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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点评：《斐洛尼枢机：教宗牧函五年后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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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3-01-12 12:41:55 发表
斐洛尼枢机：教宗牧函五年后的反思 2012-10-26 12:23:46 作者：天亚社今年是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信函五周年，教廷万民福音部部长斐洛尼（Fernando Filoni）枢机撰文谈到牧函发表五年后中国教会的状况及他的期许。　　斐洛尼枢机的文章于十月廿二日签署，今天（十月廿五日）在梵蒂冈以意大利文、英文及中文发表。中文版由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翻译，授权天亚社转载，全文如下：教宗本笃十六世致函在中国的教会：五年后的反思　　2007年对圣座与中国的关系而言，是关键的一年：香港回归十周年，以及邓小平倡议（1977）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三十周年。我曾经在香港居住好几年（1992-2001年），一直关注在中国的教会的生活，当时教会正步出漫长和严峻的迫害。由于职责所在，我数次前往北京，对中国的经济进展留下深刻印象，并对教会的未来寄以厚望。教会痛苦和忠信的历史，连同那些为信仰而受苦的精修者和致命者，散发圣德的芬芳。看来教会的苦难，不可能比以前，尤其比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时所受的苦还多。可是，教会不仅在内部，而且在与政府的关系上，仍要面对极大的挑战。中国与圣座之间的交往也困难重重，此关乎历史、文化、政治的层次，也涉及相互了解的难度，以及对问题看法的不一。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2005年逝世，他对访问中国的宿愿无法实现；然而，他所留下的丰富遗产：就是他对中国教会的热爱，对那些与伯多禄继承人失去圆满共融的人那份像父亲般的关怀，以及对中国人民的衷心欣赏和深情厚意，在不少场合中，我成为这些事实的直接见证人。2007年，本笃十六世彻底审察当时的情况，认为中国与圣座建立关系的日子，客观看来，不会太近，所以必须致力铺路的工作，首要的任务是公开表明：圣座面对中国教会复杂情况所持的态度；其次表明何种态度是中国教会本身从内部所期望的，以便理顺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最后圣座孕育了何种心态以面对中国政府。　　在此背景中，诞生了教宗的函件《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会的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及教友的信》，于2007年5月27日签发。圣座面对中国教会的复杂情况　　经过多年的研究，圣座清楚地察觉到，在中国的教会整体上从未陷入裂教的情况。我在香港的时候，曾用一个类比来形容发生了的情况。就历史而言，自起初中国的传福工作曾是忠于福音的：基督是唯一的泉源，而由这泉源诞生的教会，就好像一条清澈的河流，因地势的不平（历史的变幻），蜿蜒曲折。一九五零年代的政治地震使这条河的生命起了扭转乾坤的变化。因此部份河水渗入地下，另一部份继续在地面流动。按类比而言，教会的一部份成员不接受妥协和政治控制，而另一部份则为了存在性的考虑而予以接受。有人会问：这两股水流会否有一天自由地、公开地汇合？当然，在基督圣心慈爱的浩瀚海洋里，最终会殊途同归。但是，在历史过程中，在中国的教会有可能再一次出现有目共睹的合一吗？　　正如前文（第二段）所述，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信函的目的，是就教会在中国的生活和福传工作提出指导思想。该信函的主要目的并非政治性的。根据教宗，中国教会应在自身内重拾迈向修和的意志和力量，而当务之急，就是消除成见和干预、分裂和默许、彼此憎恨和互相蒙混行为，为此，必须踏上真理、信任、净化和宽恕的旅程。　　所涉及的主体包括四方面：所谓“地下”团体，即未经官方政权认可的教会团体；以及所谓“爱国”团体，即获得政权承认团体；还有圣座以及北京政府。　　事实上，这些主体相互牵动，而形成多边关系，包括公开的和隐蔽的、明智的和轻率的、审慎的和粗暴的。因此，修和之旅将难以实现，假如圣座和北京之间缺少了与此旅程同步进行的对话，对吗？两股“水流”之间的对话　　按初步分析，我们要承认，教宗信函所表达的期盼遇到重重困难，此乃源自外来的压力，也出于这两股“水流”之间的误解。经历数十年的分隔，彼此之间已挖掘了鸿沟，又建立了围墙，因此，对教会内部造成的创伤，至今仍然存在。　　鉴于寻求真理是对话的前提，由此而导向宽恕与修和。正如教宗所言，在持久冲突的状态下，不可能为当前问题找到解决方案，那么，中国教会的两股“水流”务须正视这一点，只要两者回到对伯多禄继承人的忠贞和服从的基础上，死结便可迎刃而解，只有他（教宗）才是信仰统一及精神共融的、永久可见的中心与基础（参阅梵二，〈教会宪章〉18）。圣座与中国政权的对话　　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国教会的信函中，一开始便强调现有的问题不可能在圣座和北京政权持久对立的情况下去解决，为此，信函开宗明义作出明确和公开的声明：“随时准备作相互尊重及建设性的对话”（n.4）。迄今，如此明示的善意和开放从未丝毫减弱。当然不论是圣座或中国──一个崛起的大国，双方行事的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不禁会问：难道寻求解决方案便遥遥无期吗？　　从圣座角度来看，要进行对话（不但与中国，也与世界其他每个国家），该先创造什么条件？首先，有些条件是先决性的，例如：互相信任、平等对待、确立意愿，即愿意进入对话，以及遇上困难时仍愿意持续对话。圣座遵循教会建立者（基督）的意愿，维护教会的四大特性，作为对话的准则。这些特性是指：至一性，包括主教之间的合一，与教宗的合一；至圣性，包括牧者们的堪当性和适合性（译按：天主教法典377第2项）；至公性（又称普世性），包括全部和完整的信仰；从宗徒传下来的特性，意谓教会的根源和架构与宗徒的承传息息相关。圣座也清楚意识到，这些特性是在每个民族的具体环境中体现和生活出来的，并密切地使真正的文化价值透过融入基督信仰得以提升。因此，在中国的教会如同在各国的教会一样，尽管在表述上各有特色，但常容许信友在实质上和感觉上，既成为十足的教友，也不失半点中国人的本色。　　自从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国天主教徒的信函发表以来，已有五年之久，期间圣座与中国的关系看来是高低起伏。简而言之，容我列出最近出现在两者之间的三个绊脚石：　　1. 2010年，北京当局主办全国天主教第八次代表会议，此举使政府对教会的控制更形尖锐，尤其是三自政策的推行。与此相关，当局向所谓“地下”圣职人员加强施压，逼他们加入爱国会这个控制中国教会的机构，其目的是要使教会独立自办、失去其至公性和脱离教宗。同时，爱国会亦加剧对所谓“官方”教会的控制，操控他们的主教、神父、敬礼地点、财政和修院（例如：当局委任一名政府干部担任石家庄大修院副院长，导致修生罢课抗议）。　　2. 严格控制主教的任命，导致屡次选出具争议性的候选人，甚至这些候选人在道德操守和牧民事工上都不合格的，却得到政权鼎力支撑。这些任命都是外表裹着选举的糖衣，为此，而事后参与者往往因事态严重，便立即以信件或其他形式（向圣座）提出反对。　　3. 主教的祝圣，不管合法与否，都在礼仪中被逼接纳一些非法主教的参与，他们的临在使被祝圣者和祝圣者受到良心的严重谴责。　　或许有人未能妥善地接受圣座的一些反应，也许他们不甚了解，也许他们没有顾及圣座之所以作出这些反应，无非是对一些固有的价值忠信地持之以恒，这些价值皆属教会的信理和教会的传统，这样，教会的原貌才可获保障。然而，归根究底，圣座的措施总是出自对中国天主教教友的真诚的和深度的尊重。中国教会与国家　　在中国的教会依据其由基督承受的使命，要求享有自由来完成使命，不愿受到政权干预；教会一方面遵守国家法律，另一方面尊重真理、正义和合作的原则。有一次，一位年长的中国神父对我说：“在中国，我们天主教教友所得到的自由，只不过是笼中鸟的自由！”事实上，在中国的教会并不要求任何特权，更无意取代国家的位置，当然也不想成为政治团体；一个是教会，一个是政治团体，两者彼此独立，互不混淆，但另一方面，教会却乐于为公益而作出贡献。　　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具体的中国情况里一直是严峻的。一些主教和神父遭到隔离，人身自由被剥夺，正如最近上海的一位主教马达钦所遭遇的一样。其实他祇是宣布了希望投身于全职牧民职务上，搁置那根本不相称于牧者的工作，在此事之后，个人和机构所受的控制加为尖锐，当局也比以前更轻率地施用洗脑及强压的手段。　　当缺乏宗教自由时，或者宗教自由受到严重限制时，难道整个教会不是有责维护中国信友的合法权利吗？而圣座不是有责率先为无声者发言吗？教宗的信函面世已有五年，还有可能孕育希望吗？　　罗马与北京之间的对话，已作多次尝试，但限度极大，这是有目共睹的。真诚相对和彼此尊重的对话，确是众望所归，正如教宗在信中所期盼的一样。对话要求双方有直接和定期的交往，但二十多年来的接触，并未能产生预期的成果，反而在接触时，却不乏欠准确和欠完整的讯息、误解、指责和僵局。　　有人会问：展开新方式的对话的时机到了吗？这对话方式甚至可以更为开放，更为对等，以至善意、信任和彼此尊重不为私益所破坏。圣座和许多国家都有开放和率直的对话，例如圣座和越南找到了双方交往和发展友好关系的模式。北京与台北之间不是也设立高层次的特定委员会来处理相关的问题吗？难道不能盼望圣座和中国也可进行适当和坦诚的对话吗？　　中国是大国，世界各处都有华人。自1978年以来，中国走上与世界接轨之路，有多少神父、圣职人员、度奉献生活者及教友，曾在世界各地的修院和天主教机构受培育！难道他们受人怂恿而忘了国本吗？也许他们被逼跟随一个违背良心的信仰？假如这些中国移民（为数不少）要求受洗，他们岂不享有其他受洗者同样的权利？在一个愈益开放、愈加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怎可想像：中国的天主教教友祇因为留居在自己的国家里就被孤立起来？本人多次与中国的朋友交谈，他们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在自己的家乡里却因着自己是教友而蒙受羞辱，可是在其他地方却受到尊重和欣赏！中国政府能够对众多百姓的呼声充耳不闻吗？尽管在过去五年中，有些积极的讯号，曾一度泛起期盼，却转瞬减弱。这使我想起一例，在2008年中国交响乐团和上海歌剧团为教宗举行的盛大音乐会，无论如何，那仍是非常正面的历史事实。对教宗致中国教会的信函迈向更完善的解读　　教宗致中国圣职人员和教友的信仍是有效的。五年以来，在中国教会所发生的事件重申这信函的价值、合宜性和现实性。过去因着踌躇、怀疑、恐惧和局限，拖慢了对牧函的认识和理解，但如今，新的局面出现了，使人更完善地理解教宗的信，这信既可成为在中国教会内对话的起点，又可促进圣座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对话。　　教宗本笃十六世期盼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宿愿能够早日实现。十年前，真福若望保禄二世已宣称：“圣座期盼以整个天主教会的名义，我相信，也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放对话的空间，这是人所共知之事。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期盼在克服了以往的误解之后，彼此可以一起合作。”（信函，n.4）因此，圣座的期盼是一个对话，那对话能对中国天主教教友、忠信的中华儿女，展现出应有的欣赏，又能结出和谐与平安的果实，这果实远远超出圣座和中国所能预见的效益。教宗的信仍然是一个以宗教为主的文件，其目的是以真理和毫不含糊地，在中国教会内开辟修和之路。　　因此，这宗座文件在我看来仍是了不起的依据，它突显教宗对真理和政治公义的热衷，以及他对天主子民的爱护；此外，文件又能把教会信理、政治视野和公众利益融会贯通，非比寻常。　　教宗的信函正等待一个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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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3-01-12 12:40:47 发表
╋反驳“地下教会”主义者对斐洛尼枢机的指责！作者：银色地平线斐洛尼枢机发表文章《教宗牧函五年后的反思》之后，“天主教在线”网站在首页发布网民“原生”指责斐洛尼枢机的文章，但是，斐洛尼枢机的文章《教宗牧函五年后的反思》却未予刊登，实在是令人遗憾和费解的一件事情！网民“原生”对于斐洛尼枢机的指责充斥着其个人的臆测和妄断，以诸如“笔者窃以为当斐老轻率地...”、“背后隐含”、“值得我们玩味一下”这样的充斥中国式阴谋观念的语调加诸于可敬的圣座万民福音部部长斐洛尼枢机主教的训导之上，并且把中国的天主教会所面临的执政当局压迫这一处境问题的本质事实，避重就轻的导向天主教会内“地上、地下”之间的冲突，严重的威胁到了中国的天主教会合一；网民“原生”拒绝持守教会训导相对于信友分歧的超越性，而是以世俗意识形态的相对主义观念看待教会处境，以站队某个人为分化的立场来建立自己的伦理基础，造成了严重的误导和打系天主教圣统原则的结果。天主教会训导伦理基于圣经的原则从来都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它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玛5:37），而当今中国人的普遍思潮却极不情愿寻本溯源、是非分明，而是在相对主义的观念里寻找一个不存在的“平衡点”或者立场，并且刻意要在明确的权威训导和事实之中诉诸无稽的联想以宣泄个人主义。在这里很显然，网民“原生”百般回避斐洛尼枢机对于中国的天主教会的处境认识，即斐洛尼枢机的话：“经过多年的研究，圣座清楚地察觉到，在中国的教会整体上从未陷入裂教的情况”、“中国教会的两股“水流”务须正视这一点，只要两者回到对伯多禄继承人的忠贞和服从的基础上，死结便可迎刃而解”，而为其在圣座的训导之外加剧分裂的企图寻找出口。在开始本文主要内容之前，为避免于不必要的误会，首先自我介绍：本人，银色地平线，自幼成长在中国一军区大院，未曾出国，亦非外籍人士。对于马克思主义及中华文明有着深刻的认知和批判，零七年受洗加入天主教会，在主基督的台前忠于天主教会圣统，拒绝接受部分天主教徒当中盛行的“地上、地下”的划界行为，并且可以肯定的说，事实上无论是“地上、地下”，在信仰及教会伦理认知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地下教会”主义，意即持守“地下教会”观念的人，“地下团体”在起初，主要指未通过执政当局的认可、秘密祝圣的主教所管辖的教区，其不接受妥协和政治控制而捍卫圣座的精神值得赞赏，但是在圣座零七年牧函中取消“艰难时期牧灵的特殊需要”而赋予的权柄，也就是“地下团体”的特权，并指出已经有“与伯多禄继承者完全共融、政权认可的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零七年牧函）被祝圣的情况下，一部分教友依然恪守过去的观念，甚至企图将“地下团体”这人为的分裂情势上位化到一个“合法教会”的地步，自称“地下教会”，并将不属于自身团体的信友以及获得政府认可的主教所管辖的教区划归为“地上教会”，意即“非法教会”或者“爱国教会”，这种人为划分绝不来自圣座，而且是严重背离圣座训导的谬误！对于天主教会，我所持守的原则是：“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我的教会伦理认知完全来自天主圣神以超越性、权威性所临在的圣教会以不可错误的信理伦理为基础所发出的具有普世价值、并更新的思想为主体引导价值的圣座牧函、通谕和文告。我坚持圣教会里的教宗和主教的训导权分享基督的权威最高的等级，藉不能错误的特恩予以保证。这不能错误的范围，与“天主启示的宝库范围相等”；而且延伸到所有教义的要素，包括道德在内（天主教教理2035）；我也坚持教宗和主教在执行普通训导中提出一种训导，即使没有作出不能错的论断，也没有以“决定性的口气”表达意见，我对于对这种普通的训导该“以宗教敬重的心情去依从”，这一依从虽然有别于信德的服从，但确是后者的延伸。（天主教教理892），我更坚持教会训导的价值超越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人类意识形态和人立的管理体系，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在数千年里的积淀和对于自身认知的可靠性，依然远远不及天主教会对当今中国的发展所提出之建议，因为圣神以至高的权威庇佑教会的意义，超越普世万邦文明当中的意义。生活在中国的天主教徒如若无法坚持此一系列原则，意图读懂本文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以下从几点展开，指出网民“原生”、以及部分持守“地下教会”观念的信友之错谬：一：唯物历史观的错谬，中国人的普遍通病。网民“原生”在其文章中说：“有贤者曾经这样说过：‘读史使人明智’。的确，从历史的高度来透析中国教会现状应该是我们理解教会现状的一个非常可靠而又必不可少的视角。斐老对大陆教会的敏锐而又颇具深度的历史视角的直言也可谓一步到位，寓意深刻”。银色地平线的回应：斐洛尼枢机在他的文章《教宗牧函五年后的反思》中结合回溯历史，真实而透彻的解读了天主教会在中国遭受的苦难以及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对于斐洛尼枢机的分析，网民“原生”用所谓“历史高度”来加以赞赏却是根本错误的！斐洛尼枢机文章中提及“教会痛苦和忠信的历史”，正如他在之后提到的“在历史过程中...”，明确表达了历史发展只是一个过程，发展本身并非其自身的主宰，教会在历史中的回溯并非以历史本身或者历史影射为作为前瞻和发展考量的支点，把历史这一本身并不具有权威及方向感的概念和“高度”这个词汇混同在一起是缺乏逻辑的。对于历史，正确的认知应当是：天主是人类历史的唯一真主宰！天主籍着主耶稣道成肉身、摄取人性进入时间\空间系统，这一神圣事实，使得人类历史前后得以贯通，并赋予人类历史以真正的方向和意义！天主对人类历史的引导，是透过祂以自己的祭献和宝血所建立的圣而公教会——这圣神超越临在的有形可见事实来进行的，斐洛尼枢机对于中国的天主教会处境之解读，乃是基于天主圣神赋予教会主教的真理之恩及训导权的高度！历史事件只是必要的工具和论据。网民“原生”例举的“读史使人明智”这句话出自拥护宗教改革、反对天主教经院哲学，并持守唯物历史观、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真正始祖”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网民“原生”的根本错谬在于其唯物历史观、及相对主义的观念，企图遵循一种历史发展中的人本主义法则来评估中国的天主教会发展中的复杂性，却不自觉的贬抑了天主教会圣统训导的高度和超越性价值，这实在是很危险的做法，当然也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通病！中国人的唯物历史观，更好说是历史影射观基于中华文明儒家价值里的“法先人”观念，旨在于古为今用，但是，事实上可以负责任的说，中华文明特别是在春秋之后，由于缺少神主宰人类历史的基本伦理认知，使得其历史失去了本应置于永恒真理及普世视野当中的自省和远景考量，转而以当权者的国家意志为轴心！整个民族的方向宛如圣经里的巴贝耳塔，其无休止的“发展和进步”最终走向了背道而驰的涣散局面！中华文明自春秋时代后至今所营造的是“两千余年的黑暗史”！这也是正以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甚至历史决定论作为基础之一的共缠主义独裁政治可以被中国接受的原因；也是中国不可能随着人类自由及良知的大觉醒而如同东欧各国那样摆脱共缠主义魔咒的“历史原因”！二：“地下教会”的概念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只是不容易被发现！斐洛尼枢机在他的文章《教宗牧函五年后的反思》中对于同一中国的天主教会之“地下”、“地上”两股水流之分裂情势的劝谕是这样说的：“中国教会的两股“水流”务须正视这一点，只要两者回到对伯多禄继承人的忠贞和服从的基础上，死结便可迎刃而解，只有他（教宗）才是信仰统一及精神共融的、永久可见的中心与基础（参阅梵二，〈教会宪章〉）”。网民“原生”对于斐洛尼枢机这句话的评论是：“地下教会又曾几何时没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们这么多年的坚持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网民“原生”甚至在后面公开以不敬的口吻质问天主教圣座：“罗马教会你是否反省到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应担负的责任呢？为未来的中国教会走向正规你是否做到你应当充当的‘真理的导师’的身份呢？” 银色地平线回应包括“原生”在内的所有持守于“地下教会”观念、并自称“忠贞”的教友：自称是“地下教会”的人，请你们安静些！我们可以回望与中国有着近似的民族文化、地缘特点的日本国，他们在同样面临教难时期的行动，1597年，日本耶稣会士保禄三木与其他二十五位教友（其中有一名13岁的华侨教友名郑安道）一同被捕，备受凌辱最终殉道；1638年，仅15岁的天主教徒天草四郎时贞率领天主教徒民众在反抗德川幕府的行动中被捕，刚毅的矗立在火刑“蓑衣舞”中离去...日本天主教徒以自己淳朴和忠贞、视死亡为利益的大无畏精神直面执政当局的压迫，一直坚持到天主教在日本最终获得自由！请注意：他们是，一直坚持到天主教在日本获得自由，诸如日本当局前首相麻生太郎，就是一位天主教徒！日本没有像中国的部分天主教徒那样因畏惧和逃避执政当局的压迫而搞出一个消极遁世的“地下团体”，日本执政当局因此也没有可能搞出一个以阴谋和虚伪铸成的“爱国会”这样的傀儡组织安插在教会里，这使得我深刻彻悟到近现代的主体文明而言中国的确输给日本了。不止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天主教徒，早在古罗马尼禄迫害基督徒的时代，基督耶稣的教会里没有出现过“地下教会”，结果到了中国就搞出个哭笑不得的“地下教会”来，到底说明中国人智慧？还是善于伪装和逃避？自从1951年范学淹主教被秘密祝圣一直到1981年范学淹主教秘密祝圣首批主教，天主教圣座从没有提出在中国建立“地下教会”的训导；也没有将因受到中国当局压迫而向政治妥协的主教、“非法主教”所管辖的教区称为“地上教会”的训导，亦无将所谓“地下教会”视为合法的天主教会之意图。也就是说，在执政当局认可之外秘密祝圣的主教不等于加入“地下教会”，更不等于建立“地下教会”，在今天，中国并没有任何一个合法的主教团！为此，教宗本笃十六世在零七年牧函中明确指出：“上述机构（中国当局建立的傀儡组织爱国会）...导致了神职内部和教友内部的分裂（“地上、地下”）。这个由教会外因给教会造成的状况...”，在这里很明确：只是“神职内部和教友内部的分裂”，同时是由“教会外因给教会造成”，“地上、地下”现象，是基于执政当局意志压迫和神职人员自身软弱而来的背离“圣统制”的事件所造成的天主教徒之间意识形态分裂的情势，绝不是天主教圣座训导内容。在圣座的训导之外意图将一个信友团体即“地下团体”上位到合法教会的地步本身便是分裂的态势，因此，斐洛尼枢机的话：“只要两者回到对伯多禄继承人的忠贞和服从的基础上，死结便可迎刃而解”，完全正确！因为如上所述，“地下教会”本身并不是忠于天主教圣座的合理称谓！即使是以忠贞和勇气著称的我们都敬爱的陈日君枢机，在对待此问题时，也是一再使用“地下团体”称谓，而不是“地下教会”！对于天主教会处境和礼仪制度的认知，所谓“地下教会”固守于范学淹主教时期的十三条内容，即“不能参与他们（受到爱国会干涉的神职）的弥撒，若是领了就是犯罪，向他们告解，不但不得罪赦，还罪上加罪”，即便如此，范学淹主教并没有提出“地下教会”的概念。天主教会是一个旅程中的教会，范学淹主教所提出的训导是基于教宗本笃十六世在零七年牧函中所指出“艰难时期牧灵的特殊需要”的时期，但是，教宗本笃十六世在零七年牧函中明确指出：“因考虑到今日中国教会在某些方面已有了正面的发展...，我乃决定以本函撤销鉴于艰难时期牧灵的特殊需要而赋与的“所有特权””。所以零七年后，过去圣座赋予部分主教的特权已经取消，原则上一个教区不可能再出现如同过去的“合法、非法”两位主教的状况，冰城的宗座署理是另一回事。范学淹在“十三条”中所强调的核心便是“忠于教宗”，即“忠于今天的教宗”，那么关于参与弥撒等圣事礼仪，教宗本笃十六世在零七年牧函中指出：“根据教会的道理，那些没有教宗任命、但按照教会主教祝圣礼规被祝圣的主教所产生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如上面己说过（参见第八号第十二段），他们所受之祝圣虽不合法、但却有效。同理，他们所祝圣的司铎，以及这些主教和司铎所举行的圣事都是有效的”，教宗牧函以“非法却有效”修正了范学淹主教时期“十三条”的“有效却有罪”。当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圣座会做出禁止参与个别神职举行圣事的宣告，如乐山“非法自圣”事件中绝罚的雷世银，以及“被推定的罪责”的李山主教等人，对于不知道此宣告的人，参与其圣事是无罪的，因为法典第一三三五条规定：“自科罚未经认定者，如信徒要求举行圣事或圣仪或行使治权时，则其罚中止；信徒得由任何正当理由要求之”。所谓“地下教会”的现象，实来自中国人普遍存在的犬儒主义思想，中国人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他们所不信任的国家，对于独裁统制的压迫采取了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不认同的接受”这样的态度，保持了“看透一切”的政治冷感，在绝望和缺乏安全感中，由于政治的黑暗而放弃政治，因不敢或不愿与之正面对抗而遁入内闭，成为不满与妥协融合的矛盾体。基督的教会本来是入世而超越于世俗的体系，但是所谓“地下教会”的持守者，却从对于世界的隐遁一直走到内心的隐遁，他们只情愿活在对于祖辈们捍卫信仰之勇气的追忆当中，并不情愿以实际行动来指出和纠正当权者的亵渎行为，因为这在他们看来是一个超越自身承受能力的事情。执政当局策划的“非法自圣”一来，就谩骂甚至诅咒迫于压力而妥协的神职，并认为的将其划定为“地上教会”，攻击并不了解中国的天主教会处境问题的“地上团体”教友来宣泄自己的失望和虚弱的正义感，他们因缺乏望德而无法逾越自身怯懦的束缚，缺乏建树于唤醒众人普遍内在使命感和自觉的价值体系，只好期待英雄的出现，同时又会因为他人的行为不如自己理想中的英雄，甚至正是镜子里猥琐的自己而恼羞成怒。放弃政治，等于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使命和责任，一个组成人类社会基本单元的权力和义务！这在当今多数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具有非常突出的共性！对于政治，主耶稣籍着代表利益的税币，以及税币上的名号回答：“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玛22:21），藉此确认了政治制度及国家机构所能实现的价值和范围仅仅在于属世的利益和荣誉；但是耶稣更实在指出：“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玛22:21），籍着天主以真理启示的基督信仰说明，因天主创造了天地万物及其中的人类，“天主的”包含一切存在以及人性、道德与良知的范围，如果政治夺去了人性的道德与良知，那是理应归还天主的！基督信仰决定人性道德与良知的意义和终向、超越于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人类意识形态，并对于一切人类的意识形态具有批判和引导的终极意义。意识伦理反对政府，并非政治权利上的对抗。基督徒有义务也有必要参与政治，绝非以政治的权利为目的，乃是理应推动“政治”这一与任何人立的管理体系没有本质区的人间职能机构面向自由公正、普世价值开放！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说：“人民参与国家的政治，乃为出源于人性尊严的权利之一”！教宗本笃十六世说：“政教间的合理分离不能被解释为教会必须对社会上的不义保持沉默，或者执政当局可以不选择基督徒为国家前途提出的价值观”。所以，网民“原生”振振有词的反问恰恰说明，他并不明白在今天，自称为“地下教会”的部分天主教徒所坚持的并非天主教会圣统，而是人为划定的立场以及其中含蓄而缺乏合理支点的情愫，所谓“地下教会”的概念，根本是一种真正的妥协，相比他们所斥责的直接向执政当局妥协的神职人员而言，甚至更是充斥着阴谋和虚伪的中国式妥协，因为他们所斥责的妥协是显露的，而他们自己的妥协则是隐讳的甚至更好说是他们自己也不了解和不愿了解的！三：任何天主教徒不存在“归属于爱国会”的可能！网民“原生”对于神职及信友的归属伦理认知错谬，这也是“地下团体”的普遍通病。网民“原生”在其文章中质问斐洛尼枢机说：“加入‘爱国会’；其最终结果呢？是使其‘失去其至公性和脱离教宗’；那么，官方教会加入这个组织，是不是已经‘失去其至公性和脱离教宗’了呢？如果‘是’的话，斐老或者教廷怎么会默许官方大部分主教留职其中，甚至批准他们为教会的主教呢？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斐老一定要否定这个机构的合理性呢”？银色地平线的回应：首先，“爱国会”是1957年8月中国当局以“三自原则”为基础所建立的非教会结构团体，“三自原则”的提出直接来自中国当局代表周恩来，因此请务必注意：正如教宗本笃十六世在零七年牧函指出的，爱国会是中国当局建立的政府机构，而不是向中国当局妥协的神职人员建立！在这一关于“爱国会”的本质认识上，请不要被自命不凡者误导！爱国会并不属于教会结构，不会与任何信友发生内在的必然联系，无论“加入”还是“退出”，对于天主教基督信仰而言，完全是莫须有的事情，至于爱国会是否意图对抗天主教，那是另一件与信友归属无关的事情。因此，马达钦主教的忠贞行动，所做出不是所谓“退出爱国会”的举措，而是说：“希望专注于主教牧职工作，因此不方便再担任爱国会职务”。无论神职人员或者平信徒，在本质幅度上，绝无因犯罪或者背离圣座训导而“加入爱国会”或者“属于爱国会”的可能。在圣洗和坚振圣事中，基督徒领受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天主教教理2769），说“某某神职属于爱国会”的论调，乃是基于其对于天主教信仰原则的无知，向爱国会妥协，并不等于“退出教会加入爱国会”，而是造成犯罪，但仍属于天主教会。至于是否招致“自科绝罚”，二〇一一年四月中旬，圣座中国问题委员会的文告中已经指出：“外界压力和强迫有可能不会自动产生自科绝罚的效果”，宗座法典条文解释委员会也指出：“在无教宗任命而祝圣主教的案件中，要考虑每个主要参与者个人的固有情况，从而评估他们是否陷于“自科”绝罚中，此绝罚只保留于宗座。个别情况的差异可能很大，只要是处于法典条文所述的情况下，罪责可获减轻。有鉴于此，《法典》第1324条1项提出了种种情况：如感情冲动、未成年、重大畏惧（虽为相对重大）、急需、无理侵犯、不知法律附带之刑罚等，都构成减轻罪责的情况，而可获免除法律所规定的“自科”罚”。那么即便是“非法自圣”中的“自科”罚，圣座在就乐山事件的声明中指出：“被绝罚者并非被逐，教会有两个幅度，一个是有形可见的，另一个是无形神妙的...”。宗徒伯多禄曾因软弱而向罪恶妥协，连续三次在人前否认基督（玛26:74），但也不曾造成归属于罪恶权下的结果，而他依然属于基督并堪当了圣而公教会的磐石！主耶稣复活后，也绝无就他背主的事件加以指责，而是问道：“若望的儿子西满，你爱我吗？”（若21:16），所以，圣座就乐山“非法自圣”事件的声明指出：“并不是因为神职人员和教友们可以评断有关主教的良心”。正如前文指出的：“在无教宗任命而祝圣主教的案件中，要考虑每个主要参与者个人的固有情况，从而评估他们是否陷于“自科”绝罚中”。天主教圣教法典第1321条第二项规定：“惟故意违反法律或命令者，受法律或命令所定的处罚”。四：对于公开堂区神职“投机”之风的判断缺乏依据和实际考量。网民“原生”说：”在大陆官方教会内部盛行着“妥协”和“投机”之风的今天，身为教会高层人士的斐老却语焉不详”。银色地平线的回应：首先，只有一个中国的天主教会，网民“原生”用所谓“官方教会”指代政府认可的主教所管辖的教区，依然是教会、教区概念混淆的称谓。神职人员对于执政当局的“妥协”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否已经形成网民“原生”所谓的“风”，网民“原生”并无合理的事实依据来说明，也缺乏周详的评估和考量，教宗本笃十六世在零七年牧函中指出：“真诚热爱基督和教会的教友们，也不必犹疑去参与由与伯多禄继承者完全共融、政权认可的主教或神父主持的圣祭或其它圣事”，显然事实上，并非所有政府认可的主教和神父都在妥协。接下来，网民“原生”所谓“投机之风”更属于道听途说，全无半点客观凭据。中国的天主教公开堂区基于中国执政当局限制，以及堂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不太可能像“地下团体”那样，神父居住于教友家中，把教友的居所或者其它简陋场所祝圣为圣堂，一两位神父的生活来源依靠教友奉献也就足够了。基督徒担负主基督福音的使命，担负世界的光地上的盐的使命，教会的自由及向公众的开放理应是政治之外的教会行动和必要！毕竟银色地平线本人去“地下团体”参与弥撒，需要通过神父一定时期的审查获得允许，固然这是可以理解也是必要谨慎的，但“地下团体”的发展特别是福传事业也必然会因其自身形式受到诸多勉为其难的制约。公开堂区既然要公开就必须保证足够的资产来源。在今天的公开堂区，仅仅依靠教友奉献，多数情况下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天主教圣座可能给予的资产援助比如“传教资金”等项目却因中国当局领导人周恩来发起的“三自原则”而遭拒之门外，中国的神职人员参与社会服务的行动自由也被中国当局限制。之后，中国执政当局在一手造成了公开堂区资产枯竭的前提下，出资修神哲学院，出资修主教府以及其他天主教会设施，甚至买豪华车赠与神职人员，因为中国当局作为中国财产权利的唯一持有者和支配者，他们有的是钱！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控制资产来达到要挟神职接受其裂教谬论的目的！在某种勉为其难的程度上，执政当局修复的主教府，执政当局修建的神哲学院，是必须选择的糖衣炮弹，因为神职人员不选择，也没有资金自己修建，把“地下团体”的实际规模搬到公开堂区，显然缺乏环境伦理支点，虽然相比以信德来建立教会而言这是次要支点，可是事实上，如果中国天主教徒的信德足够大，达到主耶稣提到的芥菜籽粒那么大，直接通过祈祷把中国搞成民主邦联国家，那么这些话题就都不用谈了。这就像在中国的城市里，多数70、80后青年人把对父母的盲从冠以“孝敬”当做人生哲学一样，说是盲从，因为事实他们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中国当局的统战目的之一就是同样利用控制资产，把70、80后青年人的劳动付出通过社保贴给他们的父母，虽然中国的社保也一再亏空，之后利用多数情况下只有父母才能承担的高昂房价和其他基本生活开支使得多数70、80后的青年人在中老年之前，甚至即使在他们也做了父母之后都无做到完全的资产独立！以扼杀他们的自由和良知自觉，把他们交在父母的管束里。莫说教会产权，就是当今中国境内普遍民众的住房产权也均是假产权！中国的普遍民众住房产权，实际上仅是租户（开发商）与二手租户（买房者）之间在互相转让有期限的租用权而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自从有“土地使用期限”那一刻开始，中国的地产再也没有“永久产权”一说。中国当局还给中国的天主教会的教产，其实是一堆用“文物”等指向国家利益的内容所塞满的肥皂泡！银色地平线对于中国的天主教会发展之远景期许：圣而公教会是普世救恩及人性良知和自由的方舟，圣教会在哪里遭受逼迫，其实正是那里人性良知和自由正在遭受践踏的根本和集中表达！因此，谈及“地上、地下”现象，教宗零七年牧函所指出的“外因”，究其根源，我们要清楚，迫于政治压力或者社会伦理压力而有失本分的神职人员，在基督的台前他们所选择的事奉工作是主教身份，或者是神父身份，但是，同时他们更和我们平信徒一样都是一个有可能会软弱和犯罪、需要不断忏悔的基督徒！一个蓄意贬抑甚至扼杀宗教信仰价值、抹煞人性良知和自由的伦理社会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而言，都是无形且深重的灾难，其潜移默化的侵蚀不容忽视！一位神职长期生活在政治的高压下，伴随不断的阴谋和利诱，同时人性内在对于公正和自由渴望无法得到容许，长此以往基于存在性的考虑而来的妥协和躲避以走出内心的紧张与束缚，是在所难免的犯罪，同时也是心灵深处无奈的叹息，毕竟“心神固然切愿，但肉体却软弱。”（玛26:41）。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基督的奥体——圣而公教会内的肢体，平信徒和神职，只是各自选择的主内事奉不同，并无大小深浅之别，从来没有圣经及教义就基督内的责任与义务而言对于神职与平信徒进行本质的划分！因此，依靠基督的真理来捍卫圣教会，以世界的光及地上的盐的使命感来捍卫人性自由和公正，是每一位基督徒而不只是神职人员应尽的本分！圣经及教会的圣统没有赋予平信徒判断神职的权力（格前4:3），但却赋予了基督徒以基督信仰为意识伦理的向度去判断这世界上事情的权力（格前6:2、天主教教理2242）！神职的牧职乃是在天主台前的誓言和许诺，因此只归天主审断；然而人间的执政当局，却是以民众的自由和利益保障为许诺和目的，因此当受民众审断！正如前文所提，主耶稣并未指责因软弱而三次否认自己的宗徒长伯多禄，却是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爱我吗？”（若21:16），然而主耶稣却实在斥责了当时政教合一的法利赛（第二圣殿时期的一个政党和犹太人中间的思想流派）统治阶层（玛23:13）。教宗本笃十六世在《真理中实践爱德》通谕中说：“教会有一个社会性的角色，不只是扶助弱小或教育青年，也尽力促进人的进步，及一个大同博爱的世界；当然这一切需要有一个自由的社会制度”，所以，基督徒的使命之一，就是以基督的真理去建立、修正甚至批判一个社会的主体价值及意识形态，尤其在当今中国，这实在是当务之急！对于教会内信德软弱的神职人员，我们基督徒不应当做“约伯的安慰者”，而应当以善意的凝望和安慰的心态去为他们祈祷，更需要以深刻的谅解和关爱作为教会走出磨难的伟大事业。中国的天主教会处境之“复杂性”问题，是呼吁回归圣统教会训导的讯号！正如先教宗保禄六世在指出天主教会面临现代主义挑战的复杂性危险时指出：“现代主义使出各种企图，不时发生有异于天主教固有本质的言词，节外生枝地滥行其事，打系天主教友，反对其教义的纯真表达，并以鄙俗世界的心理及文化力量，来攻击基督的教会。据我们看来，为要遏制这压迫性与复杂性的危险，为教会有一个良好而显著的补救方法，那便是要加深她的认识”。所以生活在中国的天主教徒，不是要站队到某些自称“忠贞”的立场和团体当中，而是应持守主耶稣基督在世超越性的标记——圣座训导的意识形态、圣座逻辑、圣座价值体系当中；并主动深入到引导世俗走出独裁政治压迫的使命当中，把自由还给天主的子民，同时也就是把自由还给基督的教会。就像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无畏于歪曲和攻击的声音，对于东欧寻求符合人性的自由和公正的民主运动者所说的话：“我为你们发言”！ ——这是叫银色地平线的爱国会教友写的一篇针对点评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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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3-01-12 12:39:10 发表
教宗牧函五年后的反思费老的反思呢？怎么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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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2-11-14 12:20:11 发表
国观察家认为斐洛尼部长撰文时机不合刊登日期: 2012. 11. 13 【天亚社．香港讯】几位教会观察家对斐洛尼（Fernando Filoni）枢机向中国当局表达的信息有所保留，认为不适当的时机削弱了它的价值。在澳门的政治学教授梁洁芬修女说，教廷万民福音部部长十月廿五日“一厢情愿”地发表《教宗本笃十六世致函在中国的教会：五年后的反思》一文，试图向北京当局释出善意，似乎他得到有关中国的资讯并不足够。这位宝血会修女说：“中共领导人在全国代表大会（十一月八至十五日）召开之前非常忙碌，直到最后一刻方能确定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名单，可想而知他们没空理会枢机的文章。也许留待大会之后，它可以作为党内讨论宗教事务的依归。” 然而，梁修女对未来中国的政教关系不感乐观，因为当局肯定会“收紧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以强有力的方法维持国内的稳定”。她又指出，教廷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今年四月份发布的公报，强调“牺牲了信仰的、教律的重要元素，根本就不可能有福传”，已给中国教会十分清晰和足够的指示，斐洛尼枢机的文章是“画蛇添足”。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林瑞琪认为：“教宗牧函发表五周年遇上中共十八大，北京在种种迫切的问题当中，还能腾空出来处理中梵关系吗？” 不过他说，枢机的信息是积极的尝试，表达出对交谈的期望，他提出许多实际困难，但在困难中仍存有希望。“鉴于目前这个时机，中方没有回应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需要耐心期待，即使中方保持沉默，我们相信枢机的文章依然会得到重视。” 斐洛尼枢机在文章里列举出教宗牧函发表以来，出现在中梵之间的“三个绊脚石”，即国家对教会的控制、主教的任命和非法主教参与祝圣礼。香港另一观察家管平雄指出，斐洛尼枢机呼吁开启与中方新的对话形式与局面，同时也重申了对话的先决条件，并用“三个绊脚石”之说强调梵方的立场。他说：“在十八大之后中方即使愿意回应梵方的呼吁，但能否突破中方因种种因素而预设的与梵方立场难以相容的框架底线，实在令人不乐观。” 另一方面，由于文章表达了梵方愿与中方展开新一轮对话十分迫切的期盼，管平雄相信，“公开”教会团体的一些主教或会自感减轻了梵方要求他们退出爱国会的压力而加以推迟，并视为是有助于尽早形成双方对话气氛的举措。他续说，斐洛尼枢机以“两股水流”的比喻来形容中国教会的复杂情况，已在国内引起不同解读与争议。枢机写道，源于基督的一条河流因一九五零年代的政治地震，令部分河水渗入地下，另一部分继续在地面流动，“教会的一部分成员不接受妥协和政治控制，而另一部分则为了存在性的考虑而予以接受”。此番言论遭到一些天主教网民批评，质疑应该如何界定“为生存而接受妥协”的信仰意义，以及在信仰原则上可否妥协。管平雄预期，“两股水流”的陈述“可能使一部分本已处于徘徊无助状态的地下教会神职与教友私下向政府靠近并努力改善关系”。但他认为，这样是否就等同在整体上有助于与地上教会的修和则见仁见智。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研究员任延黎却认为，斐洛尼枢机的比喻“主要是描述了客观事实，并不是有什么评价，或是他认可这个现象”。任氏指出，该文章里的原则和立场都很清楚，但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地下的可能觉得当中的原则讲得很模糊，但官方的却觉得很强硬”。他又说，中梵双方已有一段时间互相隔绝了，斐洛尼枢机现在主动打破僵局，并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设立高层次委员会来重启对话，“这种善意可以吸引中共新领导班子的注意，对推动双方的发展很有好处”。任延黎认为，枢机的文章很及时，“虽然正在换届的中国领导层一时顾不上也无妨，但这个信号为以后做铺垫，也是很有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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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2-11-10 21:02:44 发表

洛奇不是在国外么？有机会见到费书记么？最好是亲自把这些话让他知道！不知道他能否听明白

问题是我并不身处意大利。其它在欧洲工作或念书的神父修女教友，可否向圣部反映中国教友的迷惘及痛苦的心声？

洛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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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2-11-10 19:50:16 发表
第一“石”：“八大”的召开和”三自“的继续推行：毋庸赘言的是“八大”之前，笔者相信无论罗马，还是地下教会的大多数成员也许都会为“八大”的召开捏了一把汗！我们曾经希望罗马教会的敦促和要求，以及所有被教廷认可的主教们的鼎城合作，能够使他们共同捍卫教会信仰底线，并且很希望这次会议会最终搁浅的！可是，没有，最终没有！反而是形成了绝大部分主教们都参与了的一个不可改变了的历史事实！对此，斐老说道：“2010年，北京当局主办全国天主教第八次代表会议，此举使政府对教会的控制更形尖锐，尤其是三自政策的推行。与此相关，当局向所谓“地下”圣职人员加强施压，逼他们加入爱国会这个控制中国教会的机构，其目的是要使教会独立自办、失去其至公性和脱离教宗。同时，爱国会亦加剧对所谓“官方”教会的控制，操控他们的主教、神父、敬礼地点、财政和修院 ┉”。其中的“当局向所谓“地下”圣职人员加强施压，逼他们加入爱国会这个控制中国教会的机构，其目的是要使教会独立自办、失去其至公性和脱离教宗”这句话值得我们玩味一下。笔者相信这句话背后隐含着一系列的这样的信息：为什么当局只会向“地下”人士施压？答案是：加入“爱国会”；其最终结果呢？是使其“失去其至公性和脱离教宗”；那么，官方教会加入这个组织，是不是已经“失去其至公性和脱离教宗”了呢？┉┉ 如果“是”的话，斐老或者教廷怎么会默许官方大部分主教留职其中，甚至批准他们为教会的主教呢？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斐老一定要否定这个机构的合理性呢？ ——这是目前最令人困扰的问题！爱国会不合教义，费老们批准爱国会主教。参加爱国会是失去至公性和脱离教宗，那么在爱国会的主教们是不是失去至公性和已经脱离教宗了呢？如果是，您的批准还有效么？爱国会主教还合法么？还如您说的与教宗共融么？失去至公性和脱离教宗还是两条水流之一，为了教会的生存发展，为了传福音而接受妥协留在上面么？还是整体上没有分裂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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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2-11-10 19:45:37 发表
洛奇不是在国外么？有机会见到费书记么？最好是亲自把这些话让他知道！不知道他能否听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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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123456789	2012-11-08 01:15:40 发表
见贤思齐见非贤而吾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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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2-11-05 20:36:36 发表
所谓的地下主教们，在宗座代办亲自上门拜访时，有几人接待，有几个认可。 ………………………………………………………… 你这是说得哪门子梦话？代办能拜访地下主教吗？你们爱鬼灰让吗？还是你们宗教局、国安让？再说，地下主教们要不就是已经失踪好几十年的，要不就是24小时被看守的，即使代办能来，谁允许他们接待啊？你是不是不在中国，怎么觉得你整个一老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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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2-11-05 20:31:45 发表
有没有基督的博爱精神？兄弟之间斗得你死我活---到什么时候？中国大陆有多少天主教徒，不学圣经，不传播基督的福音！天天争吵谁忠贞---有用吗？那么多的灵魂渴慕圣神的光照---你们在干吗？主基督谴责的法利赛人，谁是呀！ ………………………………………………………………………… 尚若翰，请记住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这个通喻的题目：《在真理中的爱德》！没有真理，就不可能有爱德，而只能有虚情假意、自欺欺人！你的这种以“福传”为借口的投机主义早已被教会官方文件给点名否定了，回去自己找找看！不在教会内，不忠于基督，你传的是哪门子教啊？你的福音从哪儿来？到底谁是法利赛人，你自己先好好问问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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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2-11-05 19:48:49 发表
日本主教团全体主教在教宗宣布信德年之际致函全体日本信众。主教们说面临挑战的今天，只有重返信仰之路，重返奠定我们信仰生命的殉道者的牺牲精神才能迎接挑战。在题为日本教会的挑战，信德年牧函中，日本主教们指出了信德年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教会未来发展准备道路。更换新我们奠定在理解天主教教理基础上的信仰。牧函指出，2012年日本教会纪念日本26位殉道者的封圣，恢复传教活动150周年。我们永远也不应忘记，我们和415年前为日本教会献出生命的殉道者们流淌着同样的鲜血。宣信同样的信仰，正如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1981年访问日本时指出的，日本教会是建立在殉道者的鲜血的基础上的。 ——今天的梵蒂冈电台新闻！中国呢？爱国会“主教团”呢？你们奠定在什么基础上呢？党的政策吧！党是你们的靠山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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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尚若翰	2012-11-05 15:29:56 发表
我们天主教的保守思想，永远是制约教会发展的绊脚石！是要做主的仆人为主国度奋力拼搏---还是做主所诅咒的法利赛人--顽固保守派？！所谓的地下主教们，在宗座代办亲自上门拜访时，有几人接待，有几个认可---你们忠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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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尚若翰	2012-11-05 15:21:47 发表
有没有基督的博爱精神？兄弟之间斗得你死我活---到什么时候？中国大陆有多少天主教徒，不学圣经，不传播基督的福音！天天争吵谁忠贞---有用吗？那么多的灵魂渴慕圣神的光照---你们在干吗？主基督谴责的法利赛人，谁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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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2-11-05 07:01:20 发表
是的，在中国的教会不需要宏伟的教堂，而需要“属神的殿宇”；不需要设备齐全的修院，而需要培养真司铎的场所；不需要摸棱两可的政治对策，而需要原则明确的信仰指示；甚至不需要自由的空间，而需要为福音作证的勇气！事实上，在困难的环境里明哲保身、投机倒把的人，在自由的环境里更会如此！马主教以及所有至今失踪的主教的行为告诉我们，那些屡次说由于压力而背弃信仰原则的人，无论其说词多么堂皇、显得多么可怜和值得同情，都不过是纯粹的谎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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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2-11-05 01:39:56 发表
内容客观持平，情理兼备，是近期难得一读的精彩的好文章。期望斐枢机能澄清国内教友所提出的疑难；我相信不少地上地下教友神职都不怕受苦，只怕无所适从！地上地下不怕牺牲，最怕白白地“被牺牲”！韩总主教，请协助斐枢机为中国教会具体正确地落实教宗的信函；我们明白圣部要考虑的因素错综复杂，压力重重，而无论你们作出什么决定，一定会受人指骂。马主教的言行已为我们清楚证明，亦令我们深信，只要基于信仰真理，中国教会的未来发展定会一片光明！未来中国教会的复兴，并非基于美仑美奂的新盖大教堂，或设备完善、藏书丰富的大修院、或资源十足的社会服务组织，而是众信友真正成为“活石，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成为一班圣洁的司祭，以奉献因耶稣基督而中悦天主的属神的祭品”(伯前2:5)。未来复兴的中国教会，可能人数不多，甚至物质各方面都有所缺乏，但教会最珍贵的“资产”，就是一群生活出真福八端，活出被钉基督式样，活出福音精神并与普世教会紧密连合的神职与教友！中国教会一日不脱离爱国会操控，最终只会沦为在《默示录》中给主耶稣所斥责的劳狄刻雅教会： 3:15 我知道你的作为：你也不冷，也不热；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3:16 但是，你既然是温的，也不冷，也不热，我必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 3:17 你说：我是富有的，我发了财，什么也不缺少；殊不知你是不幸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裸体的。 3:18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要向我买用火炼好的黄金，为使你富有，也买件白衣穿上，为不显露你裸体的羞耻，又买点眼药，抹在你的眼上，为使你能看见。 3:19 凡我所疼爱的人，我要谴责他，管教他；所以你应当发奋热心，痛悔改过！ 3:20 看，我立在门口敲门，谁若听见我的声音而给我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同他坐席，他也要同我一起坐席。 3:21 胜利的，我要赐他同我坐在我的宝座上，就如我得胜了，同我的父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 3:22 有耳朵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洛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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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明明很爱你	2012-11-04 22:10:49 发表
我们可以在除了信仰以外不与别人争长短、不较真。但是在信仰上我们中国天主教徒及神职人员，就不能像墙头草一样，哪头风硬就倒向哪，这是原则问题、是坚持真理的问题，容不得半点马虎，真理绝不允许交易买卖。教宗是我们天主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合法的代表。凡是脱离教宗领导下的任何天主教人士，他已经不属于天主教会，他不能再代表天主教会行使任何权利。可以毫不留情面地说，这些人心里都相当的明白，他们自己是妥协者、叛教者、是魔鬼的使者。他们还大言不惭的布道、传教、举行弥撒圣祭。如果这些人心里面还有天主的存在，那么请你们学习马达钦主教的做法，退出爱国会宣示自己的信仰，我们全中国的天主教徒一定会支持你们，和你们一起为天主作证，哪怕是坐牢、失去生命，还等什么，行动吧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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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2-11-04 20:09:41 发表
斐部长，您的信里有这么多矛盾和模糊不清的地方，您得重新写封信，结合大家的问题好好解释一下。别忘了咨询一下韩秘书，他懂中文的，可以把中国教友的这些评论和疑问翻译给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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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2-11-04 20:07:11 发表
我们将如何理解这一条漫长的“自选自圣”之路呢？回到教会法律的一些说法，“自选自圣”是要受到教会的绝罚的！那么，这么漫长的“自选自圣”的历史，难道真的不是一条漫长的“自科绝罚”之史吗？为此，笔者窃以为当斐老轻率地把“它”仅仅当做一条漂流在地上的“水流”时，就不免轻视了教会法律的严肃性和神圣性了。 ………………………………………………………… 把一个分裂和脱离与教宗共融的历史，说成是源自宗徒传承的历史，斐部长，您不觉得矛盾吗？您不会让宗徒们和历代为了这宗徒传承而牺牲性命、遭受迫害的人感到委屈吗？早知道，与自选自圣——与宗徒传承断代——原来竟也是流自基督的水流，那这些人为了宗徒传承去送死，不是在犯傻吗？？您有责任给这些为信仰而牺牲和受迫害的人一个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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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2-11-04 20:00:19 发表
“当局向所谓“地下”圣职人员加强施压，逼他们加入爱国会这个控制中国教会的机构，其目的是要使教会独立自办、失去其至公性和脱离教宗”这句话值得我们玩味一下。笔者相信这句话背后隐含着一系列的这样的信息：为什么当局只会向“地下”人士施压？答案是：加入“爱国会”；其最终结果呢？是使其“失去其至公性和脱离教宗”；那么，官方教会加入这个组织，是不是已经“失去其至公性和脱离教宗”了呢？┉┉ 如果“是”的话，斐老或者教廷怎么会默许官方大部分主教留职其中，甚至批准他们为教会的主教呢？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斐老一定要否定这个机构的合理性呢？ …………………………………………………………………… 问得好极了，希望懂中文的高级秘书、部长们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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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2-11-04 14:44:37 发表
精辟透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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