极力主张罗马不可被侵略，然而最终还是被灭了，于是教宗一怒之下宣布绝罚，但又有什么用呢？憋了几代梵蒂冈之囚，最终不得不向墨索里尼低头，保全了梵蒂冈的弹丸之地。
所以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教廷如果想在现实世界中有自由，就必须有自己的力量。然而现在教廷是越来越没有力量了。我们甚至可以设想：现在欧洲基督教已经普遍衰弱了，等到未来某天，基督教在欧洲彻底失势，那时候万一意大利直接出兵灭了教廷，教廷能有任何反抗的力量吗？
所以别说什么中梵关系了，梵蒂冈的存在本身就相当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