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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上海光启学校2016圣乐培训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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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6-06-16 20:54:22 发表
教会不是一本刻板的书，教会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读马达钦主教第五篇纪念金鲁贤主教百岁博文有感满邓安 2016-6-14 一 6月12日晚8点，天主教上海教区三年无法履职的马达钦主教在其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2f6070102w3x1.html）上更新发表他关于金鲁贤主教百岁的第五篇纪念文稿（后简称“五论”）。自从3月底已有5、6万之多粉丝的“上海达陡”新浪微博在新浪清理门户时被关闭之后，该博客就成了他对外的唯一窗口。五论的前四论比较温和，前三论均保留在7-800人次的阅读量，第四论因发表在其新浪微博被关闭之后，阅读量增加到950人次，而第五论则在两天不到的时间已达到1000多人次，通过微信及其他渠道转发的阅读人次，则就无法计算了。不少上海教区的教友和神父表示看后有些失落，因为他们默默支持、引以为傲的马主教的这篇博文，文笔和口吻与以往引经据典的风格截然不同，有外教人起哄说这是悔过书和忏悔书。也有人明确表态说：“应保持谨慎的态度，首先，对这段言论的真实性存疑，因为极有可能是枪手所写；其次，我们更要为马主教祈祷，愿他能坚定天主教信仰，尽最大努力与教宗保持共融、合一；最后，作为信友，我们要坚定自己的信仰，善尽自己的本分，千万不要被一些现象所迷惑，并记住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马主教还处于不自由的状态。”当然更多的教友默默消化，不公开转发也不评论，只在自己的私信群交流意见，谨守教会的训导——不判断别人，但是内心希望这是主教复出的一个信号。倒是外教区的教友“修成铁”重发了他在2012年写的一篇博文，说：“中国也出来勇敢的主教了，您是否到佘山去念一段玫瑰经啊，祈求佘山圣母在天主台前为马主教转求？试想，如果每天有一万人在佘山颂念玫瑰经，马主教会受这些苦吗？勇敢的主教需要有数量众多的勇敢教友为其做后盾，反之，勇敢的教友会使主教们更加勇敢。马主教自己的教区都与他划清界限了，他怎能不受苦？” 他的观点是，任何人都不能置身度外去 “消费"别人，与其去评价马主教发文的动机和目的，表达对教会和他人的不满，倒不如反思自己能为教会做点什么。针对教外人幸灾乐祸的判断，马主教第五论中一开始就告诫说，要学习金主教的心胸大气，不要指责判断别人，“不要判断、免得受判断”。这点上海的教友是把握得住的。针对修成铁教友的呼吁，其实有三点可以回应：1，他正确地指出了教会的分裂源于判断，源于自以为义。因为不团结，才会没有力量。这也与沈斌主教在金鲁贤主教去世三周年追思弥撒中的讲道精神不谋而合。这也是大家对上海教区的比较一致的“刻板印象”。2，之所以用“刻板印象”这个词，是因它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仅浮于表面。因为哪里有教会，那里就有主教，而现在上海教区没有主教履职，也没有合法主事的铎职，声音只能通过每个人发出，自然会显得松散。但是教区难道真的没有合一的要素吗？没有支持主教的实际行动吗？有一次笔者到修院寻隐者不遇，但是看到主教房前走廊上放满教友送来的米、蔬菜、红薯，门把手上挂着教友烧的小菜，甚是感人。更不用谈各种形式未公开的共融支持了。3，也许上海教区没有如有些人所期待的对抗性的“勇敢”行为，但教区不乏韧性要素，正如金主教在牧函和回忆录中时有类似的说法：牧人要时刻保护自己的羊群，而不是在危难时刻，让羊群去见证信仰。作为徐光启的老粉丝，金主教还明确指出，历史上的徐光启在南京教难余波袭来时，阻止上海传教士采用投案自首然后当庭申辩的策略，因为他认为正面冲突会激发更大的仇教情绪。金主教认为，徐光启丰沛的德表在教区留下鲜明的地域特色：温和而善于变通，对优秀的本地文化开放，但不在信仰上妥协、不在福传上放松、不在灵修上松懈……这不也是十字架上耶稣的心意吗？如今马主教的心意，难道没有见证这个传统吗？二没有得金主教亲炙，没有认真研读金主教诸多论作，很难体会马主教在五论中所表达的丰富内涵和高度概括。现代社会要达到众口一辞的效果是不容易的事；马主教的五论观点，可以看作是他对金主教漫长一生的不同侧面、不同阶段的解读，只要大家不是不加深究地去揣测写作动机和写作目的，不用诛心之术来对待此鸿文，应该都可以接受马主教所写的五论。本文对第五论的看法也将秉持这一立场。第五论给读者的一个最深切的直观感受是，它不像前四论那样有诸多引用和文学修辞，也没有大小标题分割；但它的语言简洁，直抒胸臆，他以分析学习金主教品德为主导、以自己的亲炙心得为佐证，从而对教会热点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可以说第五论是马主教自己对当今中国政教关系认识的一个系统表述。第五论着重分析了金主教的谦卑大度以及勇于担当的品格。这两个品格体现在金主教对中国教会最棘手的问题——政教关系问题处理上。具体来说，就是他对国法与教规的关系、对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以及对爱国会的理解处理上。金主教没有因为观点被误解而受影响，而是从教会现实经验出发，坚持福音的精神，走教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马主教指出，在金主教那里，遵守教会规矩和遵守国家、地方的法律是一体两面，教友同时是一个爱国爱教的公民，这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在传教区，本地化必然包含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之义：即中国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教务、中国地区的主教由中国人担当；当然独立自主不应该断绝与世界性宗教保持友好平等的交往，也不意味着与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传统相冲突，也就是说，所谓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并非指与教廷脱离关系，而只是在管理教务上相对独立。另外，马主教指出，爱国会在中国天主教会的历史发展中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尤其在金主教所探索的并驾齐驱的“四驾马车”（即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上海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上海市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天主教上海教区）的运行模式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作用，而“主教的使命是把握好教会的方向，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 “凯撒的归凯撒，上主的归上主”——这个教会原则和现代社会的政教分离，即政府和宗教分离的原则并不必然构成冲突。梵二会议《牧职》宪章明确说：教会毫无现世野心，其唯一目标是在圣神领导下继续基督的工作；为拯救人类，而不是为审判人类；是为服务人类，而不是为受人服务（GS3）。因此，守好宪法，服从当权者的正确领导，做好公民，是信教群众的本分；另一方面，在当行当信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也是信教群众的信仰原则。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会不是教会，而是政治性的群众团体”[1]，因此，爱国会的存在有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处境，人们应该正视它的存在。但毋须讳言，马主教这里提到了一个令大多数教友感到棘手的敏感问题，这个敏感问题也是大家心中的结，否则怎么会有四年前马主教说退出爱国会时的雷动掌声？否则怎么会有后来这几年教会无牧首的凌乱状况？——难道他的立场又突然变了么？更甚的是，他在文章中说：“有一段时期，我也曾经受到外界的蛊惑，对爱国会做出了错误的言行”，难道他那一句让自己受苦、让教区各机构停顿、被修成铁先生看作是“英雄”的言行，仅仅是一时冲动？难道他的心智是那么不稳定成熟么？这个外界蛊惑是指什么？难道是有些人喜欢乐道的所谓“外部势力”吗？就笔者的观察和对文本的分析，觉得“一时冲动说” 是可以说明问题的。回放马主教的祝圣礼，马主教在致答谢词时，没有带任何手稿——那是并未事先起草的致辞，最后一句话完全可以是临时起意。在第五论中，他也说，自己曾经是爱国会成员，正是因为听命教区主教，他才走进了爱国会，此后对爱国会的性质以及其所做的大量教区、堂区工作才有真正的认同，也和爱国会的委员们结下了深厚的情感。因此，他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对爱国会存有负面评价之意。也许有人对他所说的“外界蛊惑”深感困扰，认为他在逃避责任，但是从后文看，马主教没有逃避，而是勇敢地承担责任，“对过去自己不成熟、不全面、不正确的所思所想”而道歉，也为“破坏了金主教长久以来为上海天主教所构建的大好发展局面”而真诚致歉！因此，他一时冲动的真相为何不可以是当时的处境所导致：早在祝圣礼之前，因为教区诸多神父不愿与自选自圣主教共祭，并且，有些人因他是全国爱国会的委员、上海爱国会的副主任，而不愿意接纳这个新主教，从现场也明显看到教区一半以上的神父、修女都未到场参与弥撒，因此在感叹、悲伤之余，他脱口而出那句表白；并且，说实在的，那句话也符合他的身份，他做了主教以后，自然而然将把精力更多地放在自己的牧职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再支持爱国会的工作。公众因为过度的诠释或因心中的期待，一厢情愿地把一个对抗的“英雄”形象拍合到他身上，他也无可奈何且顺水推舟地认了，因此才有今天的 “年轻气盛、贪慕虚名、浮夸不实”的自我反省。他当时的“一时冲动”，确实为上海教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在权衡全局后，马主教产生“这是一种极其不明智的举动，并且良心上反而更不安宁”的检讨，也在情理之中了。三然而，很多人在读完第五论还是觉得不安，情感上无法接受，马主教第五论中也表明，接受爱国会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涉及到情感层面。因此，他在一开始就说：慎作判断！不要“只要出现他们认为敏感的名词，就不加思索地随意揣测、大肆鞭挞”，这和教会的爱德原则不符。另外，在马主教的第五论背后，教友们可能还会追问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前文说，政教分离是现代国家的原则，但是现代国家还有另一个原则，那就是宗教自由。难道马主教在特殊的政教关系下，没有觉得良心受强制么？教会尊重政权，但是教会也应该履行先知的批判精神！马主教为什么那么轻易否定自己曾经发出的先知之声呢？第二，即便是不去讨论主教良心受强制的现状，以及特殊的政教关系，就教会法本身而言，教廷也不会轻易认可“爱国会”这个政治性的组织。正如教宗本笃十六给中国教会的牧函所言，这个组织具有以下5个特征：“由国家设立”、“与教会体制无关的机构”、“企图凌驾于众主教之上”，“领导教会团体的生活”，“不符合教会的教义”（7.5）。马主教的第五论却“公然替爱国会叫好”，是否有点过头了？如是这样，对教会的合一有何好处？先来回应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留待后文回应。如果爱国会是满足上述五个条件的政治组织，比如上海某个区爱国会前主任曾说：“我这个主任不是为教区和堂区服务的，没有责任服从主教和你神父”，这种爱国会不是金主教和马主教所能接受的爱国会，也不是第五论中的马主教为之辩护的爱国会。金主教有言：教会无法超越社会现实，但是，教会可以改变教会的团体和成员。如果上述五个条件发生了改变，特别是改变了第三和第四个条件，爱国会是否可以存在并可以被教会接受呢？就第一和第二个条件而言，爱国会作为独特的历史现实，教会无法去改变它，但是随着第三和第四个条件的变化，第五条也就相应得到了改变。因此，才会有金主教抓住机会向爱国会成员进行宗教教育，让爱国会成为了一个“组织严密的信教群众的组织”（第五论），成为一个教会的团体，而不是一个与教会体制无关的机构，让爱国会成为教区的“四驾马车”之一！也正因为如此，马主教在文章中才说：“教会不是一本刻板的书，教会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换一个角度看，爱国会在成立之初，提出的口号是在政治和经济上隔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它没有否认自己和梵蒂冈的宗教关系，它的会章中有这条：“在不违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同梵蒂冈教廷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因此，它的出现有其独特的历史合理性，这和 “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之要求没有区别。天主教会同样也要接受爱国会的现实存在的必然性，因为在特殊的政体下，接受爱国会成了中国天主教信徒表达自己接受国家管理的一种姿态。“……必须在宗教上按照教会的普适教规和信仰办事以便保持其自身的宗教特性，同时也必须回应中国政府的基本要求以便证明自己是愿意并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宗教组织。”[2]。金鲁贤主教明确说，“我们的教会是天主教会，我们没有创办新的教会。……爱国会不是教会，而是政治性的群众团体。……爱国会是天主教会内协助办好教会的重要组织”（同注1）。既然它只是教会中的一个政治性的群众团体，那么对于任何主教或司铎，若他没有违背当行当信的教义，赞同或参与这个政治性的群众团体的行为就不应该被指责。同时，作为一个有效的政治性团体，爱国会的控制力量不容小觑，那些“取消爱国会”的呼声显然不符合实际。金主教曾经说，80年代中基督教的丁光训主教就已经要求教会从“三自”变为“三好”，也就是说，取消基督教中类似于天主教中爱国会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三自），但是，没有成功，“三自”一直延续到今天。既然不能取消爱国会，那就在某种程度上和它配合，并相应改变，让它的桥梁作用充分发挥，不也是一种与政治文化相适应的、发挥正能量的姿态么？四针对第二问，可能还会有教友发出第三个质疑：爱国会可不仅仅是政治性的群众团体，它是违背信仰行为的发动者！因此，坚决不能接受爱国会，坚决不能接受马主教第五论中为爱国会辩护的行为，这种行为挑战了信仰原则。确实在历史上，爱国会成立和自选自圣主教运动是相关联的，不认同爱国会的独立自办、自选自圣的原则，才有了地下教会的出现，范学淹主教曾在1988年1月回应教友13个问题时说，爱国会的口号名义上是为了摆脱外来势力的干涉，实质上让教会脱离了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特质，自选自圣更是脱离了与教宗的共融[3]。坊间流传一份2004年教廷驻香港代办曾签署过的文件，该文件指责“爱国会持有裂教原则，它是混乱和分裂的来源”[4]。由于政府的强势干预，地下团体空间憋仄，发展远远不及公开教会所具有的优势，为信仰受逼迫的事件屡屡发生。另外，新千年后不少自选自圣的主教获得了教宗的豁免，比如金鲁贤主教于2005年获得教廷承认；2007年教宗本笃十六的信函撤销了在教会困难时期给予部分主教的特权，明确鼓励分裂的教会在信仰共融中达成合一，但是仍有许多地下教会的成员因为同样的原因而不愿走出。同样肯定也会有教友指出：按照《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章程》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章程》（1992，2010年修改），以及《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工作条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联席会议制度》和《中国天主教教区管理制度》（2003）这两个章程和三个制度，中国天主教会决策和运作的重要架构是这样的：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是最高权力机构，爱国会是全国代表会议的执行机构，主要任务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保障教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做好信教群众和政府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主教团主要任务是研究阐述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推动牧灵福传工作及其本地化。但主教团章程明确规定，主教团在当行当信的教义教规上与教宗保持共融，在社团组织上向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负责（第九条），在教会的重大事宜的商讨和决定上，需要通过爱国会和主教团联席会议审议决定[5] 。——这样无疑授予了爱国会在教会事务上极大的权力。联席会议作为一种“集体领导、民主管理、互相协商、共同决策”的机制，从全国一直落实到省市两会（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负责人联席会议、教区的爱国会和教区负责人联席会议。因此，爱国会并不仅仅是政治性的团体，它在教会内部事务上有着过大的决定权，与教会传统的圣统制不符。这个观察不假。国内研究天主教的权威王美秀研究员也有类似的看法。她曾指出，按照天主教会在各国通行的治理经验和实践，主教团应该在与教宗和全球主教共融的前提下履行自己的职能；天主教爱国会只是教内的一个平信徒性质的组织，应该在主教团领导下运作。但是，中国天主教组织制度和治理实践中的这种特殊复杂性，构成了天主教的“中国特色”： “按照国际通行的天主教会的组织结构和框架，现存的中国天主教会的框架结构中也存在需要调整的地方。一旦现有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容纳中国大陆的全体主教，并且担当起中国教会的领导责任，正像天主教主教团在其他国家的角色那样，中国天主教会组织框架的调整才算到位。……经过角色转型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也必将在未来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注2）也就是说，中国教会现有的一会一团的模式是有待调整的，重点是让主教团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制度上，爱国会也应该有角色的转变。在这个问题上，教廷中国委员会顾问专家粱作禄神父和王美秀有相似的看法：“我认为应该向中国当局提出，作出和解的姿态，要授权中国主教团去研究并修订规章多项细则，使其与天主教教义完全一致并可以实践出来。爱国会也需要对其规章进行多项修订，撤销所有要求主教团把重要决定交由爱国会批准的细则。……”[6] 如今在教会现实生活中，不少主教无法绕过爱国会，无可避免地要和爱国会合作，但是他们另一方面又是教会合一共融的捍卫者。如果不及早修订主教团和爱国会章程／规定中的相关条款，那么，这些主教将永远在“夹缝中求生存”，令中梵两边都不能满足。其实，政府官员也不认为爱国会是教会组织，2010年12月22日新华社发表了《国家宗教局就梵蒂冈指责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发表谈话》一文，严厉回击梵蒂冈的指责，认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是依法登记的合法社会团体，……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制度不涉及天主教教义问题，不违背天主教基本信仰，不存在其他国家或外国组织承认与否的问题。”[7] 另外，政府也接受主教团在教义上与教宗的共融。因此针对这第三个质疑，我们只能说，这些问题确实棘手，一方面，实施极左的宗教政策，已成翻过的历史，而另一方面，现实也不是一个区区的教区主教所能解决，只有中梵谈判的双方（如今的工作小组）把中国教会的现实问题放上谈判桌，把中国主教在牧灵工作中遇到的困境纳入考量，在主教任命和相关的民事效应上达成协议[8]，才能真正解决当前马主教的困境。五 “教会不是一本刻板的书，教会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教会的现实一直在变化。如今中梵谈判已经进入第四期，观察者中的乐观者希望谈判能在主教任命问题上达成初步的共识，悲观者则一直在担忧谈判中教廷妥协主义占了上风。而在三年前，中方媒体在中梵恢复谈判后，就曾乐观地透露说，中梵已经就主教任命达成协议，而且这个协议早在4年前就已经达成，尽管它也承认中梵建交的核心障碍一直是明摆着的，那就是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这个原则[9]。然而2016年2月底，消息仍然说，“中梵于罗马进行第三轮谈判，突破之说未有其事”[10]，也就是说，中梵谈判显然不是简单地先解决主教任命这个问题就可以的，事实上，主教任命和爱国会体制、教区划分等诸多问题密切相关。如今第四轮谈判的消息传出，中梵双方并没急于签署协议，正“以工作小组的形式对棘手的问题逐一研究”[11]。显然，单纯的主教任命协议没有令梵蒂冈和天主教会满意，一揽子方案的探讨应是工作小组正在运作的具体内容。对于中梵建交的愿景，记得现任宗教局局长曾用比较迂回的方式说，“1952年中国政府断绝了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美国跟梵蒂冈谈判谈了103年了（才建交），我说我绝对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会解决这个问题的。”[12]只要中梵双方有积极的诚意对话，并为解决教会诸多问题寻找方案，即使路途漫长，也让人有情可期。正如梵蒂冈现任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近期访谈时所说：“中梵之间的对话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曾经有高低潮。这事还没有结束，当天主认为时候到了自会完成。” 确实，在属于上主的时间里，上主的话语常常在诸多矛盾和困境中呈现（interrupt），顺从圣神才是中国教会最适切的道路。记得2012年7月7日后，一个教友说，那是天主圣神在带领马主教说出了那样的话，因为这不符合他一贯的风格。如今，我们教友能否还有足够的自信说：如今也是天主圣神让马主教写出了第五论呢？！让我们再以教宗方济各《愿祢受赞颂》的思想来回应教友的第一个关于教会公义和先知角色的问题，虽然那是一篇讲生态环境的通谕，但是内在的灵性感动可以给我们极大的启发。万物彼此相关，“宇宙众生受造于同一个父亲，由无形的关系联合在一起并形成一个宇宙家庭。这崇高的共融敦促我们抱持神圣、和蔼及谦卑的尊重态度”（89），万事互相效力，天主的公义需要在与周遭现实的关系中整合实现，但是需要每个人都有勇气和谦卑参与对话和行为（15），在必要的事上要有统一，在怀疑的事上应有自由，在一切事上应有爱德。笔者认为，马主教在纪念金主教百年诞辰的第五篇论文中的一段话：“人孰能无过，虽然金主教早年时走过弯路，但也正因为他从这段经历中痛定思痛，寻找到正确的圣召，才得以在他后半生创下光辉的功绩”可能会伤害到不少信徒的情感。一位老教友明确说，金主教生前从未承认走过弯路，教友们也从未听说他对以往岁月进行忏悔，相反，代他说走了弯路，不仅越俎代庖，更是随便评价历史；在那个“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认为宗教消亡的特定时代，那些曾为信仰献上青春、献上生命、无怨无悔随主行的耶稣儿女，怎能接受“弯路”之说呢！其实，马主教所说的“他曾走过一段弯路”，并不是否定教友们的忠贞信仰，主教自己家庭两代人都有为信仰受苦的经历，怎会轻易否定[13]？这里他仅指金主教作为教长的个体经验：没有考虑信友的实际情况，一味叫他们对抗，导致许多教友被捕受苦，为此他感到内疚，在监狱时他特别感到自己做法的错误。所以，马主教的“弯路”之说，是指金主教在对抗而不是对话上走了弯路。这也就是金主教“牧人要时刻保护自己的羊群，而不是在危难时刻，让羊群去见证信仰”之说的由来。我们看到，那些不能接受马主教为爱国会申辩的人，不一定出于神学和信仰的考虑，而是出于心理情感的问题。教会的合一，不仅仅在于说理，更是对话中的聆听、祈祷中的治愈，这是漫长的旅程，如今马主教坦然、勇敢地走向对话之途，也需要教友的积极回应。当然，我们更期待马主教能早日履职，带领教区走上内在合一对话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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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6-06-16 16:32:10 发表
上海马达钦主教称曾受外界蛊惑，对爱国会作出错误言行　　【天亚社．香港讯】上海教区马达钦辅理主教撰文纪念已故金鲁贤助理主教，在文内称自己曾受外界蛊惑，对爱国会作出错误言行。文章刊登后引起许多教友议论，认为马主教是向当局公开忏悔。　　马主教在《上海达陡》博客第五度撰文悼念金主教诞辰一百周年，文中多次谈论金主教和他与上海爱国会的关系，指金主教十分重视爱国会的工作，他和其他司铎也是因他的教导和支持而加入，甚至被“推荐到市爱国会任职”。　　在四千多字的《他教导我们走爱国爱教的道路》一文中，马主教一方面赞扬爱国会对教会健康发展作出的贡献，“并不是境外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另一方面批评自由主义思潮，“随意地、主观地、不负责任地批评指责他人、教会、社会和国家，甚至带有侮辱人格性质的言语”。　　他指出，这些人未必了解事实，但在出现他们认为“敏感的名词”时，就不加思索地随意揣测、大肆鞭挞。　　爱国会一直被指是控制中国天主教会的机构，很多教友都不接受它，并指控其侵吞教会财产。　　马主教于二零一二年七月七日祝圣主教之时，公开宣布辞退爱国会职务，令官方震怒而一直被软禁在佘山修院。虽然当局随后摘除了他的主教职务，但广大教友对他的勇气十分敬颂。　　近年，当局对他的限制放宽，可以接见访客、撰写博文及在微博上带领教友祈祷，直至今年三月才因被指在为教友私下举行的弥撒中穿着主教服饰，而导致微博帐号被关闭。　　在最新的文章中，马主教说：“有一段时期，我也曾经受到外界的蛊惑，对爱国会做出了错误的言行，事后反思，这是一种极其不明智的举动，并且良心上反而更不安宁……破坏了金主教长久以来为上海天主教所构建的大好发展局面。” 　　他表示，“希望能用实际的行动来弥补这些过错”，并指称没有人会从不犯错，“重要的是迷途之后的重新启航”，愿学习金主教“勇于修正自己的过失”。　　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林瑞琪相信，教廷没有给予指示要马主教怎样做，应该是他权衡轻重后的决定。不过，他对天亚社说，教廷曾向马主教提出保外就医、离开中国的做法，但遭马主教拒绝。　　这第五篇悼念文章在教会内引起震荡，许多教友议论纷纷，有赞成有反对。　　教友李若望对天亚社说，上海的教务已经瘫痪多时，教区的钱也被人掏空，如果马主教再不出来，教区可能会出现更乱的局面，为了目前的大局，没有其他方式。　　老教友马尔定认为，教区目前只是维持教友弥撒等圣事的最低需要，马主教可能是看到其他主教只要愿意跟非法主教共祭就可以公开，因此有此焦急的举动。他说，上海教友可能要重新面临艰难的选择，毕竟这样的言论“与教宗本笃十六的牧函相背的”。　　教友多默则心痛马主教“写的过头了”，他本来就是爱国会的成员，但是“没料到他会陷得那么深，现在公然替爱国会叫好”。　　多默忆起当年马主教在祝圣礼上的“见证”，让很多地下神职、教友支持他，在上海教区范忠良主教的葬礼上念到“我们的主教达陡”时，更是让多少人热泪盈眶，认为即使不自由，也会一统上海。　　他指出，上海官员急于给上层弥补“七七祝圣”事件上的工作失误，但马主教的妥协退让，势必动摇一些教友的信心，对教会也会失落迷茫。　　至于马主教的文章对爱国会在教会中的角色的赞赏，称其“毕竟是天主教的组织”，网民“光与爱之家”质疑，罗马天主教会何时要求过地方教会成立这样的组织？若它是天主教组织，为何会因退出而失去人身自由？　　这位网民又反驳金主教的路线正确的说法：“那么龚（品梅）枢机和范主教的选择就是不明智的或至少是犯傻的！本笃十六世给中国教友的信也是有问题的。” 　　在社交群组里，有教友质疑此文是否由马主教亲撰，但另一些教友分析认为，上海当局在“七七祝圣事件”已犯错，成了世界新闻，若现在未得马主教的同意而代他操刀，造假文章若遭揭发，“还能承受得了第二次错失吗？” 　　保禄神父形容此文是写给中央和一会一团的“深刻悔罪书”，至于官方接不接受就得看上海教区六月稍后为金鲁贤主教举办的百年诞辰座谈会有没有马主教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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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6-06-13 10:55:27 发表
连云港市天主教堂同傅杰神父，是主任司铎，众所周知，天主教神职人员守独身，但是他却有好几个女人，个个穿着妖艳衣冠不整，每天半夜三更去找他喝酒。为了不影响他和情人行乐，他污告王神父将其赶走，还污蔑邱修女和男人通奸，把修女关起来三天不给吃饭，还指使人打修女。修女来自河北修女院。修女院院长得知，说这样的神父没法合作，于是把两位修女都调回去了。现在连云港境内四个天主教堂只有同傅杰一个神父了。我们东海县三合教堂王神父被整走了，平日弥撒没有了，主日弥撒一个月才有一台。同神父只顾自己肉体的享受，教友们的信仰生活就不顾了吗？你在新浦那么远三合教友终傅你能及时赶到吗？救灵魂是天主赋予神职人员的使命，同神父怎么能只顾自己的享受把自己的职责置之度外？据说同神父花巨资在新浦买了套别墅，他和情人住的。有两个教友拍到他和情人手挽手情侣般进入别墅的照片，但是这两个教友与同神父关系密切不会给作证，而且这两个教友已被同神父重用，作他的左膀右臂。其中一个教友曾经在王神父办公室勾引王神父遭王神父怒斥，因此为了报复王神父她与同神父联手污告王神父，致使王神父被调走。三合堂教友若翰.高胜的奶奶九十多岁高龄，前段时间病危住院，为了灵魂得救愿意接受洗礼，但是同神父却迟迟不答应。主日趁同神父来三合教堂，高弟兄与他面谈，同神父却要求生命垂危卧病在床不能自理的百岁老人每天至少画四十五个十字圣号，并且用手机录下来拿给他看他才考虑答不答应。这不是明明刁难人的吗？老人危在旦夕一但一口气上不来就不用付洗了。连云港只有他一个神父，他不来就没有别的神父了。无奈之下高弟兄只好跨省到山东临沂市郯城天主教堂去请神父，神父说跨地区不能来，到同神父的管辖境内做圣事同神父不让事的，建议高弟兄打主教电话，请主教给解决，南京教区陆新平主教却始终不接电话。三合教堂教友李丽芳父亲去世，要按天主教礼仪送葬，但是同神父却要求李丽芳给他下跪磕三个响头求他他才考虑答不答应。天主十诫第一诫:只敬拜创造宇宙万物的唯一天主。同神父你在逼信徒违背信仰吗？李丽芳姐妹当时泪如雨下，无奈之下只好向南京教区陆新平主教反映，陆主教却说他和同傅杰比亲兄弟还亲，同傅杰的事就是他的事，他不好过问……被迫用世俗送葬。每次陆主教来连云港做弥撒只有会巴结同神父的人才能收到消息，别人一律不知。同神父还要求老人去偷儿子的钱到教堂奉献，每次奉献不能低于一百，偷不到钱就别来教堂，因此很多老人进不了教堂，有一部分老人只好去基督新教。李丽芳姐妹是塘坊村的，他们村的教友几乎都不进堂了…… 同神父还在教堂口吐不逊辱骂小朋友。复活节那天，同神父把当天奉献款五千元拿在手里，说大瞻礼奉献款才这么少，这样我不是赔大了嘛。天哪，光奉献款就五千，弥撒款还不算呢，这是农村不是城市，已经不少了，原来你是把教堂当自己的银行了呀？！同傅杰还雇人监视教友行踪，使教友人身自由受到威胁。被监控姊妹的电话号码是:177 5181 5631 连云港有这样的邪恶神父教友的信仰生活怎么办啊？我们期待主任司铎换人，使无法进堂的教友们重返教堂过宗教生活。高.若翰 15805126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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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6-06-13 07:06:16 发表
他教导我们走爱国爱教的道路 ——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五）今天的上海天主教年轻一代神职人员与信友，从金主教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当然，金主教的才华、他的人生阅历，我们恐怕学不来。事实也是如此。但是，他高尚的爱国爱教的情操、为天主的事业奉献终身的精神，身居主教位却常谦卑自下，这些我们都应该学习。不只是应该，且是必须。因为牧人是羊群的榜样，羊群应该追随牧人。金主教在纪念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话非常精辟，他说，主教的使命是把握好教会的方向，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他在教会的牧灵福传、服务社会的方向上，始终很明确；同时，他也努力探索中国天主教会适应社会、与时俱进的道路。现在有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潮，在社会上有，在教会里也有，就是随意地、主观地、不负责任地批评指责他人、教会、社会和国家，甚至带有侮辱人格性质的言语，有的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有的则怀着敌对的心态而批评。他们对事实并不了解，但只要出现他们认为敏感的名词，就不加思索地随意揣测、大肆鞭挞。这种做法，如果他是一个党员，则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实事求是”的精神；如果他是一个教友，则没有聆听耶稣的“不要判断、免得受判断”的教导。金主教从来没有这样批评指责别人，尽管很多次别人对他恶意指责、谩骂、嘲讽，但他都一笑了之。他的这种思想境界和心胸大器，是很高尚的，值得我们学习。对于理顺国法与教规的关系，金主教有他清楚的观点。金主教认为，福音的精神，也就是教会的本质与使命，生活出主耶稣基督对门徒们爱的教导，努力完成主耶稣基督托付的牧灵福传事业。教会不在世界上求得任何特权和尊位，教会只要实践自己的福传使命，通过这个社会与这个时代所能接纳的方式。所以，对金主教而言，教会的规矩应当遵守，但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地方的法律更当服从。这么做，不是为了别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在社会上，应该是奉公守法的模范。历史上，在政教合一的时代，教会和政权一直纠缠一起，教会逐渐忘记了自己的神圣使命：不是在现世争夺至高权力，而是效法耶稣基督，做大众的仆人。直到世俗政权把教会当成势不两立的敌对者，教会遭受了惨痛的打击之后，教会才意识到，错的不是世俗政权，而是自己，因为自己忘记了自己的本质与使命，与世俗政权争夺现世的权力，教会把自己也当成了政权。这与耶稣基督创立教会的初衷，相去愈远。所以，金主教常提醒我们，遇到困惑，要看历史。教会不是一本刻板的书，教会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她能适应任何社会、文化，因为她传播的不是一个架构，一个方程式，而是福音精神。因此，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国家，遵守宪法和法律，这是理所当然的。假如在某些个别的条文上，教会的规章与国家的法律相冲突，要记得，教会是仆人，是服务的，哪有服务的要僭越主人的？我们不能一边谦卑地说自己是仆人，一边又要争取特权。耶稣基督尚且完全遵守犹太法律与习俗，何况作为祂门徒的我们呢？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前不久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所提到的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观点，中国天主教必须要积极适应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妥善处理好教会与党和政府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其他不同宗教的关系、与外国宗教的关系、与非教友的关系等，当然包括国法与教规的关系。这些关系如果处理不好，我们怎么能开展福传工作呢？我们一定会四处碰壁，举步维艰。这条道路金主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做如此认识和选择的。他曾走过一段弯路。其实，中国教会中很多人都走过这样的弯路，包括我自己。金主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天主教开始走独立自主、爱国爱教道路时，他不理解，不接受。但是，金主教经过他的人生种种事情，明白了很多道理。他的人生境界也因此而提高。信友们常说，天主能从坏事里面引出好事来。这是一句很有辩证智慧的话语。当人经历了一些糟糕的事情以后，会领悟以前从未想过的事理，会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风景。所谓人生的成熟，大概就是指这个。这并非是说人因为阅历而变得城府很深，变得油滑，而是因为经验，使人发现自己人生中的崭新境界。没有人会从不犯错，重要的是迷途之后的重新启航。金主教就是这样的，他在走过人生的一段弯路之后，找到了自己的圣召与使命，就是爱国爱教、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之后，他后半生就全力以赴地为实践这个圣召与使命而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在金主教的著作和他平时跟我们的交流中，他多次回忆自己小时候，外国人主宰中国天主教的一切事务，中国天主教徒最大的愿望是中国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教务，因为中国人最懂中国人，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也是人，中国人也有民族自尊、自强、自立之心。金主教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中国天主教会才实现了这个愿望，中国地区的主教都由中国人担当。所以，我们要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不能让外国人干涉中国的教务。金主教在世时也很好地处理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和对外宗教友好交往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宗教走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与新中国的外交策略是相呼应的，独立自主自办是宪法规定的基本要求，不只是天主教，任何宗教在中国的发展，都必须要依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能力，在政治上、经济上、内部事务上不受外国势力的干涉，另一方面，我们又要与世界性宗教保持友好平等的交往，共同促进人类的文明进步。我记得多年前陪同金主教几次出访欧美国家，在与当地的主教、神父交流时，金主教反复强调，中国天主教在教义上仍然与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圣教会保持一致。所以，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国天主教与普世教会信仰的是不同的天主、不同的圣经。金主教十分重视和支持上海天主教爱国会的工作。他认为，上海市区各级天主教爱国会，对上海教区和下属各堂区的协助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他常关心爱国会的委员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他们鼓励。金主教非常关心爱国会委员们的综合素质，他总希望委员们在政治思想、宗教信仰、文化素质和奉献精神上，均衡发展。因为爱国会毕竟是天主教的组织，应该反映出天主教的信仰精神。有时候，他也会指出爱国会个别委员存在的不足，就是在信仰上冷淡，甚至主日也不进堂参加教会的弥撒礼仪，他说：这样的爱国会委员，怎么可以代表爱国会来引导教友们走爱国爱教的道路呢？教友们会说：这人自己一点儿也不热心，我们不服他。当然，我们上海天主教爱国会的绝大部分委员们都是有信德基础的，在金主教的教导下，常努力而自觉地修正和平衡自己的使命。金主教对上海天主教爱国会的评价，可以在他每次参加爱国会重要会议时的讲话中表现出来。金主教每次都代表上海教区，衷心感谢上海市区各级天主教爱国会对教区和堂区事业的协助。如每年五月份的佘山朝圣活动，市区爱国会的教友们，默默无闻地服务在每一个角落，使得每年佘山圣母月整整一个月的朝圣活动，平安无恙。他们的工作，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上海天主教的平安与稳定发展，与上海天主教爱国会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另外，在教区和堂区的重大教务和礼仪活动中，爱国会总是身先士卒，在最麻烦、最细节、最繁重的任务和环节，积极协助教区和堂区，多年来与教区和堂区可谓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我们这一代人受金主教的影响很大，不仅在灵修上，在爱国会的工作方面也是如此。金主教经常鼓励和教导神父们，在堂区要和爱国会积极合作，发挥爱国会的作用，协助堂区的各项堂务工作。司铎中有不少，都是因金主教的教导和支持，而加入爱国会，在教区和堂区，把爱国爱教的天主教事业，相互结合，引导教友们走适应时代与社会发展的道路。我也是很早就被金主教推荐到市爱国会任职的，在我晋铎的第二年，金主教就推荐我加入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他令我在爱国会虚心向老一辈学习。当时，作为一个小字辈，老一辈的爱国会领导们都很爱护和器重我，给我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当时我对爱国会的事业不甚了解，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爱国会安排我给年轻委员们讲课，所谓“教学相长”，金主教也在多次较大型的爱国会重要会议上，让我代他发言，这给我很大考验和锻炼机会。我也慢慢了解了爱国会事业的重要意义，对爱国会的性质、宗旨、作用都慢慢有了较深刻的领会，改变了我早期的一些看法，亲身体验到我们的爱国爱教的事业，正是一个积极引导广大信众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一个鼓励广大信众在各个领域投身国家和社会建设的事业。当我们天主教越适应和投入，我们在这个社会中也就越被认可和接受，我们的牧灵福传工作，也就越顺利。这是一种良性的相互关系，产生良性的效果。尤其是，随着接触增多，工作深入，我和很多老一辈爱国会的领导和委员成了忘年交，如已故的顾梅青、唐国治、陆微读教友等，还有李文之、马百龄、王良全、艾祖炯教友等，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给予了我很多的关心和帮助，他们退休以后，我还能收到他们寄给我的圣诞卡呢。有一段时期，我也曾经受到外界的蛊惑，对爱国会做出了错误的言行，事后反思，这是一种极其不明智的举动，并且良心上反而更不安宁，伤害了那些长期无私地关心我、帮助我的人，也破坏了金主教长久以来为上海天主教所构建的大好发展局面，这样的错误本不应该发生在上海天主教这么一个有着爱国爱教传统的地方。为此，我内心深处一直感到不安和愧疚，希望能用实际的行动来弥补这些过错。对上海天主教爱国会，我始终带着很深的感情，这种感情既来自于对爱国会历史上对教会健康发展作出的贡献，比如恢复宗教活动时爱国会帮助落实政策，改革开放后爱国会协助教会开展牧灵事业等，更来自于我亲身参与爱国会的各项大大小小的工作，爱国会并不是境外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我相信现在上海大多数的司铎、教友们都认同爱国会、信任爱国会。天主教爱国会在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中始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在历史上，爱国会已经用无数的事实证明了其对教会的重要性。在我们国家发展到现阶段，我认为爱国会在牧灵福传事业中的地位仍然十分重要，她能够在政治引导、教务协助、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比如说，爱国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可以帮助广大神长教友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作为一个组织严密的信教群众团体，可以在教务上协助堂区和教区做更多的工作，作为教会的延伸手臂，爱国会更可以把教会慈济天下的善举播洒到社会更多的领域，以体现天主的大爱。在上海，我始终认为金主教所探索的“四驾马车”（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上海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上海市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天主教上海教区）并驾齐驱，是天主教上海教区做好牧灵福传事业的最好方式，因为每个团体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作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弥补教会工作的不足。从我自身的经历来说，还应该学习金主教另一种品格，那就是勇于修正自己的过失。人孰能无过，虽然金主教早年时走过弯路，但也正因为他从这段经历中痛定思痛，寻找到正确的圣召，才得以在他后半生创下光辉的功绩。这几年，我反复地学习金主教生前的文章，学习利玛窦等先贤的传教经验，从中反思自己，不断修正自己年轻气盛、贪慕虚名、浮夸不实等缺点。也正是这几年不问世事的默默沉淀积累，让我对过去自己不成熟、不全面、不正确的所思所想有了深刻认识。人都需要成长，不仅是身体，更是学识、视野、胸襟、思想和心灵境界，年轻的我们一直躺在老一辈爱国爱教神长教友的功劳簿上，缺乏自己对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遵守国家宪法法律、积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坚定信念。我记得复活庆典弥撒中咏唱的“逾越颂”中有一句：“Felix culpa”（幸运之罪），这句话今天好像既给我们鞭策，也给我们希望。鞭策是，我们犯了罪，跌倒了，这是要接受惩罚的；希望是，我们获取了教训，我们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开始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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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6-06-11 16:48:59 发表
上海光启学校这工作我们表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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