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采访报道有力说明一个问题。前段时间的一篇德国之声的文章就是断章取义了。 陈日君枢机主教在这次访谈中也是第一次赤裸裸提出关于中国地下教会的问题,什么不要谈是最好的! 言下之意是很明确的,这些中国天主教地下信众就是抗争和中国政府谈判的最好砝码! 蓝色我最厌恶的是什么,知道吗?我来参入一个正信宗教信仰,我不是天主教教会一颗棋子,我更不会一个宗教信仰被另有所图的不良之人利用去反对一个合法的政府和一个执政党!
下面一位兄弟姐妹比喻的太好了。 打个比方吧,一场世界顶级足球比赛。一方有二个世界顶级巨星,1号是一位中场组织进攻和防守享誉世界足坛大师,他叫弗朗西斯。另一位2号帕罗林是前场最著名超一流射手。 只见1号弗朗西斯果断沿中路一路盘带,在对方三名队友拦截下,果断地一记长传。此时高速插上2号帕罗林,不等对方二名中后卫上前防守不等球落地凌空抽射,一粒世界波划过一道美丽弧度直入对方球门。 此时全场为这一次极为精彩配合和世界波欢声雷动。此时场上哨音短促二声,此球不算。一位又老又矮的裁判从很远处奔到球门前,一路气喘吁吁地。 他认定1号中场大师弗朗西斯这一记漂亮长距离长传是漂亮的,但是过于盲目了,完全不了解对方防守阵型,属于冒险行为。2号超级射手帕罗林简直属于危险动作,怎么能够不了解对方二个中后卫上前包夹位子就凌空抽射。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裁判,一会儿是教练,一会儿又是裁判,再等一会又上场踢球当球员。好好地一场精彩的比赛就怎么的糟蹋了! 最滑稽的是!他上场踢球时候,自己一点都跑不动,还不许双方队友跑的比他快哦。 匪夷所思吧!PS...明显踢假球高手呀。
真可怜啊! 一次又一次消费陈日君枢机主教,当然他老人家也愿意被一些保守派和一些反共势力利用,可谓相得益彰。 其实,有理智和思考能力的都清楚,失去教廷支持的地下教会也只能随波逐流,退而求其次。 陈日君枢机主教一箱说话不算数,也算心情中人。有时经常性把话讲死,又经常性自圆其说。 反正吧,历史的长河总是奔腾向前的,逆水行舟犹如逆势态发展永远是止步不前呀。 谈不上胜负如何,逆大势者,必然头破血流和被历史所淘汰!
帕罗林枢机指出中梵协议是“信德的行动” 圣座国务卿在博洛尼亚市主持艾米利亚-罗马涅亚大学神学院开学典礼,强调“能够有这一天是信仰的成就:就人性方面而言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redazione 罗马 圣座和中国就主教任命问题签署的临时协议是“信德的行动”。这是圣座国务卿帕洛林枢机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市主持艾米利亚-罗马涅亚大学神学院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强调的。并表示,“能够有这一天是信仰的成就:就人性方面而言似乎是不太可能的”。现在,我们的“目标是避免有未与圣座共融的主教。我们希望这一协议能够起作用;中方和我们都有良好的意愿,实施已计划的措施。经历了多年复杂的岁月后,(达成协议)并非易事,但我们共同所走的道路在双方之间产生了更多的信任,尽管抛开一种思维方式是很难的”。 接着,国务卿还谈到了移民问题;对天主教在政治生活中的体现不足表示担忧;鼓励“天主教徒应该团结在一起、让人们听到他们在重大问题上的声音。或许需要找出新的形式,还需要一些创造力”。 帕罗林枢机讲话的主题是《今天和明天的司铎——宣讲、归属、伴随与倾听”。强调在堂区牧灵活动中增进“分享”是很好的、还要“限制过分的出风头”,把空间留给“福音宣讲”,“通过关心和倾听教友实践伴随的艺术,这是今天和明天的神职人员们的基本特征”。 国务卿勉励在场修道生们要“用乐观的态度看到神职、把目光聚焦铎职的喜乐”;做“愿意坚持不懈地慷慨献身使命的神职,有时还会遇到艰难的情况”。神职人员应该是“牧人”和“门徒”:一名“充满了人性”的门徒,“蒙召体现出基督的特征”,即“谦逊、关心他人和近人的需要”。 帕罗林枢机指出,“世界需要人性化的牧人”;“和平与和解的人,是天主温柔的标志”。最后,国务卿还特别表达了对当代青年人的关注,指出“他们不是迷失的一代”,“神职人员,还有教友们应该倾听青年人”、“伴随”他们:青年人“应该感到一个亲近、接纳的教会,但也要给他们指出道路。因为教会不仅是慈母还是导师”。
若果协议达成,教宗的权利只不过就是:政府选出主教候选人。教宗最后决定:“同意”而已。
邵主教已回到温州 温州地方政府官员们让主教去的“旅游”结束了。这起事件突显了影响中国教会前进步伐的因素、影响中梵协议可能产生的效果的因素 GIANNI VALENTE 罗马 中国浙江省温州市的天主教主教邵祝敏回家了。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下午,温州教友们又重新看到了他们的主教。据悉,十一月九日,按照事先约定的,邵主教被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带走“外出”,至今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看到他的人表示,他看上去很好。 中国地方教会消息来源向《梵蒂冈内部通讯》介绍了中国政府和地方当局不承认的主教这次独特外出的一些细节和想法。邀请他“旅游”的是其常驻地温州市乐清县国安部门和宗教事务局人员。 部分地方消息来源表示,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中央巡视组前来监察期间让他离开。近一段时间以来,邵主教曾公开主持了游行和圣道礼仪。例如十一月四日在地下主教林锡黎蒙席(1918-2009)墓地主持追思弥撒圣祭,五百多名教友参与了礼仪。或许,地方政府官员要避免上级部门巡访期间被问责、洗脑。 巡查结束了,邵主教也就回到了家里。地下教会成员表示,在此期间,地方政府官员们可能都没有再将(他十分了解的)政府宗教政策强加给邵主教。《天亚社》也报道称,主教和地方当局协调了此行的时间,因他手头有事要处理则推迟到十一月九日启程离开。 温州教区以往和近期所发生的以及邵主教在乐清地方官员伴随下外出“旅游”凸现了许多影响着中国天主教团体历程的因素和错综复杂的问题——包括与各级中国政府部门的关系。此举,无意冒犯那些热衷用非黑即白描述事物的人。 邵祝敏于二OO七年十一月十日晋牧为温州教区助理主教,没有在政府有关部门登记。那时候,教区的负责人是朱维芳主教。朱主教不仅是教宗任命的,也是政府承认的。近年来,邵祝敏一直负责“地下”教会团体,不服从政府宗教政策强加的干预性程序。二O一六年九月朱维芳主教去世后,按照教会法典,邵祝敏接替朱主教成为温州教区正权主教。当时,希望鉴于他是教区唯一一位主教可能会有助于找到在战胜天主教会团体内部分裂的道路。但是,当局为了正式承认邵主教的主教身份,要求他在政府控制教会生活的机构爱国会登记。 近年来,邵主教多次被地方政府官员带离教区。二O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圣座新闻发布中心主任格里戈·伯克对邵祝敏被强行带离温州、被定期监控“深感痛心”。希望“能够尽快返回教区、保障他平静地履行牧职”。那一次,邵主教在接受了耳朵的外科手术后,于几个月后的二O一八年初返回了教区。 温州教区共有十四万多教友、一百八十多座圣堂、大约有五十几位司铎,而且多以青年为主(“官方”团体的三十多名、所谓“地下”团体的二十几人)、几十名修女。他们宣讲福音,也照顾病人、老人和孩子。一九四九年三月三日,温州宗座监牧区成立。一九四九年毛泽东上台后,(一九二O年出生的)王益骏神父被任命为宗座署理,多次被捕。一九九二年彻底获得自由后,接受了负责圣伯多禄堂的工作。此前,这座圣堂由接受了政府宗教政策的司铎管理。也正是为此,部分“地下”团体的神职人员和教友们指他是“爱国”神父(而他却因为“顽固”忠实于教宗被囚禁了几十年)、拒绝接受他的权威。 一九九二年,地下“强硬”路线成员顺德主教肖立人到温州,其洞察力和谨慎管理能力并不出名。他祝圣了温州教区司铎林锡黎为主教,由此开始了温州教区团体最为深重的分裂。这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宗座年鉴》中王益骏神父仍然是温州教区副主教。 二OO九年,“地下”主教去世。当时任命的接班人是年迈的朱维芳,他也曾入狱几十年。同年,经教宗任命被祝圣为主教。在政府宗教政策部门登记后获得政府承认,于二O一O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才正式就职。虽然他是教宗正式任命的主教,但温州教区内“官方”和“地下”的司铎们继续分裂,尽管教友们越来越迫切需要合一。 和中国的许多教区一样,被扣上“爱国”帽子的温州王副主教、朱主教以及其他神长们形式上接受政府宗教政策从未被视为服从、懦弱或者机会主义者的表现。而是在信德意识的光照下,为了恪守自身的牧灵良知作出的选择。北京和圣座就未来中国主教任命问题签署协议后,那些特别是来自中国之外的势力所完成的让天主教会“爱国”和“地下”团体分裂继续,甚至煽动分裂的努力,似乎与各种历史背景更没有任何关系了,特别是教会意识所教导更没有任何关联了。 中国和圣座就主教任命签署的协议客观上改变了格局、改变了中国政府部门和天主教会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官方”和“地下”天主教会团体之间的关系也最终将会改变,这需要耐心、无需强迫、充分考虑到各种抵制和困难。从此后,全体中国主教都将由教宗任命,任何人都不能被轻易指责成屈从于创立一个“民族教会”的“分裂”计划。从此后,各种仅将地下部分视为“真正教会”的认同都会更加显得是误导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迈向合一与和解的道路将会使中国天主教会团体更加具有说服力、更加团结、更加坚定,即便是他们同合法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不太容易被操纵了。这条合一与和解的道路需要耐心地探索、不要相信政府或者教会部门发号施令,只求基督的恩宠赐予宽恕和请求宽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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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下之意是很明确的,这些中国天主教地下信众就是抗争和中国政府谈判的最好砝码!
蓝色我最厌恶的是什么,知道吗?我来参入一个正信宗教信仰,我不是天主教教会一颗棋子,我更不会一个宗教信仰被另有所图的不良之人利用去反对一个合法的政府和一个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