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廷内中间派：
12.中立者
这类群体占据现今教会神职与平信徒中的大多数，即麻木不仁的大多数。大多数底层平信徒和底层司铎单纯服从上级，而不管执行其政策的利弊。他们并非是自发的传统派或者现代派，不在意立场之分或者尚未拥有自己的立场，对两派之争也漠不关心，但他们随时可以向两边摇摆，是两派人员的来源之一。
权力越大，地位越高者反而越不容易表达其清晰的立场，因为他们要迎合不同阵营的主张，也就同时有保守和自由的倾向。恢复了许多教会传统的本笃十六世同样对他那些自由派老朋友不忍打压，而天真的寻求所谓的合一，希望双方和睦相处，其前任若望·保禄二世积极进行泛基督宗教合一运动和梵二的宗教信仰自由主张，以1986年开启的亚西西宗教大会为其代表作，而教宗保禄六世则通过了梵二的自由化决议，并在1969年推行了新礼弥撒（Novus Ordo Missae），提升了许多自由派担任要职。虽然这些梵二后教宗助长了许多自由派，但是在其神学和道德层面这些教宗仍然明显更多地支持教会传统立场，如对待堕胎与同性婚姻等问题的强硬态度，因而现代派亦对其表示不满，由此来看应把他们归为中间派。
这一类里面也包括特殊的中国大陆的合法教会。因政治原因天主教在大陆分为官办教会与忠贞教会两大阵营，其意识形态斗争主要为牧职合法化问题，对梵二造成的传统与现代派别之分很少关注。未与罗马教宗共融的官办教会教区以及那些加入了爱国会的主教自然已经不属于天主教会，都是非法的。而目前中国大陆合法的教会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个是从未跟政府妥协的忠贞教会/地下教会，因而他们一直遭受着政府的严厉打压，其毫不妥协的立场与反梵二的传统派一致，虽然他们并未明显注意到梵二产生的问题，比爱国会更早地引入了新礼弥撒，只不过其礼仪乱象较少。而在忠贞教会中亦有一部分因坚持私自祝圣而未得到教宗认可，如正定教区的董关华主教，虽然其牧职变得非法，但其更倾向教会传统的保守立场，因而不支持教廷的妥协政策，其处境与圣庇护十世会相似。另一个则是从官办教会中与教宗恢复共融而合法化的教区，即所谓的部分公开教会，他们属于教廷与大陆政府“双认可”，虽然实际上基本都是教廷一方被动接受，因为这一类神职与非法的爱国会主教同样是在中共政府的控制之下。由于教廷妥协后，公开教会能够和国外教会联系更多，并且将延续到90年代的传统弥撒换为普通话新礼弥撒，因而其受到的梵二自由化影响比地下教会要大得多，出现了许多礼仪乱象甚至鼓动异端者，开始流行现代主义的神恩复兴运动与使徒班（门徒班）等，所以近年来在大陆公开教会里一些年轻又保守的平信徒群体中也开始发起了恢复脱利腾弥撒的活动。随着信息的流通，大陆地区新一代的年轻教友与神职里面，不管地下还是地上，也都开始出现了传统与现代阵营的对立。
恢复了许多教会传统的本笃十六世同样对他那些自由派老朋友不忍打压，而天真的寻求所谓的合一，希望双方和睦相处，其前任若望·保禄二世积极进行泛基督宗教合一运动和梵二的宗教信仰自由主张，以1986年开启的亚西西宗教大会为其代表作，而教宗保禄六世则通过了梵二的自由化决议，并在1969年推行了新礼弥撒（Novus Ordo Missae），提升了许多自由派担任要职。虽然这些梵二后教宗助长了许多自由派，但是在其神学和道德层面这些教宗仍然明显更多地支持教会传统立场，如对待堕胎与同性婚姻等问题的强硬态度，因而现代派亦对其表示不满，由此来看应把他们归为中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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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
三、教廷内中间派：
12.中立者
这类群体占据现今教会神职与平信徒中的大多数，即麻木不仁的大多数。大多数底层平信徒和底层司铎单纯服从上级，而不管执行其政策的利弊。他们并非是自发的传统派或者现代派，不在意立场之分或者尚未拥有自己的立场，对两派之争也漠不关心，但他们随时可以向两边摇摆，是两派人员的来源之一。
权力越大，地位越高者反而越不容易表达其清晰的立场，因为他们要迎合不同阵营的主张，也就同时有保守和自由的倾向。恢复了许多教会传统的本笃十六世同样对他那些自由派老朋友不忍打压，而天真的寻求所谓的合一，希望双方和睦相处，其前任若望·保禄二世积极进行泛基督宗教合一运动和梵二的宗教信仰自由主张，以1986年开启的亚西西宗教大会为其代表作，而教宗保禄六世则通过了梵二的自由化决议，并在1969年推行了新礼弥撒（Novus Ordo Missae），提升了许多自由派担任要职。虽然这些梵二后教宗助长了许多自由派，但是在其神学和道德层面这些教宗仍然明显更多地支持教会传统立场，如对待堕胎与同性婚姻等问题的强硬态度，因而现代派亦对其表示不满，由此来看应把他们归为中间派。
这一类里面也包括特殊的中国大陆的合法教会。因政治原因天主教在大陆分为官办教会与忠贞教会两大阵营，其意识形态斗争主要为牧职合法化问题，对梵二造成的传统与现代派别之分很少关注。未与罗马教宗共融的官办教会教区以及那些加入了爱国会的主教自然已经不属于天主教会，都是非法的。而目前中国大陆合法的教会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个是从未跟政府妥协的忠贞教会/地下教会，因而他们一直遭受着政府的严厉打压，其毫不妥协的立场与反梵二的传统派一致，虽然他们并未明显注意到梵二产生的问题，比爱国会更早地引入了新礼弥撒，只不过其礼仪乱象较少。而在忠贞教会中亦有一部分因坚持私自祝圣而未得到教宗认可，如正定教区的董关华主教，虽然其牧职变得非法，但其更倾向教会传统的保守立场，因而不支持教廷的妥协政策，其处境与圣庇护十世会相似。另一个则是从官办教会中与教宗恢复共融而合法化的教区，即所谓的部分公开教会，他们属于教廷与大陆政府“双认可”，虽然实际上基本都是教廷一方被动接受，因为这一类神职与非法的爱国会主教同样是在中共政府的控制之下。由于教廷妥协后，公开教会能够和国外教会联系更多，并且将延续到90年代的传统弥撒换为普通话新礼弥撒，因而其受到的梵二自由化影响比地下教会要大得多，出现了许多礼仪乱象甚至鼓动异端者，开始流行现代主义的神恩复兴运动与使徒班（门徒班）等，所以近年来在大陆公开教会里一些年轻又保守的平信徒群体中也开始发起了恢复脱利腾弥撒的活动。随着信息的流通，大陆地区新一代的年轻教友与神职里面，不管地下还是地上，也都开始出现了传统与现代阵营的对立。
恢复了许多教会传统的本笃十六世同样对他那些自由派老朋友不忍打压，而天真的寻求所谓的合一，希望双方和睦相处，其前任若望·保禄二世积极进行泛基督宗教合一运动和梵二的宗教信仰自由主张，以1986年开启的亚西西宗教大会为其代表作，而教宗保禄六世则通过了梵二的自由化决议，并在1969年推行了新礼弥撒（Novus Ordo Missae），提升了许多自由派担任要职。虽然这些梵二后教宗助长了许多自由派，但是在其神学和道德层面这些教宗仍然明显更多地支持教会传统立场，如对待堕胎与同性婚姻等问题的强硬态度，因而现代派亦对其表示不满，由此来看应把他们归为中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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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
其他典型的和有影响力的现代派神职主要包括主导了梵二会议礼仪改革的阿尼巴莱·布格尼尼主教（Annibale Bugnini）与贾科莫·勒卡罗枢机（Giacomo Lercaro）、合一主义者朱利叶斯·多菲纳枢机（Julius Döpfner）、推广神恩复兴运动的比利时枢机孙能斯（Leo Jozef Suenens）、自由派领袖华尔特·卡斯帕（Walter Kasper）枢机、可能是秘密的法国共济会员让-马利·怀特枢机（Jean-Marie Villot）、起草信仰自由宣言的耶稣会神父莫里（John Courtney Murray）、耶稣会的卡尔·拉内神父（Karl Rahner）和卡罗·玛里亚·马蒂尼枢机（Carlo Maria Martini）、法国道明会的康加神父（Yves Marie-Joseph Congar）等。
●菲律宾使徒教会（Apostolic Catholic Church）：1992年John Florentine L. Teruel等人创立于菲律宾巴丹。其属于泛基督宗教合一主义（Ecumenism），主张混合天主教与东正教。其不接受罗马教宗的权威及无谬误论，不过其同样反对梵二会议对传统礼仪的丢弃，在信徒外在服饰上要求保守。
●美国国立天主教会（ANCC-American National Catholic Church）：2009 年Bishop George R. Lucey成立于新泽西，其圣职由巴西主教卡洛斯·杜阿尔特 – 科斯塔（Carlos Duarte-Costa）授予。他们宣扬所谓纯正的梵二精神，施行民主选举、支持已婚神职人员、同性恋和女性神职、同性恋婚姻、堕胎、人工避孕等。目前该组织拥有19个牧师。
●美利坚合众国天主教会（ACCUS-The American Catholic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由Lawrence J. Harms于1999年成立在马里兰州，声称其属于旧天主教会，主张进一步解读梵二会议，不要求独身制，允许女神职，接纳同性恋者，要求其神职人员从事世俗工作以养活自己。
●福音派天主教会（Evangelical Catholic Church）：1997年建立于美国，其允许已婚和女性神职，支持同性婚姻，鼓励离婚和再婚者领圣体，允许人工避孕。
●天主教生命教会（Catholic Life Church）：1971年由已婚司铎A. L. Mark Harding 和 Peter A. Tonella成立于科罗拉多州，此前他曾加入誓反教会，他们都被旧天主教会的成员封为主教，Harding后来因从事色情业被当地政府监禁。
●伊玛尼神庙非裔美国人天主教会（Imani Temple African-American Catholic Congregation）：是1989年由已被逐出教会的George Augustus Stallings创立在华盛顿，该组织允许女神职，不要求独身制。
●传统墨西哥裔美国天主教会（Traditionalist Mexican-American Catholic Church）：由已被逐出教会的墨籍司铎David Romo Guillén在2003年建立，活跃在美墨边境地带，其保留了男性神职，但允许同性恋者，反堕胎，但允许婚前性行为，允许人工避孕，反对圣母无染原罪和童贞，不接受宗座无谬误，他们崇拜墨西哥民间多神教信仰的Santa Muerte。
●德国自由天主教会（Free Catholic Church）：1987年成立，由约翰内斯·彼得·梅耶 – 门德斯（Johannes Peter Meyer-Mendez）从ICAB引入。
●巴西天主教使徒教会（ICAB/Brazilian Catholic Apostolic Church）：由里约热内卢的主教卡洛斯·杜阿尔特 – 科斯塔（Carlos Duarte-Costa）成立。早在1936年便提倡以地方语言取代拉丁语，1945年因宣扬已婚神职而被逐出教会，于是创立了该教会组织。在若望二十世教宗时期他与教廷和解，参与了梵二的现代化改革。2012年教廷再次宣布该组织是非法的。到2007年他们声称有39个教区，五十多万追随者。
●万国之母联合会（Community of the Lady of All Nations）：Marie-Paule Giguère于1971年声称自己多次获得了神视，在魁北克成立了一个祈祷小组，并得到了当地主教支持，但后来该运动声称其创始人是圣母玛利亚的投胎转世，2007年教会官方宣布其为非法。类似的因私人启示宣传异端而被逐出教会者还有很多，这里就省略了。
●帕尔马教会（Palmarian Catholic Church）。其创立者为西班牙人克莱门特·多明格斯·戈梅斯（Clemente Domínguez y Gómez），1975年他召集反梵二的追随者创立了圣容加尔默罗会，后由吴廷俶总主教晋铎和祝圣为主教，并在1976年8月4日自称获得神视，声称真正的教宗保禄六世因被现代主义者劫持而殉道了，此后的历任教宗都不合法。梵蒂冈的教宗保禄六世去世后他立即自封为“国瑞十七世”。在他手下自圣的主教超过了90位，在他于2005年去世后又有三位对立教宗继任。因在1983年他们放弃了脱利腾弥撒而简化礼仪，并印制自己版本的圣经，还不允许其信徒与其教会之外者进行交流，现在已不属于典型的传统派教会，甚至被许多人视为邪教。
●真天主教会（True Catholic Church）。因对梵二不满，一群缺出论异议者在1998年10月选举了威斯康辛州的一位司铎Lucian Pulvermacher为教宗庇护十三世，他居住在华盛顿，2009年去世。其组织规模很小，不如帕尔马教会那么活跃，也并未有明显的更改传统教会制度。
此外这类自封教宗的组织还有Apostles of Infinite Love、Conclavist、New Church of the Holy Heart of Jesus、Order of Saint Charbel 等。
2.宗座缺出论者
缺出论者所承认的最后一任教宗各不相同，一般是出于反对梵二会议而认为庇护十二世为最后一位合法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因召开梵二会议促成异端因而自动丧失教宗之位，梵二后的历任教宗因继承自宣扬异端者也因此都是无效的，尤其是推行礼仪改革的保禄六世，属于公开宣扬异端。他们也不承认那些自封教宗者合法，认为至今都没有任何一位合法的教宗，因而是宗座出缺状态，这种理论就是宗座缺出论（Sedevacantist）。
前越南顺化总主教吴廷俶（Ngo Dinh Thuc Pierre Martin）经历了梵二会议，后因越共夺权而流亡海外，虽然他并未明确宣称宗座从缺，后来他又多次反复地与教廷达成和解，但却为许多宗座缺出论组织祝圣了大量的主教。除他之外前波多黎各主教阿尔弗雷德·门德兹（Alfredo F. Méndez）与吴廷俶一样在梵二后转为缺出论，梵二后的缺出论主教基本都是经由他们两位所祝圣。
●圣庇护五世会（SSPV-Society of St. Pius V）：原属于SSPX（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后来转变为宗座缺出论，不承认自若望二十三世以后的历任教宗。1983年勒菲弗总主教宣布承认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并要求兄弟会司铎使用1962年若望二十三世教宗修订的脱利腾弥撒经书，一部分司铎拒绝接受此命令而最早从兄弟会脱离，后来他们多次自立主教，但没有自封教宗或者建立教区而形成真正的裂教。目前他们已有4位主教，但其教会规模很小，仅在美国有几个小堂口，以及一个培养司铎的修院。
●无染原罪圣母女皇会（CMRI-Congregation of Mary Immaculate Queen）：1967年由Francis Schuckardt成立于爱达荷州科达伦，不承认自保禄六世以后的教宗。目前该会拥有29个堂口，分布于数个英语国家。
●圣家修道院（Most Holy Family Monastery）：由本笃会预备修士Joseph Natale 1967年成立于新泽西。七十年代中期与教廷分离，该修院最多曾有过10位修士。
●乌克兰正统希腊礼天主教会（UOGCC-Ukrainian Orthodox Greek Catholic Church）：因不满于乌克兰教会的拉丁化和梵二自由主义，2008年安东尼·埃利亚斯·多纳尔（Anthony Elias Dohnal）神父宣布自己和其他三位神父已私自祝圣为主教，而从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分离，不再承认自若望保禄二世以后的教宗，2009年正式成立组织。
3.教宗劫持论者
持该理论者的宗座缺出论者认为前热那亚的枢机主教朱塞佩·西里（Cardinal Giuseppe Siri）是1958年教宗选举的胜出者，并取名号为额我略十七世（Gregory XVII），但遭受现代主义者（或共济会）的威胁而未能就任，因而重新选出的若望二十三世教宗是无效的，这种理论被称为“Siri thesis”。但西里枢机本人则否认该观点，因而目前只有很少的人相信这种教宗劫持论，这个理论支持者的群体被教廷称为“sede impeditists”。
4.潜在教宗论者
属于宗座缺出论另一分支，态度较为缓和，认为自庇护十二世教宗去世后的历任教宗均因召开或接受了梵二因此都是有缺陷的，只能是潜在的教宗，只有在他们放弃了现代主义异端后才能成为合法有效的教宗，因而这种理论被称为潜在教宗论（Sedeprivationism）。该观点主要为公义之母协会的立场，持该立场的主教还有美国的Robert McKenna 和 Donald Sanborn、以及活跃在法兰德斯和都灵、米兰、罗马的Geert Jan Stuyver。
●公义之母协会（IMBC-Istituto Mater Boni Consilii/Sodalitium Pianum）：因仅使用教宗庇护十世修订的弥撒经书，Francesco Ricossa与另两位司铎在1985年从SSPX脱离，主要活动在西欧，中心在意大利都灵， 该团体日常需求由主教 Geert Jan Stuyver负责。
●圣母司铎会（FND-Fraternité Notre-Dame）：由拒绝接受梵二的神父修女组成，1977年法国司铎Jean Marie Kozik成立于芝加哥，他由吴廷俶总主教在1978年祝圣为主教，该团体并不支持宗座缺出论，致力于在世界各地进行慈善工作，但规模不大。
●圣庇护十世会抵抗运动（SSPX Resistance）：最早是一些不满于费莱主教等与罗马教廷谈判而在2012年脱离于SSPX的司铎，他们拒绝一切跟现代派教廷的妥协谈判，认为自己真正地践行着勒菲弗总主教的训导。理查德·威廉森主教在2012年10月被兄弟会开除后也加入了他们，他同时发起了Catholic Resistance，以接受那些不满于SSPX妥协倾向而离开或遭开除的司铎。此外属于该运动的还有法国的圣马歇尔·勒菲弗司铎联盟（Priestly Union of Marcel Lefebvre）和阿夫里勒的多明我会（Dominicans of Avrillé），以及北美的Society of St. Pius X of the Strict Observance (SSPX-SO)，亚洲的SSPX-MC。2013年威廉森主教联合这些司铎成立了圣马歇尔行动（St. Marcel Initiative），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至今威廉森主教已为该团体陆续祝圣了三位主教。
●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SSPX-Society of St. Pius X）：这是梵二后最早的传统派抵抗组织，由在梵二会议时就组织过保守派国际神长联盟的 马歇尔·勒菲弗总主教（Marcel Lefebvre）成立于1970年，该团体立场在反梵二的传统派组织里面属于态度最为温和者，使用1962年版弥撒经书，认为梵二后的教宗由于没有动用“教宗无谬误”宣扬异端，因而承认梵二后历任教宗的合法性，仅仅是不服从梵二会议及其错误的自由化改革。由于在1988年自我任命四位兄弟会主教而与教廷决裂，继任的四位主教亦严格遵守勒菲弗总主教的立场，作为非教区性质的辅理主教，以培养司铎为首要使命，并为信众举行坚振圣事。但在进入新千年后兄弟会开始努力与教廷接触，寻求和解，尤其是自2007年教宗本笃十六世允许自由举行脱利腾弥撒以后，在2009年本笃十六世更是撤销了此前对兄弟会主教的绝罚令，此后双方多次进行会晤以寻求完全共融的方式。他们是目前最大规模的梵二后传统主义司铎团体，到2016年末已有613位司铎（如果包括那些后来从兄弟会脱离的司铎及修生还要更多）。
●圣约萨法特神甫团（SSJK-Priestly Society of Saint Josaphat Kuntsevych）：因反对梵二后东仪天主教会礼仪拉丁化而于2001年由巴兹尔·科韦帕克神父（Basil Kovpak）在乌克兰利沃夫的神学院建立。目前它有约30名成员。2007年该团体的科韦帕克神父被教廷驱逐后便加入了SSPX。
●圣若望玛利亚维亚纳司铎联盟（SJMV-Priestly Union of Saint Jean-Marie Vianney）：巴西坎普斯教区的安东尼·德·卡斯特·罗梅耶（Antônio de Castro Mayer）主教在1982年建立。这位主教是勒菲弗总主教的好友，在1988年襄礼了圣庇护十世司铎会于瑞士奕孔的主教祝圣礼。1991年兰赫尔（Licínio Rangel）继任主教位，进入新千年后兰赫尔向教廷申请合法化，得到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认可，2002年教廷将他们改为了个人宗座署理区，辖区内各堂口完全使用传统弥撒礼仪。
●圣伯多禄司铎会（FSSP-Priestly Fraternity of St. Peter）：1988年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在瑞士奕孔祝圣主教后，12位司铎和一些修生对此感到不满而脱离兄弟会，他们接受了此前被勒菲弗总主教拒绝了的和解提议，随后若瑟·毕斯其神父（Josef Bisig）建立了该司铎会，其申请合法化得到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准许。他们是教廷认可的传统派司铎会里面规模最大者，到2016年10月已有270位司铎。
●善牧司铎会（IBP/Institute of the Good Shepherd）：前巴黎圣尼格老大堂的Christian Bouchacourt神父因支持梵二而在2004年被SSPX开除，后来他带领追随者在2006年联络教廷，同年11月建立该团体，被教宗本笃十六世认可而合法化。
●至圣救主之子司铎会（FSsR/Sons of the Most Holy Redeemer）：1988年建立，原属于SSPX的分支，在本笃十六世教宗开放自由举行脱利腾弥撒的权力以后，2008年8月他们开始向教廷寻求合法化，并得到了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认可。目前他们仅有苏格兰和新西兰两个堂口。
●圣文森特费雷尔兄弟会（Fraternity of Saint Vincent Ferrer）：是1979年法国一个脱离了多明我会的修会团体，Louis-Marie de Blignières是创立者，起初是宗座出缺论，1988年与教廷和解而合法化。与梵二后一般采用新礼弥撒的多明我会不同，该团体采用传统的古道明礼。
●圣母无染原罪之心忠仆会（Slaves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由持Feeneyism立场的耶稣会士Leonard Feeney成立。由于他在梵二前就与教廷产生了矛盾，因而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传统派，不过该团体是举行脱利腾弥撒的，该会在里士满的一个分支在2010年获得了教廷认可而合法化。
●基督君王司铎会（ICKSP-Institute of Christ the King Sovereign Priest）：1990年由吉尔·瓦奇神父（Gilles Wach）等在非洲加蓬成立，专注于教会传统礼仪，属于对礼仪要求最为严格的传统派团体，至2016年他们已有97位司铎，另有一个下属的修女会。教廷保守派枢机雷蒙德·利奥·伯克经常协助该团体的工作。
●新耶路撒冷司铎会（CRNJ-Canons Regular of the New Jerusalem）：是2002年在威斯康辛州拉克罗斯由雷蒙德·利奥·伯克主教 和Dom Daniel Augustine Oppenheimer建立，该团体是一个施行奥斯定会规的修会团体，依照1988年若望保禄二世教宗的准许令而举行传统脱利腾弥撒。
●圣十字架司铎会（Canons Regular of the Holy Cross）：1977年 由Opus Sanctorum Angelorum成员在奥地利建立，1979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给予合法化，其成员多分布于葡语国家。
●基督的贫苦骑士团（Christi Pauperum Militum Ordo）：1979年意大利伯爵马塞罗·阿尔贝托·克里斯托法尼·德拉·马焦内（Marcello Alberto Cristofani della Magione）在锡耶纳建立，属于私人性质的团体，成员包括平信徒和修道者，分布于14个国家，总部在意大利Poggibonsi。
●耶稣圣母之仆会（Servi Jesu et Mariae）：1988年由脱离了耶稣会的Andreas Hönisch神父建立，目前在奥地利他们已拥有自己的神学院，并且致力于青年活动。
●基督军旅兄弟会（Miles Christi religious order）：于1994年在阿根廷发起，以依纳爵·罗耀拉作为团体主保，2000年被耶稣会神父John Hardon在密歇根州正式成立。
●圣若望·坎图斯司铎会（SJC-Canons Regular of Saint John Cantius）：1999年成立于芝加哥，得到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准许而采用1962年版弥撒经书，专注于传统圣乐，现在则同时举行新礼弥撒。
●英国拉丁弥撒协会（LMS-Latin Mass Society of England and Wales）：由热爱传统的平信徒群体在1965年发起建立，并非是司铎会，他们主要源自以前从圣公会高派回归天主教的信众。1970年推广新礼弥撒以后他们申请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保留传统弥撒得到了教宗保禄六世的特别准许，他们专注于传承教会传统礼仪文化，日常多参与传统脱利腾弥撒，并帮助非属于以上那些传统司铎会的教区司铎进行传统礼仪的训练。现任主席是若瑟·肖教授（Joseph Shaw）。在几个主要的英语国家也都有当地同名为拉丁弥撒协会的组织。
●Una Voce（FIUV-Foederatio Internationalis Una Voce）：是一个国际性的天主教传统主义协会，1964年由Georges Cerbelaud-Salagnac在巴黎发起，1966年成立了国际协会，成员遍布全球41个国家。其观点认为新礼弥撒和传统弥撒可以共存。
●Juventutem （FIJ-Fœderatio Internationalis Juventutem）：是为在16至36岁的青年天主教徒中推广脱利腾弥撒而在2004年发起的国际运动，2006年在瑞士正式形成国际联合会，起初包括了15个国家的成员。
●主业会（Opus Dei）：1928年建立，其创立者圣施礼华神父经历了梵二会议，因其保守立场，后被特别允许使用传统弥撒，为会内自治团体，但自其创立者去世后也改为了新礼弥撒。
9.传统的修会团体
那些传统的大型修会如本笃会、方济会、道明会、熙笃会等在梵二后大多接受了礼仪改革，少数不服从者加入了SSPX等，另外一些修院则是后来教廷放宽举行传统弥撒权限后恢复起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修会如多明我会等并不是历来举行脱利腾弥撒的，而是在脱利腾大会后就被保留的古道明礼，其他如米兰的安博礼等也都继续保留着。恢复了传统弥撒的修院主要有如本笃会的Monastery of Our Lady of the Annunciation of Clear Creek、与Monastery of St. Benedict in Norcia、Monastery of Our Lady of the Cenacle、Abbaye Sainte-Madeleine du Barroux，加尔默罗会的Monks of the Most Blessed Virgin Mary of Mount Carmel、熙都会的Abtei Mariawald，以及无染原罪圣母方济会士（Franciscan Friars of the Immaculate）等。
●帕尔马教会（Palmarian Catholic Church）。其创立者为西班牙人克莱门特·多明格斯·戈梅斯（Clemente Domínguez y Gómez），1975年他召集反梵二的追随者创立了圣容加尔默罗会，后由吴廷俶总主教晋铎和祝圣为主教，并在1976年8月4日自称获得神视，声称真正的教宗保禄六世因被现代主义者劫持而殉道了，此后的历任教宗都不合法。梵蒂冈的教宗保禄六世去世后他立即自封为“国瑞十七世”。在他手下自圣的主教超过了90位，在他于2005年去世后又有三位对立教宗继任。因在1983年他们放弃了脱利腾弥撒而简化礼仪，并印制自己版本的圣经，还不允许其信徒与其教会之外者进行交流，现在已不属于典型的传统派教会，甚至被许多人视为邪教。
●真天主教会（True Catholic Church）。因对梵二不满，一群缺出论异议者在1998年10月选举了威斯康辛州的一位司铎Lucian Pulvermacher为教宗庇护十三世，他居住在华盛顿，2009年去世。其组织规模很小，不如帕尔马教会那么活跃，也并未有明显的更改传统教会制度。
此外这类自封教宗的组织还有Apostles of Infinite Love、Conclavist、New Church of the Holy Heart of Jesus、Order of Saint Charbel 等。
2.宗座缺出论者
缺出论者所承认的最后一任教宗各不相同，一般是出于反对梵二会议而认为庇护十二世为最后一位合法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因召开梵二会议促成异端因而自动丧失教宗之位，梵二后的历任教宗因继承自宣扬异端者也因此都是无效的，尤其是推行礼仪改革的保禄六世，属于公开宣扬异端。他们也不承认那些自封教宗者合法，认为至今都没有任何一位合法的教宗，因而是宗座出缺状态，这种理论就是宗座缺出论（Sedevacantist）。
前越南顺化总主教吴廷俶（Ngo Dinh Thuc Pierre Martin）经历了梵二会议，后因越共夺权而流亡海外，虽然他并未明确宣称宗座从缺，后来他又多次反复地与教廷达成和解，但却为许多宗座缺出论组织祝圣了大量的主教。除他之外前波多黎各主教阿尔弗雷德·门德兹（Alfredo F. Méndez）与吴廷俶一样在梵二后转为缺出论，梵二后的缺出论主教基本都是经由他们两位所祝圣。
●圣庇护五世会（SSPV-Society of St. Pius V）：原属于SSPX（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后来转变为宗座缺出论，不承认自若望二十三世以后的历任教宗。1983年勒菲弗总主教宣布承认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并要求兄弟会司铎使用1962年若望二十三世教宗修订的脱利腾弥撒经书，一部分司铎拒绝接受此命令而最早从兄弟会脱离，后来他们多次自立主教，但没有自封教宗或者建立教区而形成真正的裂教。目前他们已有4位主教，但其教会规模很小，仅在美国有几个小堂口，以及一个培养司铎的修院。
●无染原罪圣母女皇会（CMRI-Congregation of Mary Immaculate Queen）：1967年由Francis Schuckardt成立于爱达荷州科达伦，不承认自保禄六世以后的教宗。目前该会拥有29个堂口，分布于数个英语国家。
●圣家修道院（Most Holy Family Monastery）：由本笃会预备修士Joseph Natale 1967年成立于新泽西。七十年代中期与教廷分离，该修院最多曾有过10位修士。
●乌克兰正统希腊礼天主教会（UOGCC-Ukrainian Orthodox Greek Catholic Church）：因不满于乌克兰教会的拉丁化和梵二自由主义，2008年安东尼·埃利亚斯·多纳尔（Anthony Elias Dohnal）神父宣布自己和其他三位神父已私自祝圣为主教，而从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分离，不再承认自若望保禄二世以后的教宗，2009年正式成立组织。
3.教宗劫持论者
持该理论者的宗座缺出论者认为前热那亚的枢机主教朱塞佩·西里（Cardinal Giuseppe Siri）是1958年教宗选举的胜出者，并取名号为额我略十七世（Gregory XVII），但遭受现代主义者（或共济会）的威胁而未能就任，因而重新选出的若望二十三世教宗是无效的，这种理论被称为“Siri thesis”。但西里枢机本人则否认该观点，因而目前只有很少的人相信这种教宗劫持论，这个理论支持者的群体被教廷称为“sede impeditists”。
4.潜在教宗论者
属于宗座缺出论另一分支，态度较为缓和，认为自庇护十二世教宗去世后的历任教宗均因召开或接受了梵二因此都是有缺陷的，只能是潜在的教宗，只有在他们放弃了现代主义异端后才能成为合法有效的教宗，因而这种理论被称为潜在教宗论（Sedeprivationism）。该观点主要为公义之母协会的立场，持该立场的主教还有美国的Robert McKenna 和 Donald Sanborn、以及活跃在法兰德斯和都灵、米兰、罗马的Geert Jan Stuyver。
●公义之母协会（IMBC-Istituto Mater Boni Consilii/Sodalitium Pianum）：因仅使用教宗庇护十世修订的弥撒经书，Francesco Ricossa与另两位司铎在1985年从SSPX脱离，主要活动在西欧，中心在意大利都灵， 该团体日常需求由主教 Geert Jan Stuyver负责。
●圣母司铎会（FND-Fraternité Notre-Dame）：由拒绝接受梵二的神父修女组成，1977年法国司铎Jean Marie Kozik成立于芝加哥，他由吴廷俶总主教在1978年祝圣为主教，该团体并不支持宗座缺出论，致力于在世界各地进行慈善工作，但规模不大。
●圣庇护十世会抵抗运动（SSPX Resistance）：最早是一些不满于费莱主教等与罗马教廷谈判而在2012年脱离于SSPX的司铎，他们拒绝一切跟现代派教廷的妥协谈判，认为自己真正地践行着勒菲弗总主教的训导。理查德·威廉森主教在2012年10月被兄弟会开除后也加入了他们，他同时发起了Catholic Resistance，以接受那些不满于SSPX妥协倾向而离开或遭开除的司铎。此外属于该运动的还有法国的圣马歇尔·勒菲弗司铎联盟（Priestly Union of Marcel Lefebvre）和阿夫里勒的多明我会（Dominicans of Avrillé），以及北美的Society of St. Pius X of the Strict Observance (SSPX-SO)，亚洲的SSPX-MC。2013年威廉森主教联合这些司铎成立了圣马歇尔行动（St. Marcel Initiative），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至今威廉森主教已为该团体陆续祝圣了三位主教。
●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SSPX-Society of St. Pius X）：这是梵二后最早的传统派抵抗组织，由在梵二会议时就组织过保守派国际神长联盟的 马歇尔·勒菲弗总主教（Marcel Lefebvre）成立于1970年，该团体立场在反梵二的传统派组织里面属于态度最为温和者，使用1962年版弥撒经书，认为梵二后的教宗由于没有动用“教宗无谬误”宣扬异端，因而承认梵二后历任教宗的合法性，仅仅是不服从梵二会议及其错误的自由化改革。由于在1988年自我任命四位兄弟会主教而与教廷决裂，继任的四位主教亦严格遵守勒菲弗总主教的立场，作为非教区性质的辅理主教，以培养司铎为首要使命，并为信众举行坚振圣事。但在进入新千年后兄弟会开始努力与教廷接触，寻求和解，尤其是自2007年教宗本笃十六世允许自由举行脱利腾弥撒以后，在2009年本笃十六世更是撤销了此前对兄弟会主教的绝罚令，此后双方多次进行会晤以寻求完全共融的方式。他们是目前最大规模的梵二后传统主义司铎团体，到2016年末已有613位司铎（如果包括那些后来从兄弟会脱离的司铎及修生还要更多）。
●圣约萨法特神甫团（SSJK-Priestly Society of Saint Josaphat Kuntsevych）：因反对梵二后东仪天主教会礼仪拉丁化而于2001年由巴兹尔·科韦帕克神父（Basil Kovpak）在乌克兰利沃夫的神学院建立。目前它有约30名成员。2007年该团体的科韦帕克神父被教廷驱逐后便加入了SSPX。
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於8月26日在都伯林的鳳凰公園（Phoenix Park, Dublin）舉行了一場公開彌撒，以結束其兩日的愛爾蘭訪問行程。在教會性侵醜聞的陰影下，公園草坪人群疏落，只得13萬人，與39年前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在鳳凰公園舉行彌撒，引來過百萬信眾參與相比，有天淵之別。
梵蒂岡前駐美國大使維加諾（Carlo Maria Vigano），在8月25日趁教宗方濟各在教會性侵事件爭議之下訪問愛爾蘭時，在《全美天主教紀錄》（National Catholic Register），指責方濟各包庇涉及性侵的主教，理應請辭。雖然維加諾並無提出實質證據，但其時間點之巧合，很明顯背後有政治動機。
郑永年：制度“隔离”与中国社会乱象
发布/2019年3月26日 3:30 AM
文/郑永年
来自/联合早报
最近四川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品安全事件成为中国的特大社会新闻，在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但这实在是说不上新闻，只是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这些年来不知道已经发生过多少次类似的事件，食品、药物、幼儿园、医院等等很多领域，随时都会发生类似的安全问题。每发生一次，社会就躁动一次，但平息下来之后，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等待着下一次发生，所不确定的只是不知道下一次会发生在哪里、发生在谁身上。
一旦这样的事件发生了，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政府的监管问题，认为这是政府监管不严所造成的。的确，监管问题也是这些年政府所强调的。实际上，各级政府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每次发生，有关政府部门就会面临来自社会和上级政府的双重压力。这样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甚至会对政府的治理合法性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因此，每当这样的事件发生，有关部门都会信誓旦旦地保证做好监管问题，找出该承担责任的人，很多人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有被送进监狱的，甚至也有被执行死刑的（尤其是药监领域）。不过，从这些年的经验来看，不管怎样的监管，都显得苍白无力。
监管是出了事情之后的监管，等出了事情再去监管，就比较晚了。通俗地说，监管类似于救火，着火了就自然要去救。但一旦起火了，损失就已经造成了。因此，就需要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探究为什么监管无效，是否可以在源头上控制甚至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谁也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能够找到源头加以防止，无疑是符合各方利益的。
是什么原因导致现有的监管无效呢？监管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难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宣称有完美的监管制度。但中国监管问题的起源具有特殊性，那就是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制度隔离”的现象，即监管者和普通人民并不在同一个制度体系里面，或者他们表面同处一个制度体系，但被一种制度所隔离。笔者从前称这种现象为“城堡”现象，即中国仍然有太多的特权系统，这些特权系统把监管者和老百姓隔离开来。
长期以来，医疗、教育、住房、食品等领域都存在着特权系统，以至于人们说，除了空气是官员和人民共享的之外，其他的都是官员独享的。除官员以外，有钱人因为有钱，也可以仿效政府制造出自己的特供系统。很显然，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大型民企，都有自己不同形式的“特供”系统。这样，留下的或者被特供系统所“抛弃”的便只是普通民众。
在医疗方面，中国盛行的实际上一直是传统类型的“太医制度”。各级领导和官员几乎都有大大小小的属于自己的“太医”。政府系统高级官员消耗着太多的医疗资源，退休官员享受着过度医疗和过度照料，形成穷人帮助特权者的医疗体制。在“太医制度”下，任何有利于民众的医疗改革就变得不可能，原因很简单，各级官员的健康乃至生命都和“太医”有关，这些“太医”对决策者和权力实施者具有太大的影响，任何理性的医疗改革方案都顶不上“太医们”对掌权者的耳语。
在教育方面，从幼儿园到大学，各级官员都有自己的渠道和方法，能够妥善安排和解决子女的就业问题。即使用权力解决不了的事情，也可以用钱来解决，在很多场合都是企业家和商人主动来帮助解决，这尤其表现在出国留学方面。中国官员的工资之低是路人皆知的，但看看哪位官员的小孩不是上的最好最贵的学校？这里面的腐败是不言而喻的。
政府和人民互相不信任局面
房地产一直困扰着中国社会，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房地产是政府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但绝对不是政府官员的问题。因为社会对房地产（天价住房）不满，房地产就成为政府的问题。官员的房地产仍然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即各级政府官员根据级别仍然能够享受官员住房。这些年尽管有变化，但充其量也只是“半商品化”，也就是说官员可以取得非市场价格的住房。
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尽管政府官员也和老百姓一样享受着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利益，但他们无需承担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任何风险。或者说，他们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利益相关者”，而是“利益不相关者”。既然是“利益不相关”，如何希望他们做好对市场的监管呢？设想一下，如果所有官员和普通老百姓一样，都要在市场上购买食品、药物、住房、教育等，他们的监管动力机制肯定和现在的不一样。如果自己也和普通百姓一样有可能成为市场的受害者，他们就具有了强大的动力去监管市场。
在明了这个问题之后，也比较容易回答如何避免现行监管无效、如何改进监管制度的问题了，那就是废除特权、拆除隔离官员和老百姓的“城墙”。这样做，无论对改善市场经济环境还是对执政党长期执政，都具有重要性。
对市场经济而言，社会的一部分进入市场了，而另一部分却没有进入市场，这不能说是一个完全市场经济。进而，没有进入市场的这部分人有巨大的能量来操纵市场，这阻碍了市场的发育。更为重要的是，如上所述，这部分人在从市场获取巨大的好处的同时不用承担市场的风险，这就遏制了市场的“趋善”而张扬了市场的“恶”，并且市场之“恶”是由普通民众来承担的，从而使得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越来越分化。
从政治上来说，“拆墙”的意义更为深远，就是要解决执政党和人民趋向脱节的问题。执政党和人民脱节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并不是只有中国存在。在1949年建国之后就有所谓的“新阶级”问题。当时，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党执政之后，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和普通民众脱节。这个新形成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被那里的学者称之为“新阶级”，和之前的基于资本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区分开来。
这个“新阶级”便是人民不满的来源。为了在中国防止这种现象的产生，毛泽东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反对官僚主义，试图以周期性的“文革”方式（即所谓的“七、八年来一次”）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文革”的性质马上发生了变化，演变成领导人之间的权力之争，无论于执政党本身还是于整体社会，“文革”都是一场大灾难。不过，如何使得执政党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不是人民的“大老爷”，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尽管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发生变化，但并没有落实到具体的体制上。
这些年来，执政党对之也有诸多思考，希望通过各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包括定点定人扶贫（“帮扶”）、干部走访、考察、在地方短期居住等。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些很难起到有效作用，因为这些最终无一不沦落为形式主义，做做样子，干部自己不信，老百姓更不信。这些年，中国社会一直在讨论的“塔西陀陷阱”是有道理的，即政府和人民互相不信任的严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