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国会’问题上，于斌和田耕莘两位枢机主教，及大陆被挟制的普通神职各自都有自己的错误，在事情没有解决以前，首先要有承担自己错误的基本态度，我想问台湾教友及牧人有没有这种态度？ ——于斌总主教身为中国教会的领袖，他是教会的支柱和全体神职的榜样，在中共宣布他为“战犯”后，为了保全自己不受监狱之刑，竟然不顾使命、职责抗命逃离大陆；田耕莘枢机主教在中共逮捕上百名神父后，对前途感到悲观也拒绝回到北平总教区的岗位，因此中共顺利达到两个目的：（1）教会领袖逃离使团体失去向心的凝聚力，从而达到瓦解教会的目的。（2）教会领袖保全自己的榜样打开了人性软弱的闸门，造成部分留守神职动摇妥协，因此，政府于1950年、1957年先后顺利通过成立‘革新会’、‘爱国会’达到分裂操控教会的目的。 ——于斌总主教为了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法理存在，他公开违抗教宗要求所有神职必须坚守岗位的命令，擅自指示部分神职撤退台湾，在危机时刻挖教会的墙角，瓦解教会神职的信心，然后不顾肩负的使命与职责临阵脱逃自保。所以教会领袖渎职是造成教会分裂的内因；外因是政府及支持的‘革新会’、‘爱国会’分裂教会。只有内因、外因都具备的条件下教会才可能分裂。大陆普通神职被外因挟制产生分裂的行为其错误是肯定的，但他们确实不是分裂教会的主角，而是教会分裂的内因与外因共同产生的果。
怕罪由慈悲传教士赦免了，教宗给他主教的权力了。大概是教宗想转一个弯想把非法主教合法吧。
慈悲传教士只是代教宗的权力赦免人的罪过，就好像这罪人直接向教宗告解一样。教宗愿意赦免罪人的一切罪过是一件极好的事，没有什么不对。这些非法主教们愿意悔改，到慈悲传教士那里办告解，当然可以得到赦免，没有不好。问题是得到赦免以后，继续留在爱国会又是罪。主教的当选，和权力必须是教宗赋予，自圣的罪赦免了，但给不给主教的权力还是要凭教宗的决定，所以，教友们不要顾虑慈悲传教士的权力会搞乱教会。
欧阳辉神父是意大利传教士
香港慈悲传教士，遥想中国 慈悲特殊圣年是同最远方的人重新建立关系、联系的契机。与非法主教和解是很难的。教宗方济各：我多么想到中国！新教徒成为天主教徒，因为他们渴望在修和圣事中获得宽恕。四分五裂的香港社会需要慈悲 香港慈悲传教士，遥想中国 梵蒂冈城（亚洲新闻）—教宗方济各将要派到世界各地去给人宽恕与修和的慈悲传教士中，还有在香港服务的宗座外方传教会会士欧阳辉。今天，他将和百余名传教士一起领受教宗的派遣。我们请欧阳神父介绍了他个人是怎样善度这一派遣的、对港人和对中国的价值。中国许多人都期待着慈悲传教士成为与非法的和被绝罚的主教们修和的工具。他们未经教宗批准接受了祝圣。此外，昨天，宗座外方传教会会士向教宗致意时，教宗告诉他：“我多么想到中国去”！以下是采访欧阳辉神父的报道。 神父，您是怎样决定作慈悲传教士的？ 去年十月，当我从三年一次的假期返回后，第一次遇到辅理主教时，他问我想不想做慈悲传教士。最初，我没有明白意味着什么。以为是让我在十月世界传教节这一天作见证！后来我明白了。然后，他们邀请我与香港的全体主教、教区秘书长和一些主教公署成员见面。那个时候，我表达了我的困难。首先是我不会讲普通话（欧阳神父讲广东话）。如果有讲普通话的人找我，我不知道怎样帮助他。第二个困难是，我是本堂司铎。如果慈悲传教士要到各地或者国家去，我不能丢下堂区时间太长。 主教回答说，不会讲普通话不是问题：我先第一个去，然后他们会接替。至于堂区，也同样：有人暂时替代我。于是，枢机给梵蒂冈写信，我现在就在这里了。 香港有多少慈悲传教士？ 只有一人：我。 您怎样看待这次通过慈悲促进和解？ 正如教宗所说的，慈悲年首先是一个机遇，找到各种方式以便重新恢复与最遥远的人的关系。迫切需要找到和睦相处的共同根基。他还在春节给中国人的贺词中表达了这一理念。 香港社会正处在困境和分裂之中，从政治到社会、家庭都一样。就政治方面而言，亲中的和支持体制的、反华的、泛民派紧张关系一触即发；经济方面呢，则为就业和收入担心；普通人十分紧张和不安，许多人移民。 和解意味着把希望带给人们，奠定下基础使人们可以接纳我们。这个根基在福音中：如果尝试了天主的慈悲，那么你就能成为慈悲的工具。这是教宗正在强调的。 慈悲传教士要做什么呢？ 我将继续做本堂司铎，我已经体会到了慈悲的丰硕成果。例如在家庭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关系紧张，而得益于信仰这些关系重新得到了巩固。我还有许多新教的朋友们，他们到天主教会来恰恰是因为渴望在和解圣事中尝试宽恕。这可能会成为大公运动的坏表扬，但充分表明人们多么需要宽恕。 最后，我还要指出的是许多年轻人正在重新发现这一圣事，渴望善度真正的基督信仰生活。现在，许多功名利禄的梦想都飞灰湮灭了。这些年轻人重新发现了在真理中、见证和感情中……深化信仰的愿望。 慈悲传教士们可以到中国去、宽恕那些只有 宗座才能赦免的罪，包括非法主教？ 我接受了主教的派遣，没有考虑这一问题，恰恰是因为——正如我说的——我不会讲中文。但是我想，中国的一些人可以到罗马来、接受这一派遣。但或许可能会有问题。总之，我想，主教汤汉枢机认为这一服务更多是面向香港教区的，而不是整个中国。或许中国还会有别人，毫无疑问还会有中国的司铎，或许还有台湾的。
你们都不是人，够了吧，他们去你们家吧、操。
梵蒂冈那些个伪君子，就是肥白发的坟墓，肮脏至极，，、、、梵蒂冈那些个伪君子，就是肥白发的坟墓，肮脏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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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国会’问题上，于斌和田耕莘两位枢机主教，及大陆被挟制的普通神职各自都有自己的错误，在事情没有解决以前，首先要有承担自己错误的基本态度，我想问台湾教友及牧人有没有这种态度？
——于斌总主教身为中国教会的领袖，他是教会的支柱和全体神职的榜样，在中共宣布他为“战犯”后，为了保全自己不受监狱之刑，竟然不顾使命、职责抗命逃离大陆；田耕莘枢机主教在中共逮捕上百名神父后，对前途感到悲观也拒绝回到北平总教区的岗位，因此中共顺利达到两个目的：（1）教会领袖逃离使团体失去向心的凝聚力，从而达到瓦解教会的目的。（2）教会领袖保全自己的榜样打开了人性软弱的闸门，造成部分留守神职动摇妥协，因此，政府于1950年、1957年先后顺利通过成立‘革新会’、‘爱国会’达到分裂操控教会的目的。
——于斌总主教为了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法理存在，他公开违抗教宗要求所有神职必须坚守岗位的命令，擅自指示部分神职撤退台湾，在危机时刻挖教会的墙角，瓦解教会神职的信心，然后不顾肩负的使命与职责临阵脱逃自保。所以教会领袖渎职是造成教会分裂的内因；外因是政府及支持的‘革新会’、‘爱国会’分裂教会。只有内因、外因都具备的条件下教会才可能分裂。大陆普通神职被外因挟制产生分裂的行为其错误是肯定的，但他们确实不是分裂教会的主角，而是教会分裂的内因与外因共同产生的果。
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主教的错误有两个层面：
《一》个人层面：赶上中共来了，想跟随主耶稣就要背自己的十字架，坚守岗位就是对的，擅离岗位就是错的。
《二》职务层面：中共以强力震慑逮捕上百名神父并宣布战犯，企图达到瓦解操控教会的目的，但于斌、田耕莘两位主教身为中国教会领袖，却违抗教宗命令，完全放弃不履行中国教会领袖的职责是严重的渎职，他们必须对当时下属神职的错误，及当时产生的后果承担领袖渎职的责任。
于斌、田耕莘两位中国教会领袖，和当时被中共挟制的神职，各自都有自己的错误。在事情没有解决以前，不论历史还是现在，我们都要有承认错误的态度，我想问台湾教友及牧人有没有这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