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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私人公众号感慨：天主教完了

怎么，不是说天主自会照料？

专家学者在西安聚焦中国土地上的古老东方教会
Gianni Valente

西安（信仰通讯社）—大秦寺塔虽已破旧不堪，无法使用，但仍然矗立在距离西安市几十公里外的周至县群山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人员和学者表示，这座佛塔在被佛教徒收购和使用之前是一座教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存最古老的教堂。它是第一批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基督徒建造的：古代东方叙利亚教会的修士们在古代晚期就已定居中国，并将修道院建在了这座基督教堂-宝塔旁。

一六二五年，“大秦景教流行碑”在现在的周至教区出土，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它是考古文物/见证，证明早在公元六三五年，东方教会的传教士们就在中国首次宣讲了基督信仰。这块石碑的仿制品就矗立在大秦寺“基督教塔”旁。令人震惊的是，近年来，正是在周至教区的城镇和山村，数以百计的天主教司铎和修女圣召蓬勃兴起，这些地方与基督教传入中国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开端息息相关。

于公元七八一年完成的石碑（正如碑文上写）是“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在汉语中，“大秦”一词最初仅指罗马帝国。后来，这个词被用来专指在中国永久定居的叙利亚教会团体。

一千多年后，中国大陆的学者和学术界仍在关注基督信仰在中国大地上的开端。而这一开端，在西方学术界往往被遗忘、被剔除和不为人知。七月五日至七日在西安陕西宾馆举行的“2024东方叙利亚教会论坛”（中文简称“西安国际景教论坛”）就体现了这一点。

一次基督信仰研讨会

二O二四年西安国际景教论坛主题是“新方向、新史料和新发现”。由中国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主办，来自中国大陆、澳门和意大利的二十多位学者在论坛上发言。中国多个教区（西安、上海、北京）的司铎也参加了会议。

一些报告总结了近期在东方教会在中国大地上重要活动区域内所取得的考古成果。这些研究工作，使我们得以重建那些聚集在寺院周边地区基督信仰团体日常生活的节奏和习俗。中山大学刘文锁在《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的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报告中强调，“在遗址中发现的属于不同时代的物品，证明了古代东方教会的遗址和团体在中国的存在持续了数百年”。

其他具有历史、史学和神学-教义性质的发言中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和见解，有助于把握这一经历的范围，以及在唐朝（公元 618-907 年）和元朝（公元 1272-1368 年）期间促成基督信仰与中国之间富有成果的相遇之道路。

意大利洛皮亚诺索菲亚大学的罗伯托·卡塔拉诺教授指出，东方教会的修士们沿着丝绸之路从波斯来到中国。他们人数很少，并没有政治目的或要使中国皈依基督信仰的“计划”。特别是在开始阶段，他们采用了一种类似于第一批宗徒们的“巡回式”宣讲方式，不是将基督信仰作为一种“强加于人的宗教”，而是一种“谦卑的建议”、一种在多元和跨宗教背景下提供的礼物。他们的出现并没有成为与社会和政治秩序“对立”的力量：他们请求并等待中国皇帝的同意。在教堂中展示皇帝的肖像，就是向所有人表明他们已经获得了帝国的授权。

修士们到达中国后，在向其他民族阐释基督信仰的过程中，吸收了佛教、道教和中国古典文献中的术语。发言中，特里维内托神学院院长安德烈亚·托尼奥洛神父表示，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尝试用不同于闪米特语或罗马希腊语起源的文化语言，用中文概述神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国鹏教授肯定地指出，“通过这些方式，基督教信仰与道教思想语言在这一领域实现了某种融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丁锐中在发言中表示，“甚至对耶稣之母玛利亚的敬礼，也是以中国文化祖先传统所熟悉的形式和口吻提出的”。

十七世纪，葡萄牙耶稣会士阳马诺（曼努埃尔·迪亚斯）和他的意大利同伴艾儒略（朱利奥·阿莱尼）、卫匡国（马蒂诺·马蒂尼）寻求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传播福音的新途径。浙江万里学院侯昕和福建师范大学的杨虹帆，讲述了东方教会在中国大地上的故事是如何成为一个参照点的，这一历史经历被视为“神迹”。而基督信仰在中国大地上每一次名副其实的“新开端”，都要与之重新联系起来。

一批权威中国学者和学术界人士也高度评价了景教的传教经历，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经历。在孔子的土地上，作为来自中东的救恩宣讲的传播者，基督信仰团体不再被视为“外来宗教”的表现形式。华南农业大学的殷小平教授在报告中阐明了“岭南大学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工作尤为出色，他们努力证明了这些团体在适应中国国情的道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比之下，中国以外的史学界和出版物对景教的解读却一再显得模棱两可。米兰圣心大学教授保罗·德乔瓦尼指出，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学术界甚至质疑西安景教碑的真实性、质疑其存在。因为这一历史发现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神话”，证明了中国皇帝保护基督徒的作为。在传教界，特别是福音教派和新教传教士的重新解释中，寺院和主教区网络的消失被视为历史性失败，而东方教会在中国的整个悠久历史都被归咎到这一过度模仿的态度上。在现代西方传教士看来，这一教会在提出自己的“身份”时犹豫不决，以至于没有将自己与佛教或道教的信徒区分开来。即使在那个年代，也只有少数东方学者对古代东方教会的传教冒险提出了不同的创新观点：在《景教中国纪念碑》一书中，日本人关芳弘将在波斯、蒙古和中国领土上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主教、修士和基督徒的存在描述为一种“基督教文明”，在某些方面类似于那几个世纪正在欧洲形成的“基督教文明”。

“消失的”东方教会与“中国化”

西安会议最后表明，这是一次围绕东方教会在中国历史开展深入研究和文化交流的契机。中国学者们明确表示，要研究和加强早在西方现代历史阶段开始之前基督信仰与中国文明之间的相遇。

那次相遇中，一个传播基督信仰宣讲的团体来到中国，它没有将自己作为“舶来品”强加于人。经过漫长而耐心的过程，基督信仰经验适应了中国唐朝和元朝文化及社会政治背景，从而得以蓬勃发展。

今天，中国学者和学术界对在华东方教会历史的关注，也可以为中国政府要求宗教信仰团体“中国化”提供有趣的见解。与历史进程的真实发展加以对比，总有助于消除误解、束缚、机械唯物主义和意识形态影响。

（Agenzia Fides 17/07/2024）

塔格莱枢机谈上海会议开启的新历程与当今教会的传教事业

上海教务会议
路易斯·安多尼·塔格莱枢机的总结发言

在结束今天上海教务会议召开百年纪念大会之际，其内容是如此丰富并充满让人惊喜的要点，我认为评估或概述讨论的内容和主题，是不太可能，甚或是无用的。

我们已确定上海会议不能如同一份存档而交给历史。因为它所提出的问题、所涉及的议题和所建议的解决方案，可以这么说，尽管时代变迁，依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因此，对在这次会议中讨论的许多开放性的主题有必要进行对照及对话，即便在此大会中涌现了多样不同的前景。

在我的讲话中，我尝试回顾许多方面中的一部分。它们那同道偕行的经验，对在历史进程中的当今和未来的教会及中国教会团体的使命，仍具有建议性。

一、首届中国教务会议象征着实现及标志我们当今教会富含同道偕行的召唤的完成

在上海会议开幕的庄严游行中，有45位头戴主教冠的高级神职人员。其中包括17位法国人、10位意大利人、5位西班牙人、5位比利时人、4位荷兰人、2位德国人和2位中国人。还有奥斯定会士、耶稣会士、遣使会士、多明我会士，以及来自巴黎、米兰、帕尔马、爱尔兰和美国的其他传教会成员。

宗座代表刚恒毅奉教宗庇护十一世之命主持会议，在他的开幕致辞中——正如陈瑞琪神父所提及的——引用了凯撒肋亚的优西比乌，将上海的会议比作尼西亚大公会议，在那里“相隔甚远的人，得以聚集一堂”。

刚恒毅随后表示，第一次中国主教会议标志着“中国的重生时代”。

强调之余，在所谓的“传教国家”中，从未有过这样一场在文化、国籍、语言和教会背景上如此广泛多样的教会大会，却是真的。

上海会议的与会者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会议在某些方面是一种中国土地上的“提前的梵二大公会议”。在上海，同道偕行并非以次要的，而是以教会生活的一个建设性且不可舍弃的幅度被展现出来。

正如教宗方济各在2021年10月18日对罗马教区所说的：“当谈到同道偕行的教会——正如《宗徒大事录》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必须避免将其视为众多标题之一，或是可预见的类似方式中的其中一种思考方式。

如同在尼西亚和梵二大公会议上那样，在上海，同道偕行也不只体现为泛泛而谈的劝勉或抽象的原则声明，却围绕着具有真正利益的问题，做出具体而共同的决定。

刚恒毅在他的讲话和回忆录中反复提到，会议的目的是为中国教会提供一个“传教法规”，无论是为当下还是未来，其核心——正如瓦伦特（Gianni Valente）提及的那样——是强烈呼吁定期在个别代牧区、在某区域和所有区域举行主教会议和教务会议。

二、第一次全国教务会议展示了教会的使命如何保护和促进各民族及其文化的尊严

《夫至大》和上海会议坚定地重申，福音的喜讯由教会来见证，在每一民族和所有民族中，以友谊和深切的好感面向他们的期待和美好的心愿，它应当在不强加自己的霸权和重要性下，在没有政治、社会或文化压力的情况下完成。

教宗本笃十五世曾谴责那些更多致力于增强各自国家权力而不是“扩展天主的国”的传教士的行为，称之为“使徒事业的真正灾难”。《夫至大》反复强调，基督信仰宣告在本质上对任何民族和任何人类社会都不是“外来的”。

今天，我们听到上海会议的许多法令旨在避免天主教被介绍和理解为一种由其他文明强加的宗教意识形态，或一种宗教帝国主义形式。

这种意识一直延续，直到我们这里。

圣若望保禄二世在《千禧年伊始》中写道，天主教“也将带着许多文化和民族的面容，在其内被接纳并扎根”。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第116条中重申，当一个团体接受救恩的宣告时，圣神就会以福音的变革力量使其文化丰饶。因此——教宗继续说道——“天主教不具有唯一的文化模式”，教会在其传教工作中也吸收了每一种文化和每一个民族提出的积极价值，这些价值“丰富了福音的传播、理解和生活方式”。“虽然确实有些文化与福音的传播和天主教思想的发展紧密相连，但启示信息并不等同于这些文化中的任何一种”，在福音传扬中，“没有必要将某种特定文化形式和福音传递一起强加于人，不论它是多么美丽和古老的”。

为此，教宗方济各（第117段）再次强调：“我们不能要求陆地上的所有民族在表达天主教信仰时模仿欧洲民族在历史某一特定时期所采用的方式，因为信仰不能被局限于某一种特定文化的理解和表达之中。单一文化不能穷尽基督救赎的奥秘。”

早在上海会议上，刚恒毅主教的传教敏感度就已经意识到“适应方法”的紧迫性。这种方法考虑到中国文化和政治现实，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深刻的变革阶段，充满了未知数，并且认识到有必要摆脱刚恒毅的学者们称为的“西方主义”，即“将天主教西方的所有文化外衣，转移到在非欧洲民族中的新兴教会中的倾向”。

正是对福音宣讲的热情使人们认识到，在教务会议前的时期，走了错误的道路。

传教事业与西方列强的殖民战略之间的混淆，常常是被迫的，这损害了传教。

任何将天主教视为外部政治和利益的宗教旗帜的行为,都会助长对教会和传教士的不信任、敌意甚至仇恨。

正如今天多位演讲者所述，上海会议的工作和文件贯穿着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价值的持续关切。

福音宣讲与文化形式之间的区别，以及对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开放和重视，标志着梵二大公会议的教会更新。

今天，当各民族间的地理距离相对化时，这一指导原则被要求应对新的发展，如所谓的“文化混合”。事实上，各种文化、社会、民族及宗教的传统和归属，不应被用作身份认同的旗帜，以对抗合法全球化趋势，进而成为残酷冲突的温床。

上海会议的经验，以及梵二大公会议的经验，给我们建议了其他道路；即传统文化不应自我封闭，而与其他文化形成不可调和的对立，却应保持开放、进行交流和相互学习，以能造福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精英阶层。

“我是人，凡是人的事没有一样与我无关。”这句出自拉丁作家特伦提乌斯的名言指出了一个广阔而普遍的视野，在其中，身份可以在相互交流中奉献并找到富足，这对所有人及整个人类家庭都有利。

这正是教宗方济各在阿布扎比文件和《人类兄弟情谊》通谕中所指明的普世兄弟情谊视野。它并不抹去，而是包容各种身份和文化传统、可能的相遇和互相“感染”。在此一远景和普世性的开放之外，即便是当今对“本土化”或地方特性的呼吁，也可能演变为自我封闭、无力对话的内向，最终成为无益和不结果实的自恋退缩。每一种真正文化身份实际上总是在行程中！

三、 福传的果实：真正的地方教会与罗马主教和其他地方教会共融

在上海会议期间，放弃无出口的道路，推动传教事业新起点的紧迫性——如帕罗林枢机的讲话中提及的——并不是一种对历史和传教历史的审判。

众所周知，在某些传教背景中，对上海教务会议和《夫至大》宗座牧函曾有不满和批评，指责其对传教士的工作缺乏感恩。

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那几年间的训导中，以及在上海会议的决议中，众多传教士的圣洁生活和无私奉献的使徒工作始终被视为福传的基本要素。他们使命的完成应该促成在中国主教和神父们带领下的地方教会的诞生和成长，就如所有教会历史中所发生的一样。

因此，建立一个中国的传教教会，它是以自身本土形象和身份生活的教会，不是自我为中心的退缩或封闭，而是始终向普世教会和其他地方教会开放。这种开放性在与罗马主教，即与圣伯多禄继任者的共融中得以保存及保障。

上海会议对尽快提升地方神职人员角色的迫切呼吁，以及不排斥本土神父担任任何负责人的角色，也应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不是为了在传教士和中国神父之间强加新的权力平衡，也不是出于策略原因，即试图迎合日益增长的中国民族主义。

相反，希望传教士播下的种子能够由属于中国人民的主教和神父结出果实，并且——如教宗方济各在他的讲话中提醒我们的——救恩的宣告能够用“母语”传给他们的人民与各团体。

四、刚恒毅，追随利玛窦足迹的先知人物

现在，在结束之际，我还想对那位上海会议的导演——刚恒毅总主教，他也是教务会议的宗座代表——说几句话。

大家都已经谈到了他，尤其是帕罗林枢机和刘国鹏教授。

当刚恒毅宗座代表离开中国后，他来到我们传信部工作。他成了我们部的秘书长，后来还成了枢机主教。

正如之前强调的，这位教会的仆人将来自世界各地而聚集于上海教务会议中的主教传教士们，视为一个标志，以表明全世界的教会都对在中国天主教教友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并充满爱意地参与其中。

教宗在他的视频讲话中说，教会的旅程曾经过，也正经过不可预见的道路，有时会品尝到依撒意亚先知所说的“困苦之饼和辛酸之水”。

我相信，刚恒毅主教和上海会议的许多神职人员会很高兴地看到今天中国天主教团体既完全是天主教的，又完全是中国的。

他们也会为中国天主教对来自罗马主教,即伯多禄继承人的建议和牧灵指示感到高兴。

与刚恒毅枢机保持一致，我们福音传播部的每一位都非常关注所有关乎我们中国兄弟姐妹的一切，并感受到他们的事件对整个普世教会有着重要的展示和分享。

可能会有问题、不理解和意外，但我们对中国天主教会的道路从不冷漠或无动于衷。

今天，与我们同在罗马的，有上海教区的沈斌主教。谁若曾跟进过中国教会的事件和它的过去历史，就知道所有的这些意味着什么。

感谢上主，即使在试探中祂也守护并接纳这个旅程。谢谢！

（Agenzia Fides 21/05/2024）

————
教宗本笃十五世曾谴责那些更多致力于增强各自国家权力而不是“扩展天主的国”的传教士的行为，称之为“使徒事业的真正灾难”。

为美国努力奋斗的亚洲新闻、天亚社、陈日君，算不算“使徒事业的真正灾难”？
为日本努力奋斗、为灭亡中国而传教的银色地平线，算不算“使徒事业的真正灾难”？
这是你们的真实水准。其他的我就不一一点名了 ：）

https://oldyosef.hkdavc.com/

陈日君就“主教会议”密集发声，质疑“同道偕行”。

但是很遗憾，负责全球传教事务的塔格莱部长，已经在近期几次发言中充分肯定“同道偕行”，算是一种定调。

所以，陈的“博客治教”，只是一种饭后牢骚。

塔格莱枢机谈上海会议开启的新历程与当今教会的传教事业

上海教务会议
路易斯·安多尼·塔格莱枢机的总结发言

在结束今天上海教务会议召开百年纪念大会之际，其内容是如此丰富并充满让人惊喜的要点，我认为评估或概述讨论的内容和主题，是不太可能，甚或是无用的。

我们已确定上海会议不能如同一份存档而交给历史。因为它所提出的问题、所涉及的议题和所建议的解决方案，可以这么说，尽管时代变迁，依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因此，对在这次会议中讨论的许多开放性的主题有必要进行对照及对话，即便在此大会中涌现了多样不同的前景。

在我的讲话中，我尝试回顾许多方面中的一部分。它们那同道偕行的经验，对在历史进程中的当今和未来的教会及中国教会团体的使命，仍具有建议性。

一、首届中国教务会议象征着实现及标志我们当今教会富含同道偕行的召唤的完成

在上海会议开幕的庄严游行中，有45位头戴主教冠的高级神职人员。其中包括17位法国人、10位意大利人、5位西班牙人、5位比利时人、4位荷兰人、2位德国人和2位中国人。还有奥斯定会士、耶稣会士、遣使会士、多明我会士，以及来自巴黎、米兰、帕尔马、爱尔兰和美国的其他传教会成员。

宗座代表刚恒毅奉教宗庇护十一世之命主持会议，在他的开幕致辞中——正如陈瑞琪神父所提及的——引用了凯撒肋亚的优西比乌，将上海的会议比作尼西亚大公会议，在那里“相隔甚远的人，得以聚集一堂”。

刚恒毅随后表示，第一次中国主教会议标志着“中国的重生时代”。

强调之余，在所谓的“传教国家”中，从未有过这样一场在文化、国籍、语言和教会背景上如此广泛多样的教会大会，却是真的。

上海会议的与会者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会议在某些方面是一种中国土地上的“提前的梵二大公会议”。在上海，同道偕行并非以次要的，而是以教会生活的一个建设性且不可舍弃的幅度被展现出来。

正如教宗方济各在2021年10月18日对罗马教区所说的：“当谈到同道偕行的教会——正如《宗徒大事录》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必须避免将其视为众多标题之一，或是可预见的类似方式中的其中一种思考方式。

如同在尼西亚和梵二大公会议上那样，在上海，同道偕行也不只体现为泛泛而谈的劝勉或抽象的原则声明，却围绕着具有真正利益的问题，做出具体而共同的决定。

刚恒毅在他的讲话和回忆录中反复提到，会议的目的是为中国教会提供一个“传教法规”，无论是为当下还是未来，其核心——正如瓦伦特（Gianni Valente）提及的那样——是强烈呼吁定期在个别代牧区、在某区域和所有区域举行主教会议和教务会议。

二、第一次全国教务会议展示了教会的使命如何保护和促进各民族及其文化的尊严

《夫至大》和上海会议坚定地重申，福音的喜讯由教会来见证，在每一民族和所有民族中，以友谊和深切的好感面向他们的期待和美好的心愿，它应当在不强加自己的霸权和重要性下，在没有政治、社会或文化压力的情况下完成。

教宗本笃十五世曾谴责那些更多致力于增强各自国家权力而不是“扩展天主的国”的传教士的行为，称之为“使徒事业的真正灾难”。《夫至大》反复强调，基督信仰宣告在本质上对任何民族和任何人类社会都不是“外来的”。

今天，我们听到上海会议的许多法令旨在避免天主教被介绍和理解为一种由其他文明强加的宗教意识形态，或一种宗教帝国主义形式。

这种意识一直延续，直到我们这里。

圣若望保禄二世在《千禧年伊始》中写道，天主教“也将带着许多文化和民族的面容，在其内被接纳并扎根”。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第116条中重申，当一个团体接受救恩的宣告时，圣神就会以福音的变革力量使其文化丰饶。因此——教宗继续说道——“天主教不具有唯一的文化模式”，教会在其传教工作中也吸收了每一种文化和每一个民族提出的积极价值，这些价值“丰富了福音的传播、理解和生活方式”。“虽然确实有些文化与福音的传播和天主教思想的发展紧密相连，但启示信息并不等同于这些文化中的任何一种”，在福音传扬中，“没有必要将某种特定文化形式和福音传递一起强加于人，不论它是多么美丽和古老的”。

为此，教宗方济各（第117段）再次强调：“我们不能要求陆地上的所有民族在表达天主教信仰时模仿欧洲民族在历史某一特定时期所采用的方式，因为信仰不能被局限于某一种特定文化的理解和表达之中。单一文化不能穷尽基督救赎的奥秘。”

早在上海会议上，刚恒毅主教的传教敏感度就已经意识到“适应方法”的紧迫性。这种方法考虑到中国文化和政治现实，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深刻的变革阶段，充满了未知数，并且认识到有必要摆脱刚恒毅的学者们称为的“西方主义”，即“将天主教西方的所有文化外衣，转移到在非欧洲民族中的新兴教会中的倾向”。

正是对福音宣讲的热情使人们认识到，在教务会议前的时期，走了错误的道路。

传教事业与西方列强的殖民战略之间的混淆，常常是被迫的，这损害了传教。

任何将天主教视为外部政治和利益的宗教旗帜的行为,都会助长对教会和传教士的不信任、敌意甚至仇恨。

正如今天多位演讲者所述，上海会议的工作和文件贯穿着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价值的持续关切。

福音宣讲与文化形式之间的区别，以及对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开放和重视，标志着梵二大公会议的教会更新。

今天，当各民族间的地理距离相对化时，这一指导原则被要求应对新的发展，如所谓的“文化混合”。事实上，各种文化、社会、民族及宗教的传统和归属，不应被用作身份认同的旗帜，以对抗合法全球化趋势，进而成为残酷冲突的温床。

上海会议的经验，以及梵二大公会议的经验，给我们建议了其他道路；即传统文化不应自我封闭，而与其他文化形成不可调和的对立，却应保持开放、进行交流和相互学习，以能造福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精英阶层。

“我是人，凡是人的事没有一样与我无关。”这句出自拉丁作家特伦提乌斯的名言指出了一个广阔而普遍的视野，在其中，身份可以在相互交流中奉献并找到富足，这对所有人及整个人类家庭都有利。

这正是教宗方济各在阿布扎比文件和《人类兄弟情谊》通谕中所指明的普世兄弟情谊视野。它并不抹去，而是包容各种身份和文化传统、可能的相遇和互相“感染”。在此一远景和普世性的开放之外，即便是当今对“本土化”或地方特性的呼吁，也可能演变为自我封闭、无力对话的内向，最终成为无益和不结果实的自恋退缩。每一种真正文化身份实际上总是在行程中！

三、 福传的果实：真正的地方教会与罗马主教和其他地方教会共融

在上海会议期间，放弃无出口的道路，推动传教事业新起点的紧迫性——如帕罗林枢机的讲话中提及的——并不是一种对历史和传教历史的审判。

众所周知，在某些传教背景中，对上海教务会议和《夫至大》宗座牧函曾有不满和批评，指责其对传教士的工作缺乏感恩。

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那几年间的训导中，以及在上海会议的决议中，众多传教士的圣洁生活和无私奉献的使徒工作始终被视为福传的基本要素。他们使命的完成应该促成在中国主教和神父们带领下的地方教会的诞生和成长，就如所有教会历史中所发生的一样。

因此，建立一个中国的传教教会，它是以自身本土形象和身份生活的教会，不是自我为中心的退缩或封闭，而是始终向普世教会和其他地方教会开放。这种开放性在与罗马主教，即与圣伯多禄继任者的共融中得以保存及保障。

上海会议对尽快提升地方神职人员角色的迫切呼吁，以及不排斥本土神父担任任何负责人的角色，也应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不是为了在传教士和中国神父之间强加新的权力平衡，也不是出于策略原因，即试图迎合日益增长的中国民族主义。

相反，希望传教士播下的种子能够由属于中国人民的主教和神父结出果实，并且——如教宗方济各在他的讲话中提醒我们的——救恩的宣告能够用“母语”传给他们的人民与各团体。

四、刚恒毅，追随利玛窦足迹的先知人物

现在，在结束之际，我还想对那位上海会议的导演——刚恒毅总主教，他也是教务会议的宗座代表——说几句话。

大家都已经谈到了他，尤其是帕罗林枢机和刘国鹏教授。

当刚恒毅宗座代表离开中国后，他来到我们传信部工作。他成了我们部的秘书长，后来还成了枢机主教。

正如之前强调的，这位教会的仆人将来自世界各地而聚集于上海教务会议中的主教传教士们，视为一个标志，以表明全世界的教会都对在中国天主教教友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并充满爱意地参与其中。

教宗在他的视频讲话中说，教会的旅程曾经过，也正经过不可预见的道路，有时会品尝到依撒意亚先知所说的“困苦之饼和辛酸之水”。

我相信，刚恒毅主教和上海会议的许多神职人员会很高兴地看到今天中国天主教团体既完全是天主教的，又完全是中国的。

他们也会为中国天主教对来自罗马主教,即伯多禄继承人的建议和牧灵指示感到高兴。

与刚恒毅枢机保持一致，我们福音传播部的每一位都非常关注所有关乎我们中国兄弟姐妹的一切，并感受到他们的事件对整个普世教会有着重要的展示和分享。

可能会有问题、不理解和意外，但我们对中国天主教会的道路从不冷漠或无动于衷。

今天，与我们同在罗马的，有上海教区的沈斌主教。谁若曾跟进过中国教会的事件和它的过去历史，就知道所有的这些意味着什么。

感谢上主，即使在试探中祂也守护并接纳这个旅程。谢谢！

（Agenzia Fides 21/0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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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本笃十五世曾谴责那些更多致力于增强各自国家权力而不是“扩展天主的国”的传教士的行为，称之为“使徒事业的真正灾难”。

为美国努力奋斗的亚洲新闻、天亚社、陈日君，算不算“使徒事业的真正灾难”？
为日本努力奋斗、为灭亡中国而传教的银色地平线，算不算“使徒事业的真正灾难”？
这是你们的真实水准。其他的我就不一一点名了 ：）

塔格莱枢机阐述首届中国天主教教务会议的现实意义

澳门（信仰通讯社）—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和新地方教会部代理部长路易斯·安东尼奥·塔格莱枢机向正在澳门举办的纪念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一百周年（1924-2024）国际学术会议《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上海会议）：历史与当代意义》发表视频讲话。六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研讨会在澳门圣若瑟大学举行。

在此，我们全文发表塔格莱枢机讲话全文：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在你们聚集在一起进行为期几天的研究、对话和辨别，纪念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二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天主教第一届教务会议（Primum Concilium Sinense）一百周年之际，我在罗马的传信部大楼，谨代表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和新地方教会部向你们每一位表示问候。

上海教务会议是中国天主教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许多方面，它所关注的问题和给出的答案与今天仍然密切相关。请允许我分享以下四点：

1）上海教务会议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端、一个新的起点，因为它把我们带回了教会使徒工作的真正源头和本质，也克服了殖民主义时期似乎普遍存在的误解。这种误解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它倾向于将基督信仰视为其他文明通过政治、社会或文化压力强加于人的宗教教义。这种误解成为传播福音的障碍，往往助长了对教会和传教士的不信任、敌意甚至仇恨。

上海教务会议遵循了教宗本笃十五世在《夫至大》宗座劝谕的教导。文件中，教宗重申，基督信仰“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不陌生”。正如教宗方济各经常反复强调的那样，耶稣带来的自由和治愈是给每一个人的礼物。

上海教务会议表明，传播福音的使命与一种文明和一种文化无关，恰恰为此，它保护和促进各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财富。因此，上海教务会议的文件中呼吁向中国文化和社会性价值观开放。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对立的时代，一些领域助长了所谓的“文明冲突”。上海教务会议指出了另一种可能：文化传统不是封闭的、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开放的，可以相互接触和交流。

2）上海会议召开时，出席会议的主教均为来自其他国家的传教士。大会为由中国主教领导的完全中国化的天主教会的茁壮成长奠定了基础。即使是这一意图，也不是出于策略或人的算计，而是因为在世间朝圣的教会的奥迹。

传播福音和每个人真正的使徒传教成果，总是诞生一个完全融入其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地方教会。但这种沉浸，这种教会在不同环境中的存在，绝不会使地方教会成为一个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的现实。每个地方教会总是与其他地方教会和整个普世教会共融。

3) 上海会议也代表了同道偕行的实现，因着教宗方济各的训导，同道偕行在我们这个时代再次被强烈地重新提出。

在教宗比约十一世授意下主持召开首届中国教务会议的首任宗座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将上海教务会议比作尼西亚大公会议，即“相距甚远的人聚集在了一起”。

同样，出席上海教务会议的神长们体会到，同道偕行不是教会生活中的次要层面，而是教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结构体制性因素。

教宗方济各为罗马宗座传信大学和信仰通讯社联合主办的纪念上海教务会议百年大会发表的视频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神长们在上海的中国教务会议中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众议精神的经验，一起做出了重大决定，圣神使他们聚集一堂，在他们中增进了和谐，将大家带上他们中许多人都从未想象过的道路，同时也克服了困惑和阻力。引导教会的圣神也是如此”。上海教区沈斌主教也专程来到罗马，于五月二十一日出席了在传大礼堂举行的纪念大会。

4) 我还要向刚恒毅枢机致敬，人性方面而言，作为首任驻华宗座代表，他堪称是上海教务会议的伟大领袖。

沿着利玛窦神父的足迹，刚枢机实施了《夫至大》计划。我们可以从这位具有创造力的先知性人物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教宗方济各在视频讲话中还强调，“在上海教务会议中，也得益于刚恒毅总主教的贡献，圣座与在中国的教会之间的共融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造福全体中国人民的果实”。

我祈祷，愿在首届中国教务会议的光照下，你们能更清楚地看到我们与中国弟兄姐妹同行的道路，以便在我们共同见证耶稣基督信仰中，“结出……造福全体中国人民的果实”。愿天主降福你们！

（Agenzia Fides 28/06/2024）

在记忆与预言之间，中国上海教务会议文件的启示
di Gianni Valente

在塔格莱枢机的总结之前，在所有让我们感受到上海会议影响力的报告之后，我的发言集中在一些细节上。因为刚恒毅主教和上海会议的伟大传教直觉并不仅仅停留在原则声明上，而是具体体现在大量明确而详细的准则中，这些准则在法令中和决议案中审批颁布。

在提及各个条文之前，先做一个总体的说明： 中国教务会议围绕着两个主要框架展开，即《1917年教会法典》和宗座牧函《夫至大》。中国教务会议的文件，并且大量引用了宗座牧函《夫至大》。这意味着中国教务议遵循了教会的纪律，正是在这种传统的方式，会议才能产生大胆、创新的改革，以及针对特定情况的调整。而这些正是传教法的力量和有效处所在。

摆脱殖民

上海会议的许多法令、规定和决议案都被一个共同的主题贯穿：迫切地使中国的天主教和活动摆脱束缚，即一切可能使教会看起来像是为外国势力服务殖民的束缚。会议不断强调不要将基督教视为西方帝国主义政策的宗教的附庸。

我提及其中的一些命令：

• 首先，会议要求外国传教士不参与与本国和其他外国的政治和商业活动，不加入政治协会，除非得到自己主教的特别豁免。

• 第25条规定，传教士在传教和工作中必须避免“使当地人长期存在的偏见，即传播信仰是为了给某个或者国家带来利益”（§ 25）。

• • 教堂和传教所的标牌和招牌必须使用中文字符，并且不应包含对外国国家和民族的任何提及。所有的信徒、传教士和神父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所有正当法律。

• • 对于仍然保证外国势力保护传教活动的法律，会议将关于“保护权”的所有问题交由圣座决定。但同时，会议规定尽可能少地寻求外部势力的帮助，只有在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的紧急情况下才可以这样做

会议表达的26条建议中的第一条呼吁根据宗座传信部之前的法令（1924年3月26日），要求从教堂和传教所移除先前悬挂的外国国旗和标志。解释说，这是为了避免那些去这些教堂和传教所的天主教徒被指控为不爱国。

在涉及教堂和传教建筑的法令中（第448条至第453条），建议采用中国的建筑风格，以区别于欧洲的建筑风格，并避免与外国使馆区混同。特别强调，这些使馆区在中国公民眼中显得令人厌恶。

• 公会议承认对自己国家的热爱是正当的，并且应该受到保护。但是，在中国与外国发生冲突时，建议传教士谨慎行事，保持中立态度，避免将对外国势力的怨恨转向传教活动。

• 要求传教士与中国当局建立友好关系，增加接触，以提升教会在中国社会中的声望。《法典》第698条中写道：“通过与当局的良好关系，可以消除偏见，有时可以避免迫害，并且更容易为教会争取利益。”

许多规范和法令包含针对传教士的规定，以使他们摆脱看似殖民时代遗留的习俗。前提条件——例如在第18条会议法令中表述的那样——是“任何修会都不应将传教视为其私事，也不应将传教视为其休会的财产”。

在这方面，最具象征意义的规定之一是废除在公共活动中的跪拜礼和优先权。

在公会议之前，教友被要求在传教士面前跪拜以示尊重。这一做法曾经被认为是与中国的礼仪，为有权威的人所保留下来的。公会法令的第54条废除了跪拜，改为简单地低头鞠躬。这一改变是刚恒毅主教烈推动的，他在抵达中国时被传教士跪拜的情景所困扰。

中国教务会议的规定要求传教士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它们敦促他们深入学习当地语言，以流利且正确地说汉语（不满足于粗浅的了解）；提醒他们不应批评中国人民的习俗、风俗和法律；关于服装，要求传教士穿着他们的宗教服装，避免穿着西式世俗服装；传教士还被要求避免推广自己母语的学习。

一切为了传扬基督

但是中国教务会议记录并不是一本修正过去错误的手册。每一页都关乎未来。人们试图摆脱殖民主义的负担，更加热切地希望在中国能够兴起一支年轻的本地教会。

这次教务会议重申，当一个教会拥有自己的教堂和本地的神职队伍时，它才能真正称得上根植于一个地方的教会。第131条规定，对于显示出合适性的本地神职人员，不得禁止其担任任何教会职务。第132条要求尽早开始从中国神职人员中选拔主教候选人。

在鼓励传教士之间建立兄弟般的关系的呼吁背后，也意味着需要设想在由来自其他国家的主教领导的教会中，传教士与本地神职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时，外籍的传教士对本地神职人员的傲慢态度会带有歧视性的语气，甚至带有种族主义的倾向。

这次中国教会会议促进了本地修会团体的建立。会议议程还包括成立专家委员会，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以及其他负责编写教理问答、教材和出版公告的委员会。

有58条条款专门针对学校和教育事业。其他条款则涉及慈善事业，强调这些事业并非单纯的社会救助，而是在对穷人和受苦者的慈爱中彰显了“上帝的荣耀”和他“为了拯救灵魂”的作为。

许多准则是为平信徒保留的，强调迫切需要促进平信徒团体的建立，特别是要重视教理的工作。第47章专门用8条准则讨论教理传授，要求他们具备良好的准备，并充满使徒热情，以免被非基督徒视为单纯为了薪水而传教的雇佣兵。

当没有神父时，负责团体的平信徒也被授权主持洗礼和祝福婚礼，并召集团体祈祷。

在第四卷（《关于福传工作》）中还包含一些有趣的指示，例如，邀请教区主教“频繁且简短”写的牧函，以父亲的身份跟进团体的进程，并强调要按照《教会法典》建立的合议机构来构建教会共融。

第584条强调了在各个代牧区召开公会议，主教会议、和神职人员会议的必要性，以及定期举行地区和全体公会议，其中后者至少每20年举行一次。

此外，其中一条建议向圣座提出，要求对教区和教会管辖区进行新的划分，从现有的5个地区调整为17个教会管辖区，大致对应当时的省级行政区划。

这次教务会议的文件中充满了对中国人民表示尊重和关怀的注解和规定。建议重视中国传统美德，如对父母的孝道，同时禁止天主教徒由家庭为未成年子女安排的婚姻。

对与葬礼相关的被称为“迷信”的做法及一些 中欧力仍然保持距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礼仪”（刚恒毅主教的说法）的可怕问题仍未解决。与此同时，也强调了摒弃优越感关于中国文化和习俗。

第709条承认，许多迷信源于儒教、佛教和道教，但指出应将孔子、孟子和老子视为生活在基督之前的哲学家，他们认可并追随重要的价值观。当然，这些人物不应被神化，但也不应被妖魔化或排斥。

有一个具体问题在会议中倡导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那就是会议提到的鸦片问题。由于西方列强的犯罪政策和地缘政治策略，鸦片在中国人口中造成了大量受害者。

天主教会在上海会议上提出了详细的规定，以帮助根除这一灾难。要求代牧们成立平信徒委员会，组织反对鸦片贸易的运动（第431条）。鸦片的种植和吸食被天主教禁止（第432条）。

鸦片贸易在当时的中国及其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中意味着什么是众所周知的。英国轰炸中国港口，发动了“鸦片战争”，用炮火强迫中国接受鸦片贸易。这是殖民政策对中国最为罪恶的一幕之一。而在上海会议上，立场是明确的。

最后一点注释：中国教务会议几乎被当时的传教专业报刊所忽视。当时最重要的杂志仅仅转载了《罗马观察报》的一篇文章。他们对《夫至大》宗座牧函也几乎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百年过去了，可以说他们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关于他们的工作。那时的传教士报刊编辑们被固有的刻板印象所束缚，没有意识到他们手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没有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上海的中国教务会议中，那个神秘的回声是使教会教会活跃并在历史长河中前行。

（Agenzia Fides 22/0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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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断言：天主教永远做不到这些！