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努力尝试实践天主教的中国化 ——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二） 自从去年5月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宗教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的要求时，我就想到，金鲁贤主教在2001年5月17日带领上海教区的全体神职人员、修士、修女在佘山公拜圣母时，已提到了这个问题。 金主教在当天的讲道中，特别回忆曾经极力推崇中国教会应由中国人来管理之理念的刚恒毅枢机。彼时，中国各地军阀割据，拥兵独立，分别依靠英、美、日、法等外国列强，争夺地盘，相互残杀。中国教会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四分五裂，分属不同的国家与修会管辖。而法国在当时中国的所谓保教权，并不利于中国天主教，而只利于法国自身。当时圣座认为，为了中国的福传事业，不能再容忍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于是委派了刚恒毅枢机作为代表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教会，强化自身的能力，好能自己担当起传教牧灵事业，开展教务活动，发展地方教会。 刚恒毅枢机在中国首先做的两件事，第一件就是，为了让中国教会统一起来，他积极协助筹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主教会议，在1924年5月15日于上海开幕，制定了中国福传的方针和方法。会议结束后，刚恒毅枢机带领与会主教齐集佘山，把中国奉献于圣母，并奉圣母为中华圣母。他做的第二件事是，为了让天主教在中国早日“中国化”，以达到“国人治教”的理想，就是让中国人自己来治理中国天主教的教务，他冲破重重阻碍，亲率6位中国神父赴罗马，于1926年10月28日祝圣为主教，那一年，我们中国教会一下子有了6位中国人主教。 回忆起这两件事，金主教由衷地感概，外国人都如此大力推动我们天主教的中国化，而我们中国的神职教友自己倒不积极，相反还拖后腿，这是多么令人叹息的事！金主教也提到，当年刚恒毅枢机还做过一件让时人震惊的事，就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刚恒毅枢机在灵柩前深深鞠躬。这个举动现在看似毫无特别，但在当时还拘束于“礼仪之争”时的教会禁令，天主教信徒不可以向亡者、遗像、灵位行鞠躬跪拜礼。刚恒毅枢机的这一突然举动，为当时我们中国教会冲破这个不尊重中国文化习俗的禁令，意义极大。 金主教多次在弥撒讲道、演讲、授课、交流时，谈到天主教的本地化、中国化的问题。他认为，天主教中国化，决不只是神职人员是中国人，那就是中国化了，还需要神学中国化，教会艺术中国化，礼仪中国化等等诸多方面。对此，他曾说：“我们切不能认为教区主教已由国人充当，中国教会已本地化了。我们中国教会的命运真的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要结合中国文化来建设、开拓神学思想，不能只局限在已有的西方化的神学思想的影响之下，至今的礼仪、音乐、建筑方面的本地化的工作也还没有真正起步，中国教会本地化，任重而道远！” 天主教中国化是一个必然的目标，天主教若不能融入本土，便不可能长久在地方上发展。但是，中国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里便有一个学习、探索、交流、融合的问题；中国有自己的体制，这里便有一个认识、认同、适应和融入的问题；中国本身在不断发展中，这里便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 就神学研究中国化而言，神学就是以理性来寻求对天主的认识，中国的神学，就是用中国的文化视角、中国人的语境，和理性的诠释方式，来寻求天主，并表达自己的信仰。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我们不是基督宗教的国家，在引用和诠释时，我们很多时候没有适当的词语来表达想表达的意思，在交流与评估时，没有统一的视角和语境来沟通，因为基督信仰，在我们的传统语境里，难以寻觅，需要我们发掘传统思想的宝藏，并创造性地解释，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好能获得中国文化的认同与接受。这个工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许是好几代、几十代人。 金主教在年轻时，读书求学期间，就已开始尝试在教会信仰理论上，用中国文化来阐述和表达。他当年在罗马额我略大学的博士论文《神妙的合一》，便是尝试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诠释天主圣父与天主圣子合一的信德道理。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论文导言中说：“致力于研究圣父与圣子之合一这端中心信理，不是一个大胆之举，而是一个属于教友们的信赖的行为。这是一端中心信理，所以它应该激发我们的一切行为，应该渗透一切，特别是渗透向它敞开着的新时代的心灵。中国正在那儿等待着。”金主教相信，天主的奇妙恩宠与安排，定会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基督信仰的切入点，从而使天主教的信仰，能够被中国文化所认识，被中国同胞所认可和接受。 在新约圣经中，启示天主圣父与天主圣子的信理，最精彩的部分，就是若望福音。而若望福音中对于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的介绍，是采用了在希腊思想界中通用的一个词“LOGOS”。但是，这个词要翻译成中文，便是极大的难题。金主教在论文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的概念，来阐述这个希腊词，并认为，在中国人的智慧中，早已经有了这个概念，尽管中国人的“道”，与天主教所宣扬的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是有差别的，但根据中国古代的庄子和老子的思想，已经可以依稀看到那神秘而崇高的、超越而无所不在的智慧之道。若望用了最恰当的希腊词语来阐述，但与真实的耶稣基督还是有差别，正如中国文化里的“道”，也不能详尽耶稣基督。不过，在此思想逻辑中，中国的文人哲士完全可以理会到这一点。金主教在论文中说：“我国古代的哲学家们把‘道’描写得很是遥远的、不限定的、无位格的、冷漠的……相反，耶稣基督多么接近我们！他是我们中之一，他曾生活在我们中间。”金主教对这一点结论说：“道家们想借着超越万物而与太一契合的路，和儒家教导人们完全人世、修务伦理道德、尤其是克尽孝道的人道之路，这两条通向至善的路，不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活生生的综合吗？” 由此可见，金主教推崇中国文化，主张天主教中国化，不只是一种幻想，而是在他骨子里的一种精神，一种希望，也是他一生为此努力的方向。 金主教在精神境界上，极其钦佩徐光启。他认为徐光启是真正的中国天主教教友，在徐光启身上，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人，完全可以拥有天主教信仰，而且，这个信仰激励着他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并且成为品行高尚的君子。金主教在爱国思想上，极其敬佩马相伯。他认为马相伯是中国天主教爱国的楷模，坚毅的信仰、不息的希望和对祖国同胞的大爱，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金主教在天主教中国化的具体探索上，他敬佩刚恒毅。他认为刚恒毅枢机虽是一位外国人，但他是一位真正爱中国、懂中国、理解中国、愿把自己无私奉献给中国、希望中国强盛、希望中国圣教广扬的真正天主教主教。 金主教是一位耶稣会士，他一直秉承着圣依纳爵的精神：愈显主荣。凡事选择更能光荣天主的。所以，他的心中只有行动，只有为教会做事。他曾私下跟我说：“许多事情，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也有错。我还是选择做点事。”金主教对天主教中国化做过不少努力。 1，翻译圣经。 天主教中国化，尤其是天主教神学研究的中国化，首先离不开《圣经》。我们当然有非常好的思高版本的《圣经》。但如果真正要开展圣经研究，一种版本着实远远不够。 金主教很有远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教会刚刚复苏起来的时候，他率先组织翻译另一个天主教圣经中的权威版本——新耶路撒冷版《圣经》。这原本是一个浩瀚的工程，可是在几年内，竟然奇迹般地完成了《新约》部分。这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大陆教会，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直到今天，金主教的这个思想意识与工作，仍旧是超前的。很多地方为了救急，用“拿来主义”，就是直接翻版香港的思高《圣经》。金主教的佘山修院版《新约》（即“新耶路撒冷版”）圣经，通过上海光启社大量印制出版，寄送给研读神学的学生和广大教友，为推广大家踊跃阅读和学习《圣经》，开启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一个高潮。之后又翻译了《圣咏》部分，可惜，《旧约》的翻译工作还没有启动。 2，在上海教区全面推行中文弥撒。 对于这一点，我是亲历者，应该最有发言权。1989年9月30日，在金主教的特别安排下，佘山修院开始了第一台中文弥撒。不久，金主教便希望在徐汇大堂同样开始中文弥撒的试点。那时正是修院寒假期间，金主教便委托我，协助当时的陈云棠神父，在徐汇大堂开始举行中文弥撒。那时，教友们听说拉丁语的弥撒要改革了，要用中国话来做弥撒了，大都不赞成，有些激烈反对，甚至扬言，若是做中文弥撒，就不进堂了，望中文弥撒还不如自己在家里念经。于是，在金主教的授意下，我们先从读经部分开始，陈云棠神父在做拉丁弥撒，到读经时，他停下来，我到读经台上用中文读经、读答唱咏、读福音（当时我尚未是六品执事，金主教特准）。起初，教友们十分反感，好在我是徐家汇本地人，用上海方言读，大家听清了，逐渐觉得挺好；最重要的是，陈云棠神父的讲道，本身就非常吸引人，尤其是年轻人，教友们尽管还不太接受中文弥撒，但又舍不得不听陈神父的讲道，所以，参与中文弥撒的教友人数不减反增。而金主教每逢主日和大瞻礼举行弥撒时，带头全部都用中文举行弥撒。于是，中文弥撒在两年之后，就成为徐汇大堂的主要弥撒形式了。而徐汇大堂开始举行中文弥撒，上海的其他堂区也就纷纷效法了。 3，重新划分总铎区。 在金主教上任之前，上海教区的总铎区划分还是按照解放前的旧模式，且已名存实亡。同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很多地方早已发生变化，与上海市、区、县的行政区划分极不相应。于是，金主教当时设立了6个总铎区：市区西、市区东、浦东、浦南、嘉青松和崇明。这样，上海教区的教务活动范围，就和上海市的行政区域划分，完全重合，为我们上海的天主教会，完全按照天主教的传统规矩来展开牧灵福传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铎带领本堂神父们，只在自己的总铎区和堂区的区域内，做好牧灵福传工作。 总铎们同时也肩负着责任，就是代表主教，关心总铎区内的教务事业，团结总铎区内的本堂神父们，主持总铎区内的神父会议，推动总铎区内的牧灵福传工作。这是一种很好的主教-总铎-本堂神父的合作模式。 4，上海教区的光启社不仅是出版机构，也是神学研究机构。金主教在为光启社取名时，早已有先见之明地定为“GUANG QI RESEARCH CENTER”（光启研究中心），目标就是不仅要编辑出版书刊，同时还要开展神学研究，尤其是天主教神学中国化的研究。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光启社成立，金主教便亲任社长，积极推动神学介绍与中外教会资讯的交流。他创办了光启社最早的两份杂志：《天主教资料汇编》和《海外天主教动态资料》。这两份杂志，在当时国内天主教刚刚恢复发展，研究资料奇缺的情况下，是国内天主教研究资料的重要来源，受到国内许多教区神职人员和信徒们的欢迎。同时，金主教独具慧眼，在光启社内部印制《梵二文献》，组织神父和教友骨干学习，积极宣传梵二会议的本地化精神。当时上海的神父教友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部文献，很多人甚至连天主教会的大公会议这个名称都觉陌生，更不要说本地化这个词语了。同时，金主教也积极推动神学研究工作，通过光启社召开神学思想和本地化的研讨，如方济各沙勿略、利玛窦、徐光启等等的思想与传教方式的研讨会。金主教在介绍天主教神学理论与信仰生活知识的中文书刊之编辑出版和推动神学与传教的研讨诸事上，对上海的天主教本地化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5，趁“落政”或旧堂拆迁改造机会，在新堂设计上，主张多样化，地方化，中国化。 上海教区迁建和新建的天主教堂，如浦东金家巷天主堂，青浦金泽天主堂，杨浦和平堂等等，都是赋有中国元素和特色的。同时，金主教也推动在圣堂装饰，如花玻璃的设计上，进行本地化的探索，如徐汇大堂内的底层花玻璃窗，全部用富含中国剪纸艺术的元素，和中国篆刻艺术的元素，来表达圣经故事，以及天主教的瞻礼庆节的意义。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探索。 6，因地、因时制宜地举办社会教育。 上世纪90年代时，电脑逐渐成为学习和工作的工具，但尚未在全民中普及。金主教利用上海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的资源，创办了电脑学校，为社会培养电脑人才。 大约2000年以后，电脑逐渐在社会上普及，且电脑的运行不再是复杂的、需要学习的DOS系统，而是直接可以中文输入。于是，金主教知道电脑学校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他便开设了外语进修学校，为社会培养外语人才。 2010年以后，为培养音乐人才，尤其是培养教会音乐人才，探索教会音乐艺术的中国化，他创办了光启音乐学院。如今，光启音乐学院已经和上海师范大学的音乐学院挂钩。 对于天主教的本地化、中国化，金主教真的做了很多努力。我只是记录了其中的一部分。若是仔细探查他做的各项事业，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恐怕更多，更多。其实，你我都在不知不觉中，受益匪浅。
教宗渴望在中国争取更宽松的宗教自由设置障碍。日军他不懂大陆教会的处境，也从未同情理解和支持过在坚难处境中传扬福音建设教会为主做证忠于教宗的地上教会主教神父们的工作，他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把困难捆成捆放在别人肩上，自己却连一个手指头都不触碰。他反对和平反对平静，处心积虑的为大陆教会泡制灾难，置教会在灾难中煎熬。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在做的就是从仇悢出发反对教宗改善中梵关系，他想办法将仇悢的种子播撒在大陆教会内，搞乱大陆教会，造成大陆教会互相攻击互相仇视派别林立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他蛊惑和诱导好多人只关心政治的对抗，误以为教会是人间的政治团体，而忘却了我们是基督爱的团体，使得大陆教会无暇顾及做福传和仁爱工作，他有效的阻碍了大陆教会的福传及各项工作的的开展，因为他心里没有爱
耶稣说，“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 “你们应该慈悲，就如天父一样的慈悲”！爱的真理在于牺牲， 慈悲的真理在于施舍，在于恻隐之心，在于无私与慷慨地放下自我。因为一切真理的根源是出自天主，祂才是我们的慈悲之父 ！ 只有在互信、在真理和正义中，双方怀着开放与真诚，才能达致修和谅解，一同奔向天父的慈悲。
自从皈依天主教，我从不隐瞒我的信仰，更加明确我的立场，为捍卫纯正的天主教信仰，我1987年4月24日，由忠于圣座的正定教区贾治国主教祝圣为执事。 1988年，我接受易县助理刘书和主教培训，并深刻领会忠于圣座的理念。 1989年，在永年县跟随王文道神父时，于耶稣受难日被捕入狱，遭囚禁30天。 为了帮助山东地区恢复正统教会，我于1990年1月14日，在阳谷教区坡里庄由曹州主教李炳耀祝圣为司铎。 为恢复烟台教区圣统制，我极力推荐高可贤神父担任主教。在1993年9月2日，我亲自见证了李炳耀主教祝圣高可贤为周村暨烟台教区主教。 1995年元月，我第二次被捕入狱25天。李炳耀主教逝世后，为了曹州教区圣统制的延续，我呈请罗马教廷任命王殿铎神父为主教。在得到教廷批准后，我前赴商丘教区与史景贤主教磋商王殿铎晋牧事宜。史景贤主教承诺主礼后，于1996年12月8日，我作为襄礼司铎参与了王殿铎神父晋牧仪式。 1997年元月，我正式返回邯郸教区后，并仍继续捍卫忠贞立场，在弥撒中公开为被囚主教祈祷。1997年4月，在广平县传教时，被警方囚禁在警车内长达4个小时。 2011年6月21日，我见证了杨祥太主教祝圣孙继根为助理主教礼仪，为此我被软禁在成安教堂达十天之久。官方始终认为我是这次秘密祝圣事件的主谋和策划者。 2013年10月，因逃避官方为邯郸神父举办的学习班，拒绝非法主教郭金才来邯郸参加孙继根就职典礼，而被软禁在成安宾馆七天。 之所以，我要阐述我在坚持信仰上的见证，不是为炫耀自己的功劳，是要说明我对圣座的忠诚，这是我的立场。如今，教廷不顾被囚主教神父的生死，对那些非法主教示爱，一厢情愿地大发慈悲，无视受难教会的存在，并且没有底线地急着达成毫无原则的协议，让那辈政治主教来领导中国天主教会，怎能不使我等信众对天主教在中国的未来倍感茫然！ 2016年1月11日星期一 彭鉴道
陈日君一贯的与教皇唱反调，在改善中梵关系上他从未为教皇出过好主意，他从未想过也没有过为改善中梵关系做出过任何贡献，每当中梵关系出现回暖时，他总要想办法搞破坏，想办法激起中梵矛盾让教皇为改善中梵关系的种种努力付之东流。他身在香港指手划脚的搞政治活动，铁了心的做政治的反对派，他唯恐天下不乱，参与所谓的占中民主活动，并对大陆地上教会随时随地的肆意污蔑、否定和攻击。难道他没有什么正经事可干了吗？教宗是博爱天下兼爱众人，他永不放弃在中国的所有天主儿女，他想的是实现天主爱的计划，广传福音在中国。而陈日君却是披着主教的外衣搞政治，千方百计的阻止教宗将基督之爱撒向中国，为教宗渴望在中国争取更宽松的宗教自由设置障碍。他不懂大陆教会的处境，也从未同情理解和支持过在坚难处境中传扬福音建设教会为主做证忠于教宗的地上教会主教神父们的工作，他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把困难捆成捆放在别人肩上，自己却连一个手指头都不触碰。他反对和平反对平静，处心积虑的为大陆教会泡制灾难，置教会在灾难中煎熬。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在做的就是从仇悢出发反对教宗改善中梵关系，他想办法将仇悢的种子播撒在大陆教会内，搞乱大陆教会，造成大陆教会互相攻击互相仇视派别林立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他蛊惑和诱导好多人只关心政治的对抗，误以为教会是人间的政治团体，而忘却了我们是基督爱的团体，使得大陆教会无暇顾及做福传和仁爱工作，他有效的阻碍了大陆教会的福传及各项工作的的开展，因为他心里没有爱。他指责大陆教会的主教神父软弱不坚强，而他却在建国初期为了躲避政治灾难和酷刑逃到了国外，他当时没有与教会和同仁们共存亡，更没有遭受到任何苦难和刑罚，如今他身在自由的香港却指责谩骂那些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们软弱，其实他才是其正的胆小鬼，才是教会中真正的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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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努力尝试实践天主教的中国化
——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二）
自从去年5月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宗教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的要求时，我就想到，金鲁贤主教在2001年5月17日带领上海教区的全体神职人员、修士、修女在佘山公拜圣母时，已提到了这个问题。
金主教在当天的讲道中，特别回忆曾经极力推崇中国教会应由中国人来管理之理念的刚恒毅枢机。彼时，中国各地军阀割据，拥兵独立，分别依靠英、美、日、法等外国列强，争夺地盘，相互残杀。中国教会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四分五裂，分属不同的国家与修会管辖。而法国在当时中国的所谓保教权，并不利于中国天主教，而只利于法国自身。当时圣座认为，为了中国的福传事业，不能再容忍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于是委派了刚恒毅枢机作为代表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教会，强化自身的能力，好能自己担当起传教牧灵事业，开展教务活动，发展地方教会。
刚恒毅枢机在中国首先做的两件事，第一件就是，为了让中国教会统一起来，他积极协助筹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主教会议，在1924年5月15日于上海开幕，制定了中国福传的方针和方法。会议结束后，刚恒毅枢机带领与会主教齐集佘山，把中国奉献于圣母，并奉圣母为中华圣母。他做的第二件事是，为了让天主教在中国早日“中国化”，以达到“国人治教”的理想，就是让中国人自己来治理中国天主教的教务，他冲破重重阻碍，亲率6位中国神父赴罗马，于1926年10月28日祝圣为主教，那一年，我们中国教会一下子有了6位中国人主教。
回忆起这两件事，金主教由衷地感概，外国人都如此大力推动我们天主教的中国化，而我们中国的神职教友自己倒不积极，相反还拖后腿，这是多么令人叹息的事！金主教也提到，当年刚恒毅枢机还做过一件让时人震惊的事，就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刚恒毅枢机在灵柩前深深鞠躬。这个举动现在看似毫无特别，但在当时还拘束于“礼仪之争”时的教会禁令，天主教信徒不可以向亡者、遗像、灵位行鞠躬跪拜礼。刚恒毅枢机的这一突然举动，为当时我们中国教会冲破这个不尊重中国文化习俗的禁令，意义极大。
金主教多次在弥撒讲道、演讲、授课、交流时，谈到天主教的本地化、中国化的问题。他认为，天主教中国化，决不只是神职人员是中国人，那就是中国化了，还需要神学中国化，教会艺术中国化，礼仪中国化等等诸多方面。对此，他曾说：“我们切不能认为教区主教已由国人充当，中国教会已本地化了。我们中国教会的命运真的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要结合中国文化来建设、开拓神学思想，不能只局限在已有的西方化的神学思想的影响之下，至今的礼仪、音乐、建筑方面的本地化的工作也还没有真正起步，中国教会本地化，任重而道远！”
天主教中国化是一个必然的目标，天主教若不能融入本土，便不可能长久在地方上发展。但是，中国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里便有一个学习、探索、交流、融合的问题；中国有自己的体制，这里便有一个认识、认同、适应和融入的问题；中国本身在不断发展中，这里便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
就神学研究中国化而言，神学就是以理性来寻求对天主的认识，中国的神学，就是用中国的文化视角、中国人的语境，和理性的诠释方式，来寻求天主，并表达自己的信仰。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我们不是基督宗教的国家，在引用和诠释时，我们很多时候没有适当的词语来表达想表达的意思，在交流与评估时，没有统一的视角和语境来沟通，因为基督信仰，在我们的传统语境里，难以寻觅，需要我们发掘传统思想的宝藏，并创造性地解释，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好能获得中国文化的认同与接受。这个工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许是好几代、几十代人。
金主教在年轻时，读书求学期间，就已开始尝试在教会信仰理论上，用中国文化来阐述和表达。他当年在罗马额我略大学的博士论文《神妙的合一》，便是尝试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诠释天主圣父与天主圣子合一的信德道理。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论文导言中说：“致力于研究圣父与圣子之合一这端中心信理，不是一个大胆之举，而是一个属于教友们的信赖的行为。这是一端中心信理，所以它应该激发我们的一切行为，应该渗透一切，特别是渗透向它敞开着的新时代的心灵。中国正在那儿等待着。”金主教相信，天主的奇妙恩宠与安排，定会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基督信仰的切入点，从而使天主教的信仰，能够被中国文化所认识，被中国同胞所认可和接受。
在新约圣经中，启示天主圣父与天主圣子的信理，最精彩的部分，就是若望福音。而若望福音中对于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的介绍，是采用了在希腊思想界中通用的一个词“LOGOS”。但是，这个词要翻译成中文，便是极大的难题。金主教在论文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的概念，来阐述这个希腊词，并认为，在中国人的智慧中，早已经有了这个概念，尽管中国人的“道”，与天主教所宣扬的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是有差别的，但根据中国古代的庄子和老子的思想，已经可以依稀看到那神秘而崇高的、超越而无所不在的智慧之道。若望用了最恰当的希腊词语来阐述，但与真实的耶稣基督还是有差别，正如中国文化里的“道”，也不能详尽耶稣基督。不过，在此思想逻辑中，中国的文人哲士完全可以理会到这一点。金主教在论文中说：“我国古代的哲学家们把‘道’描写得很是遥远的、不限定的、无位格的、冷漠的……相反，耶稣基督多么接近我们！他是我们中之一，他曾生活在我们中间。”金主教对这一点结论说：“道家们想借着超越万物而与太一契合的路，和儒家教导人们完全人世、修务伦理道德、尤其是克尽孝道的人道之路，这两条通向至善的路，不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活生生的综合吗？”
由此可见，金主教推崇中国文化，主张天主教中国化，不只是一种幻想，而是在他骨子里的一种精神，一种希望，也是他一生为此努力的方向。
金主教在精神境界上，极其钦佩徐光启。他认为徐光启是真正的中国天主教教友，在徐光启身上，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人，完全可以拥有天主教信仰，而且，这个信仰激励着他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并且成为品行高尚的君子。金主教在爱国思想上，极其敬佩马相伯。他认为马相伯是中国天主教爱国的楷模，坚毅的信仰、不息的希望和对祖国同胞的大爱，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金主教在天主教中国化的具体探索上，他敬佩刚恒毅。他认为刚恒毅枢机虽是一位外国人，但他是一位真正爱中国、懂中国、理解中国、愿把自己无私奉献给中国、希望中国强盛、希望中国圣教广扬的真正天主教主教。
金主教是一位耶稣会士，他一直秉承着圣依纳爵的精神：愈显主荣。凡事选择更能光荣天主的。所以，他的心中只有行动，只有为教会做事。他曾私下跟我说：“许多事情，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也有错。我还是选择做点事。”金主教对天主教中国化做过不少努力。
1，翻译圣经。
天主教中国化，尤其是天主教神学研究的中国化，首先离不开《圣经》。我们当然有非常好的思高版本的《圣经》。但如果真正要开展圣经研究，一种版本着实远远不够。
金主教很有远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教会刚刚复苏起来的时候，他率先组织翻译另一个天主教圣经中的权威版本——新耶路撒冷版《圣经》。这原本是一个浩瀚的工程，可是在几年内，竟然奇迹般地完成了《新约》部分。这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大陆教会，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直到今天，金主教的这个思想意识与工作，仍旧是超前的。很多地方为了救急，用“拿来主义”，就是直接翻版香港的思高《圣经》。金主教的佘山修院版《新约》（即“新耶路撒冷版”）圣经，通过上海光启社大量印制出版，寄送给研读神学的学生和广大教友，为推广大家踊跃阅读和学习《圣经》，开启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一个高潮。之后又翻译了《圣咏》部分，可惜，《旧约》的翻译工作还没有启动。
2，在上海教区全面推行中文弥撒。
对于这一点，我是亲历者，应该最有发言权。1989年9月30日，在金主教的特别安排下，佘山修院开始了第一台中文弥撒。不久，金主教便希望在徐汇大堂同样开始中文弥撒的试点。那时正是修院寒假期间，金主教便委托我，协助当时的陈云棠神父，在徐汇大堂开始举行中文弥撒。那时，教友们听说拉丁语的弥撒要改革了，要用中国话来做弥撒了，大都不赞成，有些激烈反对，甚至扬言，若是做中文弥撒，就不进堂了，望中文弥撒还不如自己在家里念经。于是，在金主教的授意下，我们先从读经部分开始，陈云棠神父在做拉丁弥撒，到读经时，他停下来，我到读经台上用中文读经、读答唱咏、读福音（当时我尚未是六品执事，金主教特准）。起初，教友们十分反感，好在我是徐家汇本地人，用上海方言读，大家听清了，逐渐觉得挺好；最重要的是，陈云棠神父的讲道，本身就非常吸引人，尤其是年轻人，教友们尽管还不太接受中文弥撒，但又舍不得不听陈神父的讲道，所以，参与中文弥撒的教友人数不减反增。而金主教每逢主日和大瞻礼举行弥撒时，带头全部都用中文举行弥撒。于是，中文弥撒在两年之后，就成为徐汇大堂的主要弥撒形式了。而徐汇大堂开始举行中文弥撒，上海的其他堂区也就纷纷效法了。
3，重新划分总铎区。
在金主教上任之前，上海教区的总铎区划分还是按照解放前的旧模式，且已名存实亡。同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很多地方早已发生变化，与上海市、区、县的行政区划分极不相应。于是，金主教当时设立了6个总铎区：市区西、市区东、浦东、浦南、嘉青松和崇明。这样，上海教区的教务活动范围，就和上海市的行政区域划分，完全重合，为我们上海的天主教会，完全按照天主教的传统规矩来展开牧灵福传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铎带领本堂神父们，只在自己的总铎区和堂区的区域内，做好牧灵福传工作。
总铎们同时也肩负着责任，就是代表主教，关心总铎区内的教务事业，团结总铎区内的本堂神父们，主持总铎区内的神父会议，推动总铎区内的牧灵福传工作。这是一种很好的主教-总铎-本堂神父的合作模式。
4，上海教区的光启社不仅是出版机构，也是神学研究机构。金主教在为光启社取名时，早已有先见之明地定为“GUANG QI RESEARCH CENTER”（光启研究中心），目标就是不仅要编辑出版书刊，同时还要开展神学研究，尤其是天主教神学中国化的研究。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光启社成立，金主教便亲任社长，积极推动神学介绍与中外教会资讯的交流。他创办了光启社最早的两份杂志：《天主教资料汇编》和《海外天主教动态资料》。这两份杂志，在当时国内天主教刚刚恢复发展，研究资料奇缺的情况下，是国内天主教研究资料的重要来源，受到国内许多教区神职人员和信徒们的欢迎。同时，金主教独具慧眼，在光启社内部印制《梵二文献》，组织神父和教友骨干学习，积极宣传梵二会议的本地化精神。当时上海的神父教友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部文献，很多人甚至连天主教会的大公会议这个名称都觉陌生，更不要说本地化这个词语了。同时，金主教也积极推动神学研究工作，通过光启社召开神学思想和本地化的研讨，如方济各沙勿略、利玛窦、徐光启等等的思想与传教方式的研讨会。金主教在介绍天主教神学理论与信仰生活知识的中文书刊之编辑出版和推动神学与传教的研讨诸事上，对上海的天主教本地化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5，趁“落政”或旧堂拆迁改造机会，在新堂设计上，主张多样化，地方化，中国化。
上海教区迁建和新建的天主教堂，如浦东金家巷天主堂，青浦金泽天主堂，杨浦和平堂等等，都是赋有中国元素和特色的。同时，金主教也推动在圣堂装饰，如花玻璃的设计上，进行本地化的探索，如徐汇大堂内的底层花玻璃窗，全部用富含中国剪纸艺术的元素，和中国篆刻艺术的元素，来表达圣经故事，以及天主教的瞻礼庆节的意义。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探索。
6，因地、因时制宜地举办社会教育。
上世纪90年代时，电脑逐渐成为学习和工作的工具，但尚未在全民中普及。金主教利用上海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的资源，创办了电脑学校，为社会培养电脑人才。
大约2000年以后，电脑逐渐在社会上普及，且电脑的运行不再是复杂的、需要学习的DOS系统，而是直接可以中文输入。于是，金主教知道电脑学校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他便开设了外语进修学校，为社会培养外语人才。
2010年以后，为培养音乐人才，尤其是培养教会音乐人才，探索教会音乐艺术的中国化，他创办了光启音乐学院。如今，光启音乐学院已经和上海师范大学的音乐学院挂钩。
对于天主教的本地化、中国化，金主教真的做了很多努力。我只是记录了其中的一部分。若是仔细探查他做的各项事业，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恐怕更多，更多。其实，你我都在不知不觉中，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