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评论

很不明白这里一些人，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

一提到中国的自选自聖，就一副深恶痛绝的样子，痛骂是裂教！

一提到同样自选自聖的庇护十世兄弟会，就狡辩称之为“天主教”。

你们的双重标准怎么也不知道掩饰一下啊！

天主耶稣是神，是至高的唯一的神。人必须符合天主耶稣，那些离开和不合圣经的教导都是不能听的。
这就是天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要听

庇护十世兄弟会是裂教组织，不是天主教内部的修会！请大家睁开眼睛看看下面的介绍：

1. 聖庇護十世司鐸兄弟會（拉丁語：Fraternitas Sacerdotalis Sancti Pii X）創立於1970年

2. 該團體是由天主教會中不滿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1962年–1965年）的神職人員組成的，創辦人馬歇爾·勒菲弗當時是羅馬天主教會的一位法籍總主教。

3. 1988年6月30日，馬歇爾·勒菲弗總主教在未經教宗批准的情況下，祝聖四位司鐸為主教。 翌日7月1日甘汀樞機以主教部的角色發表了聲明，表示勒菲弗、卡斯特·羅梅耶，以及那四個接受這非法祝聖的新主教「已經在既成事實上遭受了立即性的自科絕罰」。1988年7月2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簽署了自動敕書＜天主的教會＞(Ecclesia Dei)，正式宣告這次的絕罰。

4. 後來經過雙方接觸，天主教會於2009年1月21日宣布撤銷對聖庇護十世司鐸兄弟會主教的自科絕罰令，但仍不承認該團體屬於羅馬天主教會團體。[2]

请大家注意2009年的所谓撤销绝罚命令：是撤销庇护十世兄弟会主教（因自选自聖主教而产生的）自科绝罚，不是撤销对这个团体的绝罚。此处说明：仍不承认该团体属于罗马天主教团体。

5. 雖然教宗本篤十六世釋出了善意，但該組織與天主教會後續的交流卻產生負面的結果，2012年6月13日其時任總會長貝爾納·費拉伊公開拒絕簽署羅馬方面針對該組織於同年提出的神學文件所做的回應。作為回應，教廷信理部部長暨「天主的教會」宗座委員會主席格哈德•繆勒樞機說明聖庇護十世司鐸兄弟會依然處於其造成的裂教狀態。

此处请注意：现在教廷信理部部长说明，庇护十世兄弟会依然处于其造成的裂教状态！


所以，请大家不要被所谓“庇护十世兄弟会是天主内部的修会组织”邪说欺骗。

庇护十世兄弟会在教义上反对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在教会法上自选自聖。是彻头彻尾的裂教团体。

请大家拒绝“庇护十世兄弟会”以天主教内部团体的名义干涉中梵谈判。

他们自己自选自聖，却批评教宗任命中国教会主教的措施！

是典型的精神分裂！

他们是撒旦撒入教会麦田的莠子！

请大家擦亮眼睛！

１８２﹒教宗的使命是什么？（880~882，936~937）

教宗，罗马的主教和圣伯多禄的继承人，是教会合一的永久而可见的源头和基础。他是基督的代表，主教团体的首领和整个教会的牧人，借着天主的建立，他在教会方面，拥有完全最高的，直接的和普世的权力。

我听教宗的。对于指责教宗的我坚决反对。
给教宗定罪的，我说他是犯了大罪的，不管什么理由。
他说的那些是他一己之见，我不认为他有权对教宗说三道四否则他就成了教宗的教宗。

　　笑看某些蠢人在大家面前出丑。

　　笑看某些蠢人在大家面前出丑。

思考三：天主教爱国会放弃了“自选自圣主教”？

　　《交谈》对外释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中梵双方对话本身其实已经意味着北京的天主教政策发生了改变，容许教宗在选圣中国主教职务上扮演决定性角色。没有‘自选自圣’的‘爱国会’已经不是过往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爱国会”。
　　就在《交谈》一文发表前夕，国家宗教局在今年的工作要点中谈到天主教工作时，仍列明要“稳妥推进自选自圣主教”，这表明中国政府并不认为中梵对话即意味着同时放弃“自选自圣主教”。但如果《交谈》所言又是事实，难道是在暗示“稳妥推进自选自圣主教”仅是说说而已不必当真？或者说《交谈》认为政府对自选自圣主教已有了完全不同以往的全新解释？
　　然而《交谈》发表后，原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名誉主席刘柏年先生的回应就十分明瞭了：中梵还没有就主教任命达成协议，而是否自圣主教将取决于未来的中梵对话。或许有人会说刘先生已经退休，所言只是代表他个人意见。那么，《交谈》不是汤汉枢机的“个人意见”而是代表了梵蒂冈教廷吗？
　　当然，若然不是汤汉枢机的“个人看法”而是来自教廷官方，那么在教宗方济各和教廷国务卿帕罗林所描述的当前中梵双方正展开对话且已建立了中梵工作小组的“良好气氛”之下，作为“爱国会放弃自选自圣主教”如此重大的决定，为什么是由梵蒂冈教廷单方面借汤汉枢机文章来宣布？莫非这是在中梵小组上作出的决定？既然汤汉枢机和梵蒂冈教廷都没有如此表明，因此我认同刘柏年先生所说，这仅仅是汤汉枢机的“个人意见”。

　　思考四：“自选自圣”乃有目共睹的事件，罪行确定成立。这样的观点中方会接受吗？

　　《交谈》指出“自选自圣” 主教 “乃有目共睹的事件，罪行确定成立”。话说得很清楚，且要赦免这“罪行”自然是要“犯罪”者“认罪”并“悔改”。因此《交谈》继续说，“据报导，七位非法主教已经全部向教宗写信，表达对于教宗的无条件服从以及请求赦免非法祝圣行为所引发的处罚”。然而，《交谈》也强调指出，“自选自圣主教行为属于特殊政治环境与政治压力下的产物”。《交谈》并没有解释这个特殊政治环境与政治压力又是如何产生的？但既然《交谈》点到了就不需回避这个问题，何况陈述与分析这个问题，是体现了对所谓“犯罪”者的一种公平。我以为：
　　第一，既然《交谈》说自选自圣主教是“特殊政治环境与政治压力下的产物”，那么在接受自选自圣者并无可能制造出这样一个“特殊政治环境与政治压力”的状态之下，若由他们个人承担所谓的“罪行”是否公平？。
　　第二，从去年8月汤汉枢机的文章到《交谈》一文的发表，并不难看出制造这个“特殊政治环境与政治压力”自然指的是中国政府。但是，从梵蒂冈教廷高层到香港教会，从海外到大陆教会内外的不少人，在为教宗方济各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释放“善意”而“兴奋雀跃”的时刻，在中梵自2014年至今举行多轮谈判并已建立工作小组的当下，再继续纠结于这个“特殊政治环境与政治压力”不放而要七名主教以所谓“犯罪”之身向教廷“悔改”，既是一种对历史与现实失却公允评判的表现，亦不是真诚希望向前走的宽宏胸襟的体现。更何况海外教会网络多次提到教宗有意在慈悲年中宽恕所谓“非法主教”，而教宗更说过，“我们任何人都无权为宽恕设下条件。”既然《交谈》提到七名主教已有所谓“基本悔改态度”，为何赦免处罚仍然只处于“可能性非常高”的阶段？
　　第三，王作安局长在《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一书中谈到自选自圣主教时说，“中国天主教会为了生存和发展，被迫进行自选自圣主教”。他继续说, “实践证明，中国天主教会如果不自选自圣主教，就不可能有中国天主教会今天这样的好局面”。事实上中国天主教所实行的自选自圣主教，已经成为“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天主教教情的制度，成为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一项重要内容”而长期以来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肯定和评价。
　　有鉴于此，即使未来中梵就主教的选圣能达成共识形成双方均能接受的方式，中方也没有任何理由会认同曾经接受自选自圣的主教是“罪行确定成立”的观点而否定半个多世纪以来所走过的历程;也没有理由认同这七名自选自圣主教必须“悔改”的做法;更何况这七名主教都在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担任领导职务，若是坚持要他们“认罪”“悔改”，将情何以堪？
　　虽然如此，既然双方有意透过对话以解决历史难题，我也不认中方需要再针锋相对地翻出在新中国诞生前和诞生初期，当时的宗座是如何严令禁止天主教徒同共产党人合作、并向中国天主教徒发出反对新政权的一系列指令的旧帐，更无必要再进一步辩解究竟是否由新中国的政权无端地制造了“特殊政治环境与政治压力”。
　　在中梵正举行秘密谈判之际，汤汉枢机作为当今中国教会最高阶位的神职人员，两次公开发表长篇评论文章，无疑会对中国教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引起各种揣测，但毕竟只是汤汉枢机的“个人意见”。我确信，若是以梵蒂冈教廷官方文件的形式发表，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一定会有立场鲜明的回应，否则将如何对得起曾经与我们风雨同舟已离开我们而去的老一辈爱国爱教的自选自圣主教？又如何谈得上尊重这段由千百万教友所谱写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