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格莱枢机谈上海会议开启的新历程与当今教会的传教事业 上海教务会议 路易斯·安多尼·塔格莱枢机的总结发言 在结束今天上海教务会议召开百年纪念大会之际，其内容是如此丰富并充满让人惊喜的要点，我认为评估或概述讨论的内容和主题，是不太可能，甚或是无用的。 我们已确定上海会议不能如同一份存档而交给历史。因为它所提出的问题、所涉及的议题和所建议的解决方案，可以这么说，尽管时代变迁，依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因此，对在这次会议中讨论的许多开放性的主题有必要进行对照及对话，即便在此大会中涌现了多样不同的前景。 在我的讲话中，我尝试回顾许多方面中的一部分。它们那同道偕行的经验，对在历史进程中的当今和未来的教会及中国教会团体的使命，仍具有建议性。 一、首届中国教务会议象征着实现及标志我们当今教会富含同道偕行的召唤的完成 在上海会议开幕的庄严游行中，有45位头戴主教冠的高级神职人员。其中包括17位法国人、10位意大利人、5位西班牙人、5位比利时人、4位荷兰人、2位德国人和2位中国人。还有奥斯定会士、耶稣会士、遣使会士、多明我会士，以及来自巴黎、米兰、帕尔马、爱尔兰和美国的其他传教会成员。 宗座代表刚恒毅奉教宗庇护十一世之命主持会议，在他的开幕致辞中——正如陈瑞琪神父所提及的——引用了凯撒肋亚的优西比乌，将上海的会议比作尼西亚大公会议，在那里“相隔甚远的人，得以聚集一堂”。 刚恒毅随后表示，第一次中国主教会议标志着“中国的重生时代”。 强调之余，在所谓的“传教国家”中，从未有过这样一场在文化、国籍、语言和教会背景上如此广泛多样的教会大会，却是真的。 上海会议的与会者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会议在某些方面是一种中国土地上的“提前的梵二大公会议”。在上海，同道偕行并非以次要的，而是以教会生活的一个建设性且不可舍弃的幅度被展现出来。 正如教宗方济各在2021年10月18日对罗马教区所说的：“当谈到同道偕行的教会——正如《宗徒大事录》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必须避免将其视为众多标题之一，或是可预见的类似方式中的其中一种思考方式。 如同在尼西亚和梵二大公会议上那样，在上海，同道偕行也不只体现为泛泛而谈的劝勉或抽象的原则声明，却围绕着具有真正利益的问题，做出具体而共同的决定。 刚恒毅在他的讲话和回忆录中反复提到，会议的目的是为中国教会提供一个“传教法规”，无论是为当下还是未来，其核心——正如瓦伦特（Gianni Valente）提及的那样——是强烈呼吁定期在个别代牧区、在某区域和所有区域举行主教会议和教务会议。 二、第一次全国教务会议展示了教会的使命如何保护和促进各民族及其文化的尊严 《夫至大》和上海会议坚定地重申，福音的喜讯由教会来见证，在每一民族和所有民族中，以友谊和深切的好感面向他们的期待和美好的心愿，它应当在不强加自己的霸权和重要性下，在没有政治、社会或文化压力的情况下完成。 教宗本笃十五世曾谴责那些更多致力于增强各自国家权力而不是“扩展天主的国”的传教士的行为，称之为“使徒事业的真正灾难”。《夫至大》反复强调，基督信仰宣告在本质上对任何民族和任何人类社会都不是“外来的”。 今天，我们听到上海会议的许多法令旨在避免天主教被介绍和理解为一种由其他文明强加的宗教意识形态，或一种宗教帝国主义形式。 这种意识一直延续，直到我们这里。 圣若望保禄二世在《千禧年伊始》中写道，天主教“也将带着许多文化和民族的面容，在其内被接纳并扎根”。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第116条中重申，当一个团体接受救恩的宣告时，圣神就会以福音的变革力量使其文化丰饶。因此——教宗继续说道——“天主教不具有唯一的文化模式”，教会在其传教工作中也吸收了每一种文化和每一个民族提出的积极价值，这些价值“丰富了福音的传播、理解和生活方式”。“虽然确实有些文化与福音的传播和天主教思想的发展紧密相连，但启示信息并不等同于这些文化中的任何一种”，在福音传扬中，“没有必要将某种特定文化形式和福音传递一起强加于人，不论它是多么美丽和古老的”。 为此，教宗方济各（第117段）再次强调：“我们不能要求陆地上的所有民族在表达天主教信仰时模仿欧洲民族在历史某一特定时期所采用的方式，因为信仰不能被局限于某一种特定文化的理解和表达之中。单一文化不能穷尽基督救赎的奥秘。” 早在上海会议上，刚恒毅主教的传教敏感度就已经意识到“适应方法”的紧迫性。这种方法考虑到中国文化和政治现实，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深刻的变革阶段，充满了未知数，并且认识到有必要摆脱刚恒毅的学者们称为的“西方主义”，即“将天主教西方的所有文化外衣，转移到在非欧洲民族中的新兴教会中的倾向”。 正是对福音宣讲的热情使人们认识到，在教务会议前的时期，走了错误的道路。 传教事业与西方列强的殖民战略之间的混淆，常常是被迫的，这损害了传教。 任何将天主教视为外部政治和利益的宗教旗帜的行为,都会助长对教会和传教士的不信任、敌意甚至仇恨。 正如今天多位演讲者所述，上海会议的工作和文件贯穿着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价值的持续关切。 福音宣讲与文化形式之间的区别，以及对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开放和重视，标志着梵二大公会议的教会更新。 今天，当各民族间的地理距离相对化时，这一指导原则被要求应对新的发展，如所谓的“文化混合”。事实上，各种文化、社会、民族及宗教的传统和归属，不应被用作身份认同的旗帜，以对抗合法全球化趋势，进而成为残酷冲突的温床。 上海会议的经验，以及梵二大公会议的经验，给我们建议了其他道路；即传统文化不应自我封闭，而与其他文化形成不可调和的对立，却应保持开放、进行交流和相互学习，以能造福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精英阶层。 “我是人，凡是人的事没有一样与我无关。”这句出自拉丁作家特伦提乌斯的名言指出了一个广阔而普遍的视野，在其中，身份可以在相互交流中奉献并找到富足，这对所有人及整个人类家庭都有利。 这正是教宗方济各在阿布扎比文件和《人类兄弟情谊》通谕中所指明的普世兄弟情谊视野。它并不抹去，而是包容各种身份和文化传统、可能的相遇和互相“感染”。在此一远景和普世性的开放之外，即便是当今对“本土化”或地方特性的呼吁，也可能演变为自我封闭、无力对话的内向，最终成为无益和不结果实的自恋退缩。每一种真正文化身份实际上总是在行程中！ 三、 福传的果实：真正的地方教会与罗马主教和其他地方教会共融 在上海会议期间，放弃无出口的道路，推动传教事业新起点的紧迫性——如帕罗林枢机的讲话中提及的——并不是一种对历史和传教历史的审判。 众所周知，在某些传教背景中，对上海教务会议和《夫至大》宗座牧函曾有不满和批评，指责其对传教士的工作缺乏感恩。 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那几年间的训导中，以及在上海会议的决议中，众多传教士的圣洁生活和无私奉献的使徒工作始终被视为福传的基本要素。他们使命的完成应该促成在中国主教和神父们带领下的地方教会的诞生和成长，就如所有教会历史中所发生的一样。 因此，建立一个中国的传教教会，它是以自身本土形象和身份生活的教会，不是自我为中心的退缩或封闭，而是始终向普世教会和其他地方教会开放。这种开放性在与罗马主教，即与圣伯多禄继任者的共融中得以保存及保障。 上海会议对尽快提升地方神职人员角色的迫切呼吁，以及不排斥本土神父担任任何负责人的角色，也应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不是为了在传教士和中国神父之间强加新的权力平衡，也不是出于策略原因，即试图迎合日益增长的中国民族主义。 相反，希望传教士播下的种子能够由属于中国人民的主教和神父结出果实，并且——如教宗方济各在他的讲话中提醒我们的——救恩的宣告能够用“母语”传给他们的人民与各团体。 四、刚恒毅，追随利玛窦足迹的先知人物 现在，在结束之际，我还想对那位上海会议的导演——刚恒毅总主教，他也是教务会议的宗座代表——说几句话。 大家都已经谈到了他，尤其是帕罗林枢机和刘国鹏教授。 当刚恒毅宗座代表离开中国后，他来到我们传信部工作。他成了我们部的秘书长，后来还成了枢机主教。 正如之前强调的，这位教会的仆人将来自世界各地而聚集于上海教务会议中的主教传教士们，视为一个标志，以表明全世界的教会都对在中国天主教教友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并充满爱意地参与其中。 教宗在他的视频讲话中说，教会的旅程曾经过，也正经过不可预见的道路，有时会品尝到依撒意亚先知所说的“困苦之饼和辛酸之水”。 我相信，刚恒毅主教和上海会议的许多神职人员会很高兴地看到今天中国天主教团体既完全是天主教的，又完全是中国的。 他们也会为中国天主教对来自罗马主教,即伯多禄继承人的建议和牧灵指示感到高兴。 与刚恒毅枢机保持一致，我们福音传播部的每一位都非常关注所有关乎我们中国兄弟姐妹的一切，并感受到他们的事件对整个普世教会有着重要的展示和分享。 可能会有问题、不理解和意外，但我们对中国天主教会的道路从不冷漠或无动于衷。 今天，与我们同在罗马的，有上海教区的沈斌主教。谁若曾跟进过中国教会的事件和它的过去历史，就知道所有的这些意味着什么。 感谢上主，即使在试探中祂也守护并接纳这个旅程。谢谢！ （Agenzia Fides 21/05/2024） ———— 教宗本笃十五世曾谴责那些更多致力于增强各自国家权力而不是“扩展天主的国”的传教士的行为，称之为“使徒事业的真正灾难”。 为美国努力奋斗的亚洲新闻、天亚社、陈日君，算不算“使徒事业的真正灾难”？ 为日本努力奋斗、为灭亡中国而传教的银色地平线，算不算“使徒事业的真正灾难”？ 这是你们的真实水准。其他的我就不一一点名了 ：）
抵制教皇方济各，抵制国务卿帕罗林，抵制周守仁，现在还要抵制福音传播部部长塔格莱，你们太累了 ：）
塔格莱枢机阐述首届中国天主教教务会议的现实意义 澳门（信仰通讯社）—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和新地方教会部代理部长路易斯·安东尼奥·塔格莱枢机向正在澳门举办的纪念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一百周年（1924-2024）国际学术会议《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上海会议）：历史与当代意义》发表视频讲话。六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研讨会在澳门圣若瑟大学举行。 在此，我们全文发表塔格莱枢机讲话全文：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在你们聚集在一起进行为期几天的研究、对话和辨别，纪念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二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天主教第一届教务会议（Primum Concilium Sinense）一百周年之际，我在罗马的传信部大楼，谨代表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和新地方教会部向你们每一位表示问候。 上海教务会议是中国天主教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许多方面，它所关注的问题和给出的答案与今天仍然密切相关。请允许我分享以下四点： 1）上海教务会议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端、一个新的起点，因为它把我们带回了教会使徒工作的真正源头和本质，也克服了殖民主义时期似乎普遍存在的误解。这种误解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它倾向于将基督信仰视为其他文明通过政治、社会或文化压力强加于人的宗教教义。这种误解成为传播福音的障碍，往往助长了对教会和传教士的不信任、敌意甚至仇恨。 上海教务会议遵循了教宗本笃十五世在《夫至大》宗座劝谕的教导。文件中，教宗重申，基督信仰“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不陌生”。正如教宗方济各经常反复强调的那样，耶稣带来的自由和治愈是给每一个人的礼物。 上海教务会议表明，传播福音的使命与一种文明和一种文化无关，恰恰为此，它保护和促进各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财富。因此，上海教务会议的文件中呼吁向中国文化和社会性价值观开放。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对立的时代，一些领域助长了所谓的“文明冲突”。上海教务会议指出了另一种可能：文化传统不是封闭的、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开放的，可以相互接触和交流。 2）上海会议召开时，出席会议的主教均为来自其他国家的传教士。大会为由中国主教领导的完全中国化的天主教会的茁壮成长奠定了基础。即使是这一意图，也不是出于策略或人的算计，而是因为在世间朝圣的教会的奥迹。 传播福音和每个人真正的使徒传教成果，总是诞生一个完全融入其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地方教会。但这种沉浸，这种教会在不同环境中的存在，绝不会使地方教会成为一个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的现实。每个地方教会总是与其他地方教会和整个普世教会共融。 3) 上海会议也代表了同道偕行的实现，因着教宗方济各的训导，同道偕行在我们这个时代再次被强烈地重新提出。 在教宗比约十一世授意下主持召开首届中国教务会议的首任宗座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将上海教务会议比作尼西亚大公会议，即“相距甚远的人聚集在了一起”。 同样，出席上海教务会议的神长们体会到，同道偕行不是教会生活中的次要层面，而是教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结构体制性因素。 教宗方济各为罗马宗座传信大学和信仰通讯社联合主办的纪念上海教务会议百年大会发表的视频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神长们在上海的中国教务会议中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众议精神的经验，一起做出了重大决定，圣神使他们聚集一堂，在他们中增进了和谐，将大家带上他们中许多人都从未想象过的道路，同时也克服了困惑和阻力。引导教会的圣神也是如此”。上海教区沈斌主教也专程来到罗马，于五月二十一日出席了在传大礼堂举行的纪念大会。 4) 我还要向刚恒毅枢机致敬，人性方面而言，作为首任驻华宗座代表，他堪称是上海教务会议的伟大领袖。 沿着利玛窦神父的足迹，刚枢机实施了《夫至大》计划。我们可以从这位具有创造力的先知性人物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教宗方济各在视频讲话中还强调，“在上海教务会议中，也得益于刚恒毅总主教的贡献，圣座与在中国的教会之间的共融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造福全体中国人民的果实”。 我祈祷，愿在首届中国教务会议的光照下，你们能更清楚地看到我们与中国弟兄姐妹同行的道路，以便在我们共同见证耶稣基督信仰中，“结出……造福全体中国人民的果实”。愿天主降福你们！ （Agenzia Fides 28/06/2024）
在记忆与预言之间，中国上海教务会议文件的启示 di Gianni Valente 在塔格莱枢机的总结之前，在所有让我们感受到上海会议影响力的报告之后，我的发言集中在一些细节上。因为刚恒毅主教和上海会议的伟大传教直觉并不仅仅停留在原则声明上，而是具体体现在大量明确而详细的准则中，这些准则在法令中和决议案中审批颁布。 在提及各个条文之前，先做一个总体的说明： 中国教务会议围绕着两个主要框架展开，即《1917年教会法典》和宗座牧函《夫至大》。中国教务会议的文件，并且大量引用了宗座牧函《夫至大》。这意味着中国教务议遵循了教会的纪律，正是在这种传统的方式，会议才能产生大胆、创新的改革，以及针对特定情况的调整。而这些正是传教法的力量和有效处所在。 摆脱殖民 上海会议的许多法令、规定和决议案都被一个共同的主题贯穿：迫切地使中国的天主教和活动摆脱束缚，即一切可能使教会看起来像是为外国势力服务殖民的束缚。会议不断强调不要将基督教视为西方帝国主义政策的宗教的附庸。 我提及其中的一些命令： • 首先，会议要求外国传教士不参与与本国和其他外国的政治和商业活动，不加入政治协会，除非得到自己主教的特别豁免。 • 第25条规定，传教士在传教和工作中必须避免“使当地人长期存在的偏见，即传播信仰是为了给某个或者国家带来利益”（§ 25）。 • • 教堂和传教所的标牌和招牌必须使用中文字符，并且不应包含对外国国家和民族的任何提及。所有的信徒、传教士和神父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所有正当法律。 • • 对于仍然保证外国势力保护传教活动的法律，会议将关于“保护权”的所有问题交由圣座决定。但同时，会议规定尽可能少地寻求外部势力的帮助，只有在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的紧急情况下才可以这样做 会议表达的26条建议中的第一条呼吁根据宗座传信部之前的法令（1924年3月26日），要求从教堂和传教所移除先前悬挂的外国国旗和标志。解释说，这是为了避免那些去这些教堂和传教所的天主教徒被指控为不爱国。 在涉及教堂和传教建筑的法令中（第448条至第453条），建议采用中国的建筑风格，以区别于欧洲的建筑风格，并避免与外国使馆区混同。特别强调，这些使馆区在中国公民眼中显得令人厌恶。 • 公会议承认对自己国家的热爱是正当的，并且应该受到保护。但是，在中国与外国发生冲突时，建议传教士谨慎行事，保持中立态度，避免将对外国势力的怨恨转向传教活动。 • 要求传教士与中国当局建立友好关系，增加接触，以提升教会在中国社会中的声望。《法典》第698条中写道：“通过与当局的良好关系，可以消除偏见，有时可以避免迫害，并且更容易为教会争取利益。” 许多规范和法令包含针对传教士的规定，以使他们摆脱看似殖民时代遗留的习俗。前提条件——例如在第18条会议法令中表述的那样——是“任何修会都不应将传教视为其私事，也不应将传教视为其休会的财产”。 在这方面，最具象征意义的规定之一是废除在公共活动中的跪拜礼和优先权。 在公会议之前，教友被要求在传教士面前跪拜以示尊重。这一做法曾经被认为是与中国的礼仪，为有权威的人所保留下来的。公会法令的第54条废除了跪拜，改为简单地低头鞠躬。这一改变是刚恒毅主教烈推动的，他在抵达中国时被传教士跪拜的情景所困扰。 中国教务会议的规定要求传教士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它们敦促他们深入学习当地语言，以流利且正确地说汉语（不满足于粗浅的了解）；提醒他们不应批评中国人民的习俗、风俗和法律；关于服装，要求传教士穿着他们的宗教服装，避免穿着西式世俗服装；传教士还被要求避免推广自己母语的学习。 一切为了传扬基督 但是中国教务会议记录并不是一本修正过去错误的手册。每一页都关乎未来。人们试图摆脱殖民主义的负担，更加热切地希望在中国能够兴起一支年轻的本地教会。 这次教务会议重申，当一个教会拥有自己的教堂和本地的神职队伍时，它才能真正称得上根植于一个地方的教会。第131条规定，对于显示出合适性的本地神职人员，不得禁止其担任任何教会职务。第132条要求尽早开始从中国神职人员中选拔主教候选人。 在鼓励传教士之间建立兄弟般的关系的呼吁背后，也意味着需要设想在由来自其他国家的主教领导的教会中，传教士与本地神职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时，外籍的传教士对本地神职人员的傲慢态度会带有歧视性的语气，甚至带有种族主义的倾向。 这次中国教会会议促进了本地修会团体的建立。会议议程还包括成立专家委员会，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以及其他负责编写教理问答、教材和出版公告的委员会。 有58条条款专门针对学校和教育事业。其他条款则涉及慈善事业，强调这些事业并非单纯的社会救助，而是在对穷人和受苦者的慈爱中彰显了“上帝的荣耀”和他“为了拯救灵魂”的作为。 许多准则是为平信徒保留的，强调迫切需要促进平信徒团体的建立，特别是要重视教理的工作。第47章专门用8条准则讨论教理传授，要求他们具备良好的准备，并充满使徒热情，以免被非基督徒视为单纯为了薪水而传教的雇佣兵。 当没有神父时，负责团体的平信徒也被授权主持洗礼和祝福婚礼，并召集团体祈祷。 在第四卷（《关于福传工作》）中还包含一些有趣的指示，例如，邀请教区主教“频繁且简短”写的牧函，以父亲的身份跟进团体的进程，并强调要按照《教会法典》建立的合议机构来构建教会共融。 第584条强调了在各个代牧区召开公会议，主教会议、和神职人员会议的必要性，以及定期举行地区和全体公会议，其中后者至少每20年举行一次。 此外，其中一条建议向圣座提出，要求对教区和教会管辖区进行新的划分，从现有的5个地区调整为17个教会管辖区，大致对应当时的省级行政区划。 这次教务会议的文件中充满了对中国人民表示尊重和关怀的注解和规定。建议重视中国传统美德，如对父母的孝道，同时禁止天主教徒由家庭为未成年子女安排的婚姻。 对与葬礼相关的被称为“迷信”的做法及一些 中欧力仍然保持距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礼仪”（刚恒毅主教的说法）的可怕问题仍未解决。与此同时，也强调了摒弃优越感关于中国文化和习俗。 第709条承认，许多迷信源于儒教、佛教和道教，但指出应将孔子、孟子和老子视为生活在基督之前的哲学家，他们认可并追随重要的价值观。当然，这些人物不应被神化，但也不应被妖魔化或排斥。 有一个具体问题在会议中倡导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那就是会议提到的鸦片问题。由于西方列强的犯罪政策和地缘政治策略，鸦片在中国人口中造成了大量受害者。 天主教会在上海会议上提出了详细的规定，以帮助根除这一灾难。要求代牧们成立平信徒委员会，组织反对鸦片贸易的运动（第431条）。鸦片的种植和吸食被天主教禁止（第432条）。 鸦片贸易在当时的中国及其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中意味着什么是众所周知的。英国轰炸中国港口，发动了“鸦片战争”，用炮火强迫中国接受鸦片贸易。这是殖民政策对中国最为罪恶的一幕之一。而在上海会议上，立场是明确的。 最后一点注释：中国教务会议几乎被当时的传教专业报刊所忽视。当时最重要的杂志仅仅转载了《罗马观察报》的一篇文章。他们对《夫至大》宗座牧函也几乎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百年过去了，可以说他们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关于他们的工作。那时的传教士报刊编辑们被固有的刻板印象所束缚，没有意识到他们手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没有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上海的中国教务会议中，那个神秘的回声是使教会教会活跃并在历史长河中前行。 （Agenzia Fides 22/05/2024） ———— 我断言：天主教永远做不到这些！
上者：塑造世界如自己所愿 中者：适应世界 下者：愤世嫉俗，写文章发牢骚（天主教大把这样的神父）
杨永强就任杭州教区主教强调坚持中国天主教中国化方向 天主教杭州教区新任主教杨永强强调，将坚持中国天主教中国化方向，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由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办的“中国天主教”网站公布，杭州教区星期四（6月27日）举行杨永强主教就职仪式。 杨永强说，将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坚持中国天主教中国化方向，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负责欧盟外交与安全的高级代表博雷利：美国早就不是世界盟主 亚洲新闻以为还可以利用天主教在中国搞事？
為中國教會祈禱 周守仁：傳福音不應帶政治目的 【明報專訊】昨日是「為中國教會祈禱日」，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主持彌撒。他講道時表示，教會的任務是傳福音，不應帶有政治目的，強調作為好公民和好基督徒不存在矛盾。他又表示，中國教會未來必須繼續推動本地化。 「好公民好基督徒沒矛盾」 天主教香港教區昨在中環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舉行「為中國教會祈禱」彌撒，周守仁在講道時引述首名駐華宗座代表剛恆毅樞機，指出教會的任務是傳福音而非殖民，並表示教宗方濟各曾言，教會任務不應存有政治目的，認為好公民和好教徒之間沒有內在矛盾。 指中國教會續本地化 周守仁指出，為中國教會祈禱不代表對方出現特別重大問題，香港教會也有自身面對的問題，強調互相代禱是表達關懷和支持的方式，為他人的需要表示理解，在靈性上站在一起，別讓對方感到孤獨或被遺忘；他又說，不用同意所有事情才為對方祈禱。1924年中國舉行首屆天主教教務會議，周守仁表示，當時為教會發展訂立重要方針，包括容許主教逐步轉為本地人，形容是教會本地化的轉捩點。他說，中國教會100年前已開始本地化，未來亦要繼續。 周守仁上任後積極與內地教會交流，去年4月他率團訪京，是回歸後首名訪京的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 及後天主教北京教區總主教李山去年11月訪港，亦是首次有內地教區人員在中環座堂參與彌撒。 上月底，周守仁率團訪問廣東，表示將會「以實際行動愛國家、愛同胞」。
特朗普被定罪后 支持者在网上呼吁暴力报复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对纽约陪审团裁定特朗普34项重罪罪名成立感到愤怒，纷纷在亲特朗普的网站上呼吁发动暴乱、革命和以暴力报复。 77岁的特朗普被控试图掩盖他与色情片女星丹尼尔斯（Stormy Daniels）的性事，伪造商业记录，以掩盖他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前向丹尼尔斯支付13万美元（约17.5万新元）的封口费，以避免影响他的总统竞选。 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经过两天审议，于星期四（5月30日）裁定特朗普被控的34项罪名全部成立。对于特朗普每项罪名的裁决都须取得全体陪审员的一致同意。 根据路透社对三个亲特朗普网站进行的调查，包括特朗普自家社媒平台Truth Social、Patriots.Win和Gateway Pundit的评论区内容，在特朗普被判有罪后，他的支持者在网上发布了数十条暴力帖子。 有人呼吁袭击陪审员、处决曼哈顿刑事法院法官默坎（Juan Merchan），或直接发动内战和武装叛乱。 Patriots.Win的一名评论员呼吁“在纽约走投无路的人给默坎一个教训”，还说希望默坎“被非法移民砍死”。 在Gateway Pundit网站，一名发帖者“建议”枪杀自由派人士，帖文称“是时候制止那些左翼分子”，还是“这不能通过投票来解决”。
#以色列拟认定联合国机构为恐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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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格莱枢机谈上海会议开启的新历程与当今教会的传教事业
上海教务会议
路易斯·安多尼·塔格莱枢机的总结发言
在结束今天上海教务会议召开百年纪念大会之际，其内容是如此丰富并充满让人惊喜的要点，我认为评估或概述讨论的内容和主题，是不太可能，甚或是无用的。
我们已确定上海会议不能如同一份存档而交给历史。因为它所提出的问题、所涉及的议题和所建议的解决方案，可以这么说，尽管时代变迁，依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因此，对在这次会议中讨论的许多开放性的主题有必要进行对照及对话，即便在此大会中涌现了多样不同的前景。
在我的讲话中，我尝试回顾许多方面中的一部分。它们那同道偕行的经验，对在历史进程中的当今和未来的教会及中国教会团体的使命，仍具有建议性。
一、首届中国教务会议象征着实现及标志我们当今教会富含同道偕行的召唤的完成
在上海会议开幕的庄严游行中，有45位头戴主教冠的高级神职人员。其中包括17位法国人、10位意大利人、5位西班牙人、5位比利时人、4位荷兰人、2位德国人和2位中国人。还有奥斯定会士、耶稣会士、遣使会士、多明我会士，以及来自巴黎、米兰、帕尔马、爱尔兰和美国的其他传教会成员。
宗座代表刚恒毅奉教宗庇护十一世之命主持会议，在他的开幕致辞中——正如陈瑞琪神父所提及的——引用了凯撒肋亚的优西比乌，将上海的会议比作尼西亚大公会议，在那里“相隔甚远的人，得以聚集一堂”。
刚恒毅随后表示，第一次中国主教会议标志着“中国的重生时代”。
强调之余，在所谓的“传教国家”中，从未有过这样一场在文化、国籍、语言和教会背景上如此广泛多样的教会大会，却是真的。
上海会议的与会者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会议在某些方面是一种中国土地上的“提前的梵二大公会议”。在上海，同道偕行并非以次要的，而是以教会生活的一个建设性且不可舍弃的幅度被展现出来。
正如教宗方济各在2021年10月18日对罗马教区所说的：“当谈到同道偕行的教会——正如《宗徒大事录》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必须避免将其视为众多标题之一，或是可预见的类似方式中的其中一种思考方式。
如同在尼西亚和梵二大公会议上那样，在上海，同道偕行也不只体现为泛泛而谈的劝勉或抽象的原则声明，却围绕着具有真正利益的问题，做出具体而共同的决定。
刚恒毅在他的讲话和回忆录中反复提到，会议的目的是为中国教会提供一个“传教法规”，无论是为当下还是未来，其核心——正如瓦伦特（Gianni Valente）提及的那样——是强烈呼吁定期在个别代牧区、在某区域和所有区域举行主教会议和教务会议。
二、第一次全国教务会议展示了教会的使命如何保护和促进各民族及其文化的尊严
《夫至大》和上海会议坚定地重申，福音的喜讯由教会来见证，在每一民族和所有民族中，以友谊和深切的好感面向他们的期待和美好的心愿，它应当在不强加自己的霸权和重要性下，在没有政治、社会或文化压力的情况下完成。
教宗本笃十五世曾谴责那些更多致力于增强各自国家权力而不是“扩展天主的国”的传教士的行为，称之为“使徒事业的真正灾难”。《夫至大》反复强调，基督信仰宣告在本质上对任何民族和任何人类社会都不是“外来的”。
今天，我们听到上海会议的许多法令旨在避免天主教被介绍和理解为一种由其他文明强加的宗教意识形态，或一种宗教帝国主义形式。
这种意识一直延续，直到我们这里。
圣若望保禄二世在《千禧年伊始》中写道，天主教“也将带着许多文化和民族的面容，在其内被接纳并扎根”。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第116条中重申，当一个团体接受救恩的宣告时，圣神就会以福音的变革力量使其文化丰饶。因此——教宗继续说道——“天主教不具有唯一的文化模式”，教会在其传教工作中也吸收了每一种文化和每一个民族提出的积极价值，这些价值“丰富了福音的传播、理解和生活方式”。“虽然确实有些文化与福音的传播和天主教思想的发展紧密相连，但启示信息并不等同于这些文化中的任何一种”，在福音传扬中，“没有必要将某种特定文化形式和福音传递一起强加于人，不论它是多么美丽和古老的”。
为此，教宗方济各（第117段）再次强调：“我们不能要求陆地上的所有民族在表达天主教信仰时模仿欧洲民族在历史某一特定时期所采用的方式，因为信仰不能被局限于某一种特定文化的理解和表达之中。单一文化不能穷尽基督救赎的奥秘。”
早在上海会议上，刚恒毅主教的传教敏感度就已经意识到“适应方法”的紧迫性。这种方法考虑到中国文化和政治现实，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深刻的变革阶段，充满了未知数，并且认识到有必要摆脱刚恒毅的学者们称为的“西方主义”，即“将天主教西方的所有文化外衣，转移到在非欧洲民族中的新兴教会中的倾向”。
正是对福音宣讲的热情使人们认识到，在教务会议前的时期，走了错误的道路。
传教事业与西方列强的殖民战略之间的混淆，常常是被迫的，这损害了传教。
任何将天主教视为外部政治和利益的宗教旗帜的行为,都会助长对教会和传教士的不信任、敌意甚至仇恨。
正如今天多位演讲者所述，上海会议的工作和文件贯穿着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价值的持续关切。
福音宣讲与文化形式之间的区别，以及对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开放和重视，标志着梵二大公会议的教会更新。
今天，当各民族间的地理距离相对化时，这一指导原则被要求应对新的发展，如所谓的“文化混合”。事实上，各种文化、社会、民族及宗教的传统和归属，不应被用作身份认同的旗帜，以对抗合法全球化趋势，进而成为残酷冲突的温床。
上海会议的经验，以及梵二大公会议的经验，给我们建议了其他道路；即传统文化不应自我封闭，而与其他文化形成不可调和的对立，却应保持开放、进行交流和相互学习，以能造福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精英阶层。
“我是人，凡是人的事没有一样与我无关。”这句出自拉丁作家特伦提乌斯的名言指出了一个广阔而普遍的视野，在其中，身份可以在相互交流中奉献并找到富足，这对所有人及整个人类家庭都有利。
这正是教宗方济各在阿布扎比文件和《人类兄弟情谊》通谕中所指明的普世兄弟情谊视野。它并不抹去，而是包容各种身份和文化传统、可能的相遇和互相“感染”。在此一远景和普世性的开放之外，即便是当今对“本土化”或地方特性的呼吁，也可能演变为自我封闭、无力对话的内向，最终成为无益和不结果实的自恋退缩。每一种真正文化身份实际上总是在行程中！
三、 福传的果实：真正的地方教会与罗马主教和其他地方教会共融
在上海会议期间，放弃无出口的道路，推动传教事业新起点的紧迫性——如帕罗林枢机的讲话中提及的——并不是一种对历史和传教历史的审判。
众所周知，在某些传教背景中，对上海教务会议和《夫至大》宗座牧函曾有不满和批评，指责其对传教士的工作缺乏感恩。
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那几年间的训导中，以及在上海会议的决议中，众多传教士的圣洁生活和无私奉献的使徒工作始终被视为福传的基本要素。他们使命的完成应该促成在中国主教和神父们带领下的地方教会的诞生和成长，就如所有教会历史中所发生的一样。
因此，建立一个中国的传教教会，它是以自身本土形象和身份生活的教会，不是自我为中心的退缩或封闭，而是始终向普世教会和其他地方教会开放。这种开放性在与罗马主教，即与圣伯多禄继任者的共融中得以保存及保障。
上海会议对尽快提升地方神职人员角色的迫切呼吁，以及不排斥本土神父担任任何负责人的角色，也应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不是为了在传教士和中国神父之间强加新的权力平衡，也不是出于策略原因，即试图迎合日益增长的中国民族主义。
相反，希望传教士播下的种子能够由属于中国人民的主教和神父结出果实，并且——如教宗方济各在他的讲话中提醒我们的——救恩的宣告能够用“母语”传给他们的人民与各团体。
四、刚恒毅，追随利玛窦足迹的先知人物
现在，在结束之际，我还想对那位上海会议的导演——刚恒毅总主教，他也是教务会议的宗座代表——说几句话。
大家都已经谈到了他，尤其是帕罗林枢机和刘国鹏教授。
当刚恒毅宗座代表离开中国后，他来到我们传信部工作。他成了我们部的秘书长，后来还成了枢机主教。
正如之前强调的，这位教会的仆人将来自世界各地而聚集于上海教务会议中的主教传教士们，视为一个标志，以表明全世界的教会都对在中国天主教教友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并充满爱意地参与其中。
教宗在他的视频讲话中说，教会的旅程曾经过，也正经过不可预见的道路，有时会品尝到依撒意亚先知所说的“困苦之饼和辛酸之水”。
我相信，刚恒毅主教和上海会议的许多神职人员会很高兴地看到今天中国天主教团体既完全是天主教的，又完全是中国的。
他们也会为中国天主教对来自罗马主教,即伯多禄继承人的建议和牧灵指示感到高兴。
与刚恒毅枢机保持一致，我们福音传播部的每一位都非常关注所有关乎我们中国兄弟姐妹的一切，并感受到他们的事件对整个普世教会有着重要的展示和分享。
可能会有问题、不理解和意外，但我们对中国天主教会的道路从不冷漠或无动于衷。
今天，与我们同在罗马的，有上海教区的沈斌主教。谁若曾跟进过中国教会的事件和它的过去历史，就知道所有的这些意味着什么。
感谢上主，即使在试探中祂也守护并接纳这个旅程。谢谢！
（Agenzia Fides 21/0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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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本笃十五世曾谴责那些更多致力于增强各自国家权力而不是“扩展天主的国”的传教士的行为，称之为“使徒事业的真正灾难”。
为美国努力奋斗的亚洲新闻、天亚社、陈日君，算不算“使徒事业的真正灾难”？
为日本努力奋斗、为灭亡中国而传教的银色地平线，算不算“使徒事业的真正灾难”？
这是你们的真实水准。其他的我就不一一点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