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评论

徐宏根隶属中国官方教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他在1999年当选为苏州教区主教，并于2006年由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山东省临沂教区主教房兴耀为其祝圣晋牧。
香港中评社引述权威人士介绍称，徐宏根是该教区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再报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经审查批准产生，完全是按中国天主教会本身“自选自圣主教工作”的程序委任。
中梵外交关系中断于1951年。当时，由于梵蒂冈教廷承认台湾当局，中国大陆宣布与之断交，并成立了不接受梵蒂冈领导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自行展开神职人员的委任工作。
联合早报网称，由于没有外交关系，再加上主教任命权等纠葛，教皇和中国主教之间的类似会面过去一直是私下进行，教皇此次公开接见中国主教之举非比寻常，外界普遍认为与正在进展中的中梵谈判有一定关联。

　　　　警惕：远离中梵意向协议里通奸而私生的“怪胎主教”
　　　　　　——教友panpeter

　　关于将来教廷与中共通过分享教权协议而被选立出来的主教，因为他们从源头上根本不是被选择于天主的神圣意志之中，所以永远是属于不合法的怪胎主教，永远是属于不神圣的怪胎主教。即使教廷强行祝圣了他们，也改变不了这一层借着与外人分享教权而通奸孕育的恶性怪胎关系。因为这种怪胎主教在选择源头上并不是出生于天主的神圣意志，所以他们不可能成为天主的神圣主教，只能作那永远被天主厌恶的怪胎。

　　他们只是出于教廷违反神意后私自越权分割教权给敌基督者——并且又与世俗权力通奸结合私孕的怪胎私生子，出于他们的敌基督意志来源，根本不配享有神圣的教会主教地位。中梵意向协议中的这种主教，其法理身份与地位就是一个通奸而生的流着敌基督意志血缘的怪胎主教。

　　这种互相分享对方权力意志的协议关系已经不再是单方面的被强奸，而绝对是教廷要背离天主意愿主动去与敌基督的中共权力通奸。

　　以前的教会从来不愿意分享教权给中共，那时中共就强行的单方面自圣了很多非法主教，并强行安排这些单方面私圣的非法主教去控制地上教会，这种单方面强制行为在实质意义只是一种强奸。

　　但是，现在教廷要主动把天主不允许外人染指的教权私自分享给教外人一起使用，双方共同使用内部教权去选立主教，这就等于是教廷背着天主的意愿私自与中共通奸。因为这是一种双方互相同意的非法分享行为，所以是通奸。而强奸只是单方强制行为，另一方是不同意。

　　记住，被强奸者永远是无辜的人，他们是无罪的，他们的灵魂与精神仍是洁净的，只要被强奸者认识到强奸行为是非法及罪恶的。所以，这种被强奸而生的主教，只要在意志上不愿意主动与中共发生关系，只要是愿意真心忏悔就有可能得到完全净化。然后，可以再度从头去有效的接受神召，并从头得到只属于教会内部有效的单方面神权祝圣。

　　对应的说，就算是那些通奸而生的怪胎主教，只要他们不愿意主动接受教廷与中共的选立及授权意愿，并且他们愿意主动放弃这种“怪胎主教”身份，那也可以算是无辜的，本身仍然是无罪洁净的。关键是必须认定通过中梵协议分享教权是非法及罪恶的，绝对不可接受教廷这种分享神权的使用权给敌基督者的非法卖权行为。

　　对于中梵双方意向协议通奸后所生下来的怪胎主教，那只是不属于天主血缘的非法私生子。他们只是借由敌基督的无神论政治意志而生于教廷手中的非法主教，再试图借由教廷强行祝圣而变成具有天主名份的内部儿子，试想一下：天主岂会接受敌基督的无神论意志所选择的主教？当今教廷真是一群废物领导，他们的神学教导应该是废弃不用了，教会主教是属于神圣救恩的灵魂牧人，岂能出于敌基督者的选择意志？

　　将来，要是有这种以双方协议通奸关系选立出来的主教真正进入中国教会掌权，我会严肃表示绝不会承认，并表示抗议，就算教廷公开命令我去承认并支持他们，我也不会服从。

　　有良心有信德的人都要当心了，不要与这种“怪胎主教”发生任何身份联系，如果他们掌管哪个教区，就永远离开他们，可以到地下教会去独自过信仰生活。如果本教区找不到地下教会就单独过信仰生活，告解可以找其它教区，如果整个中国都是这种怪胎主教，又没有地下教会的神父帮忙办告解，那就当自己是一个孤独的信徒，只要真心实意忏悔就行，天主自会宽恕。不要理会教廷要求我们承认这些怪胎主教的命令，因为教廷的这种指令只是出于一种非法分享教权给敌基督者的越权行为，天主不会把我们的抗命行为当成有罪，反而还是一种见证并彰显信德的好行为。

　　记住圣经说的：凡是坚持信心到底的必定得救。当然，也不能搞任何分裂行为，教廷就算犯错了，但仍然是耶稣基督所确立的教会合法代表，在末日审判来临之前，无论是绵羊还是山羊，在名份上都是同属于一个普世教会之内。

　　（补充）：还有一点也很关键，双重承认的现有祝圣模式本身仍然是非法及错误的，只有教会内部的单方承认及单方祝圣才是合法纯正的，必须坚持先放弃并拒绝外部权力所承认的祝圣身份，才能去接受纯正合法的由教会内部单方承认的祝圣身份。如果是先被中共祝圣，就要先放弃原有主教身份，才可能再从头去由教会内部自行单方祝圣；如果是先由教会内部单方祝圣以后，然后再非法接受一次中共的承认及祝圣过程，那就是等于破坏掉原有的合法祝圣身份，还是必须要绝对放弃中共的祝圣身份，才可能借着宽恕净化再度恢复原有的内部单方面祝圣身份。

2017.2.12

　　　　质问教廷：出卖或分享教权给外教人的依据在哪里？

　　糊涂人！看不到中梵意向中的模式最大问题就是出卖教权吗？还有必要再谈其它方面的小事吗？

　　一个妻子背弃丈夫的教导，自愿卖身给流氓，然后共同生下并不属于丈夫血缘的私生子，请问一下：妻子有什么资格去叫丈夫承认这私生子是两人之间的真儿子呢？

　　教会管理层背离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意志，私自出卖教权并分享给敌基督者，然后跟敌基督者共同发生作用一起去选立主教，在这个过程当中，敌基督者所分享的选择权部分已经对主教产生了绝对性的意志影响，这样的主教就等于是管理层与敌基督者私自联手而生出来的私生子。请问一下：教会管理层有什么资格和脸面，去叫耶稣基督承认并祝圣这些因着你们与敌基督者共同意志之下而私生出来的主教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糊涂无知的人，你们的信仰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耶稣几时叫你们把他的神权卖给外人，几时叫你们把神权分享给敌基督者掌控，严肃认真的追问一下：你们出卖教权和分享教权给外教人的依据到底在哪里？

　　只要这严肃问题答不出来，你们就永远是那得罪天主的人。天主在哪里又在何时曾经吩咐过你们可以分享教权给教外人使用的呢？

　　纵然你们今天有再大的职位与权柄也是无益的，因为你们在做的是违反天主意志的恶事，因为你们不愿维护他的神权与名誉，你们不愿尊重他的神权与名份，你们就是那个与流氓通奸孕育私生子的无耻新娘，你们的脸面在哪？

　　圣经说：教会就是基督的新娘，你们都忘了是吧？

　　你们就是铁了心继续和敌基督者私自分享神权去通奸生子是吧？你们就是要侮辱基督的这个神圣丈夫的名誉是吧？就是不想听基督的教导是吧？

　　呸！一群可耻的人。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太愚蠢太无知，无法教化，最简单最明白的道理是：礼仪之争是天主借中国社会的罪恶去惩罚中国人失去救恩，惩罚这个顽劣的落后民族生活在没有真理的苦难社会中，你们竟然看不明白这个结局，天主的心思岂是你们这些蠢货能想明白的，一点逻辑都没有的人，真不明白你们哪来的勇气谈自信，你们在历史中念着中国的百年屈辱不正是如此吗？中国没机会走上发达社会反而还要再次面临长久崩溃的巨大危机，不正是这个惩罚的继续存在吗？

　　圣经说：外邦人的罪恶原是天主的惩罚与义怒，因为放任他们陷在自身罪恶中等于是放任他们进入永罚中。

　　别以为天主教在礼仪之争中完全失败了，真正失败的永远是迷信中国文化的人，凡在信仰上配得救恩者，就算在教难中死得不明不白也一样进天国，凡是没有信仰的人，你们在暴力上无数次打败天主教也无济于事，你们是自绝于真理与救恩，同时还自领了地狱的报复名份，就算你们一生荣华富贵，死后也在地狱里受无尽的折磨，管你叫什么皇帝，或者叫什么总统、总理、主席，这些虚名能救你们出地狱吗？

几十年后，“礼仪之争”再起。1693年3月26日颜王当在其代牧区福建公布一条禁令，禁止传教士在其代牧区内举行中国礼仪；并且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四川的梁弘仁（Artus de lyonne）前往罗马控告耶稣会士。耶稣会则派原在江西传教的魏方济（Francois Noel）神父和负责佛山教堂的庞嘉宾（Gaspard Castner）往罗马说明情况。在华耶稣会士还得到了康熙皇帝的支持。康熙三十九年十月二十日（1700年11月30日），在京耶稣会士闵明我、徐日升、安多、张诚等上奏，请求康熙皇帝声明敬孔敬祖的意义，“窃远臣看得西洋学者，闻中国有拜孔子，及祭天地祖先之礼，必有其故，原闻其详。臣等管见，以为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祈福佑、聪明、爵禄而拜也。祭礼祖先，出于爱亲之义，依儒礼亦无求佑之义，惟尽忠孝之念已……”康熙阅后朱批，“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钦此！”[8]至此，康熙帝也卷入了西方来华传教士之间的礼仪之争，争执也由此转变为中西双方意识形态的冲撞。
1704年11月20日，教宗克莱门十一世颁谕再次作出答复，正式禁止“中国礼仪”，并且派遣特使多罗（Carlo Tommasco Maillard de Tournon）前往中国执行。1705年12月14日多罗到达北京，见圣谕未得公布，于1707年1月25日南下到达南京，2月7在南京向全国天主教传教士发布了教宗克莱门十一世颁布的禁止“中国礼仪”的公函：禁止敬孔祭祖，也不能以“天”或“上帝”称呼天主，如有违反，受“弃绝”处罚，教宗与特使保留赦免权。由于罗马教廷政策突然转变，康熙皇帝对此并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于是，一方面下令拘禁多罗，监禁澳门，以免其返欧之后不能如实转达中国方面立场；另一方面与罗马教皇多方联络，三次遣人及四次寄信罗马教皇，申明中国立场，争取双方和解。但是，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得知多罗被禁消息之后，于1709年致函康熙皇帝，为多罗开脱，并于1711年3月15日颁布通谕，确认多罗在1707年2月7日关于“礼仪之争”的教令。由于康熙寄给罗马教皇信件曾经命在京的教廷传信部遣使会士德里格起草，而德里格并没有按照康熙皇帝的旨意将中国方面的观点立场传达给教皇，德里格说，禁止中国礼仪并不会有任何危险，因为康熙皇帝并不关心此事；这就成了克莱门十一世1715年3月19日发布《从登极之日》通谕的间接动因，通谕重申了1704年和1711年对中国礼仪的禁令。
此后，《从登极之日》禁令于1716年8月秘密传到广州，11月传到北京，康熙皇帝在得知由于德里格传信不实而造成罗马教皇再颁禁约之后，一方面于1716年11月12、13日召集在京西洋教士，当面痛斥德里格：“……论中国的规矩，若不随利玛窦规矩，并利玛窦二百年以后的教传不得，中国连西洋人也留不得。朕数次与你说多罗与颜王当的坏处，尔为何不将朕的旨意带信给教化王去？倒将相反的信写与教化王。尔这等写就是你的大罪。若朕依中国的律例，岂可轻饶？”[9]（p．17）并且视此禁约为不合法，下令将所有复写件收集起来，退还教皇；另一方面，于1716年11月初另书一封致教皇的信函，命广东督抚用满、汉、拉丁文刊印，盖有广东巡抚印，不封缄，故称“红票”，凡来华的西洋人多发与带去，交给教宗。内容如下：“武英殿等处监修书官伊都立、王道化、赵昌等字寄与西洋来的众人，我等谨遵旨，于康熙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人龙安国、薄贤士，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陆若瑟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数年，不但没有信来，所以难辨真假，又有乱来之信。因此，与俄罗斯的人又带信去，想是到去了。毕竟我等差去人回时，事情都明白之后，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无真凭据，虽有什么书信，总信不得。唯恐书信不通，写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广东巡抚院印，书不封缄，凡来的众西洋人多发与带去。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六
日。”[10]（p．153）
由于教皇禁约在华始终不得执行，并且1718年克莱门十一世见到了“红票”，决定另派特使前往中国向康熙皇帝回复礼仪问题。1719年9月18日，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再派嘉乐（Carlo Mezzabarba）为特使出使中国，正式带来了《从登极之日》禁约。康熙皇帝以为教皇使节既是为禁止中国礼仪而来，便不予接见，而将其安排在北京城外窦店，未允进京，并遣四官员伊都立、赵昌、李国屏、李秉忠问其来华使命，嘉乐答以“一件求中国大皇帝俯赐允准，着臣管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一件求中国大皇帝俯赐允准，中国入教之人，俱依前岁教王发来条约内禁止之事。”康熙见其仍然坚持禁止中国礼仪的主张，于是严厉批示：“尔教王所求二事，朕俱俯赐允准。但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再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且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其准留之西洋人，着依尔教王条约自行修道，不许传教。”犤11犦嘉乐特使见康熙皇帝态度坚决，又提出八项妥协，以挽回颓势。康熙帝态度有所缓和，于康熙六十年（1721）1月3、5、10、14日数度召见嘉乐特使。但在礼仪问题上，康熙帝毫不让步。第四次觐见时，康熙说：“尔如再辩，朕必与尔辩论至极，据尔所奏之言，事体可以明白。”

三、康熙末年禁教
由于罗马教皇禁止中国礼仪的禁令既包含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干涉，又形成了对中国封建皇权的挑战，使康熙皇帝对于西方来华天主教有了清楚认识，由此决定禁教。
康熙四十五年（1706），由于教皇使节多罗来华，禁止中国礼仪，康熙皇帝乃决定创立票制，凡来华传教士，如遵守利玛窦规矩，可永居中国，由清廷特赐信票，在中国内地居住；无票者，押往广州，或遣回西洋。康熙四十七年四月（1708）“由武英殿议得，各处天主堂居住修道西洋人等，有内务府印票者，任其行走居住，不必禁止，未给印票者，凡堂不许居住，往澳门驱逐。”犤10犦（p．181）由此实施部分禁教，只允许遵守利玛窦规矩并且领票的传教士留居中国。
康熙五十六年（1717），由于罗马教皇《从登极之日》禁令于1716年8月秘密传到广州，因而怀疑有无票传教士潜入内地，清廷乃下令再次禁教。这一年，广东碣石镇总兵官陈昂上奏：“天主一教，各省开堂聚众，在广州城内外者尤多。加以洋舶所汇，同类招引，恐滋事端，乞循康熙八年例再行严禁，勿使滋蔓。”康熙朱批，“从之”[12]。在京的西教士苏霖、巴多明、穆敬远等立即启奏皇上，询问禁教之事，“臣等闻禁天主教议得很严，本内引康熙八年之例，恐地方官见了，有票无票的一概禁止，恳万岁作主，臣等来历根由，为伪为诚，悉在圣明洞鉴之中。”康熙皇帝回答说，“尔等放心，并非禁天主教，本内禁的，是不曾给票的西洋人，应照康熙八年之例禁止，与有票的人无干。若地方官一概禁止，即将朕所给的票看，就有传教的凭据了。你们放心去，若有禁止有票的人，再来启奏。钦此。”[10]（p．182）由此看来，此次禁教仍为部分禁教。即是禁止无票传教士居留内地。
康熙五十七年（1718），两广总督杨琳奏准加强海防并再行禁教，“臣查外国夷商，利与中国贸易，而夷商摄服有素，数十年来，沿习相安，应听其照常贸易。……请于夷船一到之时，令沿海文武官弁昼夜防卫，使其摄服，无致失所。至于西洋人立堂设教，仍照康熙五十六年九卿原议禁止，再行严饬，均应如所请。”[13]（pp．20～21）兵部议覆“依议。西洋人之处，著俟数年，侯旨再行禁止。”兵部虽同意再行禁教，但仍照五十六年一样为部分禁教。
康熙五十八年（1719），教宗使节嘉乐来华带来的《从登极之日》通谕，经马国贤、冯秉正、雷孝思、喜大教等传教士译出并进呈御览，康熙阅后朱批：“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可如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犤14犦至此，康熙皇帝感到十数年来对于礼仪问题的努力最终没有任何结果，因而决定禁止天主教，由部分禁教转变为全面禁教，由承认天主教合法转变为指定其非法。
综上所述，“礼仪之争”从来华西方天主教各修会之间的争执发展到中西双方的对抗，而天主教各修会之间的争执又不仅是关于传教方法上的争执，还是商业利益上的争夺；中西双方的对抗又不仅是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抗，还是基督教神权与中国封建皇权之间的对抗。
【作者简介】陈玮（1969－），女，天津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02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清代中西关系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