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鹏飞：禁与解之间 发布/2019年3月17日 3:30 AM 文/叶鹏飞 来自/联合早报 得鱼忘筌 言论自由的本质，就在于维护真相免于强权的扭曲、掩盖，因为指鹿为马一旦成为现实，就是社会文明堕落灭亡的开始。 内政部推翻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批准瑞典黑暗金属乐队Watain在本地演唱会的决定，让言论自由这个复杂课题再次被关注。原定于3月7日晚上举行的Watain演唱会，原获得资媒局批准为R18分级的限制演出。不过内政部认为演唱会若进行，或有损公共安全秩序及宗教和谐，资媒局随后撤销了演出执照。 Watain过去的一些表演极具争议性，如使用动物尸体、向公众喷洒猪血、鼓吹反基督教观点，通过歌曲宣导撒旦崇拜和暴力。有公众日前在网上发起请愿行动，希望政府禁止Watain演出，有近2万人签署。本地基督教团体也公开表达了反对演出的立场。 Watain应属于边缘性的小众团体，本地主办方表示，一共才卖出160张门票，而且一些粉丝还是来自邻国。相信这也是资媒局让其限制演出的考量，毕竟建立包容社会的指标，就是尽量允许多元表达，特别是尊重少数的表达权。内政部从宗教和谐的高度介入，则反映公共利益的复杂性，进而凸显言论自由尺度的不易拿捏。 乐队及其粉丝对于禁演的愤慨自不在话下，维护言论自由者同样对当局的出尔反尔非常不满。尽管审批程序上确实存在瑕疵，两个部门的不同立场，显示言论自由并不能一刀切，必须具体地就事论事。内政部长尚穆根的解释就相当有说服力：只要换个角度，想象乐队鼓吹的不是反基督教，而是反回教，基于同样的言论自由原则，是否也应该允许其演出呢？ 言论自由的本质，就在于维护真相免于强权的扭曲、掩盖，因为指鹿为马一旦成为现实，就是社会文明堕落灭亡的开始。《左传》记录春秋时代齐国大夫崔杼谋杀了国君齐庄公，太史（史官）在史册上写下“崔杼弒庄公”，崔杼命其改写，不从被杀，换其弟为太史，还是不肯改写被杀，再换三弟为太史，仍然坚持不改写，崔杼只好作罢。这时太史的族人南史氏带着竹简赶来，准备冒死记录“崔杼弒庄公”，听说已经写上了，才半途折回。文天祥《正气歌》“在齐太史简”，说的就是这个典故，故事血腥，却如实地揭示了面对强权坚持真相之艰难。 批评政府禁止Watain演出的意见认为，就因为基督教有组织动员的能力，政府的偏袒等同于恃强凌弱。可是，在今天这个几乎彻底除魅的世俗化时代，抨击基督教已非同当年马丁·路德冒死把开启宗教改革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威登堡大学教堂门口那样，不再是什么“对着强权讲真理”的勇敢作为。当代能代表言论自由真谛的例子，或许是巴黎讽刺刊物《沙尔利周刊》因嘲讽回教先知穆罕默德，在2015年1月7日遭极端主义恐怖分子袭击其编辑部，造成至少12个人死亡，10人受伤的惨案。面对这个暴力强权，不少平日高唱言论自由的西方媒体都顾左右而言他了。 言论自由的可贵，就在于它是文明发展的保障，因为权威迟早会腐败，对权威的颠覆及挑战于是一开始都被当成异端，而且它往往属于边缘的小众。保护言论自由，就是保护文明自我反省提升的能力。现代文明对于言论自由的强调，正是为了减少类似“崔杼弒庄公”故事那样的惨烈代价，让强权无法轻易掩盖真相。 然而反讽的是，当自由言论的代价因为制度性的保护而降低，真正有益于文明发展的言论，反而容易被泥沙俱下的纷杂论说所掩盖。反过来说，真金不怕火炼，如果类似Watain演出真的有终极价值，就如当年的宗教改革一样，再多的打压都无法逆转历史大势，妨碍它从边缘小众茁壮为主流真理。然而这必须经由时间的考验淘汰来验证——太容易得到的事物，往往不值得珍惜。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限制言论自由的意见，源自拉丁谚语“谁来监管监管者？”简言之，禁与解之间的标准，由谁来定夺？政府的立场是它获得选民的委托，因而拥有合法性及正当性来扮演这个角色。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还是不充分，因为政府本身就是权力，所以也有可能沦为必须被自由言论监督和制约的强权。这就必须有其他的力量来平衡，当中最关键的，莫过于国人的公民意识和常识。 经历了分水岭大选，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已经从建国以来的强势政府，慢慢往更重视民意和沟通的良性互动倾斜。无可否认的是，新加坡人相对还是比较务实，对任何意识形态并不会太认真，所以在看待言论自由时也多采取中庸之道，不会把它奉为绝对价值。与此同时，有了社交媒体等手段，他们也有能力和渠道表达不满，必要时更能通过选票让政府有所顾忌。这种动态平衡，构建了本地言论自由的空间。 在更抽象的层次，对比其他社会价值，言论自由未必就是最高的。在选择自由表达和宗教和谐之间，相信更多人不会反对禁止Watain演出。这种妥协与其说是公民的政治涵养不够，倒不如说是世俗政治智慧的体现，毕竟在多元宗教、语言和肤色的无奈生存状态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恐怕是更合适的相安之道。 禁与解之间，涉及复杂的公式，也没有简单的答案，而且不同的具体例子或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采取纯粹的立场一刀切，主张绝对的言论自由，反而是相对容易但却是智力怠惰的表现。这个永恒的矛盾，必须由一代一代人集体交涉妥协，确保真理不轻易被强权欺凌，社会文明能在避开腐败的陷阱之际不断发展提升。 （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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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鹏飞：禁与解之间
发布/2019年3月17日 3:30 AM
文/叶鹏飞
来自/联合早报
得鱼忘筌
言论自由的本质，就在于维护真相免于强权的扭曲、掩盖，因为指鹿为马一旦成为现实，就是社会文明堕落灭亡的开始。
内政部推翻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批准瑞典黑暗金属乐队Watain在本地演唱会的决定，让言论自由这个复杂课题再次被关注。原定于3月7日晚上举行的Watain演唱会，原获得资媒局批准为R18分级的限制演出。不过内政部认为演唱会若进行，或有损公共安全秩序及宗教和谐，资媒局随后撤销了演出执照。
Watain过去的一些表演极具争议性，如使用动物尸体、向公众喷洒猪血、鼓吹反基督教观点，通过歌曲宣导撒旦崇拜和暴力。有公众日前在网上发起请愿行动，希望政府禁止Watain演出，有近2万人签署。本地基督教团体也公开表达了反对演出的立场。
Watain应属于边缘性的小众团体，本地主办方表示，一共才卖出160张门票，而且一些粉丝还是来自邻国。相信这也是资媒局让其限制演出的考量，毕竟建立包容社会的指标，就是尽量允许多元表达，特别是尊重少数的表达权。内政部从宗教和谐的高度介入，则反映公共利益的复杂性，进而凸显言论自由尺度的不易拿捏。
乐队及其粉丝对于禁演的愤慨自不在话下，维护言论自由者同样对当局的出尔反尔非常不满。尽管审批程序上确实存在瑕疵，两个部门的不同立场，显示言论自由并不能一刀切，必须具体地就事论事。内政部长尚穆根的解释就相当有说服力：只要换个角度，想象乐队鼓吹的不是反基督教，而是反回教，基于同样的言论自由原则，是否也应该允许其演出呢？
言论自由的本质，就在于维护真相免于强权的扭曲、掩盖，因为指鹿为马一旦成为现实，就是社会文明堕落灭亡的开始。《左传》记录春秋时代齐国大夫崔杼谋杀了国君齐庄公，太史（史官）在史册上写下“崔杼弒庄公”，崔杼命其改写，不从被杀，换其弟为太史，还是不肯改写被杀，再换三弟为太史，仍然坚持不改写，崔杼只好作罢。这时太史的族人南史氏带着竹简赶来，准备冒死记录“崔杼弒庄公”，听说已经写上了，才半途折回。文天祥《正气歌》“在齐太史简”，说的就是这个典故，故事血腥，却如实地揭示了面对强权坚持真相之艰难。
批评政府禁止Watain演出的意见认为，就因为基督教有组织动员的能力，政府的偏袒等同于恃强凌弱。可是，在今天这个几乎彻底除魅的世俗化时代，抨击基督教已非同当年马丁·路德冒死把开启宗教改革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威登堡大学教堂门口那样，不再是什么“对着强权讲真理”的勇敢作为。当代能代表言论自由真谛的例子，或许是巴黎讽刺刊物《沙尔利周刊》因嘲讽回教先知穆罕默德，在2015年1月7日遭极端主义恐怖分子袭击其编辑部，造成至少12个人死亡，10人受伤的惨案。面对这个暴力强权，不少平日高唱言论自由的西方媒体都顾左右而言他了。
言论自由的可贵，就在于它是文明发展的保障，因为权威迟早会腐败，对权威的颠覆及挑战于是一开始都被当成异端，而且它往往属于边缘的小众。保护言论自由，就是保护文明自我反省提升的能力。现代文明对于言论自由的强调，正是为了减少类似“崔杼弒庄公”故事那样的惨烈代价，让强权无法轻易掩盖真相。
然而反讽的是，当自由言论的代价因为制度性的保护而降低，真正有益于文明发展的言论，反而容易被泥沙俱下的纷杂论说所掩盖。反过来说，真金不怕火炼，如果类似Watain演出真的有终极价值，就如当年的宗教改革一样，再多的打压都无法逆转历史大势，妨碍它从边缘小众茁壮为主流真理。然而这必须经由时间的考验淘汰来验证——太容易得到的事物，往往不值得珍惜。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限制言论自由的意见，源自拉丁谚语“谁来监管监管者？”简言之，禁与解之间的标准，由谁来定夺？政府的立场是它获得选民的委托，因而拥有合法性及正当性来扮演这个角色。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还是不充分，因为政府本身就是权力，所以也有可能沦为必须被自由言论监督和制约的强权。这就必须有其他的力量来平衡，当中最关键的，莫过于国人的公民意识和常识。
经历了分水岭大选，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已经从建国以来的强势政府，慢慢往更重视民意和沟通的良性互动倾斜。无可否认的是，新加坡人相对还是比较务实，对任何意识形态并不会太认真，所以在看待言论自由时也多采取中庸之道，不会把它奉为绝对价值。与此同时，有了社交媒体等手段，他们也有能力和渠道表达不满，必要时更能通过选票让政府有所顾忌。这种动态平衡，构建了本地言论自由的空间。
在更抽象的层次，对比其他社会价值，言论自由未必就是最高的。在选择自由表达和宗教和谐之间，相信更多人不会反对禁止Watain演出。这种妥协与其说是公民的政治涵养不够，倒不如说是世俗政治智慧的体现，毕竟在多元宗教、语言和肤色的无奈生存状态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恐怕是更合适的相安之道。
禁与解之间，涉及复杂的公式，也没有简单的答案，而且不同的具体例子或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采取纯粹的立场一刀切，主张绝对的言论自由，反而是相对容易但却是智力怠惰的表现。这个永恒的矛盾，必须由一代一代人集体交涉妥协，确保真理不轻易被强权欺凌，社会文明能在避开腐败的陷阱之际不断发展提升。
（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