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于斌主教】 一一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开始全面的对华战争，于斌主教随即发布《为芦沟桥事变告南京所属教胞书》的首封牧函，宣示带领南京教胞一起为国家祈祷和平，准备应战。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对手无寸铁的南京民众开始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1937年11月20日宣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台湾教会对于斌主教去向的表述是随政府西迁重庆。而大陆教会很多老人健在时说，当时中国教会都在议论于斌主教逃离南京。因此可以确定，于斌主教是在南京沦陷以前就已经擅离南京教区岗位。对此，《抗战时期于斌主教述论》只说：1937年于斌主教衔命赴欧。由于述论作者在关键问题上含糊其词逃避衔命赴欧的原因和具体的时间，从而隐瞒于斌主教擅离南京教区岗位在先，衔命赴欧在后的事实。我们虽不能判断于斌主教擅离南京教区岗位的思想动机，但我们可以通过‘程序’和‘职责’作为于斌主教是否逃离南京教区岗位的辨识。 一一首先在‘程序’上，于斌主教离开南京教区岗位是不合法的，因为政府没有向教会要求于斌主教随同西迁重庆；而教会方面，没有长上批准于斌主教就离开教区岗位也是不合法的。其二在‘职责’上，于斌主教在教区临难时离开教区岗位属于渎职，因为此时主教有责任、有义务陪伴看顾羊群，并与教区下属共患难。当南京教区成为抗战工作的艰巨岗位时，于斌主教就背信牧函要带领南京所属教胞应战的宣示，并且抛弃羊群和教区下属于不顾，违背公教做人的原则，所以于斌主教离开教区岗位属于逃离性质。 一一1938年7月于斌主教结束衔命赴欧的旅程回国，在欧期间，于斌主教必然要对自己擅离南京教区岗位做出合理的解释。目前所知，教会长上没有为于斌主教逃离南京教区岗位在程序上转为合法，更没有免去于斌主教对南京教区担负的职责，所以他必须回到南京教区的岗位。 一—当时正值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的广大地区，作战原则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会战于1938年6月开始至同年10月结束。虽然宣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实际上武汉是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 ——于斌主教回国孤身一人到远离战场的武汉组建一支担架队，据称冠名“全国救护总会”，不久武汉弃守担架队就解散了。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日军开始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无数妇女遭凌辱，和无数受害者及死难者家庭需要帮助和抚慰，南京教区需要主教临在，主教临在就是爱国抗战。然而，于斌主教在1937年衔命赴欧却迟迟不归，身为主教在教区临难时有什么理由滞留国外超7个月之久？直至1938年7月回国，于斌主教又再次逃离有危险的南京教区岗位，离弃苦难中的南京同胞，离弃被日军践踏的羊群，离弃教区下属于不顾，这是爱国、爱教、还是爱人？所以于斌主教在中国教会受到广泛的负面议论是在情理之中。台湾辅仁大学教授陈方中在《记田于二枢机》的史记中，也记录了于斌主教没有回到南京教区在当时教会受到负面的议论。 一一非议的另一面是于斌主教言行不一。抗战前他在《公教人与爱国精神》一文中指出：爱国理论，决不出公教做人的原则，教友的生活越向上，爱国精神就越圆满。他说：公教既命教友救国爱国，所以也决不是教我们只喊几句口号，就算尽了爱国能事；反之，必须本着公教的超性精神牺牲主义，把爱国的理论——付诸实行。为此天主教徒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凡已届应征的男子，不得逃兵役，不得隐瞒。他鼓励天主教徒当仁不让，冲锋陷阵，为国牺牲。于斌主教有非常丰富和慷慨激昂的爱国甘言，当轮到自己面临危险和考验必须付诸实行时，就完全不顾被人非议的耻辱，在1937年和1938年7月两次独自逃离南京教区，他的爱国言论与行实的反差有目共睹。 ——所以不论于斌主教有多少慷慨激昂的爱国陈词，和政府给予一份抗战工作取得一点成绩，都始终不能熄灭中国教会中质疑于斌主教爱国的负面议论，因为爱国的本质是牺牲，这牺牲或是个人的利益，或是个人要为抗战工作承担一定的危险，如果能做到牺牲生命就没有比这更大的爱国了，所以不能牺牲就不是爱。于斌主教知道教会中很多人对他有负面的议论，后来自我辩护说：“贡献的表示的业绩，决不是空口而能幸致的，必须有切实的工作而后可。”难道南京教区不是抗战切实的工作岗位吗？为南京保卫战的国军伤员服务，帮助和抚慰南京惨案受到摧残的妇女和死难者家属，或履行牧函宣示带领南京所属教胞抵制日军，这些难道不是能做出抗战业绩的切实工作吗？ 一一于斌主教援助抗战的工作并非无私奉献，而是为了掩饰独自逃离岗位的耻辱和亏负做的补赎。牺牲精神是爱国品格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如果将于斌主教逃离岗位的耻辱和亏负做的补赎，提升到爱国品格和崇高事迹的高度，这无疑是贬低浴血抗战的牺牲精神。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同年9月于斌主教回到南京教区履职。 资料： （1）《记田、于二枢机》 台湾辅仁大学教授 陈方中 （2）《抗战时期于斌主教述论》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徐畅
辅祭的都是害人精！爱心是假的！平时在祭台上也不知道礼让一部，还歧视城里的孩子。当教友的还喜欢骂人！真搞不懂国内的教会是真是假。想不想与普世教会合一共融。
西方的神父还是管管好自己，别来了中国叉小男孩的屁眼，这太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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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于斌主教】
一一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开始全面的对华战争，于斌主教随即发布《为芦沟桥事变告南京所属教胞书》的首封牧函，宣示带领南京教胞一起为国家祈祷和平，准备应战。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对手无寸铁的南京民众开始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1937年11月20日宣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台湾教会对于斌主教去向的表述是随政府西迁重庆。而大陆教会很多老人健在时说，当时中国教会都在议论于斌主教逃离南京。因此可以确定，于斌主教是在南京沦陷以前就已经擅离南京教区岗位。对此，《抗战时期于斌主教述论》只说：1937年于斌主教衔命赴欧。由于述论作者在关键问题上含糊其词逃避衔命赴欧的原因和具体的时间，从而隐瞒于斌主教擅离南京教区岗位在先，衔命赴欧在后的事实。我们虽不能判断于斌主教擅离南京教区岗位的思想动机，但我们可以通过‘程序’和‘职责’作为于斌主教是否逃离南京教区岗位的辨识。
一一首先在‘程序’上，于斌主教离开南京教区岗位是不合法的，因为政府没有向教会要求于斌主教随同西迁重庆；而教会方面，没有长上批准于斌主教就离开教区岗位也是不合法的。其二在‘职责’上，于斌主教在教区临难时离开教区岗位属于渎职，因为此时主教有责任、有义务陪伴看顾羊群，并与教区下属共患难。当南京教区成为抗战工作的艰巨岗位时，于斌主教就背信牧函要带领南京所属教胞应战的宣示，并且抛弃羊群和教区下属于不顾，违背公教做人的原则，所以于斌主教离开教区岗位属于逃离性质。
一一1938年7月于斌主教结束衔命赴欧的旅程回国，在欧期间，于斌主教必然要对自己擅离南京教区岗位做出合理的解释。目前所知，教会长上没有为于斌主教逃离南京教区岗位在程序上转为合法，更没有免去于斌主教对南京教区担负的职责，所以他必须回到南京教区的岗位。
一—当时正值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的广大地区，作战原则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会战于1938年6月开始至同年10月结束。虽然宣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实际上武汉是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
——于斌主教回国孤身一人到远离战场的武汉组建一支担架队，据称冠名“全国救护总会”，不久武汉弃守担架队就解散了。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日军开始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无数妇女遭凌辱，和无数受害者及死难者家庭需要帮助和抚慰，南京教区需要主教临在，主教临在就是爱国抗战。然而，于斌主教在1937年衔命赴欧却迟迟不归，身为主教在教区临难时有什么理由滞留国外超7个月之久？直至1938年7月回国，于斌主教又再次逃离有危险的南京教区岗位，离弃苦难中的南京同胞，离弃被日军践踏的羊群，离弃教区下属于不顾，这是爱国、爱教、还是爱人？所以于斌主教在中国教会受到广泛的负面议论是在情理之中。台湾辅仁大学教授陈方中在《记田于二枢机》的史记中，也记录了于斌主教没有回到南京教区在当时教会受到负面的议论。
一一非议的另一面是于斌主教言行不一。抗战前他在《公教人与爱国精神》一文中指出：爱国理论，决不出公教做人的原则，教友的生活越向上，爱国精神就越圆满。他说：公教既命教友救国爱国，所以也决不是教我们只喊几句口号，就算尽了爱国能事；反之，必须本着公教的超性精神牺牲主义，把爱国的理论——付诸实行。为此天主教徒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凡已届应征的男子，不得逃兵役，不得隐瞒。他鼓励天主教徒当仁不让，冲锋陷阵，为国牺牲。于斌主教有非常丰富和慷慨激昂的爱国甘言，当轮到自己面临危险和考验必须付诸实行时，就完全不顾被人非议的耻辱，在1937年和1938年7月两次独自逃离南京教区，他的爱国言论与行实的反差有目共睹。
——所以不论于斌主教有多少慷慨激昂的爱国陈词，和政府给予一份抗战工作取得一点成绩，都始终不能熄灭中国教会中质疑于斌主教爱国的负面议论，因为爱国的本质是牺牲，这牺牲或是个人的利益，或是个人要为抗战工作承担一定的危险，如果能做到牺牲生命就没有比这更大的爱国了，所以不能牺牲就不是爱。于斌主教知道教会中很多人对他有负面的议论，后来自我辩护说：“贡献的表示的业绩，决不是空口而能幸致的，必须有切实的工作而后可。”难道南京教区不是抗战切实的工作岗位吗？为南京保卫战的国军伤员服务，帮助和抚慰南京惨案受到摧残的妇女和死难者家属，或履行牧函宣示带领南京所属教胞抵制日军，这些难道不是能做出抗战业绩的切实工作吗？
一一于斌主教援助抗战的工作并非无私奉献，而是为了掩饰独自逃离岗位的耻辱和亏负做的补赎。牺牲精神是爱国品格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如果将于斌主教逃离岗位的耻辱和亏负做的补赎，提升到爱国品格和崇高事迹的高度，这无疑是贬低浴血抗战的牺牲精神。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同年9月于斌主教回到南京教区履职。
资料：
（1）《记田、于二枢机》 台湾辅仁大学教授 陈方中
（2）《抗战时期于斌主教述论》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徐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